巨野教案始末

作者：奥玛哈咨讯

1897年11月1日，月黑风高之夜，山东西南部曹州府所辖的巨野县磨盘张庄，发生一起凶杀案，借宿在该庄教堂中的两名德国传教士死于非命，这就是载入史册的巨野教案。德国正是以此为借口，派兵侵占了青岛，列强接踵而至掀起了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

端详地图，不难发现，巨野与青岛相隔甚远，本无太多的渊源，也无显见的瓜葛。为什么当年的德国殖民者会将这两个原本并不相干的地方扯到了一起？青岛的历史命运为何因此而拐弯、脱轨而出、走上了一条与很多同类城市截然不同的道路呢？

随着岁月的流淌，如烟的往事变得越来越不清晰、越来越不真切了。 120多年前发生在遥远的巨野乡下的那场血案，不仅在很多人心目中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而且即使在史家的专业叙述框架之下也大多是大而化之、近乎概念化的说辞。当年的那场血案真相究竟如何呢？时至今日，很多人只要一触及这个话题，马上会条件反射般地闪现出“农民出于义愤杀死了为非作歹的传教士”等程式化的答案。可是，历史真的会这样简单吗？会以这样一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方式演绎吗？如果那样的话，历史的精彩、历史的丰富、历史的生动便会消弭得一干二净了。

真实的历史与言说的历史之间永远存在着无法逾越、无法填平的鸿沟，一旦遭遇一个信息既不透明也不对称的蒙昧、封闭的环境，那真实发生的历史往往会被扭曲、被肢解，从而变得面目全非了。

探寻历史的真相，哪怕是穿越了120多年时空、正在渐行渐远的真相，打捞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在一地鸡毛中明察秋毫，在蛛丝马迹中甄别真伪，对于一个从悠久的历史中走来的民族来说，不仅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120多年以前的那个冬雨淅沥、寒风凛冽、波诡云谲、险象环生的夜晚，千里之外的巨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让我们走近岁月深处的那个现场，一探究竟吧。

剧烈碰撞的伏笔

那是一个遥远的年代，是一个并不曾出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这种煌煌论著的近乎蒙昧的落后时代。然而，文明的冲突其实源远流长，在那个时代已现端倪。

自视甚高的西方文明，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一路扩张。新航路开辟之后的世界，俨然成为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整体，“地球是平的”就是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让中国鼻青脸肿、跌跌撞撞地进入到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

当历史的车轮滚滚驶入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在鸦片战争之后屡受列强坚船利炮欺凌的中国，又被日本在一场甲午战争之中击败。风雨飘摇之中，天灾人祸，交替叠加，民不聊生，饿殍盈野。

一向被视为中国儒家文化发祥地的山东西南部，包括兖州、济宁、曹州等地，就是那个萧条时代的缩影。原本作为血管和动脉的大运河，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持续的干旱少雨，令当地人赖以生存的农作物不断歉收。官府的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多如牛毛。贫困，成了一道弥漫开来的乌云，愈演愈烈。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鲁西南的民众出路何在？匪夷所思的现象出现了，穷与愚，宛如孪生兄弟，终于携起手来。这一片贫瘠的大地之上，习武练拳、迷信咒符蔚然成风。各种各样有渊源的民间团体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什么白莲教，什么金钟罩，什么大刀会，什么红枪会，层出不穷。这些抱团取暖的民众游荡在已然失控了的乡村大地之上，也游荡在合法与非法的模糊地带之中。有的带有“义”的鲜明色彩，也有的刻有“匪”的深刻痕迹。

面对鲁西南烈火干柴的局势，内外交困的满清王朝，犹疑不决，一度徘徊在“剿”与“抚”的两难处境之中，难以寻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一旦遭遇铁定了心、不认同这些团团伙伙基本价值取向的官员，那就会让天平倾斜到“痛剿”的一端，而一旦碰上首鼠两端、暗中认同这些团团伙伙、认为其“忠勇可嘉”的官员，那天平就会立马倾斜到“暗助”的另一端，前者如山东巡抚袁世凯，后者则如山东巡抚李秉衡和毓贤。

巨野的那场惊心动魄、影响深远的血腥命案，就发生在李秉衡担任山东巡抚、毓贤担任山东臬台（提刑按察使）期间。一场不同寻常的命案，一个上升到政治角度的教案，之所以会发生在穷乡僻壤的巨野，并非偶然。

山东巡抚李秉衡

1885年，曹州府管辖的巨野县磨盘张庄，出人意料地耸立起一座带有异域风情、美轮美奂的教堂。在这片古老而封闭的乡村大地上，其所起到的震撼意义，非语言所能描述。毕竟，这里距儒教的大本营、孔子的诞生地曲阜，近在咫尺，其上的曹州与济宁、兖州共同构成了最牢不可破的儒家文化核心区。不远万里、漂洋过海而来的外来宗教天主教，直面和冲撞的就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纵深地带。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一场命案的根子，就这样扎在了这有着浓郁的古风古俗的大地中，静静地，不显山也不露水，慢慢地，积聚着怒火和仇恨，等待着破土萌发那一刻的到来。

教堂是传教士带来的“礼物”。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名词，也是一个欲说还休、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殊群体。古代中国行至末路之时，便有传教士进入中国，但大多聚焦于传播“器物”，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在中国史册上留下的大多是正面、美好的形象。近代中国刀光剑影之下，再度出现的传教士，有了不平等条约作为庇护，整体上所扮演的角色与他们的先辈们迥然不同了，他们，寻求的不仅仅是“器物”的传播，更为重要的是“人心”的改变，而这，恰恰是千年以降、儒教盛行的中国传统社会所最为忌讳之处，原本温和的宗教，在传播中，多种因素一起发力，失去了温文尔雅的形态，传教士们一下子就被推到了矛盾漩涡的最中央、推到了冲突的最前线。

德国学者余凯思在《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一书中写道：“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武力强制下被迫开放，中国的开放也为传教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然而，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实际传教活动仍遭遇到中国居民的强烈反对。反对的原因出自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多种因素。 ”传教士们往往一肩挑着宗教，另一肩还挑着科学。肩负双重使命的传教士，往往很难在中国文化语境之中得到理解。中国有着五千年一以贯之、不曾中断的独特文明，这种文明的巨大惯性，早已深深地植根于每一个人的心头，对任何外来的文化先天性地具有阻抗力。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并没有太多基于实验室严密试验的科学成果，而西方偏偏又在这方面掌握先机和优势，传教士们义不容辞地扮演起“普度众生”的角色，试图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尤其是西医来“造福”被他们视为落后和蒙昧地区的民众。西方科学重视实验室操作，西医更是如此。当传教士们身边带着瓶瓶罐罐，里面用药水浸泡着残缺不全的人的器官乃至完整成型的胎儿，用针管给人注射药剂或抽取人的血液，用手术刀给人做外科手术，用麻醉剂让人失去知觉，所有这些情景，在没有科学普及的大背景之下，赫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那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不言而喻的恐怖，难以言状的痛苦，众口一词的喊打。

要解读这种历史事件，最简单的莫过于寻找一个参照系，参照系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进行理解和思考。还是实验室里的实验标本，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躲避战火，很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内迁，其中四川的李庄成了安营扎寨和暂时栖身之地，著名作家岳南在其历史纪实作品《那时的先生》一书中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晚上，从船上卸下一些木箱子，很多村民在微弱的灯光之下围观，挑夫们一不小心，摔碎了一个箱子，从中滚出了几个医学实验用的人的头颅！这下好了，围观的人一哄而散，谣言蜂起，说来了一帮“吃人的人”，很快义愤填膺的百姓就聚拢起来，非要动用私刑、自行处置带来这些“骇人之物”的科学家不可。害得当地不得不出动军警进行保护，并举办公开的标本展览、公开的科普讲座，才化险为夷。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要是往前推移半个世纪的话，传教士带着这些“骇人之物”出现在普罗大众面前的时候，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可想而知。

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上都流传着外国人“吃人”的谬传和谣言，一些人每每将自己亲眼见到的瓶装的、泡在药水中的人体器官当作铁证。所以，在一定语境之下，眼见未必为实，就是这个道理。

这不胫而走的流言蜚语，煽惑力极强。不仅底层民众相信，就连一些政府官员和士人乡绅因早就对天主教反对供奉乱七八糟的神像、反对烧香磕头等礼数心生愤恨，也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大肆鼓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学者安丸良夫曾搜集到一些中国鲁西南的民间揭帖，发现上面有“教堂的地基里埋有小孩的心脏和眼珠”“洋人用麻药诱拐孩子”“洋人用小筒取临死病人眼珠”等骇人听闻的说辞。

对洋教及其传教士的憎恨，一天天地滋长着。恰在此时，德国崛起，寻求世界政策，谋取在中国的一席之地。短时间内，德国异军突起地在对华事务中扮演起了主角。这不仅有兵锋直指胶州湾的军事力量，还有在鲁西南变得越来越强势的传教力量，两股力量一旦合流，就会掀起滔天巨浪。

太岁头上敢动土

鲁西南，向来是令西方侵略势力忌惮的地方。民风彪悍，习武成风；宗族抱团，盘根错节；儒教流行，根深蒂固；酷吏层出，矛盾重重。习武的民众，聚集的宗族，权威的乡绅，贪腐的酷吏，在反洋教方面，竟然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共同语言，达成了共识。出于忌惮，法国传教士不敢来，意大利传教士亦不敢来，唯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德国传教士来了。汹汹的当地民意，视之若寇仇。在人们眼中，到儒家的核心地带来传播洋教，这还了得，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又是什么呢？偏巧，新兴的德意志帝国，也有坚船利炮，传教士也可以有恃无恐，而日耳曼人向来又是极为执着的民族，“要么理性，要么偏激”，容易走向极端，要不然也不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同样巨大的创痛。

1890年，德国取得了在鲁西南的传教权。这是一个博弈的胜利，还是同伴挖好的陷阱，迄今学界仍津津乐道、见仁见智。也就从那一年开始，德国传教士的噩梦开始了。

其实，清朝在批准传教士进入鲁西南的时候，也曾担心其会遭遇顽强的阻抗。德国史学家施丢克尔在其所著 《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一书中，曾经引用过清朝总理衙门的一份公函，上面写道：“中国是信奉孔教的，而兖州府正是民族圣哲孔子生活和活动的地方，因此，这个区域被看作孔教的摇篮。在那里建筑一座教堂的企图将引起民众最强烈的激动，因此是行不通的。教士们在努力传布教义的同时，也仍须考虑到这个国家的情形。 ”

沉浸在“拯救罪人”和“传播福音”理想中的传教士们往往拥有一种“勇敢”和“献身”的精神，往往拥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和“迎难而上”的精神，他们盯上了鲁西南，非要在此“大显身手”。敌意，在慢慢聚拢。危险，在悄然逼近。德国传教士在远离其本土、完全陌生的鲁西南乡下，越来越感受到脊背发凉，背后有无数双冷飕飕的眼睛在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巨野教案的当事人薛田资

斯泰尔修会承担了在鲁西南的传教任务。派驻鲁西南的主教是德国人安治泰、副主教是奥地利人福若瑟，他们手下有一位骨干薛田资，坐镇巨野县磨盘张庄教堂。他们得到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全力支持，气焰日益嚣张。 1890年8月，威廉二世在柏林曾当面对安治泰承诺：“将给予主教的教团以完全而充分的保护。德国将在宣教士遭到不法迫害时，出面保护山东南部教团的合法利益，保障其生命与财产的安全。 ”为了与山东地方官吏更好地打交道，安治泰从清朝政府那里直接索要官衔，1893年获三品顶戴，1894年获二品顶戴。须知，山东巡抚二品顶戴，山东臬台三品顶戴，安治泰取得了近乎山东地方官的政治地位，更加肆无忌惮。不过，他及其手下的传教士，并没有因此获得安全感。相反，在鲁西南的处境日益恶化。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鼓吹德国的武力介入。载入《德国外交文件》第1卷的第3662号档案文件披露，1896年3月18日，安治泰哀叹，“我们在山东已经不受中国官厅和人民的尊敬了”，强烈呼吁德国政府“采取积极行动，俾使华人重新尊敬德人”。不能不说，对鲁西南传教士处境的关注，也是德国出兵中国抢占租借地的初始动因之一。

雨夜突发的命案

1897年11月1日，巨野县磨盘张庄（张家庄），永远载入了史册之中。那一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那一天上午，阴雨绵绵。冷寂的张家庄教堂，迎来了远方的客人，邻区的韩·理加略神甫和能方济神甫前来找张家庄教堂的薛田资，商量事情。雨越下越大，他们走不了了，当天晚上，借宿于此。薛田资让出最舒适的卧室给客人，自己临时到看门人的简陋小屋睡觉。半夜时分，突然，响起了剧烈而急促的砸门声，接着，火光摇曳，人头攒动，夹杂着叫骂声，不绝于耳。用薛田资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的话说，那就是，“就像所有的恶鬼都从地狱里放出来一样。我的小屋子被外面的火把照得通明。 ‘杀！杀！ ’那一群人叫喊着，邻屋窗子玻璃被打碎的声音，接连不断的砸门声，终于传来了胜利的叫喊”。本来，薛田资准备走出藏身之处的，猛然间，听到那伙人在嚷嚷着，要找“长胡子神甫”，“声言要扒了我的皮”，终于明白，凶手的目标就是自己，所以大气不敢出，躲在小屋中蛰伏了许久。村庄里的教徒们，在睡梦中被惊醒，纷纷抄起家伙，前来教堂救援。

能方济（左）韩理加略（右）

天亮以后，赶紧报官。阴差阳错、捡了一条命的薛田资看到了惊骇的一幕场景，他在《在孔夫子故乡》一书中写道：“整个房子成了一片血泊，两位教士躺在一张床上，韩神甫还在倒气，能神甫大概已经死了。”“验尸的时候才发现，凶手是如何的嗜血成性。能神甫受了十三处伤，韩九处，都是致命的。能神甫的头颅开了花，胳臂和胸膛全被戳穿了。下腹部有好几处伤。连腿上也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能神甫的多数伤口都在下腹部，他大概夺过刀，十个手指头几乎都被刺断了。 ”

送上门来的口实

此时，德国驻华公使海靖正在中国的汉口，名为“考察”，实为寻找德国入侵、抢占青岛的借口。汉口之行，也难为了海靖这个高级外交官。在德国由守转攻，由局限于欧洲的“大陆政策”转向瞄准全球的“世界政策”之时，海靖走马上任，来到了遥远而陌生的古老中国的心脏北京。他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德国侵华急先锋和马前卒的角色，与一文（德国传教士）一武（德国东亚舰队）遥相呼应，与这两股势力拧成一股绳儿，为德国谋取在华的利益，尤其是一个已经策划了许久许久的“海军站”和“桥头堡”的蓝图，不遗余力。之所以底气十足地冲锋陷阵，盖缘于他对德国的国家战略和领袖意志早已揣摩透彻了。

一个不容忽视的节点，深深地镌刻在这位远离本土的外交官的心上了。那是1897年8月7日至11日，威廉二世去了一趟俄国。这次秘而不宣的外事活动，让中国成了德国可以探囊取物、任意取舍的砧板上的一块“肥肉”，而中国自己却浑然不知、蒙在鼓里。威廉二世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基本达成了共识，德占胶州湾和青岛，俄占大连湾和旅顺，双方各取所需，相互支持。当消息飘然而至，传到北京东交民巷德国驻华大使馆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海靖闻讯以后手舞足蹈、喜不自禁的那种激动和狂热。

曾经有两个机会，可以被海靖利用来大做文章，奉献给威廉二世作为对中国 “动手”的“导火索”，一是清朝的礼仪官员贸然扯了他的袖子，此所谓“扯袖事件”，二是德国舰船遭到百姓投掷的石块袭击，此所谓“石击事件”。这两起意外事件，差一点提前引爆了德国对华的军事行动。然而，海靖是个思维相当缜密的、自控力相当之强的职业外交官，同时还是一个对驻在国文化心理了若指掌的“中国通”，深谙中国文化中进退有据、得失有道之说，权衡利弊之后，总感到火候不到、时机并不成熟，最后隐忍了，没有贸然发作。他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不会贸然出手的，他知道欲速则不达、夹生饭不好下咽的道理。等待着，海靖一直在等待着最佳的、果断出击、一击致命的那个“天赐良机”。这个机会，终于被他等来了。

惊动朝廷的急电

巨野磨盘张庄，一个名不见经传、默默无闻久矣的小小村落，一个偏居一隅的穷乡僻壤，一个在地图上都很难定位的地方，一夜之间，爆出了惊天命案，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人命关天，非同小可，终于可以用来做足文章了，和颟顸的大清王朝进行一番斗智斗勇的博弈，会让海靖这个德国政府在华代言人感觉到“前所未有的酣畅淋漓”。

清朝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实在低下。巨野发生了惊天巨案，山东官场的反应相当迟钝。虽然第一时间，巨野县衙接到了侥幸逃脱的薛田资的报案，大惊失色，出了现场，验了尸体。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级之上，便凝固了。一个古老的农耕社会的土壤，一个传统的独裁皇权的机制，不可能构建更加透明、更有效率的应急反应体系。且不说远在北京的总理衙门等中枢神经没有触动，就连近在咫尺的济南的山东巡抚也蒙在鼓里，完全不知情。凑巧，此时此刻主政山东的巡抚就是李秉衡，维持山东全境治安的是从曹州知府任上刚刚提拔上来的臬台毓贤，两个人骨子里都有挥之不去的排外和保守的情结，德国在山东的传教士原本就很打怵与此二人打交道。

宛如晴天霹雳，让大清王朝昏沉中惊醒、惊出了一身冷汗、惊得目瞪口呆的，竟然是从汉口发来的一封加急电报

这封急电出自海靖之手，由于它关乎青岛乃至中国的命运，我们有必要仔细端详一下，看看案发之后，德国人是如何拿捏分寸的。

“为照会事：查在山东南境德国传教士遭一最凶横之事，十月初七日，曹州府有德国传教士二人，一人被杀，一人无下落。又，寿张县德国传教人房屋皆被劫掠。本大臣请贵大臣急速设法保护住山东德国人性命财产，此事全责之于中国国家，暂且先望设法严惩滋事之人，为德国人伸冤。须至照会者。 ”

这封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发给当时总理衙门的电文，落款时间为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1897年11月7日）。距离案发，已经过去六天时间了。字里行间，不难发现海靖的良苦用心。至少有三个端倪，显而易见：一是德国官方并不掌握凶杀案完整的、真实的信息链条，甚至连伤亡情况了解得都不准确，说明当时情报的传递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二是巨野凶杀案并非孤立个案，几乎同时，寿张也出现了针对传教士的劫案，说明鲁西南地区反洋教斗争如火如荼、蓬勃兴起，大有按下葫芦起了瓢迅速蔓延之势；三是此刻海靖还没有接到国内的权威训示和明确指令，说明德国官方应对的方案和基调并未完全确定，尚未铁定了心大做文章一举夺取青岛，正处于一个踌躇阶段，并没有一步到位直接进入不容置疑漫天要价的强横阶段，作为驻外使节，职责所在令海靖不能不在第一时间发声，不能缺位，但也不能越位，不能越俎代庖，调门不能太高，口气不能过硬，只好先甩出“伸冤”这类可伸可缩、富有弹性、留有余地的价码。

我们可以设想，清朝总理衙门的大小官员接获电文之后的大惊失色。情急之下，国家机器的运转速度可以超乎想象地加快。几个小时之后，同一天之内，他们草拟了给山东巡抚李秉衡的电文,当天便发往济南：“匪徒闹教杀毙洋人，关系綦重……希速饬查滋事人犯，严拿重办，以免借口生事”。不容置疑的严峻口气，不能不引起山东官场的高度重视了。

一天以后，即十月十五日（11月9日），山东巡抚李秉衡的回电，发抵北京的总理衙门：“十三日电敬悉。顷据兖沂道及巨野县禀报，据教士薛田资投称，十月初七日，德教士能方济，自汶上至曹县传教，在伊教堂与韩理一处住宿，是夜被盗进院行窃，教士韩理等惊觉喊捕，盗匪临时行强，打毁窗户入室，用标枪扎伤韩理、能方济肚腹左肋等处，移时因伤身死，并劫去钱票衣物逃逸，由县亲诣勘验无异等情。当经批饬该县勒缉凶盗，务获究办，并悬赏通饬缉拿在案。又据寿张县禀报，该县郑家园教堂，于十月初五日夜，被盗行劫银钱衣服等情，亦经批饬赶紧缉拿。一面饬地方官妥为保护，并有无别情，查明禀复。谨电闻。 ”

薛田资拍摄的巨野民众

在朝廷的严格督办之下，一向办事拖拉、推诿扯皮的山东各级衙门紧急行动起来了，不仅巨野知县许廷瑞 “摘掉顶戴花翎”“光着头”“官轿缠上锁链”以“罪臣”身份急赴现场，大有负荆请罪之势，而且时任山东臬台、向来以“酷吏”著称的毓贤亲自出马了，兖沂道锡良也率精干官兵星夜兼程赶赴案发地，力求迅速破案，平息事态。一时间，通往巨野县磨盘张庄的道路上，尘土飞扬，马蹄得得，官员、清军、衙役、捕快蜂拥而至，连同周边地区，紧张的空气在渐渐聚拢、凝固、弥散，呈现出一派肃杀的气氛，与这寒凝大地、寒风呼啸的冬季恰好呼应。

一周之后，十月二十一日（11月15日），李秉衡致电总理衙门，声称案件告破：“巨野教案，前已将该县摘顶勒缉，并将寿张知县摘顶矣。顷据兖沂道禀报，已督同营县，拿获盗犯惠潮现，即惠二哑巴等四名，确系巨野案内正犯，讯供惩办，谨先电闻。请代奏。 ”

那么，案件真的水落石出了吗？惠二哑巴真的就是主要凶手吗？答案是，非也。

冤死鬼与逃逸者

在一个刑事勘察与刑侦技术水平低劣的时代，在一个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能力相对落后的乡村，如此之短的时间，如此之高的效率，就破获如此重大的案件，简直有点儿匪夷所思，不仅今天的我们不敢相信，就连当时的德国人甚至北京总理衙门的一干人等也未必深信不疑。

那就只有一种解释了，真凶并非惠二哑巴这几个人，而是另有其人。当然，惠二哑巴也并非良民，本来就游手好闲，小偷小摸，在官府黑名单上是挂了号的。在朝廷的严令之下，他们几个正好可以被抓来充当替罪羊，严刑拷打，屈打成招，草率结案。这在大清朝的体制机制之下，并不鲜见，而且符合逻辑。

最终的结局是，惠二哑巴（惠潮现），与另一被捕者雷协身（雷继身）一道，最后被判处“斩立决”，斩首示众。这两颗被刽子手的鬼头大刀硬生生砍了下来的脑壳，涂得漆黑，高悬在巨野城的门楼之上好长时间，为的是以儆效尤，杀鸡儆猴，震慑这方大刀会横行无忌的大地之上那些对洋人高度敌视乃至蠢蠢欲动的草民和缙绅们，警示他们千万别玩过了头。箫盛业、姜三禄、张允三人，被判处五年监禁。另有四人，即张高妮、王大脚、贾东洋、高大清，因证据不足，羁押待审。这是清朝官方对巨野凶杀案的权威说法，被捕的涉案嫌犯为9人。

对于这个名单，德国人从来就没认同过。他们有自己的情报渠道，有自己遍布社会各层面的眼线与耳目，很快，整出了一个德国版的嫌犯名单。

薛田资亲自去找许廷瑞求情，“宁愿一人不抓，也不要惩办这些无辜的人”，此时此刻，已经被革职查办了的许廷瑞，自顾不暇，既无闲心、也无余力管这些事情了，只能摇摇头、摊摊手，表示无可奈何。

新任巨野知县茅乃厚很快上台，薛田资不仅再次出马申明此案处理有失公正，而且直接递给他一份“真正的凶手”名单，列入其内的一共有14人。在冰冷刚硬、陈旧僵化的专制机器面前，薛田资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惠二哑巴、雷协身两人如期被送上了断头台，身首分离。

后来，薛田资在其1902年出版的回忆录《在孔夫子故乡》中这样写道：“杀害两位神甫的真正凶手虽然尽人皆知，但却逍遥法外，后来甚至以此事自夸于人，他们还是1899年和1900年暴乱事件的发难者。也确实砍了两个人的头，抓了七个‘证据确凿’的人，但他们都是无罪的。中国的官僚处境狼狈，进退维谷，他们认为，只要判决几个人，德国人就会退出青岛，事情就会仓促了结。事情发生不久，好几个大人，也包括臭名昭著的毓贤，聚集到巨野县城来进行审判，对几个不知什么时候犯了点什么罪的犯人刑讯逼供，逼着他们招认。中国官僚把几条人命看的一钱不值，大约有五十人被抓了起来，有一部分人很快释放了，有一部分人被严刑拷打致死，有的死于传染病，牢房里几乎一直有传染病流行。 ”这里，薛田资的记述有误，只有五个人被清政府认定为“证据确凿”。

那么，薛田资递交给茅乃厚的14人名单，最后下文如何呢？薛田资说：“他一上任，我就交给他一份参与谋杀案的十四人名单，他暗中差人送了消息，要他们逃跑，然后，才带着重兵到村里去抓人。他装作十分惋惜的样子通知我，凶手都已经从那里逃跑了。 ”

遗憾的是，这份德国人言之凿凿的14人名单，薛田资在回忆录里没有详细罗列，今天的我们无从知晓。

不同版本的说法

不过，还存在另一个版本的14人名单。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今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前身），曾对巨野教案进行过田野调查，最后形成了一份相当珍贵的 《巨野教案调查》，根据口耳相传和档案资料，整理出一个嫌犯名单。极为巧合，竟然也是14人。此14人与彼14人，有无交集，有无重叠，目前不得而知。

列入山东版14人名单的有：曹言学、王昆仑、曹传青、曹传德、曹作胜、曹作明、曹传荣、曹义忠、奚金兰、奚际香、奚际礼、奚效方、侯七、刘德润。这份名单最后载入了《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分册之中。

此外，远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则牢牢地锁定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当地大刀会会首赵天吉。查阅巨野教案交涉期间的档案，发现，1898年1月26日，海靖曾给总理衙门发去一份外交照会,用了“据准信”这三个汉字，一口咬定赵天吉为“正凶”，指责曹州府官员不肯捉拿赵天吉等大刀会首领，是一种“庇荫遮掩该会之行为”，甚至公然提出派德国外交官带兵前往曹州府直接办案，捉拿“正凶”，被总理衙门拒绝。

在这场围绕巨野教案展开的中德两国交涉中，不难发现，从一开始，两国的立场就完全不同。清朝将此案定性为“起意行窃”“杀人越货”的刑事案件，而德国则完全不认同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案发现场，歹徒们吆吆喝喝，找寻“长胡子神甫”薛田资，扬言要“扒了他的皮”，这哪里是盗贼所为呢？而且盗贼一般是“要命不要钱，要钱不要命”，这次，分明是“既要命也要钱”，有相当明确的目标，于是，将其定位为“官吏庇护”“暴民排外”的政治案件。

立场的迥然有异，其实源于初衷各不相同。清朝试图以“刑事案件”来控制事态的发展，防止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发生，德国因早已觊觎中国的领土主权，甚至在沙皇的默许之下，已经将枪口瞄准了胶州湾，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大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势，这触动“扳机”的动因，这欠缺的“东风”，终于从古老中国的核心地带刮来了。正是因了这起巨野教案，德国对胶州湾早已准备就绪的军事行动付诸实施了，青岛由此沦为德国的殖民地。

隐匿幕后的真凶

真正的涉案凶手，逃之夭夭，逍遥法外，这是巨野教案最大的看点，也是最耐人寻味之处。

我们且看姓名翔实的那份山东版14人名单。不难发现，其中，姓曹的所占比例最大，7人之多，高达50%。这说明了当地宗族大姓势力很大，这也是地方官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强占青岛 图为德军在青岛的登陆演习

曹庄，是巨野县紧紧毗邻磨盘张庄（张家庄）的一个古老的村落。洋人先是在张家庄建教堂、传洋教，使得张家庄成了一个传教的中心。曹庄不可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慢慢地，曹庄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皈依了洋教。问题是身为一庄之长的曹作胜，却和张家庄教堂的薛田资神甫结下了梁子，矛盾愈演愈烈。对此日本学者佐藤公彦在其所著 《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曾经进行过分析，这个曹作胜德行不好，曾经申请入教，遭到薛田资的拒绝。再加上按照教义，信教的人不敬奉杂七杂八的鬼灵，不愿意在这上面耗费金钱，这让他组织的一些活动经费紧张。 “曹作胜感到作为庄长的面子受损，再由先前入教被拒对自尊心的伤害，因而更对教会和教民怀有恶感……最终与其弟曹作明和村外的大刀会联手。 ”眼睁睁看着手下的曹氏族人入得了洋教，而自己却被拒之门外，宗族的裂痕越来越大，曹作胜的怨恨便一天天地滋长。 “至少教民与持关帝庙信仰的村民之间常有矛盾，因此由于比较富裕且有社会影响力的曹氏数家入教，毫无疑问不仅给曹氏宗族也给村落社会生活本身带来裂痕。其标志为迎神赛会时使用的戏棚变为教堂，致使祭祀时无法演戏。可见与曹作胜的对立，背后存在着教民一方与希望维持旧有传统村落生活的村民一方围绕着村庄主导权的斗争。其间，约占该村半数的教民一方具有优势，败北的村民一方的领袖则发誓复仇，致使与外部势力联手。 ”

当死里逃生、心有余悸的薛田资想起那天晚上，那一伙明火执仗的凶徒，那一声歇斯底里的“长胡子神甫哪里去了,非扒了他的皮不可”叫嚷，直觉告诉他，这是仇人来寻仇了，那么，1893年才来到中国，1896年才进入张家庄的他，最大的仇人又会是谁呢？非曹作胜莫属。所以，凶案发生之后，薛田资最大的怀疑对象就是曹庄庄主曹作胜。

不过，这起凶案，并没有这么简单。佐藤公彦在深入调查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新说：盗匪刘德润是元凶。刘德润是巨野县独山集小刘村人，当过盗匪，后来金盆洗手、漂白了身份。殊料，曾经同为匪伙的魏伯溪，摇身一变当上了巨野县衙的捕头，邀功请赏，向知县许廷瑞举报了刘德润。刘德润闻风而逃，魏伯溪捉拿了他的妻女。“为了陷知县、捕头于困境，实施了报复性袭击。 ”

刘德润是凶手，还有更多的证据，来自于当地的地方史志。多年以前，笔者创作《青岛近代史》时，就曾经查阅过当地的第一手材料，发现刘德润的嫌疑最大。

《菏泽地区志》写道：“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七日，巨野县农民刘德润、奚老五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率众夜入磨盘张庄德国天主教堂，杀死两名德国传教士，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巨野教案，亦称曹州教案。德国以教案为借口，派军舰侵占胶州湾，将山东划为德国势力范围。 ”虽然着墨不多，仅寥寥数笔，但准确地锁定此案为刘德润等人所为。

那么，刘德润为什么要杀人越货呢？事情远比想象得要复杂。 《巨野县志》给出了详尽的答案。只不过，这里，出卖刘德润的匪伙，不叫魏伯溪，而是叫魏培喜。魏培喜抓了刘德润的妻女当人质，试图逼刘德润束手就擒。没想到，刘德润摸进附近的曲阜孔府，盗走了孔府的小外孙，要挟魏培喜和许廷瑞释放妻女。虽然一介武夫，但他知道，孔府的能量有多大，一道孔府的 “龙文”，足以让魏、许之流投鼠忌器，有所忌惮，乖乖就范。他在孔府影壁上留下了这样的文字：“不要金，不要银，只要孔府下‘龙文’，巨野县衙去救人，救出德润刘门女，送还你的好外孙，若不为民主正义，休怪好汉刀不仁。”果然，迫于孔府的压力，巨野县衙释放了他的妻女。

万万没有料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妻女出狱后，刘知她们受到侮辱，决心报仇。他想到清朝受洋人控制，张家庄教堂的德国神甫薛田资胡作非为，民愤极大，何不借洋人的头，逼朝廷斩赃官的头呢？于是下定决心，立即找好友奚效方、奚老五、奚金兰等，议定行动计划”，一场惊天大案就此爆发。

作案以后，这些人的结局如何呢？ 《巨野县志》记载：“刘德润等为躲避干系，远走高飞。奚效方回到安徽太平，后客死江南。奚老五远走他乡不知所终。刘德润带领全家逃到梁山很偏僻的张博士庄隐居起来。 ”

余音缭绕的悬案

至于那个被德国驻华公使海靖锁定的赵天吉，系当地大刀会首领。佐藤公彦对其身世做过考证，“当时是七十多岁的老人，骑黑马来往各地，自河间府到山东阳谷县、菏泽（曹州府）及河南省，长年在这个广阔的区域内秘密地组织门徒。刘士瑞（1853—1896），是一个较为富裕的农家三子，拥有土地数十亩，已结婚生子。赵天吉在流浪的过程中住到刘家”。就这样，赵天吉与刘士瑞结下了莫逆之交，刘士瑞参加了大刀会，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名声很大的一方首领。刘士瑞后来被官府捕杀，赵天吉为之复仇，便策划并实施了凶案。

海靖之所以死死咬住赵天吉不放，他的所谓“准信”又是从何而来呢？来自副主教福若瑟。福若瑟偶然间得到情报，1897年11月12日，距离案发时间不久，鱼台县的衙役抓捕了一名大刀会成员，名叫鲁南玉，此人供述，“杀戮德国教士系大刀会所为”。随即，和盘托出大刀会杀人的前因后果：“大刀会是赵天吉创立，年约有70多岁，系阳谷县人，”“赵天吉当时在张家庄殴杀德国教士二人，因其徒大刀会头目刘士瑞被斩，故向教士报仇。 ”获此情报之后，福若瑟立即赶往鱼台县衙，面见知县张则程，共同提审在押的鲁南玉，“鲁南玉出供与前供相符”。福若瑟由此盯上了赵天吉，这才有了海靖的“据准信”之说。

1898年初，福若瑟侦知赵天吉的下落，上报兖沂道和兖州镇总兵，声称“风闻此人现在江南沛、丰两县往来游荡”，兖沂道和兖州镇总兵哪敢怠慢，上报自己的上司、新任山东巡抚张汝梅，按属地管理的原则，张汝梅将情报告知江苏巡抚，6月，江苏防营在徐州二湾抓获赵天吉。这一段隐秘的历史细节，载入了著名近代史学者王守中所著《山东教案与义和团》一书之中。然而，赵天吉被捕以后的情况，各种档案付之阙如，王教授不得不留下了 “遗憾的是，未见赵天吉的供词”这样惆怅的话语。到赵天吉这里，线索中断了。巨野教案，扑朔迷离，真相何在，由此凝结，成为尘封在如烟往事中众多悬案中的一个。

不过，王教授在自己的著作中还写道：“但说赵天吉率大刀会众杀教士是为刘士瑞报仇，似乎是真实的。对此德国人举出了如下证据：1.杀教士手段之惨毒，‘可知非为寻常抢掠，必系格外暴虐仇杀’；2.当张家庄夜间攻击教士之际，有人闻大刀会独用之暗号；3.山东寻常盗贼多用火枪，而死人伤痕俱标枪所致，此为大刀会与一般盗贼之区别。 ”

岁月悠悠，时光如梭。当年的那场巨野教案早已走进了历史的深处，围绕此案登场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德国人，不管是大小官员，还是乡间缙绅，抑或是草民百姓、盗匪流寇，在滚滚而逝的历史长河中，早已风流云散，留给后人的只是无尽的思索。远在千里之外的巨野，为什么在风雨飘摇的那个时代会突兀地发生教案，这起教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溢出效应、最终改变了青岛这座城市的命运和走向呢？这些硕大的问号，宛如警钟一般，会一直鸣响在我们的脑际和耳畔，经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