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之上：卡普-吕特维茨政变

1.生存之代价

巴伐利亚革命的严重政治冲击，摧毁了在《格罗纳-艾伯特协定》和自由军团的铁拳下那脆弱的政治平衡，在刚刚从巴伐利亚危局中脱身的共和国来说，紧迫而事关重大的问题是：在共和国的法律和政治秩序受到严重威胁时，该如何维护政府权力和行使权力以确保内部和平。德意志国家为此目的，经由政府的支持和纵容使用军事手段进行大规模镇压的传统做法在十一月革命后已经遭到了普遍的反感和批评，而旧的鲁登道夫军事高压时期的一系列军事主导的临时法庭和缺乏基本人权的审判程序更不再是可行的手段。共和国即将出台的宪法将不再承认缺乏法律限制的特殊行政权力并由军方管理的旧式戒严状态。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政府和州政府在公共安全受到重大破坏或威胁的情况下，以恢复公共安全和秩序为目的的对于新戒严问题的法制化规定和限制，并对手段进行规定。

在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下，鲍尔政府在其内阁会议中确定了一系列明确的监管重点，并应国防部长的要求，在1919年6月26日决定起草有关的总统法令。而卡普政变的的阴影，也在戒严法的掩盖下逐渐迫近魏玛共和国。

共和国新的戒严法仍然处于制定完善当中，但是随着新的魏玛宪法的日渐完善和最终出台，一系列几乎自共和国始便存在的诸多地区的戒严令都将会地位尴尬。

1919年10月27日，比特费尔德工业区16万工人的罢工矛头直指柏林的共和国政府的《劳资委员会法》，而这场罢工的工人委员会的成立，以及KPD和USPD的指导和支持更是直接把这场罢工激化成为了政治斗争。随后，魏玛著名激进报纸《自由报》更是借势呼吁总罢工，随后德国各地也零星爆发罢工对比特费尔德的罢工表示支持，局势持续升温，逐步扩大的罢工，在魏玛总理府内阁会议中被考量为赤色版本的11月革命的星星之火。

这一切都逼迫政府必须赶紧解决新宪法成型后关于戒严遗留权力和罢工处理问题，在比特费尔德罢工事件中，冯·吕特维茨出席有关内阁会议并表示对可能的左翼政变的担忧（什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卡普政变里这位也是重量级）和国防军在强力镇压议题上对政府的支持。

实际上共和国政府并非没有其他和平解决方案——这场罢工的重要诱因之一就是共和国政府在《劳资委员会法》的制定上的拖沓和被认为对资方的严重妥协。《劳资委员会法》可谓命运多舛一波三折，一直以来在该法律的制定上就冲突不断，从受邀请的雇员和雇主代表间的冲突（该法案的初步版本仅仅只有自由工联认为“基本足够”，而其他受邀有关人士代表都不能接受，尤其是资方代表）到国家内阁和私人公司间的冲突（在该法律的制定过程中有大量企业家的意见被提交上来，大量的资方意见都对该法律空前的——在德国历史上的——对资方的不利表示了不能接受和批评），其中在比特费尔德罢工前还蔓延到了政党间的冲突。新加入政府执政联盟的DDP（德国民主党）对该法律当时的草案一直以来都表示不接受，由于关系到政党政治和执政联盟的威望，执政联盟内部各党发生了分裂——部分支持向DDP让步，而以社民党为主的部分则在一些法案内容上坚决不予让步。

最终，在这多灾多难的秋日，总统艾伯特则选择了维持局势稳定并相信军队，它动用了第48条紧急状态来对军队予以授权——根据总理府档案的观点，艾伯特并未对文官政府主导戒严的问题予以考虑——无论是柏林还是众多地区的戒严状态将依然继续，而这一决策意味着军队将暂时继续被置于政府维护公共秩序措施的中心，在诸多问题上，根据已有的戒严模式和总统命令，国防部长将接管部分行政问题，而且以柏林为典型例子的一系列热点地区更是将行政权实质授权给军队，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共和国司法部长的参考意见，在宪法前便存在的诸多戒严状态，因局势和严峻的政治危机，部分宪法的条例和基本权利规定是可以予以忽略的——当然这也与新的《魏玛宪法》48条的有关规定以及总统对军队的授权有关。新的戒严状态已经在内阁和总统的努力下相对比于鲁登道夫时期有了重大改观，但是仍然出现军队在戒严管理问题上干预政治的情况。

从共和国政府的视角来看，显然，卡普政变前夕德国所陷入的困局并非是后世所认为的严重的右翼威胁，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共和国政府纵容右翼最终玩火自焚的指控是不正确的。尽管军队的行动有诸多越界以及对民主的威胁，但是显然共和国所面临的，实实在在的紧迫危机是来自左翼的持续压力以及严重的政府内部意见分裂。实际上在针对比特费尔德的罢工的内阁会议上，冯·吕特维茨的发言可谓是一针见血——“为了履行其职责（组织激进左翼可能造成的经济和政治混乱），政府需要权力。”而与此同时，以诺斯克和西克特等人为首的国防军，面对更加令他们仇恨的左翼势力，“随时准备辅佐一个精力充沛的政府实现其意志。”共和国在此时最好的选择就是依靠军队，同时也不得不依靠军队。

2.守林人

鲍尔内阁时期，共和国武装力量仍处于结构和意识形态紧张的重组过程中。这一过程的决定因素可以追溯到后帝国德国的革命阶段，在这个阶段，议会民主的支持者未能通过建立自己的、依赖政府的军事力量来确保国家权力。而民主工人阶级（这里似乎是指规模庞大的支持魏玛政府的工人阶级，以自由工会为核心，值得赞许的是，尽管其一直以来的社会主义以及反资本主义议会民主的立场，在经过国民制宪大会后，其仍然认可并支持了全体德国公民公决而成的魏玛共和国，并在摧毁卡普政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继续扮演了其传统的“军事与政治旁观者角色”。可以说，军队作为国家的重要部分，早期魏玛共和国的巩固是在相当一部分上建立于 1918 年 11 月 10 日的艾伯特-格罗纳联盟的基础上的。1918年11月。制宪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律，为由旧德皇陆军、海军和革命后的自由军团提供了组织起新的共和国武装部队的进一步的框架。由于这些法律限期至1920 年 3 月 31 日，因此现在要由古斯塔夫·鲍尔领导的魏玛共和国政府来最终规范军事重组并将凡尔赛条约的有关军事规定纳入德国军事体系当中。

在鲍尔政府时期，共和国主要讨论的军事重组内容有：

1.由于废除了荣誉法庭，目前只有针对公务员的纪律处分，却没有针对军官的处分程序。鲍尔内阁认为这种事态是十分不合适的。

2.由汉斯·冯·西克特（接下来这位还会继续出场扮演重要角色）起草的110号备忘录，该计划十分类似于美国颜色战争计划中神秘的针对美国本土叛乱的白色战争计划，该计划旨在尽一切可能说服凡尔赛条约各方对德国裁军问题进行宽限，并向允许德国维持20万常备军作以谈判努力，如果不可以，则尽可能拖延裁军计划，尽可能在1920年春季仍然保持高于十万人的部队数量，以防止迫在眉睫的政治危机和叛乱的危险。且该备忘录明确规划了重炮部队，并在原文中明确指出：“经验表明，轻型火炮不足以进行巷战”，这明显是为可能的左派（尤其是共产主义者的城市叛乱）叛乱作以适当的应对。同时还意图钻空子组建不计入军队数量的民兵性质的治安警察，并配备有迫击炮等装备，可以在类似于镇压巴伐利亚起义的战斗中起早期抑制和辅助作用，尽管不适合在大工业区和边境作战。

3.国防军有关法律的调整。

4.复员退休军人福利待遇以及退休金问题。

1918-1919年初，格罗纳和军队的自我牺牲——军方对和平条约的接受，已经证明了在当时的国防军和文官政府的相互忠诚，但是鉴于声誉受到损害的格罗纳一定程度的不满和保留态度（当然还有全体军队的），这种团结实际上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旧的军队的领导。而从老一辈帝国军人向共和国军官转变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更替这一长久的问题，则绝非只是鲍尔政府所需要应对的。

更加致命的是，诺斯克以及冯·西克特的暗箱操作更是加剧了军队忠诚的消散，以及意识形态重组和权力更替的困难：诺斯克监督了 1918 年崩溃后军队的初步重组。尽管存在重大疑虑，但他最终支持签署凡尔赛条约。可是从 1919 年夏天开始，另外一些德国国防军领导层成员就已经开始密谋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政权。而诺斯克则被吸引到这些讨论中。尽管他在政变后拒绝了担任独裁者的提议，但他从未对提出这些提议的官员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在政变前向他的政府同事报告过他们的活动。而汉斯·冯·西克特、本身对国防军采取的“去政治化（无需政治忠诚）”和他在裁军上对军官团内部君主主义者的偏爱都暗示了他本身也是卡普政变的有意无意的重要推手。

随着共和国逐渐的在戒严地区对国防军进行部分行政权力的让渡，权力扩张的国防军也开始以更多的手段推动自己的诉求——西克特给予政府的一系列建议和国防军的一系列压力都明确指向了针对缩减军队规模的尖锐反对意见，当然，这也可能仅仅只是一系列不满的一个小引子。兴登堡等人的“刀刺在背”言论在思想层面初步展现了国防军与共和国的撕裂，而国防军的进一步增强则直接展露了双方在政治上的罅隙，此时的共和国-国防军关系已经再度走到了悬崖边缘。

1920年1月26日，共和国财政部长遭到了一名在裁军中退伍的学员军官的刺杀，林间燃起了第一道火光。

3.监守自盗

经过西克特亲自操刀裁剪的国防军虽然在政治上自成气候，但却在政治诉求手段，内容等问题上依然还是一个大帐篷，这意味着这群职业军人必须要有一定的职业文官政客的支持才能让任何激进的政治行动成为可能。

1920 年 3 月初，面对来自DNVP等右翼政党和USPD等左翼反对派的夹击，魏玛联盟开始计划通过推迟第一次国会选举来稳定共和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进而推动更多的公民投票支持魏玛联盟，让共和国的民主力量保持多数。

然而DNVP等党派也迅速抓住了这一机会：他们指责执政联盟各党默许延长国民议会的任期是“不民主的”，同时经过间接选举而出的共和国总统是“违宪的”。一系列体制内右翼政党的接连发难给予了反共和国右翼势力千载难逢的机遇：一个明显而又并非臆造的政治行动理由。

在魏玛共和国针对戒严地区的行政权力让渡下，吕特维茨开始在西克特与戒严法合力编织而成的“国中之国”里增多了其政治活动，作为政府和内阁的常客，他可以并也开始密切接触DNVP以及其他首都的反民主官僚。实际上吕特维茨的一系列地下行动并非完全未被政府部门所发现：普鲁士邦政府的情报部门自1919年初就在持续监视被认为有反共和国嫌疑的军队成员以确保逐步成型的新国防军不会成为毁灭共和国的背后一刀。根据《国家公共秩序专员在1920年3月13日政变之际的报告》的内容来看，从 1919 年 6 月开始冯·吕特维茨将军就已经和右翼政党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他所深交的一批右翼亡命之徒中，最显眼的一位就是卡普。更令人警惕的是：吕特维茨在1919年和国防部长诺斯克也有持续且反复的交流，这证明了整个国防军体系都并不可靠。在国防军外，OHL，一系列退伍军官和国防军的密谋之网也复杂而庞大。吕特维茨持续以“全国协会”（魏玛共和国的极右翼反民主组织）为跳板，自1919年夏末也持续与鲁登道夫取得联系。

但是他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从1919年7月开始的吕特维茨的严重僭越职权干涉政治的行为终于有了一个终点，1920年2月29日，在《凡尔赛条约》的要求下，孤立无援的国防部长诺斯克不得不放弃吕特维茨并下令解散第3海军陆战队旅“洛温菲尔德旅”和吕特维茨手下的第2海军陆战队旅“埃尔哈特旅”。西克特和政府也无法继续拖延下去进一步的军队缩减，吕特维茨此时走到了悬崖边缘，随着他的部队的解散，很快勃兰登堡地区的国防军势力将会逐步崩溃并作为逐步结束的戒严状态与共和国政恢复控制的一个先导范例。

受到国家情报部门的指导的共和国治安警察意识到了走入末路的吕特维茨的可能威胁，并在3月初试图让右翼政党接近吕特维茨以制衡其政变冲动并为其虚假地展示一个和平解决此类问题的可能，但是随着3月9日右翼政党要求提前召开国会选举的请求的被否决，最后一条和平解决的道路也被封闭。

吕特维茨选择使用其手中的军事力量对政府施压，然而即使到了3月，国防部长诺斯克依然在内阁会议中以东普鲁士可能的动乱问题转移视线，并反复承诺吕特维茨的问题在控制当中。直到3月10日后，吕特维茨反复对政府作出严重出格的暗示和威胁，同时魏玛情报部门的一系列报告被直接上呈，这一问题才到了国防部长诺斯克所不能忽视的地步，直到此时他才宣布根据有关的军队纪律法规，对部分官员和军官进行逮捕。11日，吕特维茨将军被政府免职。

12日晚间，埃尔哈特旅向首都进军的消息从国防部长口中被传达给内阁，然而被长久蒙蔽和过于乐观的内阁对此表示怀疑，并在最开始仍然计划继续正常召开会议并处理会议议程，直到确定军队的确靠近柏林时方才紧急撤离。

政变开始后两日，在符腾堡州政府的保护下，共和国政府重新安定并巩固了其权力，而与此同时，政变者却尚未成功确立一个稳定的军政府来争取多数州。尽管柏林和德国东部地区（DNVP大票仓，大量底层官员都是从帝国时期遗留的容克贵族和反动人士）大部分行政部门和部队都默许并不反对卡普-吕特维茨政府，但是卡普-吕特维茨政权也缺乏足够的行政和权力网络去管辖并指挥它们。更为致命的是，大量的国防军仍然处于严重的混乱状态并对政变的状况缺乏了解且不忠诚。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卡普-吕特维茨政变和合法共和国政府的抵抗逐渐地传遍整个德国，并且还在国际上得到了重视，而国际社会——毫无疑问地对卡普政权严重缺乏信任与同情。政变的局势变得越发明了——共和国政府在稳定后迅速开展了积极大量的反政变宣传，根据共和国情报部门和内部官员的记录，大多数受宪法誓言约束的公务员和士兵拒绝听从政变者的指示，而是忠于旧政府或者“至少——在确保‘法律和秩序’的口号下——采取优柔寡断的立场”。而根据政变后情报部门的再审查，国内几乎所有的治安警察都对共和国保持了忠诚且与吕特维茨展开了不合作和对抗。

有趣的是，曾经被共和国警惕和反对的左翼劳工运动，在自由工会和其他组织的支持下演化成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总罢工——在逃离柏林之前，3月13日，政府内部的SPD成员先发制人，与政治左翼派别部分人员达成了一致，进行了工人、雇员和公务员的罢工呼吁，并最终导致了不可控的，全国范围内的罢工和针对卡普政权的革命行动。尴尬的是，德国总理鲍尔将不得不自相矛盾地否定自己先前坚持的政策且进行紧急的政策转向，宣布右翼政变问题相对比于打压共产主义革命更为紧迫。这场交易从某种意义来说作为杀手锏判决了卡普政变的死刑，但是SPD的独立行动也直接导致了一段时间内以自由工会为首的左翼工会势力直接进入国家政治体系内，在一段时间内无法摆脱。

在由自由工会和泛左翼政党推动的全国性革命和罢工中，最为明显和影响深远的是在德国西部的一系列工人-军人冲突。在卡普政变后，西德意志部分军官试图让士兵待命维持秩序，尽管很多军人并没有表明对政变的立场，但这还是导致了萨克森州，图林根州和鲁尔区广泛的共产主义起义。在这些起义背后的是KPD,USPD和SPD之间的政治角力。由于局势的严重激化和军队的领导权混乱，部分地区陷入了暴力革命和军事镇压当中，这导致了大量的地方工会和共产主义委员会领导人在 3 月 18 日至 20 日期间，试图通过与执政党代表以及共和国合法政府成员就政变的政治后果达成九点协议，以寻求地方工人势力和底层政权的安全与暂时稳定。

尽管充满了不和谐和不统一的政治主张，但是共和国政府大帐篷式的统一阵线还是在全国性的罢工与革命中终结了卡普-吕特维茨政变。

5.飞蛾

十分有趣的是，尽管吕特维茨的圈子很广，且其背后的权力网络遍布军队各界，但是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其政变计划也是相当的草率。东部众多省份尽管对政变表示同情，但却缺乏实质性的支持和帮助，大量地方常驻的戒严部队也完全没有响应，去接管地方政权，反而被工人等势力乘机反客为主。卡普-吕特维茨政变既是一场规模庞大且背后暗流涌动的反共和国阴谋，但是同时它也是一场尴尬且缺乏计划的闹剧。军队高层的支持者由于大量的裁军和广泛的地方戒严，反而导致了指挥权的普遍下放和缺乏统一的权威——吕特维茨进军柏林的基础，同时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西克特的反裁军计划以及瓦解军队政治忠诚的行为并没有如此有效，大量的德国军队在一战结束后出现了犬儒主义盛行的现象，而诺斯克的犹豫不决更是导致军队整体上并没有给予吕特维茨强烈支持——这一点必然也与政变行事草率有关。

在政变之前，卡普和吕特维茨也在政治上有所联系和疏通，但是无论如何，吕特维茨和卡普的反德活动是上不了台面的，尽管予以了同情和支持，大量的DNVP高层成员一直都对一场激进的军事政变保持怀疑态度，恰恰是卡普自认为在该事业中，一位立场坚定的反共和国军官应当是中心人物。而实际上1919年10月3日针对吕特维茨的“未经授权的秘密政治活动”同1920年3月的吕特维茨-卡普秘密交易一样，都是严重缺乏有关资料和证据的——直到卡普政变的到来。尽管遭遇了DNVP的“政变并未在民众中有坚实基础”的警告，但仍然选择一意孤行的卡普和吕特维茨使得人们有理由认为卡普政变是一个系统化且蓄谋已久，却简单而鲁莽而行的冲动行为——当然了，对于这一系列复杂的政治阴谋网络的织网者吕特维茨和卡普来说，裁汰吕特维茨的部队的这个春天也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两位落魄的阴谋家被时局逼到悬崖之上，便只得放手一搏。化用莱蒙托夫的诗句来说：政变败了，这命运的俘虏！

6.余烬

卡普政变并非是完全脱离德国现实的。无论是与其关系密切的“全国协会”还是从旧帝国陆军改名更姓而出的魏玛国防军，背后普遍存在的历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保守主义团体都是卡普政变以及一系列反民主骚乱的支柱和潜在的支持者，并且是反对魏玛共和国的中坚力量，尽管诸如钢盔团和部分地方的战争协会等组织仍然集中于老兵的组织联系，权利争取和救济，以及年轻人的军事学习训练等非明显的反叛国家，甚至堪称对社会建设有利的问题，但是大量小型的民族保守主义革命团体却在加速这些组织的政治极化，无论是弗兰茨·绍维克尔还是恩斯特·云格尔都以意识形态和精神领袖的身份或主动或无意识地建立着二者的联系。我在这一问题上和这批组织以及思想家的观点一致——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总体战争实际上重塑的德意志民族主义，Endsieg神话和总体战争的绝对唯物和近乎于残酷的真实性撕碎一切套话和谎言，“它可以衡量旧世界，并令其无所遁形。”（Friedrich Hielscher 1931）而在这一些意识形态化的迷雾之下，昭然可见的是共和国——作为对战争的“同志情谊”和“献身精神”的资本主义议会老头乐绝佳反例，以及一战那耻辱的战败者，都或多或少地被塑造成了老兵和这批人的敌人。他们向一切腐朽的资本主义以及疯狂和分裂的共产主义宣战：“因为我们是真实，正宗，坚韧不拔的市民克星。看着他们腐坏，我们何其乐哉！”（恩斯特·云格尔）而这一暴力化的趋势可以从魏玛晚期钢盔团和KPD的街头准军事力量的频繁暴力冲突中远远望见。

他们以一种带有协作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色彩的眼光，一个诚然高尚的，对奉献和对本民族博爱的精神，以及对全民族人民辉煌的未来的期许，正确的却又毫无耐心地批判着新生的共和国的民主尝试，他们没有成功，因而也没有人知道他们能否带着他们的梦想来建立一个和谐且高尚的良性法西斯德意志国家——我无权对老兵们进行评判——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从芥子气和灰烬中蜕变出的保守主义革命思潮，都代表了一种具有战争和魏玛政治特色的“革命的反动主义”，直到一种新的，更为可怕的力量取代他们的地位。

3月17日，卡普-吕特维政权正式宣告了崩溃。卡普政变尽管鲁莽而短暂，但实际上，它却给共和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卡普政变将国家内部魏玛联盟和保守派的鸿沟直接暴露在了社会面前，各大政党则将会成或情愿，或不情愿地成为德国地区主义的新旗手。卡普政变直接凸显了普鲁士东西地区的意识形态分裂，还全面地加大了德意志各地区的分裂趋势。在巴伐利亚，政府在混乱里不得不依赖右翼政党运作，并直接促进了新成立的一系列巴伐利亚地方性政党的兴起。泛德联盟（该组织支持一个邦联化的反动小德国）的支持者也在一系列权威和政治危机中争取到了和巴伐利亚政权的合作。而DNVP的东部大票仓，以波美拉尼亚为首，则遭遇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尽管被普遍认为是保守地区，但是德意志东部却在政变中并没有作出多少积极行动的反民主支持，因为在普遍的保守主义基层官员的阴暗帷幕下，是东部工商业市镇和部分农民组成的共和国支持者的政治联盟。在所谓的反民主主义兼DNVP大本营波美拉尼亚，什切青区却尴尬的出现了社民党一家独大的场面——保守主义的泛滥必然导致针锋相对的共和国派对政治阵地的坚守。更为有趣的是，尽管卡普-吕特维茨政变的重要政治诉求之一是加强地方政府中保守势力和容克的权威，但是在政变的激化下，东部部分地区的容克和地方保守官员却被愤怒的农工联盟所推翻，地产也被占领，这让他们第一次感受了社会革命的浪潮。政变还给予了共和国剥夺地方官员和容克们权力的机会，卡普政变后，被免职的县长总共达到了90人，主要集中在了东部各省。这场政变的吊诡之处在于：旨在恢复保守势力的卡普政变却加速了德国旧保守主义势力的灭亡，而在遭到冲击的旧保守主义所产生的政治真空下，一批更激进的反动势力更是亲手了结了德国保守政治经济势力，当然，这就是后话了。

德国地方政治在卡普政变中的动荡似乎也证实了格罗纳等人的推断，魏玛共和国根本无法支撑一场叛逆的军事冒险或者一场全面革命，否则未来在这片土地上拔地而起的将不是一个“不受协约国惩罚的德意志共和国”或者“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而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以及一系列破碎的南部新国家以及独立却动荡的东部保守地区。

共和国政府利用了工人和左翼势力的总罢工和革命，而军队戒严的瓦解和疯狂的革命浪潮也导致了德国西部政治的大洗牌。自11月革命后，鲁尔区就一直陷入在类似于内战的大规模冲突中，在这场政变的推动的下，鲁尔区的政治平衡被彻底打破，工人等左翼势力全面摧毁了地方保守官员和军队力量。

“在鲁尔南部的许多小镇，工人现在有效地控制了地方政府… 一个在鲁尔河谷所有城市都有代表的中央委员会在这里掌权，正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德国当局（卡普-吕特维茨政府）估计，工人所拥有的武器中只有不到 10% 被交出。这个估计得到了个别工人的证实，他们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他们藏有枪支…威斯特伐利亚城市中国防军的士气不佳…士兵在街上从他们的军官身边走过而没有敬礼——这在德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英】Morgan Philips Price ）

但是反过来说，卡普政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加强了共和国政府，3 月 22 日，希法亭和克里斯平等人与内阁其他成员一起向返回柏林的德国总理提出交涉，以交易性的将工会这一政治势力纳入国会等国家政治中心为代价缓和并最终结束总罢工。这直接让自由工联等一系列左翼工人组织与谢德曼社会主义者的联系得以加强。由于KPD缺乏和政府的反右翼合作，在政变中势力急剧膨胀的非KPD左翼势力抢占了KPD的政治基本盘，一系列在政变中被左翼化大换血的地方政府毫不意外的统统被魏玛联盟政党收入囊中，魏玛联盟以一中另类的方式向诸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摇摆地区伸出了触须，在这场右翼运动中，中央政府在意识形态和反左翼运动里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当然——总体来说魏玛联盟在这场闹剧中，其权威还是在全国范围内遭到了重创。在1920年的国会选举中，魏玛联盟各党派可谓是大败而归。鲍尔及其内阁由于没有提前有效预防政变而向共和国辞职。共和国在 1920 年春天回到了一年前的状态：面临阶级冲突和内战。鲍尔的领导和整合能力既不足以使社会自由议会民主制摆脱战争失败的耻辱和和平条约的毁灭性后果，也不足以摆脱德意志共和国庞大的经济秩序背后的资本主义势力和针锋相对的左翼反对派。鲍尔作为一位老工会领袖，却被被他的政党和工会所抛弃，他的过度自信所映照出的是共和国权威的缺失和在政治上，德意志共和国的碎片化——实质处于内战中的各省与在后续审判里几乎并未遭到多少惩罚的军队。《艾伯特-格罗纳协定》背后的妥协终会有清算之时，在未来逐步巩固的共和国权威的竞逐之路上，“国中之国”的军队将与在国家内部撕裂下崛起的意外之敌一起，在微笑的默许和一场新的政变里宣告魏玛共和国的灭亡——而这一切，早在卡普-吕特维茨政变一闪而过的火光中就已经得到了不祥的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