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岛民张保皋赤山“翻身”

作者: 高洪超

在“北方渔港” 石岛湾畔，因1100多年前一个新罗籍退伍兵留下的遗迹，一个日本僧人写的旅行日记，海拔314米的赤山和法华院有了“一寺连三国”的独特声誉。

那个新罗籍退伍兵的中国名叫“张保皋(宝高)”，朝鲜半岛史料则记之为“弓福”、“弓巴”，他是今天赤山法华院的创建者。

逃离朝鲜半岛入唐求生存

张保皋生活在朝鲜半岛的统一新罗时代(公元668年—公元901年)，生年不详，被刺杀于公元846年。

张保皋渡海入唐完全是出于自愿，并非今天韩国电影所演的“被贩卖”。当时，新罗人渡海入唐的动机无非有两个，但都出于带有奴隶制种姓残余的新罗骨品制压力。一是入唐求学，以期回国后有晋升机会，出身低等的新罗留学生属于此类。另一类是骨品等级外的地方民为生存，逃离朝鲜半岛，“适彼乐土”入唐，张保皋属于此类。

望文生义，骨品制就是以人的骨头确定社会地位。那时不像现在，人的骨头是不可置换的，所以，骨品制跟中国魏晋门阀制度差不多。骨品制包括骨制、头品制。骨制又分圣骨、真骨，头品制分6等，从最高六头品到最低一头品，两个制度只适用于新罗王京(今韩国庆州)居民，本质是新罗王朝利益集团内部的八等分级和利益分配表，王京之外的地方民则在8等之外。

渡海到唐的新罗人，以张保皋为代表的等外人居多，他们不到唐都长安，散居中国沿海，今天的日照、石岛等地出现了新罗人聚居村——新罗坊、新罗所。晚唐虽是乱世但对周边地区仍有吸引力，开放气度犹在，对异国流民实行“国民待遇”，当时的登州府就设有勾当新罗所，相当于今天的外事办，专门负责公验(护照)等事务。

晚唐人杜牧的《樊川文集》卷六《张保皋郑年传》最早记下了这个新罗岛民的人生痕迹，因他“善斗”。

杜牧记载“张保皋、郑年者，自其国来徐州，为军中小将。保皋年三十，郑年少十岁，兄呼保皋，俱善斗战，骑而挥枪，其本国与徐州无有能敌者”。

“骑而挥枪”，寥寥数笔，一个擅战的骑士跃然纸间。但《新唐书》并无“小将”这一武职，“军中小将”不过是誉称而非实职。一个力证就是公元819年，张保皋参加平定淄青镇节度使李师道叛乱后，唐政府为减轻财政压力，自821年开始逐年裁军，军官转任地方官，士兵退伍，此后张保皋出现在赤山浦(今石岛赤山)。

这时的石岛远离中原战乱，聚居了大量新罗人，张保皋经历过大世面，自然鹤立鸡群。此后到《三国史记》记载张保皋于公元828年到王京晋见新罗王的7年间，通过以赤山浦为据点的海上贸易，张保皋聚集起大量财富，这个在新罗不可能有出头之日的“岛民”终于第一次彻底翻身。

这个新罗人的势力究竟有多大，从当时法华院常住僧30多人，寺庄年收租粮500石可见一斑。唐代一石约为今天的59公斤，500石就是29500公斤，而唐朝九品官的月俸不过5石米。

因一座法华院和两个外国人张保皋、圆仁，海拔314米的赤山名响东北亚

心随财长，欲随心重，张保皋不再是早年为生存到唐朝当兵吃粮“卖命”的毛头小子，他建起赤山法华院，聚拢侨居赤山的新罗人。唐朝的寺院分官寺、民寺、私寺，私寺系有权或有财者出资所建，张保皋所建的赤山法华院显然属于“私寺”。唐武宗会昌年间，赤山法华院被毁。武宗灭佛，原因纷纭，若仅从赤山法华院的肇建和实力看，今人也许能揣摩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深因。

原本无姓入唐后叫“张保皋”

关于张保皋，流传至今的史料比较丰富。在中国，有杜牧(公元803-853年)的《樊川文集》卷六《张保皋郑年传》，北宋人宋祁、欧阳修等编成于1060年的《新唐书-东夷传》。而其后200多年由朝鲜半岛人编撰的朝文史料《三国史记》则记其名为“弓福”，再后的汉文史料《三国遗事》则记其名为“弓巴”。

《三国史记》是最早记录张保皋事迹的朝文史料。 《三国史记》的作者是高丽王朝官员金富轼(1075-1151年)。金富轼是史学家，出生于新罗王室，曾祖父是高丽王京庆州总督，父亲和三个兄弟也都是高丽官员，金富轼在朝鲜半岛史学中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司马迁，但对张保皋这个出身等外的“岛民”，金富轼依然没有摆脱骨品制的偏见。

以一般人都能接受的逻辑推理，张保皋以无名无姓侧微之身入唐淘金，不仅积累了财富、人脉和武功，而且拥有了“张保皋”这个身份符号，回国后绝不会再以“弓福”、“弓巴”之名行事，更不会接受“弓福大使”这样不伦不类的称呼。然而，两百年后，金富轼写历史书，记其名“弓福”而不记“张保皋”，骨子里对张出身的歧视隐约笔端。金富轼比张保皋晚出生229年，新罗社会依然奉行出身论，只有金富轼这样的贵族才有姓，平民根本没有姓，当年，“弓福”、 “弓巴”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如果说”弓福”的汉名是意译，那么高丽僧人一然(1206～1289)于13世纪80年代以古汉语撰著的《三国遗事》，则干脆直接写成”弓巴”。 韩文中，”福”、”巴”都是小孩之意，冠以”弓”字，只是说”擅长射箭的小孩”，没有姓名符号的区分功能。

张保皋回新罗10年后，日本僧人圆仁曾两次寓居赤山法华院达27个月，受到新罗僧和居民的热心接待。圆仁没有与张保皋谋面，但写过致张保皋的感谢信，他的日记体旅行回忆录《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其名为”张宝高”，而没有记为”弓福”、”弓巴”。这个日本人的记载再次证明，在中国徐州、赤山的从军和贸易中，那个”弓巴”、”弓福”肯定以”张保皋”这个名字行事，回国后，他怎么会收起”张保皋”这个名头呢？

这个擅使枪的新罗人是出身侧微的“岛民”，少时贫寒、青年有成、晚年被刺死，身世跌宕，一度被视为“乱臣贼子”。110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岛民”又经历了身后名藉藉、近年名鹊起的“二次翻身”

在赤山这个三面环山、东朝大海的禅院和旅游胜地，站在张保皋铜像下，静下心来，可以窥见历史之于个人生前身后命运安排的吊诡和不容分说。

衣锦还国死于等级歧视

张保皋入唐“ 淘金” 成 功翻身，筹建寺院，开展海上贸易，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充当一方新罗人的精神和组织领袖，但他只是当时众多新罗人的“异数”。

此前被平定的李师道具有高丽血统，这个割据今山东的淄青节度使控制了山东半岛沿海的海上贸易，其中一项就是买卖“新罗奴”。828年，挟军功之名、海外贸易之富，张保皋自赤山渡海衣锦还乡，求见兴德王。

关于这次晋见，《樊川文集》记载“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得镇清海，使贼不得掠人西去”。此后，受封为“大使”的张保皋在朝鲜半岛最南端的海道要冲莞岛(今莞岛郡)设立清海镇，除海盗，禁止买卖新罗人，并开展对唐、日贸易。“大使”这个奇特官职，实际上反映了新罗王朝权力集团对张保皋的两难心态。新罗官制并无“大使”官名，但若授予张保皋其他贵族同有的官职，则难免让新罗贵族感到羞辱，单独另设“大使”官职，则既解决了张保皋势力对于现行体制的政治诉求，又照顾了新罗贵族的面子。

有资料显示，这位清海镇“大使”还对外出租船只、水手、艄工、译语等。若是真的，连船带人一起出租正是现代远洋运输中“期租”，说明张保皋的海上贸易帝国还对外输出经营人才和经营模式。张保皋坐镇清海，唐政府多次发禁令，“新罗奴” 买卖的两头被扼住，《新唐书-新罗传》 载，“自太和(827-835)后，海上无鬻新罗人者”。国际海洋贸易积累了雄厚实力，自然要求政治话语权。张保皋先帮新罗国第45代君主金祐徴登基，年，金祐徴去世，他又扶立第46代君主文圣王金庆膺。这一次，张保皋想立自己的女儿为王妃，通过与皇室联姻改变自身的社会等级地位。对从社会最底层起家的张保皋来说，这真是”英雄末路”，也是身处新罗社会的无奈选择。但新罗贵族以”夫妇之道，人之大伦也。今弓福，海岛人也，其女岂可配王室？”彻底击碎了张保皋的翻身梦。

站在张保皋铜像下，可以窥见历史之于个人生前身后命运安排的吊诡和不容分说

外表是实力雄厚的地方实力派，内心却每每痛楚于卑贱的出身，这种矛盾不得解，终于，在846年张保皋发起朝鲜半岛历史上有名的”弓福之乱”。新罗王知道打不过张保皋，使出了”掏心计”，一个叫阎长的刺客假装投靠张保皋，趁他饮宴酒醉，拔剑斩走了那颗聪明的头颅。从此，不仅尸骨无存，而且背负”乱臣贼子”的骂名，张保皋陷于历史的长期黑暗。

上世纪韩国引发“张保皋热”

到了近代，出于“ 贸易 立国”、“海洋韩国”的现实政治和经济需要，加上赤山法华院遗址被发现，张保皋再次“翻身”。

上世纪80年代赤山法华院遗址被发现，引起了韩国国内的“张保皋热”。当时，两国尚未正式建交，韩国方面仍准备出资重建赤山法华院，但提出要立碑载明“赤山法华院是在唐新罗人自治区”、“赤山法华院是张保皋在海外的殖民据点”，遭到拒绝。1992年中韩建交，次年，张保皋纪念塔就在赤山法华院迅速竖起，韩国总统金泳三还亲自题写碑文。

此后，不仅“张保皋”之名成为小说、电影的主人公，连朝鲜半岛近代文学家李光洙也说，“过去虽然也出现过像弓福这样风靡全亚洲的大实业家，但是到了近代我们朝鲜人所丧失的最大能力之一就是赚钱的能力。”

其实，这些哀荣跟当年惨死的“弓福”、今天依旧尸首分离的游魂，又有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