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浮梦录︱中国留美幼童项目及其失败

作者: 王元崇   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来源：澎湃新闻 ∙ 澎湃研究所

在中国历史上，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1871年清朝同治十年这整整2092年间，官派出洋留学的事情，是从来没有过的。

这主要是因为在现在被称为“东亚”的地区中，中国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且通过与周边领土较小的国家之间保持历时长久的宗藩朝贡体系的外交构架，维系着自身的优越地位。而对“中亚”地区的国家和政权，中国则长久以来视其为茹毛饮血的异域蛮邦，不屑与之交流。

外来文化，在融入中国文化之后，皆被不同程度地中国化，最为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佛教。佛教在汉初自西域诸国引进中原地区以后，逐渐发展出了相对成熟和独立的中土佛教体系，中国逐渐成了大乘佛教最大的根据地，并将其传播到了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家。纵然唐代时候出现了玄奘个人西行求法的千古流传的故事，但唐朝官方从未派遣学生赴海外学习梵文经典等等。待中国日后发展出天台宗（法华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和禅宗等本土流派，并流传到日本等国家之后，更进一步掌握了佛教法门的话语权，乃至于到今天谈及佛教，必然要谈中土流派。
再如程朱理学，元明以来渗透到了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周边国家，中国的文字、历法、司法、建筑艺术等也都被这些国家所采用和模仿，朝鲜等国家甚至以“小中华”自命。因此，在这一地域空间秩序内，中国历代王朝并不需要派遣人员出去留学以期从根本上来改造自身的文化。

明末到清朝中期，很多欧洲耶稣会士前来中国，带来了欧洲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比如佛郎机炮、红夷大炮（即红衣大炮）、天文观测、球面三角学和梯形制图法等等，也亲身服务于钦天监等机构，帮助中国制订历法和测绘舆图。中国虽然不断接收欧洲传教士和吸收海外的新技术，甚至允许俄罗斯学生长久地驻京学习，但并没有派遣学生赴欧洲直接学习任何技术。

1872年即同治十一年，清朝派遣第一批留学生30人赴美国留学，这是中国秦皇汉武以来的破天荒的头一遭，按照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说法，此事“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这也是中国这个天朝大国真正放下身段，去到别人家里做学生的第一回。

晚清时期中国人数较多的官派留学主要目的地有两个：一是美国，二是日本。就日本而言，主要是1895年甲午战争、1905年日俄战争和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以后，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出现一个小高峰，收效也比较明显，鲁迅、宋教仁、蒋介石等人都是其中的受益者。后因日本侵华，赴日留学风戛然而止，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恢复。现在日本东京大学等地方，存留着大量留日学生的档案。

就美国而言，自1870年代到现在，先后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官方主导的赴美留学的现象。第一次是清政府主导的官派留学幼童，从1872年到1881年，共计四批120人；第二次是清朝灭亡之前的庚款留美学生，从1909年到1911年，共计三批180人；第三次是1979年邓小平访美以后开始的新一轮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潮。前两次都失败了，未能达成晚清中国富国强兵的目的；第三次依旧在发生之中，收效巨大，但也开始进入不算平静的时期。

在本章中我们来看一下晚清中国的第一次官派留美行动，是如何展开而又失败的。

容闳

1871年，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在其有关中国的长篇国情报告中，评论和批评了中国令人窒息的、和当时潮流不相契合的教育体制，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书生之所学与国家社会之所需完全脱节。讵料转过年来的1872年，中国就开始派遣了第一批30名幼童出国留学，而留学目的地恰恰是镂斐迪的老家——美国。
推动这一留美幼童计划的，并非镂斐迪，而是从美国耶鲁学院（Yale College，今耶鲁大学前身）留学归国的广东人容闳（1828-1912）。

1907年的容闳。 图片来自Thomas, E. LaFargue的专著China’s First Hundred.

容闳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南屏镇），这个村子位于北条岛之上，与南面的澳门只有三四公里的一水之隔，北距广州约一百多公里。以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为主的欧洲商人已经在这一地带活跃了数百年，容闳出生的时候，荷、英、法、美等国的商人更是络绎不绝，当地人对“夷人”并不陌生。这是容闳日后最终留学美国的一个重要的外部环境。假如容闳出生于孔子的老家曲阜，历史上可能没有人会知道他的存在。

容闳的父母都是农民，但希望儿子可以结识一些西洋人，以便日后在洋行中谋个差事。而机缘巧合的是，容家一位邻居恰好在澳门给欧洲来的传教士郭士立（又名郭实猎，即Karl Friedrich Gützlaff, 或Charles Gützlaff，1803-1851）夫妇做领班仆役。

郭士立是原籍普鲁士的传教士，先在东南亚地区传教，后来抵达中国，曾主持发行过影响很大的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南京条约》的谈判中担任过重要的翻译角色，是一位在鸦片战争前后中西交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人物。他的太太玛丽纽维尔（Mary Newell）是英国人，热心传教，于1835年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招收当地女孩子入学受教育。

此时，广州的外国人社团为了纪念第一位到中国布道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设立了“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al Society），旨在创办学校，招收中国孩子入学，学习英文并了解西方社会。在马礼逊学校正式建立之前，有一些年龄很小的男孩子被先送到了郭太太在澳门的女子学校借读，容闳正是其中之一。从这个时候起，容闳开始成为英文里的Yung Wing，即他名字的广东话发音拼写。

1839年马礼逊教育会在澳门建成了一所男校，校长是美国传教士塞缪尔罗宾斯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牧师，毕业于耶鲁学院。当时容闳父亲亡故，他只好一边读书，一边在一家天主教牧师的印刷所内工作，后来在一位英国医生传教士本杰明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的资助下，于1841年转入这所男校就读。

马礼逊学校作为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窗口，在广州一带已经引起了中国精英阶层的关注。早在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到广州稽查鸦片烟时，其幕府中就聘用了一名马礼逊学校的学生来翻译英文资料，后来都收录到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之中。容闳转入这所学校的时候，有另外的五位中国男童在就读，包括：黄胜、黄宽、唐杰（即唐廷枢）、李刚和周文。按照后来为容闳率领的中国首批留美幼童著书立传的美国历史学者汤姆斯拉法格（Thomas E. LaFargue, 1898-1968）的说法，这五名男童中至少有两名是流浪街头的孤儿，而这可能就是指的李刚与周文二人。

1847年，布朗校长因身体欠佳而返美，容闳、黄胜、黄宽三人一起跟随其抵达返美，后来黄胜因为健康原因先期返国，容闳和黄宽二人继续留美，在麻省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即今日的Wilbraham & Monson Academy）就读，为进入大学做准备。后来在各自受到资助以后，容闳进入耶鲁学院学习，黄宽则前往英格兰学医。

几年以后，容闳和黄宽学成毕业，黄宽成为广州地区的名医，没有在国外读书的黄胜成为香港著名的报人，而唐廷枢逐步成为一代买办巨商与轮船招商局等洋务企业的领头羊。这些人的个人的成功甚至飞黄腾达，都源自于在马礼逊学校所受的英文教育。当时的中国没有多少人认识英文和懂得西方文化，而这批英美传教士以及英美教育体系训练出来的孩子却懂得的很，是以在中国开始向欧美发展轨道靠拢之时成为举国不可多得的英才俊杰。

从这个角度上看，晚清以来的中国自踏入所谓“近代化”的征程之时起，时刻面临的一个大的挑战就是数万万人之中了解外界和知悉他者的人一直都极少，这种供需关系一个多世纪以来因为种种因素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

1854年从耶鲁毕业的容闳，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大学取得毕业证的中国人，此前两年，他已经归化了美国国籍。容闳本人完全彻底地接受了西方文化，或者说，他从小就没有接受过四书五经和孔孟伦理那一套东西的浸染，所以他的世界观和同龄的中国人存在根本的差异。但是，容闳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的热爱，而自小出身于基督教学校的他也完全认同教会人士的那种以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为己任的使命感，因此他展开了推动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的前无古人的大事业。

容闳的光荣与梦想在于他要以一己之力振奋整个中国，而他的悲剧也恰恰在于此。中国历史上自此以后再未出过第二个容闳。

容闳最初回国的时候，先是担任了在广州行医的美国人伯驾的秘书，而后前往香港学习法律，再转入海关担任翻译。
1859年11月时，容闳和两名美国传教士以及曾恒忠一起，从上海出发沿着苏州前往南京访问太平天国，他想弄明白太平天国究竟是否可以取代清朝。曾恒忠及曾兰生，是新加坡出生的华人，曾经留学美国，不过因故未能完成学业，1853年来上海经商，逐步参与到了洋务运动中来，最后也参与了留美幼童计划。11月19日，容闳在南京会见了干王洪仁玕。早在1856年，容闳就在香港认识了洪仁玕，当时洪正在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 Association）的英国牧师雅理各（James Legge，1815-1897）手下布道（雅理各也是将中国经典翻译为英文的著名汉学家，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

容闳向老朋友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富国强兵和重视教育的建议，包括成立一所军事学校和建立一种分年级的学校教育体制等等。洪仁玕本人是一个很开明的知识分子，而且当年4月他的《资政新篇》刚刚刊行，所以他十分支持容闳的看法，二人可谓惺惺相惜。但此时太平天国其他领袖都在外地征战，无法回来商议这些蓝图建议，也只得搁置。洪仁玕本来要封容闳一个四品官衔，让他留下来效力，但容闳推辞了，他发现太平天国并非其用武之地。不过，容闳让洪仁玕给他发了一个能够在太平军占领区域内自由来往的路凭，也就是通行证。

离开南京的容闳认识到了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决定先行个人致富。他经友人介绍入英商的宝顺洋行，凭借着洪仁玕给他发的一纸路凭，以芜湖为根据地，在太平军占领的长江流域采购丝茶，然后贩销内陆省份，赚了一大笔钱。这是容闳个人的发家史，也是他此后一直没有个人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洪仁玕没有救得了他热爱的太平天国，但无意之间给了容闳一个大钱袋子。

1861年太平天国洪仁茂发给三名外国人的路凭

曾国藩

赏识容闳才华的伯乐，最终证明是当时正在极力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军将领曾国藩。1863年，曾国藩的幕僚、著名的算学家李善兰（1810-1882）将容闳引荐给曾国藩。在和太平军作战之中，作为“湘军”之父的曾国藩曾雇佣过外国军官训练军队，对西式操练阵法和泰西洋枪大炮的威力均有切身经历，也看到了中国的大不足，所以赞成中国应该亟办洋务以自强，他非常赏识从美国毕业回国的容闳。

除了曾国藩这位“同治中兴”第一名臣之外，大力支持容闳办事的另一位大员是曾氏门徒、“淮军”首领李鸿章。

一个人纵然胸中有利在千秋的大愿，想以布衣身份在中国办成扭转乾坤的大事，是断无可能的，所以容闳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在官场上谋到一个正式职务。容闳的幸运之处在于曾国藩赏识和支持他，这比什么都重要。曾氏委派他负责筹备江南机械总厂。此后，容闳于1865年亲自跑回美国，购买了若干机器，运回上海组装建厂，此即著名的“江南制造总局”，由著名科学家徐寿（1818-1884）主持局务。

次年，曾氏即上奏保荐容闳为江苏候补同知，遇缺即补。“同知”是知府的副职，正五品，无定额，因事而设以专责成。

1867年，在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总局的时候，容闳和徐寿进一步提议在总局附近设立中国兵工学校，培养本土技术工程师，以备本国人才之长远独立，并设立翻译馆所，大力引进西学。在曾国藩、李鸿章以及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大力支持下，江南制造总局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大本营，融机械制造、西方科学技术翻译和本土人才教育于一体，诚系千古未有之事。

1865年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炮厂内景

1870年夏天，天津爆发了一起攻击传教士的案件，成为推动容闳事业的一个转折点。

当时，天津的天主教传教士在教堂内开设了育婴堂，因为天气炎热，疾病流行，一些儿童不幸夭折，加上一些孩童失踪，民间开始出现外国传教士诱拐儿童后挖眼剖心用来制药的谣言，群情激愤，于6月21日前往教堂前示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r）火冒三丈地找驻扎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对质，要求后者立即出兵弹压，崇厚认为不能轻举妄动，丰大业蛮横异常，拔枪射击崇厚，幸未击中，结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丰大业又举枪射击了正在疏导民众的天津知县刘杰，并重伤了刘府下人一名，围观民众怒不可遏，当场打死了 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进而冲进教堂，残酷地杀死了修女和神父，焚毁了法、美、英等国开办的几所教堂，并捣毁了法国领事馆。

事件共造成13名法国人、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爱尔兰人死亡，因此各国都称其为“天津大屠杀”（Tientsin Massacre）。三天之后，法、英、美、德、意等军舰齐集天津外洋，要求中国惩办凶手。

北京朝廷委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调查。曾国藩为了避免交战，把责任全部推到了中国方面，将天津道台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等人撤职查办，决定处死为首20人，流放25人，赔偿法国损失46万两白银，并派崇厚赴法国道歉。

但北京和民众都对曾国藩这种处理方式极不满意，全国上下大骂曾氏是卖国贼和软骨头等等。北京借着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的当口，把曾国藩调去金陵补两江总督的缺，直隶总督由其门徒李鸿章接任。后来李鸿章勉强处理了教案余波，崇厚也赴法国去道了歉，事件算是过去了。李鸿章本人也恰是借着这个机会崛起的，并以北洋通商大臣的身份驻扎天津（每年冬天封河后回保定的直隶总督府），参与处理中国的外交通商事务，一直到甲午战争失败以后。

天津教案对曾国藩打击异常之大，其“中兴名臣”的声望毁于一旦，让他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病，特别是民众对外界事物的不了解和谣言所能造成的破坏力，因此他对容闳的派人留学、改变中国风气的建议更加赞成。从这个角度上说，留美幼童的派遣，多少是中国统治阶层在吸取轰动一时的天津教案的血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

大计

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1871年9月3日），曾国藩和李鸿章分别以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衔，向北京朝廷联衔会奏拟选幼童赴外国学习章程十二条。在这份奏折中，曾、李缕述了中国当下了解海外情形的迫切，提到此前清廷派往欧美的斌椿（即斌椿使团）、志刚和孙家谷（即蒲安臣使团）的前例，认为当此“风气既开”（指洋务运动逐步展开）之际，更应该“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徐图日强”。

虽然中国已经开始设立制造局和同文馆等机构，学习欧美制造和语言文字，但他们指出：“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因为《蒲安臣条约》的第七条内允许中国人前往美国大小官学学习，所以他们建议选择美国为留学地点，日后可以派学生去英国的大学学习，而美国公使也同意到时候一定转达美国政府，让其“妥为照料”中国学生。

曾、李提到，出洋留学计划面临选材和经费两大困难。至于经费，预计四年总需120万两银子，由上海江海关的税项下按年拨发。更难的是选材，除了聪颖这个标准之外，还应该是“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他们提议让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专责此事，并在上海设“肄业公局”（即通常所谓之“出洋局”，后来规范的正式名称是“幼童出洋肄业沪局”），招考幼童，并预备出洋事宜。每年招30人，四年招收120人，15年后陆续回国，则这批学生“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

因为都是幼童，出去难免被美国社会改变，于是曾、李二人提议随团设置“翻译教习”，在美国“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材。”这两位大学士明白，这些学生“未必皆为伟器”，但人数众多，总有成材者，所以希望达成“拔十得五”的效果，也就是希冀120人之间能够出一半的人才。

曾、李会奏的“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十二条”，是规范这一留学计划的大纲，基本内容包括：

第 一条：中国每年选送幼童30名，由中国负责生活费用和学费，到美国“书院”学习，在“学识明通”以后，“量材拔入军政、船政两院”学习，也就是进入军事学校和海军学校学习，相关的入院事宜均照美国章程办理。

第二条：在上海设局，派三名委员负责，从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处，挑选聪慧幼童，年龄在十三四岁到二十岁之间，已经在中国读书数年，亲属愿送其出洋，由所在地方的地方官，取得幼童亲属的“甘结”即保证书，写明幼童年龄、样貌和籍贯以备案，然后送到上海公局考试，如属聪明并“稍通中国文理”的，留在公局暂住，等候齐集出洋，不合格的撤退送回原籍。

第三条：每年选送幼童30名，四年总计120名。15年后，每年回国30名，由驻洋委员列明各人所长，听候政府派用，“分别奏赏顶带、官阶、差事”。幼童都是“官生”，即官方派遣留学的学生，不准加入外籍和在外逗留，也不许私自先回而谋别业。

第四条：赴洋幼童学习一年，如果有“气性顽劣”、“不服水土”的“将来难望成就”的学生，由负责的驻洋委员“随时撤回”，这些学生流出的空缺，则由驻洋委员在“金山”即旧金山的华人中，寻找年龄十五岁左右的“西学已有几分工夫”的幼童，随时补入，“以收得人之效”。驻洋委员可以“临时斟酌办理”。

第五条：驻洋委员将幼童学习的书目、专业等详细注册登记，每四个月考试一次，年终注明等第，详细记录后送到上海，由上海道台转报。

第六条：派正副留洋委员二人，每人每月薪水450两银子，翻译一人，月薪250两银子；中国教习二人，每人月薪160两银子。

第七条：每年的驻洋公费银大约600两，用于医药、邮资、文册、纸币等各项杂用。

第八条：驻洋正副委员、翻译、教习往来川资，每人750两银子。

第九条：幼童来回川资及衣物等项，每人790两银子。

第十条：幼童驻洋的学费（“束脩”）、生活费（“膏火”）、房租费、衣服、食用等项，每人每年400两银子。

第十一条：驻洋委员每年将一年的使用费用，开单知照上海道转报，如果正款有余，就收归国库，即“涓滴归公”，倘若正款不敷使用，由驻洋委员随时知照上海道补给。

第十二条：每年驻洋的薪水、生活费等项，约需库平银六万两，以20年计算，总需库平银120万两。
当时同治皇帝尚未亲政，一般的军国大事皆由慈禧、慈安这所谓“两宫皇太后”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讨论后上奏，而当时负责总理衙门的正是极力支持曾、李等人搞洋务的恭亲王奕。恭亲王很快表示，曾、李所提议的派遣幼童出洋留学是“实事求是”之举，“应如所奏办理”，“章程各条，均属妥协可行”。

恭亲王只就第二条招考幼童方面提议说，以前上海、广州等地成立同文馆之时，只是从满汉八旗内的“向习清书翻译子弟”（即学习满洲文字以做翻译的学生）和“汉人世家子弟”内选择，现在留洋幼童，应该不分满汉子弟，只要“质地端谨，文理优长”的就一律送局，“以广人材”。后来恭亲王又建议将幼童年龄限制在十二岁至十六岁，这样学成回国时不至年龄太大。

这是一个十分漂亮的规划，眼光宏大、脚踏实地，他们真是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为国家造人材的大事业，是要为万世开太平的。然而，也不是所有人都认可出洋留学的做法的。

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拍摄的1872年北京街头卖水果的小贩。大英图书馆藏，编号1787.d.7。当时的照片大都是摆拍的，但这张照片将中国农民的贫困以及整个社会最底层的日常挣扎状态表现的淋漓尽致。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体味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突然决定耗费120万两资助一批学生出洋学习西学，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视野。

孔夫子

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1872年3月1日），曾国藩和李鸿章又联衔上奏，推荐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为驻洋正委员、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为副委员，并奏请盐运使衔分发候补知府刘翰清负责上海公局事宜，建议所有驻洋和在沪的事宜均由这几人互相商办。

二人同时上奏了一个“挑选幼童及驻洋应办事宜”的清单六条。其中一条要求留洋幼童讲求“中学”，即中国学问，具体办法二：其一，学习《孝经》、《小学》、《五经》以及《国朝律例》等书；其二，每逢“房、虚、昴、星”等日，正副委员召集所有幼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目的是“不至囿于异学”。“房、虚、昴、星”是中国传统天文历法二十八宿中的四宿，每隔七日出现一次，也就是说每七天要集体讲解学习一次《圣谕广训》。

光绪戊申年（1908年）在广州出版的《圣谕广训》序言第一页

《圣谕广训》是通行全国的教本。雍正二年（1724年）初，清廷在康熙的《圣谕十六条》的基础上，加以扩展并以白话注解后编成。全书洋洋万言，旨在教化万民，按雍正皇帝的要求，要到做家喻户晓。是以，每逢朔望两日（即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各地官员和将军人等，都要向该地的士绅、学子、官兵和百姓讲习“圣谕”。幼童们到了美国后也得学习这本书，而且频率比国内高了一倍，每个星期都要学，一个月四次，一年六十次，十五年留学下来的话理论上要耳提面命九百次。

这十六条圣谕的第七条“黜异端以崇正道”，注解有640字之多，是注解最长的三条之一。第七条提倡尊“儒宗”，不鼓励佛、道，至于“西洋教宗、天主，亦属不经，因其人通晓历数，故国家用之，尔等不可不知也”（笔者注：“历数”指历法计算方法）。这一教条长久以来是许多人反对西学尤其是西方宗教入华的理论武器。清廷既然决定派送幼童出洋学习“异学”，却又要他们时刻不忘“黜异端”，实在有些令人迷惑。

为了搞好中学业务，曾、李推荐五品衔监生曾恒忠为翻译，光禄寺典簿附监生叶源濬为教习，一起出洋同往。为了加强这一中国教化，曾、李还提议每年八月颁发时宪书（即清朝皇历），由上海江海关转交总税务司，邮递到驻美洋局，每逢“三大节”（包括“万寿圣节”即皇帝生日、冬至和元旦）以及每月的朔望两日，由驻洋委员率领手下诸员和留学幼童“望阙行礼”，即对着北京皇宫的方向行礼。恭亲王对此表示赞成，并进一步提议在洋局设立“至圣先师神位”，即孔子神位，这样诸员和诸生届期可一体行礼。

幼童

留学大纲设定后，沪局立即设立，开始招生。第一批30人中，广东籍的多达24人，江苏3人、安徽1人、福建1人、山东1人。在总计四批120名官费幼童中，从籍贯来看，北方省份的只有山东石锦堂1人（占总数的0.8%），其余都是来自南方省份，包括广东83人（占69.2%）、江苏22人（占18.3%）、浙江8人（占6.7%），安徽4人（占3.3%）、福建2人（占1.7%）。

就赴美时年龄而言，是从10岁到16岁，其中10岁的有11人、11岁的21人、12岁的29人、13岁的29人、14岁的23人、15岁的3人、16岁的1人，是名副其实的幼童。

就家庭背景而言，这120人中，没有一人来自天潢贵胄之家、高官名将之门，清一色都是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在他们的父母家人看来，出国留洋或许是一条不算坏的生路。

第二批幼童里有个叫做李恩富的，广东香山人，国内知道他的恐怕不多。李恩富留美回国后，没有造铁路建工厂，而是办起了报纸。而后，他再次赴美求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在1880年代的反华浪潮中以笔为戈，为在美华工华人的权益而斗争。

1887年，李恩富在波士顿出版了个人自传 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我的中国童年》），通过这本书，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日选拔留学幼童的情况。

留洋前，李恩富在私塾读书，由《三字经》、《千字文》发蒙，已经学到四书、《春秋》。 “学校低年级的学生总是由一名老师教课，任课教师加上几名助理的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他日后对比中美教育模式时说，“中国的校长必须是大权独揽的，他是手下所有人的君王，在他的地盘上没有一个人敢冒犯他” 。

留洋沪局设立之后，碍于当时的通讯手段，除了上海、北京等几个主要的都市区，并没有多少人知悉这个消息。李恩富有个姨夫在上海洋行里做买办，觉得留洋是条不错的出路，于是打发李恩富的表兄回广东通风报信。当时，李恩富的父亲已经病故，李母一人拉扯三个儿子，境况可想而知，遂同意让李恩富出洋谋个出路。一个月后，李恩富对母亲磕了四个头，随表兄去了上海，第一次见到了红头发、着窄袖衣服的外国人。

李恩富在上海公局内住了一年，学习英文和中国历史文化等课程。从他的记载来看，除了周日，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每天下午4点半放学，6点吃晚饭，8点还要听教师讲中国历史，9点上床休息，是很紧凑的预备训练。

1873年5月，沪局选拔考试，共计40名学生参加，主要测试英文，但平时表现也都列入考核范围。李恩富等30人通过了考核，被授予“童生”的荣誉，各人的老家都张贴了金字喜报，布告乡里，光宗耀祖。得中的30人乘着体面的轿子，正装前往拜见上海道台和美国驻上海领事。6月，这批官生从上海乘船奔赴美国。

1872年7月31日（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首批30名学生在陈兰彬的带领下，从上海出发，经日本横滨，于一个月之后抵达旧金山，然后乘坐火车前往耶鲁大学所在的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这批孩子被美国人称作“中国教育计划男童”（CEM boys，CEM即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1872年第一批抵达旧金山的中国幼童中的六名学生。图片来自Thomas, E. LaFargue的专著China’s First Hundred.

按照容闳的安排，学生们分散住进了康州河谷地区（Connecticut Valley）美国人的家里。原计划每个家庭安置两名幼童，讵料申请接纳的家庭多达122家，30名幼童完全不够分配。美国家庭和当地社会表现出的巨大热情，让幼童和洋局负责官员备感振奋，觉得成功可期。

容闳将洋局设在了距离康州省会哈德福城（Hartford）以北不远的麻省的春田镇（Springfield），这样从春田镇到哈德福城到耶鲁所在的纽黑文（New Haven），三点一线，方便管理。

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纽黑文（New Haven）、哈德福城（Hartford）和麻省（Massachusetts）的春田镇（Springfield），三点一线。 谷歌地图截图

此后，第二、三、四批幼童分别于1873年、1874年和1875年抵达美国。和他们同行的还有几名自费生，都是沪局考试落榜的幼童，出于对这一留学项目的信心和企盼，宁愿自费前往。当时，所有公费、自费的学生都以为他们要在美国留学十五年，直至完成学业。

撤回

美国的一切都是新奇的。在自传中，李恩富追述了初来乍到的种种，高楼大厦、天然气、自来水、电子时钟和电梯等等“摩登设施”勾起的无限惊奇。

但让这个13岁孩子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人。在从旧金山去往美国东部的火车上，他们遇到了持枪打劫的匪徒，一行人吓得趴在地上，求各路神仙菩萨前来救命。所幸劫匪杀了司机，抢了金条，并未伤害乘客性命。“此一美国文明之章节，算是永久地刻在我们脑袋里了”， 李恩富回忆说。

孩子们抵达春田镇后，洋局便通知相关寄宿家庭前来领人。这是李恩富第一次见到维乐女士，后者激动地抱住了这个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国小孩，并吻了他的脸颊，这让其他的孩子哄堂大笑。李恩富的脸刷地一下红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亲吻。

李恩富记得第一次从教堂“出逃”的事。那天是礼拜天，女主人维乐女士带着家里的两名中国孩子去“礼拜日学校”（Sabbath-school）。李恩富二人当时的英语词汇还很有限，只听懂了“school”，当是去上学，待发现不是学校而是教堂时，都十分惊恐，飞也似地跑了出去。这让维乐女士颇为诧异，她并不知道孩子们反复学习的《圣谕广训》中还有“黜异端以崇正道”的一条。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孩子入乡随俗，不仅不再排斥教会，而且积极参与教会的活动，有的甚至受洗成了教徒。

孩子们很快适应并融入了彼岸的生活。今天，在春田地区的博物馆，仍旧陈列着很多有关留美幼童的文物，当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也有大批留美幼童的资料，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主要参考资料。

在当时，美国社会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印象多是破碎而间接的，其中不乏想象的成分。对纽黑文、哈德福城、春田镇的许多人来说，这些小留学生是他们与中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而这些孩子毫无例外地获得了当地接待家庭、学校和教会的一致肯定，可以说塑造了一种正面的“中国形象”。在前面的专栏里，我们提到过大作家马克•吐温作品中有关中国的记载，以及他对在美华工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抨击。这与作家与中国留学生的接触不无关系，当时他住在哈德福城，那里的中国留学生时不时会找他的女儿跳舞。

1881年耶鲁赛艇队合影，前排中间的系舵长（coxswain）钟文耀（Chung Mun Yew），钟文耀属于第一批留美幼童，广东香山县人氏。耶鲁大学图书馆藏，照片编号3237。公有领域版权。

关于这批幼童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已有不少作品和纪录片做了介绍，本文就不重复了。下面讲一些不曾正式发表的轶事，算是对已有资料的一点补充。2004年12月21日，容闳铜像在耶鲁大学落成揭幕。该校历史学系的中国史教授白彬菊博士（Dr. Beatrice S. Bartlett）在揭幕式的演讲中，提到这些留美幼童：

这些中国孩子非常非常聪明。曾经在哈特福德高中和几位中国学生同窗共读的威廉•莱恩•菲尔普斯（William Lyon Phelps）教授，就非常钦佩他们学习拉丁文的能力，也非常羡慕他们在高中舞会上赢得所有女孩芳心的魅力（显然他没有能赢得女孩子的青睐）。就在去年，当我随手翻阅我曾舅父列奥纳德•达吉特（Leonard Daggett）关于1884届班级自传时，看到他不无忧郁地承认说，他本来可能成为一门课的第一名，但遗憾地是被一名聪明的中国学生抢了先。这名学生就是李恩富，他以优秀毕业生（Phi Beta Kappa）毕业，并且留在了美国，他的曾孙后来也来到耶鲁求学，成为一名雅礼学会学士（Yale-China Bachelor），而且在我们的东亚研究委员会中工作。

写作这篇专栏的时候，我和白彬菊教授通过电子邮件取得了联系，想知道关于中国幼童她那里还有没有更多故事和细节。我在康奈尔大学读书的时候，曾帮白教授校对过一篇文章中的拼音部分，她为了表示感谢，竟然把收藏了几十年的一套线装本的《热河日记》邮寄给我，让我大为感动。这次我因李恩富的故事再联系她，同样令我感动的是，91岁高龄的她迅速回了邮件。白教授说当年的文件已经散失，但确认了“我的曾舅父的确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我在班上做的一直非常好，直到一名中国学生抢到了我前头去” 。足见留美幼童优秀的学业成绩，给美国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 1881年留美教育计划戛然而止，次年所有学生被召回国，绝大部分没有完成学业。

这与当时中美关系的大环境有很大关系。美国西部，尤其是加州，出现排华浪潮，并影响到华盛顿的政治氛围。 1880年，美国特意派人赴华修改了《蒲安臣条约》中关于华工入美的规定。与此同时，美国西点军校等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也未能按照先前的约定招收中国学生——但却在招收日本学生，如此一来便大大打击了曾、李“富国强兵”的初心。

这时，中国内部在对留学项目的管理上也出现了矛盾。事实上，驻美留洋公局自成立以来，一直为各种矛盾所缠绕。陈兰彬和容闳办事路数迥然不同——陈氏没有接受过西学教育，所以侧重中学，认为容闳过于强调西学，疏忽了对中学的监督；容闳则自有一套，坚持以自己的标准来管理学生。二人之间时有龃龉，这些矛盾也都由他们各自以及其他驻局官员反馈到了北京朝廷和李鸿章的那里。

1878年秋，陈兰彬出任中国首任驻美公使，容闳为副使。为了缩减开销，北京决定裁撤驻洋公局。陈兰彬和容闳很快南下华盛顿就任，北面留学生事务由陈兰彬奏请驻西班牙参赞、翰林院编修吴嘉善（即吴子登）接任。吴嘉善虽然有驻外经历，但认为留美幼童西化严重，所以抵任以后强化中学监管，并向北京汇报说洋局管理不善，问题严重，诸生将来回国恐一事无成，云云，建议终止这一留学计划。李鸿章在获悉这批留学生可以转去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继续留学，并且可以进入这三国的军事院校之后，对撤回留美学生表示了默认。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包括一直在哈德福城照料留学生的容闳的老朋友杜吉尔牧师（Rev. Dr. Joseph Twichell）、耶鲁大学校长诺亚•波特（Noah Porter）、马克•吐温乃至美国前总统格兰特（Ulysses Grant）都出面写信给中方，呼吁继续留美计划，不要撤回。格兰特曾于1879年到过中国，在天津见过李鸿章，在北京见过恭亲王，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

但是，1881年6月8日（光绪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的总理衙门还是决定：“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1881年7月9日，哈德福城的驻美肄业局关门，留学生们很快分三批经旧金山和日本乘船回国。10月，当时在美的94名学生全部回抵中国。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派留学项目收场了。

遗恨

1873年6月份，李恩富等第二批官生从上海乘船出发，一周后抵达日本横滨。这次乘船和在日本的停留，让孩子们第一次看到了轮船蒸汽机和地上跑的冒着蒸汽的“火车”。他们发现，日本人也崇拜孔夫子，但这不妨碍他们学习西洋的东西。

其时已经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五个年头。这些来自中国的孩子无从了解，他们所见的是一个正朝着欧美工业化奔跑的明治日本，是一个迅速超越中国而蓬勃发展的新兴帝国。

而就在此时，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刚刚亲政的同治皇帝于6月29日首次接见了六个国家的驻京使臣，包括英、法、俄、美、德五国公使，以及来自“同文之国”的日本“全权大使”副岛种臣。副岛种臣访华的主要目的是和中国互换1871年9月中日签订的《修好条规》，此外也有打听北京对台湾和朝鲜的政策的任务。

此时，日本除了开始谋求侵占琉球、染指台湾之外，国内也出现了西进“征韩论”等声音。而鉴于中国与朝鲜之间紧密的宗藩关系，日本不得不先弄清楚中国的态度。为此，在朝日江华岛事件爆发之后（笔者注：1875年9月20日，日本军舰“云扬号”突入朝鲜江华岛水域，遭到朝军炮击，双方发生交火），日本政府派遣森有礼为新任驻华公使赴北京讨论朝鲜问题。

森有礼（1847-1889）肖像。图片来自大久保利谦编：《森有礼全集》（东京：宣文堂书店，1972年），第1卷卷首。森氏倾力于日本近代启蒙教育，1873年（明治六年）从美国回国后和福泽谕吉等人共同创办了著名的“明六社”，推广启蒙教育。1885年担任伊藤博文内阁的首任文部大臣，协助伊藤博文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1889年2月11日也就是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当日遇刺身亡。森氏被称为“日本现代教育之父”。

森有礼1847年生于鹿儿岛，1865年赴伦敦大学留学，后转赴美国。1870年出任驻美少办务使，后任代理公使。1873年7月归国后出任外务大丞。1876年1月抵达北京的时候，森有礼刚刚30岁。在北京同总理衙门五六十岁的大臣们辩论了几个回合以后，这位年轻的外交官在给父亲的家书中抱怨说：“清国政府于百事固守旧例，改进之道颇为暗淡，谈事之时，甚为不便。”

接着，森有礼奔赴保定的直隶总督府拜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月26日，森李二人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其中就中西学问以及留美幼童教育项目做了一番谈话：

李问：中西学问何如。

森答：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

李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答：五分尚没有。

李问：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森有礼秘书郑永宁答：这是外貌，其实在本领尚未尽学会。

森答：敝国上下俱好学，只学得现成器艺，没有像西国从自已心中想出法儿的一个人。

李云：久久自有。

森云：在美国时，识得贵国容闳、曾兰生二人，极有学问。

李答：容闳现派驻美国钦差大臣。

森云：极好。

李云：曾兰生现调回天津当委员。森大人过天津可以访他。

森云：在美国见许多中国幼童，均极聪明。

李云：是遣去外国学习的。闻他们尚肯读书。

森云：这起人长大学成，将来办理国事，是极好的。

森氏对中国留美幼童项目十分欣赏，认为假以时日，幼童们长大学成，堪当大任。却不知仅仅五年之后，这一项目便戛然而止，所有中国幼童被召回国，多数没有完成学业。又过了四年，1885年日本出现“脱亚论”，继而在十年之后的甲午战争中彻底击败中华帝国，取而代之成为东亚最强的国家。

1881年秋，第一批留美学生归国抵达上海。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留美一期的容尚谦回忆说：

我们登陆后，在士兵的监视下走进了围着城墙的上海城，然后被赶进了一所学校里，这所学校已经弃用很久了。每个人分到了两条不带褥子的光木板和一张肮脏的棉被，一英里开外都能闻到这些棉被的霉味、潮味和臭味。一队士兵把守着大门和各个门口，以防我们出去和朋友和家人取得联系。更可恶的，是略着官服的小官吏粗野轻蔑地对待我们。我们都穿着洋装，因为没有钱去买衣服换下来。我们这整批人手里没有一个铜板。我们就这样被他们像野蛮人一样对待着。

我们的伙食糟糕透顶，简直连猪食都不如。我们只好拿住负责我们伙食的人问罪，因为我们听说他从我们的伙食费里尅扣了50%，厨子又从剩下的部分里尅扣去50%，这样我们每天只能得到25%的也就是5分钱来买吃的和做饭用的东西。这个负责伙食的人听到我们的抱怨后，把厨子叫来，当着我们的面说：“这伙家伙抱怨伙食不行，你去给他们多撒上点儿盐，这对他们就够了。”

两段话道出了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人材的尴尬：留洋十载，学富五车，但在天朝地方小吏的眼中一文不值。这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到1881年这场留学运动以失败告终时，中国的社会风气并没有多大变化，地方上戕害传教士的教案仍然此起彼伏。

1897年，山东巨野县发生杀害德国传教士的案件，最终演变成德国逼迫清廷租借青岛的局面，为日后日本占领青岛以及一战后的“山东问题”埋下了历史伏笔。1899年，这种排外的势头演成更为剧烈的义和拳运动，杀害传教士、围攻外国使馆等等，八国联军藉此侵华并占领北京，逼迫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之《辛丑议和条约》。

当然，这些教案的造成，首先是诸列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但就中国社会内部而言，如何理性地应对待外来宗教和文化的冲击，避免不必要的重大代价，也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后来，这些学生得到了容闳在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好友徐润的帮助，每人拿到30美元，买了衣服换洗，也有了新的床上用品。不久，他们被分派到了各地，散布在了四万万人之中，犹如一粒粒的米粟，卷入了茫茫大海。

他们中近一半的人加入水师，在嗣后的中外海战中，的确有不少人葬身大海。例如三年后，1884年8月23日到26日，中法两国海军在福建水师基地马江入海口进行了一场战斗，有6名留美学生参战：邝咏钟、杨兆南、黄季良、薛有福、吴其藻和容尚谦。吴其藻和容尚谦生还，其余四人战死。

容尚谦是在其所在的“扬武号”旗舰被法军击沉之后，游到岸边获救的。后来，他被任命为广州水师巡洋舰的导航中尉和提督余鸿飞的旗舰的中尉。在“广甲号”上，容尚谦结识了二副黎元洪，黎氏后来成了民国的大总统。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之前，容氏被任命为南洋水师巡洋舰“环泰号”的舰长，但战争结束后他就以家庭原因辞职了。

容尚谦远在南方，没有被卷入甲午战争之中，但他的一些留美同学却在北方海战中为国捐躯了 。1894年7月25日中日海军黄海之战，方伯谦为管带的“济远”舰的大副沈守昌，在该舰驾驶台脑部中弹后当场牺牲，时年29岁，是留美四期学生之一。

当时参加海战的留美学生还有邓世昌的“致远”舰上的帮带大副陈金揆（留美四期）、“定远”舰参谋吴应科（留美二期）、“广甲”舰帮带大副宋文翙（留美二期）、“定远”舰鱼雷大副徐振鹏（留美三期）、“镇远”舰枪炮大副曹家祥（留美三期）、“广甲”舰舰长吴敬荣（留美三期）、 “广丙”舰帮带大副黄祖莲（留美四期），以及蔡廷干（留美二期）、王良登（留美三期）和吴其藻（留美四期）。

1894年9月17日，中日黄海激战，“致远”舰遭炮击沉没，陈金揆落水殉国，时年33岁。1895年2月初，日军攻占北洋水师威海卫基地，黄祖莲血战阵亡，时年32岁。

日本描绘甲午战争末期威海卫之战的木版画《威海卫大攻击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002721274。

在这两场海战中，中方的管带人等大多出身于福建船政学堂，方伯谦、邓世昌、林永升、刘步蟾等，曾赴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或到欧洲参观访问；而他们的对手、日本舰队的指挥官，诸如坪井航三、河原要一、东乡平八郎、上村彦之丞等人，也都是留学欧美的人才。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中日留洋人才之间的一场对决，中方最终惨败，朝廷培养的精英人才死的死伤的伤，不得不把东亚制海权拱手送给了日本同行。

后浪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做了一次环球旅行，去了美国，还送给美国很多书。不知道在美国的日子里，李中堂可曾想起二十多年前的留美幼童，以及一夜之间把他们召回的旧事？李鸿章大约是晚清最孤独寂寞的政治家了，后来八国联军侵华，他被迫再次出山，在和各国签署了《辛丑议和约条》两个月之后，与世长辞。

1901年9月7日《辛丑议和约条》上李鸿章的亲笔花押

根据《辛丑议和约条》，中国向美国等国家赔款4.5亿两白银。1905年，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在知悉美国政府得到了多余的赔款后，开始敦促美国返还余款，此事得到了当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支持。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同意将多收的1700万余美元退还中国，方法是成立一个“庚子赔款奖学金项目”（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 Program），自1909年起支持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为了考核和选拔学生，清廷设置了“游美学务处”并附设一所“肄业馆”，作为留美预备学校，地点选在北京西郊的清华园。1911年竣工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后来的校训以“自强不息”为首款，实在与其承载着的历史有着莫大的关系。

自1909年到1911年清朝倒台，“庚款留美项目”一共支持了三批学生180人，绝大部分是和三十年前的留美幼童一样，分布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大学内学习，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等，也有部分到了美国中部的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伊利偌伊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等。

那位从美国手里把钱要回来的梁诚，究竟是何人物呢？他是1875年抵达美国的第四批幼童中的一名，当时名叫“梁丕成”（Liang Pe Yuk），就读于麻省菲利普安道沃尔学校（Phillips Andover Academy）。恰是由于他在1905年至1908年间的不懈努力，清政府才得以再次选送优秀学子赴美留学，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因果，也算是自曾国藩、李鸿章、容闳一干人而起的、不那么让人高兴得起来的薪火相传了。

梁诚（1864-1917）摄于190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005687219。

梁诚1885年随着中国驻美公使张荫桓（1837-1900）出使美国，担任参赞等职务。梁诚的顶头上司张荫桓是晚清中国少有的通晓洋务的外交人才，曾赞成戊戌变法，1900年清廷高层担心他和外国势力联合起来重新做改革，在将其发配新疆后在戍所杀害了他。1900年清廷还将通晓洋务的曾经出使法德等国公使的许景澄杀害。清廷本来就没有多少知晓欧美外交情况的干员可用，结果自己还先左杀右斩了一番。

梁诚在美国运筹斡旋之时，正是袁世凯在中国政坛崛起之时。袁氏重用留美幼童群体，相当于站在他们背后的第二个李鸿章，后来成为民国首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就曾得到他的大力提携。到了民国，已届中年的留美幼童们终于一展身手，在政界、外交、商贸、工程等领域都留下自己的印记，著名的有梁敦彦、詹天佑等。

受“庚款留美奖学金”资助的这三批学子，经费是由美国方面提供的，所以虽然中途清政府于1912年2月彻底倒台，但他们都在美国大学完成了学业。三批180人绝大部分回国工作，改善乃至奠定了所在行业的技术和知识基础，堪称一代骄子的有梅贻琦、邝煦堃、竺可桢、胡适、赵元任、梅光迪等人。

1949年以后，因为全球冷战的关系，中美之间的高等教育交流彻底中断。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但教育交流并未纳入日程。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十天后，亦即1978年12月26日，中国紧急选拔的第一批52名技术人才，每人怀揣国家发给的50美元途中应急旅费，从北京起飞经法国前往美国进行学术访问。这时距1872年首批幼童赴美已经百年有余。

这批人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并不读学位。领队是清华大学机械系的柳百成老师，时年45岁，他在威斯康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访问了两年，系铸造及材料加工专家，1999年晋升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据新华社统计，从1978年到2018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包括留学美国的在内，累计达585.71万人，其中153.3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432.32万人已完成学业，365.1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

开放

民国年间，中国出洋留学的人不在少数，很多高官显贵也送子女去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苏联等国家留学。不过很多人都只是混一张洋文凭，并无真才实学或者报效国家社会之宏愿。

1933年前后，上海报人、掌故名家郁慕侠批评过一种“镀金博士”，“一班专鹜虚名、不求实学的外国留学生，到外国去厮混了几年，骗到一张文凭和一顶方帽子，神气活现的归来，足以摆摆威风，骄骄妻子，倘使要试验其实在学问，可谓一点儿没有，时人称这类留学归国的学生叫‘镀金博士’，可谓慨乎其言之了 。每年到东西洋各国求学的留学生，不知道有多少，可是希望他们学成归国为国家、为社会而服务的，简直不多见，要想造就些真正道地的赤金博士，更如凤毛麟角，大多数只带着镀金博士的头衔而已” 。后来，钱钟书写了本小说《围城》，男主角方鸿渐就是这种镀金博士的代表。

作为“赤金”留学生的代表，留美幼童的存世者们则举行了最后一次聚会，时在1936年。用长时段的眼光去看的话，留美幼童计划并非彻底失败了，因为这批人回国后实在地为国家社会服务过、贡献了，然而就当初曾李设定的大计而言，却也有天壤之别。

1936年留美幼童CEM boys们的最后一次聚会，共11人参加，平均年龄76岁。11人中有8人身着长袍马褂，3人身着西装。图片来自Thomas, E. LaFargue的专著China’s First Hundred.

当年，留美幼童学习的都是技术性理工专业，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看来，那是中国最需要改进的领域，“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 。幼童们大多长成了像詹天佑这样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李恩富这样最弃理从文最终成为记者和报人的极少。

这一现象或者说“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在第三波赴美留学潮中，中国学生们仍以学习工程科技为主，包括人工智能、互联网云、生命科学等等最前沿的学科。从历史的长时段看，这是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这些知识和范式在中国本没有，需要从欧美习来。即便在社会学科和人文领域，也有许多是我们没有的，比如政治学、国际法、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乃至笔者所在的历史学界，如今从行文写作到注释标准，也都是舶来的。

我们今天提到“开放”二字，多数时候想的是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的“开放”。其实这一过程从19世纪晚清就开始了，如果就数学、几何学、球面三角学、制图学、天文学等等而言的话，这个中外交流的进程则要上溯到至晚宋元时期一直到清朝初期即17世纪初。

此一开放的进程，从总体上看，是中国融入欧美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过程，既然如此，接受这个秩序的话语也是势所难免。但与19世纪中期日本明治维新的做法不同，中国的开放从未试图以欧美模式全方位替换本土模式，而是采取了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办法，本土文明虽然也遭到过知识精英的质疑和批评，但总体而言，仍较好地保存了下来。

今日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旧走在鸦片战争以来开启的现代化的道路上，仅就发展得好的经济而言，虽然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本质上仍属发展中国家，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属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也是为什么直至今天，我们仍旧需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大环境，仍旧需要与海外教育体制保持相对稳定的、有活力的沟通。

近些年也颇有另一种声音时常出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丧失的自我的文化太多，需要从所谓“儒家文明”或者“国粹”中萃取精华，于是纷纷成立名目各异的“儒学”、“国学”研究机构，也有以所谓“高等儒学”自命的，以期与西学抗衡，保守自我文明。这种认识，说到底和晚清时候那些反对西学传来的声音，甚或让留美幼童讲习《圣谕广训》，并无本质的不同。持此种认识的人言必文化保护，实则对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深刻危机缺乏足够的认知。

这里不是要否定儒学的价值，与道家学说、佛学一样，儒学是伟大的学问，我们不能丢弃，我们也没有丢弃。本章之所以用很长的篇幅来回顾晚清中国留美幼童的历史，不外是要呼吁中国对外交流之门继续敞开，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关起门来，更不能沉迷于“国学”而两耳不闻窗外事。中国现代化实属未竟之业，不论现还是可预见的未来，我们都需要更多有世界眼光、足以与世界对话的人才，而这些人才不是靠沉醉国学就能产生的。

在他那篇争议性的小文《少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中，复旦大学的唐世平教授有个观点：自说自话自我吹捧，并不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国际话语权；相反，你需要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关注别人的关注。对此，我深以为然。不过，对其“削减中国历史”的方案，我并不认同，因为一个真正读懂了中国历史的人不会不明白继续开放的道理。这其实也是我个人对多年的中美教育经历的一点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