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与抗争：西方记者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来源: 知识考古者

在日军侵华战争的烽火中，南京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而在这场人类悲剧中，西方记者的报道不仅记录了历史，更成为了揭露真相、唤醒世界的重要力量。从《历史·记忆·书写》到《见证与记录》，这些书籍不仅重现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烈，更揭示了西方记者在报道中的勇气与牺牲。本文将带您走进这些勇敢记者的世界，了解他们如何在战火中坚守真相，用文字与影像记录下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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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英美在记录和传播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合作与分歧

《历史·记忆·书写》有相关描述,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德国与英美人士之间既有紧密的合作，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德国人士的观察和记录成为英美视角的重要信息来源，他们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界揭露了日军的暴行。然而，这种合作并非没有矛盾。英美与德国在利益取向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这在一些具体事件的报道和处理上体现出来。尽管存在分歧，但德国和英美人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互动，无疑对揭示真相和引起国际关注产生了重要影响。

互动是双向的。德国人士所观察和记述的南京大屠杀资料，也是英美视角的重要来源。拉贝等人收集的资料，通过英国炮舰“蟀”号的无线电发出，使英美人士第一时间获悉南京大屠杀的最新情况。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德国视角”和英美人士之间的互动。

“德国视角”与英美人士的紧密互动，是当时德国人士与英美人士在南京亲密合作关系的体现。但就像德国视角以德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一样，英美人士的利益取向也很明确。在这篇报道中，不仅“13名美国人”先于“4名德国人”提出，“主要由传教士和医生组成的委员会”的提法，显然把既不是传教士、也不是医生的德国人排除在外，而作为主席的拉贝，竟然未被提及。

南京大屠杀进行之中，发生了日军炸沉南京附近江面的美国炮舰“巴纳号”事件。美国轻易原谅日本的情况及其获知的日军内部分歧，在德国外交部档案中没有反映，说明英美人士与德国人士的友谊到底是有界线的。

02

西方记者的勇敢报道

《见证与记录：南京大屠杀史料精选》一书指出, 在日军攻占南京期间，西方记者F.蒂尔曼·德丁留在了城内，并及时向西方报道了南京的战事及大屠杀的情况。他的报道揭示了日军的暴行，为外界了解南京的真实情况提供了重要窗口。德丁的勇敢和职业素养，使他成为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F.蒂尔曼·德丁《纽约时报》特电 12月9日发自南京。 继今天下午的集中轰炸,傍晚，日军对南京城墙进行了首轮突袭攻击。 中国军队的便衣部队偷偷从城墙南部的大校场的兵营和飞机场溜出，在建筑物上放了火，用机关枪击退了日军。 日军的首轮突袭攻击以失败告终。

同时，日军各支小部队也对东南和南边的城门进行了突击，在中国军队机关枪猛烈的攻击下被击退。 目前，南京江港下关的城门只对持有军队特别许可证的人开放，有可能会永久性关闭。

中国军队抗战斗志高昂 12月9日晚7时，发自南京（美联社）。 今天，日本攻击军队从东部及南方陆续包围南京，中国军队顽强抵抗，阻止日军接近城墙。 中国军队的炮弹给予日军前线严厉的打击，防止敌军布置阵地，准备重炮压制南京。 虽然遭受了日军空中惩罚性轰炸，中国军队仍据守着前线。

弗兰克·蒂尔曼·德丁（FrankTillmanDurdin）,1907年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爱克哈特，曾就读于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 1937年，德丁先生担任《纽约时报（TheNewYorkTimes）》驻华记者。 日军攻占南京进行大屠杀时，德丁先生为《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他留在城内，并将南京的战事及大屠杀最初3天的情况及时向西方进行了报道。 他于1937年12月15日乘军舰前往上海。

03

外国记者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秘密行动

根据《外国记者民国秘闻亲历记》中的相关信息,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两位外国人士通过秘密行动，成功地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传递出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记者费奇利用自己的身份，巧妙地将马吉拍摄的电影胶片带出南京，并在上海进行冲印和放映，让更多人了解到了日军的暴行。而金陵大学的美国教授贝德士，则通过信件详细记录了他在南京的所见所闻，这封信经过多方辗转，最终到达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的手中，成为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重要证据。

费奇接受委托后，将马吉拍摄的电影胶片缝在自己的驼毛大衣衬里。同时，他和马吉商量他怎么离开南京。他们商量的办法是正大光明地走，坐日本军用列车走。费奇便利用自己美国人的身份，向日军司令部申请乘坐日军军用火车去上海。1938年1月23日，费奇乘坐日军火车离开南京，抵达上海，顺利将马吉拍摄的电影胶卷带到上海。费奇到达上海后，将马吉的大屠杀纪录片秘密送去上海美国柯达公司冲印，共复制了四套。其中两套现存美国国家档案馆。费奇在小范围内秘密放映这部纪录片，令观众叹为观止，纷纷强烈谴责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

秘密逃离南京的还有一封信。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上演了一场长达六周的南京大屠杀，成千上万女孩、妇女被奸污杀戮，数十万百姓和缴械军人被残杀，全市大多数房子被焚毁，古都南京奄奄一息，命悬一线。身处绝境的美国人贝德士先生，前面有所介绍，金陵大学副校长，牛津硕士，哈佛博士，侥幸存活下来。他迫不及待要做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所见所闻的南京大屠杀告诉在武汉的朋友。1938年1月10日，在炮声隆隆中，他坐在打字机前给他的朋友写信。他在信中叙述了他亲眼所见的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恶。

日落西山，天色渐暗，窗外射进一抹晚霞，照亮贝德士的圆脸、紧皱的眉头以及刚敲打出来的带着油墨香的3800字的信。

贝德士一时没法寄出这封信。他把信复印一份，把复印件藏在身上，希望有机会发送出去。这天他在下关徘徊，发现码头上停泊着一艘新近开来的救援船，走近一些看，飘着美国国旗，心里咯噎一下，原来不是停泊在上海的吗？怎么到南京来了？他突然想起美国军舰被炸沉的事。1938年12月12日，日军攻占南京前一天，美军“帕内伊号”海军炮舰停泊在南京长江上游23英里处。日机飞来将其炸沉。贝德士想，救援船一定是来打捞“帕内伊号”炮舰的。

果然，贝德士向救援船的人打听，的确如此，不过船上的人告诉他，“帕内伊号”炮舰一时无法打捞，他们准备马上离宁返沪。贝德士心里又咯瞪一下，他们要回上海？可以请他们把信带去上海美国总领馆啊，便对那人说了南京情况和写信揭发的情况。那人非常体谅贝德士的心情，答应代他送信。第二天，美军救援船驶离南京，回到上海。那人将贝德士的信和他的嘱托带给美领馆官员。这时，贝德士的朋友已随金陵大学迁往武汉。

美领馆官员便将信委托去武汉的军舰的官员。这位官员来到武汉，打听到金陵大学暂住武昌华中大学，便派人将信送去华中大学交给校长黄溥。

黄溥时年42岁，长沙宁乡人，浓眉小眼厚嘴唇，美国斯坦福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华中大学终身教授、教育学院院长、华中大学董事会董事、学校评议会成员，这时正署理华中大学校长职务。他接到这封信的时间是1938年2月初。贝士德的朋友是谁、现在何方？黄溥概不知道，收了信即叫人四处打听转交，但一直未果。过了些日子，王世杰来武汉办事。

王世杰做过武汉大学校长，现在是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黄薄与他素有交往，便于2月14日设宴款待王世杰，地点在武昌县华林华中大学内餐厅。席间，黄溥对王世杰说了华中大学近况以及暑期西迁的预备，又说到南京大屠杀，想起贝德士辗转送来的信正苦于找不到收信人，便向王世杰提起。王世杰认识贝德士和他的朋友，答应转交。贝德士的信是复印件，主要记述南京大屠杀情况，没有封口。王世杰当场看了信。

信的开头写道：各位朋友：因为救护“帕内伊号”的一艘美国海军船驶往上海。这是日军占领南京后第一次开出的外国船。我趁着这个机会，在奸淫妇女、刺刀戮人和任意开枪的纷乱环境中，又匆促写下了这个报告。请上海的朋友们向总领事馆领取，设法直接交外国船带出，免受日本方面的检查。王世杰看完这封3800字的长信，感慨万千，脱口念出唐朝诗人杜甫《春望》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当天晚上，王世杰仍耿耿于怀。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由汉口渡江赴武昌，去华中大学之餐约。席间该校署理校长黄溥，具述留在南京之美国教授Bates，近来托美国军舰带出之信息。据B氏1月10日函称，日军入南京后，其强奸、抢掠与残杀无兵器公民之惨状，有非外间所能愿望者。全南京城内，日军强奸妇女之案子，德国人估量在二万件以上，即仅就金陵大校园舍而言，难民之选避该校中者，约三万余人，强奸案当在8000起以上。有十一岁幼女与五十三岁老妇，亦未能幸免者。至于城内房子及商铺，殆无一家未被掠夺者，劫后通常以化学药物纵火燃烧。此种强奸行动，通常于白天行之，并通常为军官领导为之！业经抛弃兵器与军服之华兵，以及通常难民，被日军恣意枪杀者，比比皆是。外国人之留在南京者，亦多受凌辱与抢掠。各国使馆俱被抢掠。

这段引文摘自《王世杰日记》，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历史所1990年编辑出版的。编者在注释中写道：“1991年秋，吴相湘先生从前由“对日索赔会’同仁章铨函告，由此可知。其时中国政府是由Bates函件始知南京大残杀事。故贝德士文件，见得有副本，其重要性可知矣。”

金陵大学美国教授贝德士这封信是最先向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国民政府是从这封信里才知道发生了南京大屠杀。今天，贝德士1938年1月10日信函原件存于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