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祖春与沈从文兄妹的情谊
作者: 范 诚
沈岳霖的画像
沈从文的大哥沈岳霖，又名沈云麓，生于1897年，比沈从文大5岁。沈从文小说《芸庐纪事》中写的那位“大先生”就是他，是凤凰全城闻名的怪人。因戴着眼镜，年轻时走南闯北见过世面，也被凤凰人称为“洋人”。
刘祖春晚年在回忆中，详细记录了这段交往。
听见大门推开的响声，有人用一口嘶哑而含糊不清的声音在门外边大声嚷：“这是刘祖春家吗？我找他。”当时刘祖春正坐在小板凳上收拾一堆小白菜。抬头一看，呆住了。这个外号“洋人”的老大哥跟他家非亲非故，素不相识，为什么找上门呢。刘祖春跛着一条腿，走到他跟前，惶惑的看着这个怪人。
“老弟，你叫刘祖春？……脚有毛病? ”刘祖春点头应道：“从常德走回来，脚走坏了。”接着引他进了书房。
沈岳霖站着张望一会，面带笑容地问：“老弟，你猜猜看，我为什么来找你？”刘祖春不知道如何回答。只见沈岳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白色大信封，交给刘祖春，快乐得像个孩子。
这是沈从文从上海写给刘祖春的第一封信，用毛笔写的。刘祖春看完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接着，沈岳霖又把沈从文从上海寄来的一本带点橘红色封面的小说集《入伍后》交给刘祖春。
“我这个少不更事的年青人那时才十五岁，刚刚走进社会，经历过一些旧社会落后和丑恶现象，感到苦闷的时候，他突然来到我身边，我真幸运，他来得多么及时！他帮助我打开了一个崭新世界，一个我这样年纪做梦也梦想不到的新的精神世界，一个充满光彩充满希望的新世界。一走进这个吸引力蛮强烈的新世界，我的精神便不再苦闷，完全换成另一个样子，感到充实，觉得生活有了一线光明。”
沈从文的《入伍后》写的是他在湘西镇筸队伍中的生活，使用的文字和语言几乎都是凤凰人的口头语。这种新的文风深深的吸引着刘祖春，使他看到一片新天地。不久，又从沈岳霖手里接到沈从文从上海寄来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从文的小说对我正在苦闷找不到出路的幼稚的心真的给了一份勇气”。后来，又收到了沈从文第二封信，一本文艺刊物《红黑》，是他和胡也频主编的。
原来，沈从文到北京以后，有个习惯，凡是手头看过或不打算再翻阅的五四时期的和以后新出的书刊，照例寄给沈岳霖。大哥的家中塞满了新书新刊物，完全是个五四时期的思想小宝库。刘祖春从这些书刊中读到五四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作家的名字如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周作人和一些外国作家文学家的名字，知道中国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要民主和科学才能救中国。“我像一个十分饥饿的人吞食着云麓送来的新书刊中包含着丰富的精神食粮，在思想和认识上一下子长大了十岁……我要走新路。”
沈从文
沅陵是湖南沅水流域中一个大码头，也是湘西的门户，是湘西货物集散地。一位在沅陵做厘金局长的家乡有权势的“五老爷”，在沅陵讨了一个外号叫做活观音的青年女人做小老婆，把家安在沅陵。他看中了刘祖春，要他去做文书，任务有三个：每天为他抄写公文；为他家厨房长沙大师傅每天记伙食帐；陪他两个儿子一个侄儿在当地一所基督教会办的朝阳中学上学。其实是当一个陪三位少爷念书的书童。
1931年春，刘祖春决定离开这里，去读书。他搭上下行的麻阳船到了常德，以榜上倒数第一名考入湖南省立第三中学高师第六班。这个学校的前身是湖南西路师范学堂，是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很出名的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当时念师范的好处是：不收学杂费，又管饭吃，每年还发一套黑色学生制服。三年寒暑假期，他没有路费回家，便留在学校，狼吞虎咽看了不少中外文学名作，写了五篇短篇小说和一篇近两万多字的中篇小说。
1933年末，刘祖春高师毕业，回到家乡凤凰，满以为可以在本县小学当上一名教员，但恶势力支配一切的家乡迫使他不得不出走，又回到沅陵。他失业了，住在沅陵一位姓吴的同学家里。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再一次遇见了云麓大哥。“你看你，愁成这个样子！老弟，要值价点！这样子，哪像个镇筸人。”沈岳霖的六弟沈岳荃在沅陵有个漂亮的家，即“芸庐”，他这时在为六弟当管家。六弟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这时已是一位少校团长了。
又一天，云麓大哥拿着沈从文写给他六弟岳荃的一封信，找到刘祖春，大意是要他六弟邀集几个家乡军官成立个小小组织，帮助家乡贫寒子弟，到北京来上学。每月寄一二十块钱给他。信中专门提到了刘祖春的名字。“从文的信把我多年埋在心中难以忍受的羞愧、屈辱和痛苦，一齐涌上了心头，我鼻子感到发酸，我想哭。”站在身旁的云麓大哥似乎很理解他这时的复杂心情，语气非常柔和地说：“好了，老弟，何必这样子，一切包在我大哥身上，你放心。”
几天以后，云麓大哥又找到刘祖春，大声嚷嚷：“老弟，真想不到，得余(沈岳荃的号)出的主意真妙，邀了几个熟人打了一场扑克，摆赌的抽去了头钱，还剩四十块。哪，都交把你！天无绝人之路，你看你的运气多好！脚踩西瓜皮，动身走吧！”接着把四十块白晃晃的袁大头交给了刘祖春。
第二天上午，沈岳霖挑选了一艘下行漂亮的麻阳船，跟船老板讲好船钱饭钱，还再三叮嘱船老板要好好照看“我这个小老弟”，然后才颤颤巍巍从跳板上走回到码头上，用他那只瘦小的手拍拍刘祖春的肩头说：“闯你的天下去，天王菩萨会保佑你！”
（1929年夏，沈从文大哥沈云麓到上海接母亲回乡时的合影。自左至右分别是：沈从文、沈荃、母亲、沈岳萌、沈云麓）
再识恩人沈从文
1934年4月的一天，刘祖春经过一路颠簸，终于来到北京。在一位乾州同乡的陪同下，找到府右街路西的达子营28号，怯生生的敲开大门。
沈从文刚好在家里，很热情地接待他：“你是祖春？好极了。你从凤凰一个人来到了北京，了不起。我正有空，来，我们到这边坐坐。”他把刘祖春带进东厢房，看了沈岳霖给他的信，然后问家乡的情况，问常德三中学校情况，问为什么在家乡当不上小学教员，问看过什么书等等。沈从文对家乡的落后和封建邪恶势力所做所为很愤慨，很难过。他安慰刘祖春：“现在出来了就好了。不要气馁。将来考上个好大学让他们看看。”
这时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沈从文招呼妻子张兆和和妹妹沈岳萌出来，给刘祖春一一介绍，然后对她们二人又补充一句：“他就是我对你们说的祖春，一个人从凤凰来到了北京，了不起吧。”
那一夜沈从文把刘祖春留下，安置在东厢房里间他写东西的书房里休息。
第三天，沈从文来到酉西会馆，要刘祖春搬到沙滩公寓去住。说可以去北京大学旁听自己喜欢的学科，离北京图书馆又很近，看书方便。于是，刘祖春提着小木箱跟沈从文坐上人力车到了沙滩。沈从文亲自为刘祖春选定了他当年住过的银闸胡同一号公寓，安置在北屋一间又小又窄的房间，还替他交了一个月的房租。临走时说，过几天我来看你，以后星期六星期天到我家里去吃晚饭。又特别叮嘱，要到北大去听课，不要忘了。
刘祖春开始了全新的北京生活。他一面在北大听课，跑图书馆，一面把三年高师时写的一个短篇小说修改好，送给沈从文，很快在《大公报·文艺》上刊出，且拿到稿费。沈从文看出了刘祖春的文学天赋，指引他踏上了文学之路。他的小说《荤烟划子》、《佃户》、《守哨》等，描写湘西城镇、山野、水上人事哀乐，陆续发表，成为一个颇具特色的乡土作家，从此也开始了卖文以自给的生活。
1935年，刘祖春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这期间，沈从文抽时间来看过刘祖春几次，有时亲自把开好稿费的银行支票送给他。刘祖春周末有时间也去沈从文家坐坐，他们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兄弟般情谊。
沈从文的妹妹沈岳萌是沈家最小的妹妹，因排行第九，故称“九妹”。九妹出生于1912年，比刘祖春大两岁，刘祖春则叫她“九姐”。
沈从文兄妹
九妹自小便跟随母亲和二哥沈从文一起生活，后来母亲去世，便跟随沈从文夫妇生活，接触过许多的文人墨客，是一位小清新的知识女性。
多年以后，刘祖春还清晰地记得初次见到九姐的情景。
“从文的妹妹岳萌从西屋晚出来一步，掀开门帘，站在那里微笑，看着我这个刚从家乡才到北京的同乡青年人。
“我早知道从文身边有个妹妹，且在云麓大哥借给我一本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一期封面上见过她的照片。大概是刊载丁玲的《在黑暗中》那一期月报的封面吧，丁玲坐着，膝上抱一个婴儿，站在她身后右边稍后一点，就是九姐，穿一身朴素旗袍。这张照片，占满整个封面，照片很大。九姐整个的身材，相貌很显眼，且惹人注意。这是多年前的印象，现在她本人突然与我同坐一张桌上吃饭，且坐在我左手边。她说话很少，样子似乎很高兴。比《小说月报》封面上那个，人长高了，少女那点稚气见不到了，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我低头吃饭，很少看她。”
九妹对刘祖春的到来显然也很有好感。九妹当时已经二十三四岁，平时不太出门，朋友很少，比较孤寂。来了一个小老乡，可以用家乡的语言交流，顿觉十分的亲切。况且刘祖春还是一个青年才俊，而九妹又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就更增加几分好感。
刘祖春周末去沈从文家，作陪的总是九妹。她喜欢听刘祖春和沈从文谈话，有时自己也发表意见。沈从文和张兆和把这一切看在心里，他们十分乐意推动二人的关系。在4月里一个周末美丽的黄昏，沈从文建议刘祖春随他们一家人去中山公园散步。大家一起在回廊上坐了一会儿，沈从文与张兆和就借故走开了，把九妹和刘祖春单独留下。两个羞涩的年轻人在黑暗中谁也不肯先说话，这时一群游客嘻嘻哈哈走过来，他们急忙跑掉了……1937年，刘祖春北京大学尚未毕业，此时他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加上日益严峻的华北局势，他决定参加革命，他与九妹的爱情需要一个了断。
又一个周末，刘祖春在沈从文家吃过饭回家，九妹坚持相送。他们一起沿着横跨北海与中南海那座汉白玉雕栏石桥漫步。刘祖春讲到华北面临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讲到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并透露了自己要去山西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的念头。九妹也以自己的决心表达了对刘祖春的爱情：“我什么都不怕，到哪里去都不怕。”她秀丽洁白的面孔望着晚霞衬托出来的北海白塔的轮廓，显得异常严肃而坚定。但刘祖春明白，革命意味着可能会抛头颅洒热血，自己死不足惜，而连累一个思想精神并未做好准备的姑娘，理智告诉他：“我没有这份权利，也没有这份勇气。”
1937年7月27日，他赶到沈家，找“三姐”张兆和借了20元钱作为路费，准备离开。九妹见到这情形，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她望着刘祖春，脸上有惊慌，有痛苦，有惊疑，有责备。刘祖春能说什么呢？那个战火纷飞的年月，个人的命运被时代的大力推动着。他从张兆和手里接过钱，匆匆离去，自此便成永别。九妹送刘祖春的一张相片也丢失了，但从九妹那里借来的《堂·吉诃德》英译本还一直保存着，成为永久的纪念。
九妹因为长期跟随沈从文一家生活，接触的多是高层次的文化人士，诗人作家，无形中受到一些影响，是那种心性比较高傲的女性。她一生婚恋不顺，主要是眼光太高。沈从文和张兆和曾为她介绍过在燕京大学心理系任教的夏云（夏斧心），但九妹“心太高”，二人的关系没有能够维持下去。
很难说九妹不喜欢刘祖春，他们不仅是同乡，也差不多同龄，彼此也谈得来。但战火纷飞，这段恋情注定没有结果。1937年，随着刘祖春奔赴山西，这段朦胧的爱恋也结束了。
刘祖春是一个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就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一二九运动，经常开展下乡宣传，西山野营等活动。
1937年7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北京，他奔赴山西参加抗日游击队，任山西太原抗日救国总动员委员会政治指导员。1938年5月，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大毕业后，为华北新华日报社特派记者，华北新华日报社太南分社副社长，《卫河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冀鲁豫日报社副社长、社长、华北新华日报社编辑部部长。这期间，是他发现了作家孙犁，并为其编发小说《荷花淀》，后来孙犁成为著名作家，“荷花淀派”的代表人物。
1943年，刘祖春调回延安，任解放日报社国际部副主任、副刊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新华分社社长，新华总社陕甘宁边区分社编辑科科长。1946年3月，随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在中央代表团任博古（秦邦宪）政治秘书。
1946年6月，回延安任新华总社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前委新闻编辑。1948年秋，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宣传部宣传科科长。武汉解放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秘书长，常务副部长。1954年调北京。大区撤销后任中共中央第3办公室重工业组组长。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秘书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工业部部长。1966年6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秘书长。“文革”中受到错误批判。1975年9月，任华北协作区负责人。1977年6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科教部部长。1982年11月——1986年8月，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国工业经济协会顾问。1996年12月离职休养。2001年8月8日逝世，享年86岁。
右2为刘祖春
刘祖春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工作，著作颇丰，1952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由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另还著有《开展文艺通讯员运动》、《生根开花》，小说《淡血》等著作。编辑的《新文学史料》也于1991年3月出版。
刘祖春成为高级干部后，并没有忘记沈从文兄弟的情谊，经常同他们保持联系。据说解放后沈岳霖的湖南省文史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就是刘祖春推荐而得来的。这虽然是一个闲职，但每月有一百多元的收入，足够他养活老两口子的。
刘祖春进京后，常到沈从文家中去坐一坐，聊一聊。有时还携夫人一起去沈家拜访，每年总有两三次。解放后沈从文的境遇不好，刘祖春经常去安慰他。“我们的友谊应当说是不浅的，然而他从未提出任何一个或大或小问题要我帮助他解决。他是那么怡然自得。”
沈从文后来在住房和医疗上享受正部级待遇，据说也有刘祖春的一份功劳。“可惜的是这套房间来到从文手里太晚了，太晚了。他的手已经不能拿笔写字了，不能做任何一件工作了。”
1988年5月，沈从文逝世。参加完沈从文的遗体告别仪式，刘祖春便动手写怀念沈从文的文章。因身体不好，加之心情沉重，四易其稿，终未成篇。直到1990年8月，才写完定稿。这便是那篇著名的《忧伤的遐思——怀念沈从文》，文中详细记录了他们的交往经过以及兄弟般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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