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保斗争–日本战后最大的一场社会运动

1960 年6月15日，超过了十万人聚集在日本国会山庄的外头，将它团团包围。人群中有许多年轻的学生面孔，他们站在第一线，隔着围墙及铁门，和警察对峙着。

突然之间，有人破坏了国会山庄南边的大门，冲破了封锁线。

消息很快传开，附近的群众立刻蜂拥而上，闯进国会外头的广场。年轻的学生们手上拿着旗帜和木棍，拼了命的往前冲，另一方的警察则戴着头盔，挥着警棍，并且派出两辆强力的喷水车，想把抗议的群众阻止在外。

原本严肃的国会殿堂，顿时成为了民众与警方大乱斗的战场。在激烈推挤中，许多学生受了伤，有些人支持不住，倒在地上，但有更多人，继续冲撞着警方的防线。他们朝警方丢掷棍棒、石块，甚至将警备车推倒，放火焚烧。

混乱之中，有个女孩子失去意识，被同行伙伴抬了出来。她穿着白色的上衣，深蓝色的裤子，头上的鲜血直流。她叫桦美智子，是位东京大学的三年级学生，那年22 岁。在这场冲突中，她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牺牲生命的人。

桦美智子死亡的消息传回了抗争现场，引起群情激愤，也震撼了参与抗争的学生。学生们都说，这正是警方使用暴力、执法过当的证据；警方却宣称，桦美智子是在人群中意外跌倒而身亡。

隔一天，桦美智子的朋友们在东京大学校园内，为她举办了悼念仪式。那天飘着细雨，但许多人撑伞涌到了现场，主办单位挂起大型布条，抗议政府「虐杀」学生。人们说，不能让她的生命白白牺牲。

两天之后，日本的七间大报社，包括《读卖》、《朝日》和《产经新闻》，刊出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中，他们谴责暴力，对6月15日的流血事件表达忧心，并且重申民主和国会尊严的重要性。不过，报社的发言，究竟是站在学生这一边，还是站在警察那一边，其实颇为暧昧，一直以来，他们对政府的批评并不多。

6月15日那天来到国会大楼前的人们，都是为了抗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简称：安保条约）而来的。这份条约在1951年第一次签定，当时美军刚刚要结束二次大战之后对日本的占领。

根据这份条约，美国与日本将结为军事同盟。虽然按照二次大战后的规定，日本自己不能拥有军队，也不能对外发动战争，但是它将提供美军驻扎的基地，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前线。

表面上看来，安保条约让日本和美国成为盟友，可是说穿了，美国是老大，日本只是跟班，双方的关系并不平等。同一时间的其他东亚国家，像是南韩，也和日本一样，扮演起美国小弟的角色。他们要共同对抗、联手防堵的，则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

安保条约第一次签订时，就有许多日本民众表达过反对意见。在二次大战后的日本，不少人对于康米主义抱着好感，反倒对占领过日本的美国，心理有些厌恶。除此之外，二次大战才结束不久，人们对战争的记忆还鲜明，很多人只期望和平的日子，对军事同盟这类的事情实在难以苟同──没有人想再卷入另一场战争了。

只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并不容日本说不，在二次大战中吃了败战的日本，此时姿态很低，很多事情只能任凭美国决定。当年的安保条约，也就在这种情况下签订了。

过了将近十年，美日双方政府高层又开始交涉，打算在前一份安保条约的基础上，另外签一份新条约。根据新条约，日本在双方的军事同盟中，将扮演更主动的角色，不但要提供基地给美军使用，要是真有战争发生，更必须积极地协助防御。日本政府说，这象征着表示日本可以走向「独立」，不再只是美国的附庸。

但这只是政府单方面的说法，很多人并不买帐。修改安保条约的消息，又一次引起了国内的反弹。人们不懂，日本已经当了美国这么多年的小弟，难道还要继续当下去吗？社会上因此出现了反对的声浪。

不过，如果只是这样，还不足以让民众走上街头、包围国会。

在安保条约的问题浮现两年以前，执政的日本首相岸信介，早就已经由于施政问题，一再引发社会上的不满。比如两年前，他曾经打算修正「警察职务执行法」（简称警职法），大幅提高警察执勤的权限。岸信介对外宣称的借口，是要借着修正法条，加强公共安全与秩序的维护。

但很多人的眼中看来，所谓公共安全什么的，根本只是借口。岸信介的举动，说穿了就是在扩张政府权力，企图打压反对的声音。

岸信介是个很奇特的政治人物，他是今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曾经参与过二次世界大战，并且在战后被认定为甲级战犯，关进了东京的巢鸭监狱。后来在军事大审中，他意外没被追究责任，逃过一死，最后还当上了首相，成为日本政坛的「不死鸟」、昭和时代的「妖怪」。

不过这位政坛不死鸟，却在打算修正警职法的时候，碰了一鼻子灰。

在很多人眼中，岸信介本来就是个观念保守老旧的政治人物，他热爱权力，政治手段高明，但却没什么进步的理念，对民主或人权也漫不在乎。修正警职法一事，似乎正坐实了外界对他的怀疑和批评。

当时有许多知识界的人士串连起来，举办大规模的抗争，并且积极与在野党合作，阻止法案的通过。

这是一次成功的社会运动，不但成功挡下了警职法的修正，更为将来的抗议行动提供了基础。经过这次演练，反对岸信介政府的团体间已经建立了默契，知道如何沟通、协调和合作。所以，当签订安保条约的消息传出，他们很快就又集结起来，成立了名为「安保改定阻止国民会议」的组织，准备再一次挑战岸信介的施政。

在这个大组织下，有许多目标各不相同的小团体，有人代表妇女，有人代表劳工，也有人是和平主义者，还有一些人是以守护宪法为职志。虽然理念各不相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反对安保条约。

在众多团体当中，行动最为积极、甚至激进的，就属「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连合」——简称「全学连」。

顾名思义，全学连是个由学生组成的团体，因为年轻，成员们大多还充满着理想与热情，做起事来冲劲十足。担任全学连委员长、负责带头的学生名叫唐牛健太郎，那年才22岁，还是个北海道大学的大学生。

在反对安保条约的活动中，全学连一直在站在第一线──他们是这场运动中的鹰派。

早在1959年11月，全学连就率领了一万多人，展开突击行动，冲破了国会的大门，和警方发生激烈冲突，成为反对安保条约行动中的第一波高峰。

这次抗争成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然而，很多人并不赞同全学连过于激进的举动。日本政府在当天发表声明，严词批评全学连玷污了国会殿堂；就连全学连的盟友都出面谴责，担心暴力抗争的社会观感不好，可能引起反效果。隔天，警方派人搜索了全学连的总部，发起抗议活动的领导人，也遭到逮捕。

不过，面对批评声浪和官方追杀，全学连没有退却。

1960年的1月15日，全学连的成员接到消息，知道岸信介准备搭机前往美国，亲自与美方洽谈安保条约的修正。他们在半夜冲到机场示威抗议，大批人群塞满了出境大厅，学生们拿起机场餐厅的椅子，组成路障，打算阻止岸信介出国，结果在机场与警方发生严重肢体冲突。

但抗争没有成功，在大批警力出动的情况下，岸信介还是按照他的计画，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

相较于全学连激烈的抗争，其他团体采取的手段明显和缓许多。有人发起连署活动，收集签名，也有人发动游行请愿，向国会施压。只是在全学连眼中，这种过于温和的行动，不可能达到任何成果。当外界批评全学连激烈的行动策略，他们反唇相讥，说秩序井然的游行活动，只是大拜祭，跟进香团没有两样。

其实，当时日本社会对于安保条约，并不存在一面倒的意见。根据1960 年3 月的民调，支持和反对的安保条约的比例，大概各占了两成多。不赞成的人，多是出于反战的心理，而赞成的人，则是认为与美国合作有利经济发展。

更重要的是，有高达五成的人，面对询问，只回答「没意见」、「不知道」。换句话说，反安保运动面对的敌人，与其说是热情拥护岸信介的支持者，倒不如说是社会上的冷漠与无知。

当然，随着反安保团体的努力宣传，已经有越来越多人对政府的决定抱持怀疑。但讽刺的是，真正让反安保势力到达颠峰的，不是别人，正是一直以来主导着安保条约修正的岸信介。

1960年5月19日，日本众议院正要举办投票，决定是否承认新的安保条约。

那是个漫长的一天，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一直没有取得共识，会议从早上一直开到了半夜。各个抗争团体，包括全学连，都在当天发动紧急动员令，在国会的外头，群众聚集越聚越多，抗议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岸信介所领导的执政党，看来是准备利用人数优势，在投票时强行通关。反对党的议员，态度也很强硬，没有打算轻易放水，他们占领了国会主席台，不让议长上台，尽全力杯葛会议进行。

面对这种僵局，岸信介坚持贯彻意志，不能有所退却，法案一定要通过。对他而来，安保条约已经不是一条普通的法案，而是关乎他的尊严，更是他的政权能否维系的关键。

当天晚上十点多，和他同一阵营的国会议长清濑一郎，派出了五百名警察进入议场，强行赶走反对党的议员，并且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宣布开会，进行投票。

凌晨十二点多，投票程序完成，新的安保条约正式宣布通过。

但是这个令人意外的、彻底破坏民主机制的举动，立刻引起群情哗然。

隔天的报纸上，出现对于岸信介政权的批评，指责他不顾民主程序，侵犯国会权力。反对安保的声浪，随之迅速高涨。就连在岸信介所属的自民党内，也传出了不满的声音，和他不同的派系的政治人物，更打算趁这个机会打击岸信介。

岸信介的举动，点燃了民间的怒火。从那天开始，反安保的抗争规模越来越大，声势越来越强，人们不只要质疑国会决议的正当性，更要求岸信介主动下台负责。根据当时朝日新闻的民调，在国会事件一周后，岸信介政府的支持度跌到了只剩12%。

向来最活跃的全学连，带领着大批学生，直接包围岸信介的官邸，高喊「打倒岸信介」。在民众情绪最高昂的时候，甚至有人喊着「杀死岸信介！」、「杀！杀！」。

但岸信介仿佛是觉得这样还不够。在强行投票事件发生几天后，他召开记者会，态度依旧强硬。面对汹涌而来的批评，他说：「电影院和棒球场都客满，比上街抗议的人数还多，我不认为民众有什么意见。」

几天之后，他再一次面对记者，仍然强调：「现在外头抗议有很多声音，但我想要倾听沉默的大多数（声なき声，直译为无声之声）。」显然完全没有把反对者放在眼中。

岸信介的发言，有如火上加油，激发更多人走上街头。后藤新平的外孙、知名作家鹤见俊辅，就发起「沉默的大多数协会」，反击岸信介在记者会的发言。

东京大学政治学教授丸山真男，也在报上发表文章，支持国民对公共事务自发性的关心，他把这场抗议活动，看成日本民主能否更加健全的一场试炼。他说，这是日本民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却有是前有未有的契机。

从6月份起，反安保的抗议活动进入了最高峰，全日本参与的人数超过上百万，而且来自各行各业，有男有女，几乎成为一场全民运动。他们情绪高昂，高声表达对政府破坏游戏规则的不满。

光是在6月4日当天，日本全国就有超过五百万人参加抗议活动。日本铁路公司的成员，选择以罢工表达他们的不满，造成上千个火车班次，不是停开，就是误点。不少商店也在全国商工联合会的领导下，休店一天，以示抗议。农民、劳工、护士、家庭主妇，甚至是高中生，全都站了出来，他们举着牌子，抗议「暗黑国会」，呼吁「日本不能嫁给美国」。

面对罢工罢市带来的混乱，日本政府没有丝毫让步，反倒指责罢工违法，并对外表示「遗憾」。

但是让日本政府头痛的问题还在后面。

6月10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哈格第（James Campbell Hagerty）搭乘着飞机抵达日本。他此行的目的，原本是代表美国政府和日方协商，安排之后总统艾森豪访问日本的行程。没想到，在机场外头迎接他的，却是一群愤怒的民众。

哈格第的座车，才刚刚从羽田机场出发，就被团团围住。当时从机场到东京市区还没有高速公路，所以抗议人们很容易就聚集起来。人们不顾车子里头坐着美国来的外宾，拿着石块和棍棒就开始攻击。

坐在凯迪拉克轿车内的哈格第脸色很差，负责外宾安全的警察队更是紧张，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他们可担当不起。

眼看现场即将失控，美方连忙派出了一驾直升机，把哈格第从地面接走，让他得以脱身。

当时哈格第的儿子也坐在直升机上，根据他的说法，就连直升机在起飞之际，民众手中的石块也不断砸过来，有些甚至直接命中了直升机机体。

为了给美国一个交代，日本警察逮捕了曾在当场指挥群众的学生，并且搜索了相关组织，结果引发更大的不满。搜索隔天，全学连就带领着群众，包围了东京的警视厅。

这场混乱的迎宾活动，让岸信介的政府灰头土脸。美方对于他们的危机处理能力，更是大打问号。也是因为这场抗争，美方才意识到：原来在日本国内有这么强烈的反美情绪。

即便如此，岸信介等人还是不打算低头。因为在他们看来，抗议群众不过是一群暴民，政府不能屈服，必须采取更强硬的手段，予以镇压。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内部讨论中，大家都口径一致，认为这事件并不单纯，是国际康米主义者在背后操纵。

岸信介等人的推测并非毫无道理。反对安保条约的人群中，的确有许多人对康米主义抱着同情态度；在整场抗争中扮演要角的全学连，与日本的康米主义者关系也很密切。而日本社会党的领袖浅沼稻次郎，前一年才刚刚访问北京，并且发表演说，强调「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人民共同的敌人。」

当反安保运动在日本风起云涌之际，中国也曾经大力声援。1960年5月9日，北京的广场上聚集了上百万人，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从那一天起，在中国各地的大都市，包括天津、长春、成都、沈阳、重庆、杭州，反对安保的示威活动一个接着一个出现，李德胜更透过人民日报表示，宣示「统一战线」的决心。

不过，把一切问题源头都推给康米党，只是表示岸信介政权错估了情势，也或许因为如此，他们让自己在外界看来更加麻木不仁。抗争的人群当中，固然有康米主义份子，但成员却是来自四面八方，三教九流，远比岸信介等人宣称的更为复杂。有些人的想法很简单，只是纯粹出于对岸信介的厌恶；也有人想的很远大，想让安保抗争变成一场「世界革命」的起点，掀起更大规模的运动。

在机场抗争的隔一天，三千多名大学教授发起游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上街过好几次。美国大使馆和首相官邸的外头，都聚集了大批群众，国会外头抗议的民众也没有散去。反安保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涨。

终于，在6月15号，发生了那一场震撼人心的流血冲突，带走了桦美智子的生命。

在6月15日的突击中，除了丧命的桦美智子，有几百名学生因为受伤进了医院，其中有几十位甚至到了重伤的程度。

学生受伤的原因，除了与警方的冲突以外，还有一些受到了支持岸信介的右翼份子袭击。他们举着「维新行动队」的旗帜，拿着木棍和铁棒，加入了混战，负责维护秩序的警察，对于右翼团体的倒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未太积极制止。

眼看情势动荡，岸信介曾经几度想出动自卫队镇压群众，甚至一连下了几次命令。但是职掌自卫队的官员赤诚宗德，坚持军队不能与国民为敌，拒绝了岸信介的要求。如果不是这样，安保抗争中或许将有更多人流血，甚至有更多人牺牲。

桦美智子的父亲是位大学教授。在事件过后两天，抗议群众在国会南门外头架设了临时的纪念场所。他和太太，带着鲜花到了现场，和众人一同悼念逝去的女儿。

眼看学生在国会前溅血，东京大学校长茅诚司也发表声明，强调学生固然应该为激进的行动负责，但真正的问题，出在破坏民主规则的政治人物身上。他说，如果不是对现状感到绝望，学生何须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也呼吁，国会应该尽快亡羊补牢，回归民主法治与责任政治的精神，才能让社会恢复平静。

以东大校长在日本社会的地位，他的发言自然特别受到重视。没想到声明一发布，日本政府毫不领情，甚至狠狠回击。担任文部大臣（相当于教育部长）的松田竹千代，跳出来指责东京大学忘记了自己作为教育者的身分。

然而，学生们抗议「虐杀」的声音还未稍歇，国会外头气氛仍然紧绷的时刻，安保条约却在6月19日默默地「自动生效」。

原来，按照日本法律规定，对外签署的条约，只要众议院表决通过，就算上一级的参议院尚未表决，三十天后也会自动产生效力。从岸信介动用警察、强行表决的那天算起，这一天正好是第三十天。

抗议群众不是不知道会有这样的结局。安保条约自动生效的前一天，全学连、沉默的大多数协会，和其他团体再次发起大规模抗争，主办单位宣称，当天有包围国会的现场有数十万人，像是最后的奋力一击。

日本各地也有不同的声援活动。在大阪，学生们占领的市内主要的干道御堂筋，有人高举着牌子，上头写着：「美智子上天堂，岸信介下地狱。」

只是，尽管抗议声依旧不绝于耳，却也无法改变什么。

午夜十二点钟声一响，一切已经难以回天。在国会外头的广场上，有人哭了起来，有人愤怒的大声怒吼。抗争领导人之一的岛成郎，当时担任全学连的书记长，多年之后，他回想那一刻的情形，只记得一种无法压抑的呕吐感不断袭来，让他忍不住蹲坐在地上。

三十多天的激烈抗争，在那一刻看来，只像是一场空。

隔一天，岸信介政府出面发表谈话，宣布安保条约生效，谈话中不忘补上一枪，强调反对安保的，只是社会上一小撮的国际康米主义份子，不能代表民意，并且再次重申：谴责暴力。几天后，美日双方正式批准、交换了条约。

反对的声音还在努力。在野党想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安保条约生效，甚至不惜要集体辞职。他们说，法案表决的过程缺乏正当性，根本违宪。游行和罢工也还在继续，很多人不愿意轻易离去。

可是抗争已经在退潮。

美日双方交换安保条约的同一天，饱受批评的岸信介，也召开记者会，宣布辞职下台。岸信介一走，更让许多人失去了抗议的目标，民众因为愤怒而累积的能量，失去了着力点，也开始迅速消散。

轰轰烈烈的安保抗争，就这样失败了吗？曾经走上街头的几百万人，难道都不算数吗？

在运动的最高潮，曾经有东大的学生怀疑地询问他们的老师丸山真男，想知道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据说丸山真男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圆圈，又在圆圈中画了好几个小孔。他说，「安保条约就像那个大圆圈，而人们的行动就是这些小孔。」仿佛是在说，只要反对的声音还在，不论多么微小，总是能够造成一些改变。

身为日本战后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对于抗争一直是乐观的，就算到最后依然如此。他总是认为，民主不是教科书上的定义，而是不断追求的过程，需要用行动一次又一次地定义，是一场永久的革命。它必须一直是进行式，而不能变成完成式。

他也说，真正的公民，应该像是佛教里的「在家修行」，不用剃发，不用出家，不用把政治当成职业，只要多数人对政治事务保持关心，让政治走入日常生活，而非把持在少数专业政客的手上，就能维系民主制度的运作。从这个角度看，安保抗争唤起了大家对政治的关心，并不能算是失败。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丸山真男这样乐观。

6月19日凌晨，安保条约自然生效的那个刹那，丸山真男说自己只是看了一下手表，心里想着「时间过了啊。」

同一时间，他的朋友、社会评论家清水几太郎则是带着家人，在国会大门的外头嚎啕大哭。他对安保抗争有着很深的寄望，面对这样结果，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挫败感，无法不感觉到彻底的失败。

同样的挫败感，也在全学连内部开始发酵，而且逐渐演变成彼此攻击的理由。为什么几百万人上街头，却没有办法得到想要的成果？全学连成员间的矛盾，随着抗争的落幕，变得越来越尖锐，社团内部的主流派，也成为检讨的箭靶。

他们被说是缺乏领导能力，战术和战略都十分混乱，甚至连抗议的目标都搞不清楚──全学连内部，对于抗争目标向来有两个不同的声音，一个认为关键是要把岸信介拉下台，另一个则认为真正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全学连内的非主流派，大声指责主流派从一开始，就把大家带往了错误的方向，注定失败。

安保抗争创造了全学连历史上的最高峰，却也让它走向分裂与崩坏。有人无法忘怀抗争的激情，需要灯光，需要舞台，却又无法找到同等规模的舞台，只能不断用越来越激烈的手段，想要吸引外界的注意，甚至走向了近乎恐怖主义的形式。结果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反感，甚至恐惧，反倒更快地加速边缘化。

安保抗争到底改变了什么？

在岸信介下台之后，新的首相池田勇人上台。他与岸信介同样属于保守的自民党，可是作风不一样。他喊出了口号，号称要让十年之内让日本人的薪资成长一倍，因而开启了日本经济快速成长的年代。

人们说，自民党依然威权，可是在安保抗争后变「软」了，不在政治上和民众硬碰硬，而是把大家的注意力导向经济发展。之后自民党继续执政几十年，而民间的抗争力量，则是日益萎缩。这究竟是政府的胜利，还是群众的胜利，一时之间似乎很难说的清楚了。

抗争也改变了每个参与的生命，不论是往哪个方向。他们其中有些人，在激情过后，突然感觉到了对于知识的巨大匮乏；有一位名叫吉本隆明的新左翼思想家，在事件过后，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无法重振精神。

从5月19日开始，三十多天内流下的血与泪，经历的推挤与冲撞，让很多人在短时间内，都还没办法找出理解的方法。而这一场日本战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争，因为它是如此激烈，如此复杂，召唤的情感如此巨大，注定会在几十年后依旧引起争辩和讨论，无论它究竟是成功或失败，亦或是荒唐，还是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