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庚子赔款看中国与多国之间的教育合作

来源: 明明加油努力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标志着庚子年的结束。而到了1901年9月7日，辛丑年之际，德、奥匈、比、西、法、英、意、美、日、荷、俄等国的公使们汇聚一堂，在西班牙使馆与庆亲王奕劻、李鸿章等重要官员进行谈判。最终，双方达成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签订现场

该条约中明确规定，清政府需向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匈等八国，以及比、荷、西、葡、瑞典、挪威等六个“受害国”赔偿军费与损失费共计4亿5千万两白银。此外，还需支付年息4厘的利息，使得本息总额高达9982238150两。同时，清政府还必须以海关、常关及盐政的各项进款作为赔偿的抵押。
中国在庚子赔款中支付给各国的赔款明细如下：

根据条约规定，赔款将以各国货币进行折算，并制定了详细的偿还办法和汇率。从1902年开始，至1940年结束，共计39年还清。由于这场战争爆发在庚子年，因此这笔赔款被命名为“庚子赔款”。然而，赔款过程中经历了延付、停付和退还等复杂情况，中国实际支付的赔款金额为五亿七千六百多万两，约占赔款总数的58%。值得注意的是，“庚子赔款”后来得到了部分返还，这些资金被用于支持中国的教育事业等社会公益事业，但各国的情况各不相同。

1932年，一份报纸详细记载了各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情况

停付德国与奥匈帝国庚款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俄等协约国积极劝说中国加入对德作战的行列，旨在打击德国在远东的势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向各国提出了缓付庚子赔款的请求，希望将赔款延付10年。这一提议得到了日、意、俄等国的响应。随后，中国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当年便停付了德国的赔款。此外，《凡尔赛和约》第128款还明确规定，德国放弃1917年3月14日之后的赔款，从而彻底终止了对“一战”战败国德国的赔款。随着奥匈帝国的解体，奥地利和匈牙利也分别在1919年和1920年放弃了赔款，对奥匈的赔款也因此而终止。

俄国最终宣布放弃赔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俄国在《巴黎和约》中最终声明放弃对德国的赔款。这一决定标志着协约国与德国之间关于赔款问题的彻底解决。
经过一系列的缓付与停付措施后，俄国最终宣布放弃对德国的赔款，这标志着协约国与德国在赔款问题上的彻底解决。同时，中国在十月革命爆发时便已开始考虑停付俄国庚款。到了1920年，苏俄政府进一步下令取消内外国债，并冻结相关存款。1924年，中俄双方签订了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俄政府明确表示放弃俄国部分的庚子赔款，并声明这些款项在清偿各种优先债务后，将全部用于支持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自此，俄国赔款的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美、英、法、比、意五国退还庚款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与协商，美、英、法、比、意五国政府最终决定退还中国部分庚款。这一举措标志着中国在庚款问题上的长期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退还的庚款将用于支持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美国在退款方面表现尤为积极，且行动迅速。这背后，梁诚的巨大贡献不容忽视。在1904年12月，清驻美公使梁诚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就赔款事宜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谈话中，海约翰不经意间流露出庚子赔款数额过大的观点，这被梁诚敏锐地捕捉到。他随即调整了谈判策略，不再纠结于赔款是用金还是用银的问题，而是寻求“乘其一隙之明， 籍归已失之利”。于是，在1907年，他向美国当局提出了核减赔款的要求，并指出：“倘若贵国能率先倡议此事，其正面影响将不胑而走。”海约翰答应代为向总统提出此事。在海约翰去世后，梁诚又赢得了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支持。他在美国朝野各界广泛活动，当时许多美国报刊都发表文章支持退款。

在梁诚的推动下，美国开始着手退款事宜。在他回国后，退款交涉工作交由伍廷芳接手。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在致国会的咨询文中提出，授权退还部分庚款，并建议以用于中国教育及派遣学生来美为使用方式。此提案最终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1908年，美国总统便签署法案，退还赔款1160万美元，此举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广泛的赞誉。而在1924年，美国国会又进一步通过决议，退还剩余的庚子赔款。

伍廷芳向外务部发出了美国同意退款的电报，这一消息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随着美国退款的示范效应，1920年12月，英国也向中国发出通知，表示将退还部分庚款，并期望通过英式教育来推动中英两国的共同利益，包括发展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从而增强英国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法国也宣布将退还庚款。到了1925年和1933年，中国又分别与比利时和意大利达成协定，退还庚款。而荷兰则在1926年将庚款全部归还给中国。

然而，日本的退款情况则显得较为复杂。日本一直试图挪用庚子赔款在华进行所谓的“文化事业”，这与其他国家的退款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1、美国退款的主要去向是清华学堂的兴办

美国在庚子赔款中获得了3200多万两，折合为美元2400多万元。退款分两次进行，1908年首次退还了1160万美元，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留美学生和清华学堂的创办。当时，庚款的用途被明确规定为：派遣中国学生赴美国各大学深造；设立清华学堂（后更名为清华学校），作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预备学校；在华盛顿设立留美学生监督处，负责制定派遣留美学生的具体方案。到了1924年，美国再次退还了1254.5万美元，并成立了“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北洋政府任命了一个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来管理这笔基金，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以奖学金的形式提供给了清华学堂。

由庚子赔款基金资助，前往美国深造的中国留学生。

2、英国退款及其运用

在1922年12月，英国决定放弃中国尚未支付的庚子赔款，并致力于推动两国间的教育文化交流。当时的工党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来管理这些款项，但遗憾的是，由于工党下台，这一决定并未得到完全执行。1925年6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中国赔款案”，并在1930年9月与中方正式交换了文件。根据英国的提议，首批26.5万镑和后续的20万镑被分别赠予香港大学，以支持中国学生的教育，以及伦敦各大学的中国委员会，旨在深化两国的文化交流。剩余的款项则交由中英庚款委员会处理。1931年4月，一个由15人组成的中英庚款董事会应运而生。
英国政府拨款五十万两白银，在山西设立了西学专斋，并与中学专斋合并，共同组建了山西大学堂，其校址位于侯家巷。此外，英国退还的庚款总额为11186547英镑13先令，这些款项的利息被精心划分为五个使用方向：图书馆、博物馆及文化古迹古物的保护，占比25%；资助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占比35%；选拔优秀学生赴英深造，占比15%；奖励专著出版及中小学、职业学校的教科书编写，占比1%；以及支持中小学、农工职业学校、助产学校和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占比24%。这些安排特别关注偏远和内地省份的教育需求，旨在逐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均衡发展。在抗战期间，部分庚款还用于资助教师和学生的后方转移，以及疏散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

3、法国退款及其使用详情

1922年，中法两国达成共识，决定将部分庚款用于改组中法实业银行并推动两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法国退还的余款共计39158万余法郎，折合为美元7555万余元。根据相关协定，法国自1924年12月1日起至1947年，将逐年归还垫借给中法实业银行的款项，这些还款将作为该行发行的五厘美金公元的担保。中法实业银行利用这些美金债权，支持了以下四项事业：回购远东债权人所持的无利债券；促进中法两国间的教育与慈善事业；代缴中国政府未付清的股本余款；以及偿还中国政府欠中法实业银行的贷款。

沈阳天主教堂的历史可追溯至1878年（清光绪四年），当时教堂在沈阳屹立。然而，1900年，这座教堂不幸被义和团焚毁，只留下历史的印记。幸运的是，在1912年，南满教区法国苏悲理斯主教借助庚子赔款，在教堂的原址上重新修建了这座教堂，为沈阳的历史增添了新的篇章。

4、苏俄退款及其使用

在庚子年，俄国因出兵满洲并承担最大费用，因此获得了最多的赔款，共计1亿3037多万两。1917年，随着中国对德宣战，俄国提出可以缓付庚款5年，并将其用作公债及教育债券的本息基金。在十月革命后，中国停止支付庚款，并将其作为7年长期公债的本息基金。到了1924年，中苏两国达成协定，苏俄将剩余赔款全部退还中国，这些资金除用于偿还债券外，其余部分均投入教育领域。同年11月，中俄庚款委员会成立，中国方面的委员包括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后来，由于中苏断交，庚款的管理权转交至财政部。

5、意大利退款及其运用

意大利在庚子年赔付的总额及利息高达217868647法郎。在1917年12月1日之后，意大利与其他协约国保持一致，同意缓付赔款五年。一战结束后，中意两国于1925年10月1日达成协议，规定自1926年1月开始，庚款在偿还华意银行垫款后，将由海关总税务司按月交付给中意庚款委员会，专门用于两国间的教育交流以及慈善公益事业。随后，在1928年4月27日，中意庚款委员会正式成立，李石曾担任委员长，并设立了教育补助制度，包括一次补助、按年津贴和指拨存款等多种方式。

6、荷兰与比利时退款及其运用

荷兰的庚款总额为荷币3066005盾。在1925年10月，荷兰表达了退还庚款的意愿，并提议将余款全部用于黄河治理。然而，由于北京政变的影响，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到了1930年6月，中国政府提出了将荷兰庚款用于开发东方和北方两大港口的建议。1933年4月，两国正式交换了文书，决定自1926年1月1日起，将庚款全部交还中国。这些款项中，大部分被用于发展中国的水利事业，而35%则投向了文化事业。具体来说，从1926年1月开始积存的庚款中，拨出了40万盾作为文化基金，并成立了董事会进行管理。该基金的年利息中，53%将交给中央研究院，用于支持该院的各项事业，而剩余的40/53则用于资助学者和学生赴荷兰的交流项目。此外，47%的利息则赠予荷兰灵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以促进两国间的文化交流。

另一方面，比利时的退款方法与众不同。根据1925年9月5日中比之间的第一次协定，比利时按月将所收赔款偿还给华比银行，直至1927年5月完全偿清。之后，两国在1927年12月8日达成了第二次协定，规定将余款全部用于发行500万元美元的债券。其中，四分之一的债券即125万美元由中比庚款委员会直接支配。这笔款项中，60%将用于发展中比教育事业，包括学术交流、留学生学费以及中比间教育事业。而剩余的40%则投向卫生慈善事业，以促进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7、日本庚款退款事宜

在探讨荷兰与比利时的退款及其运用后，我们转向了日本庚款退款的话题。遗憾的是，中国并未能从日本获得庚款退款。这一情况反映了不同国家在处理庚款问题上的差异和复杂性。
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在晚清时期积极推动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派遣，使得这一规模在当时一度领先欧美各国。然而，由于日本对中国人态度的冷漠甚至恶劣，导致美国退还庚款后，赴美留学的学生数量逐渐超越了留日学生，这一转变引起了日本的重视。在1918至1921年期间，高桥本吉、清水留三郎等日本议员连续向国会提出关于中国留日学生教育问题的质询与建议。因此，日本政府开始转变策略，以更为怀柔的方式对待中国留学生。
1923年3月，日本第46届国会通过了关于退还庚子赔款的议案，旨在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与发展。然而，由于中国当时并无相关文化团体申请补助，这一计划在实施层面并未触及中国方面。同时，留日学生虽有机会获得学费补贴，但最终因担忧其中可能隐藏的文化侵略意图而集体拒绝。最终，这些款项被用于在日本设立学术研究机构以及推动中日文化交流。然而，随着1936年后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这些资金被转用于支持汪精卫傀儡政权派遣留日学生等军事目的，使得中国实质上并未真正获得庚款的退还。尽管如此，庚款在晚清至民国时期仍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推动了留学教育事业的繁荣。

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新馆落成，其建设资金正是来源于退还的庚子赔款。这些庚款不仅推动了北平图书新馆的建成，还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促使多所高等院校的兴起。例如，美国的庚款资助了清华学堂（后更名为清华学校，并在1928年发展为清华大学），以及燕京大学（后更名为北京大学）在内的12所教会大学。英国的庚款则助力了华中、齐鲁等9所教会大学的建立。此外，法国在恢复中法实业银行的基础上，还利用剩余庚款资助了中法教育机构，如上海中法工学院、巴黎中国学院、北平中法大学和上海震旦大学等。比利时的庚款则推动了北平中国大学、北平第二工学院等学校的建设，并创办了上海雷姆电学院等教育机构。

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部分资金被用于创建清华学堂的前身——“肄业馆”，这一举措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同时，庚款兴学还对留学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改变了留学潮流的方向，更助力了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热潮。在1908年美国实施庚款兴学和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之后，中国留美学生的数量显著增加。仅通过清华学校赴美的学生，从1909年至1925年就达到了惊人的1031人。进入20世纪30年代，美国更是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
此外，庚款还支持了一部分学生前往欧洲留学。在1933至1939年以及1945至1947年的两个时间段内，美国庚款共资助了194名学生前往英国深造。同时，自1929年至1934年的每个学年，都有64名学生获得资助前往比利时留学。这些举措使得欧美文化得以直接影响到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不仅提高了中国留学教育的整体水平，还培养出众多学术水平高超、回国后成为各领域领军人物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