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谦称王家烈为“平凡老人”，为了还“剥削债”，卖了虎峰别墅

来源: 冰点历史

前言

王家曾经保存过很多的照片，后来被毁掉了大部。王守谦家中的墙上挂着一副父亲王家烈正当年的照片。据说，是从王家烈的一张工作证上扯了留下来，交由一位照相馆的朋友帮忙保存的。

图 | 王家烈

对于“历史人物”王家烈的评价，王守谦个人认为：“他不能算是政治家，但是个好的军事家。当然，晚年的父亲，没机会接触军事了，自然就是个平凡老人了。”

王家烈的一生充满戏剧性的转折，要了解王家烈的历史故事，必须从他的几次人生转折说起。

“背盐老二欠债被迫参军”

王家烈于1893年出生在贵州桐梓县新站区小水乡池井台的一户普通农村家庭。王家烈的父亲稍微有点文化，王家烈的亲哥嗜赌如命。

成年之后，王家烈读了点书，为了混生计，先是在遵义教了一段时间的私塾，之后又到了川黔边界做了苦力。

那个时代，川黔一带出卖苦力的人也是分级别的，而王家烈干的是苦力中的最下层：负责在四川背盐巴来卖。这种没有固定上班地点、社会地位最低的苦力，被人们称为“背盐老二”。

图 | 王家烈

由于成天干着体力活儿，需要补充大量的食物，所以王家烈的饭量很好。盐商提供的饭，没有菜，王家烈就靠着随身携带的咸菜下饭。做“背盐老二”一两年以后，王家烈经历了一件事，直接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当时，盐商为避免“背盐老二”在路上将盐变卖，然后拿钱走人，便向这些人收取一定的押金。王家烈管它叫“税”，不交“税”就得不到这份工作。

为了交这一笔钱，穷困交迫的王家烈只好去借钱，没想到交了押金以后，等到去取货物的时候。人家告诉他，他的“货物”已经被他哥哥取走了。再一问，爱赌博的哥哥早就将货物变卖掉了。

王家烈急了，没有了货物，押金还是向别人借来的。更令他担忧的是，债主多次警告他，若是下一场（农村赶集）到了，还是清不了账的话，就要“拉他去跳河”。

20多岁的王家烈还不起债，又害怕被害死，于是，他想了个解决的办法，那就是走为上策，参军去了。

“小兵转成继承者”

参军之后，王家烈一生最为跌宕起伏的军阀生涯开始了。1914年8月，王家烈在遵义入伍了。起初，被迫无奈当兵的王家烈，对自己的身份不是很满意，毕竟那时的说法是，好吃懒做的人，才去当兵。

图 | 王家烈

有意思的是，王家烈每当遇到熟人的时候，他就会把帽子拉下来，以免被人认出来。

战场上，农民家庭出身的王家烈，打仗勇敢，加之他远远超过贵州人平均身高的大个子，以及战斗时懂点儿计谋，诸多优势齐聚在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伙子身上。果然，他很快就脱颖而出：从列兵，快速升到了司务长等职。

这期间，1915年至1917年，王家烈先后被送入贵州军模范营和贵州讲武学校学习。经过系统的培训后，王家烈掌握了一定的军事能力。王家烈之所以能升迁和深造，除了个人原因外，与他的老乡周西成有着莫大的关系。

在川打仗的时候，周西成就意识到，只有自己的桐梓老乡最勇敢，最义气，最值得信任。于是，以周西成为首的集团——“桐梓系”暗戳戳地成立了，(表弟)毛光翔、王家烈就是集团的骨干。那时，军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官不出桐梓，酒不出茅台”。

图 | 周西成

直到后来，周西成主政贵州，甚至公开指定继承人以“群、绍”为序，即毛群麟（光翔）、王绍武（家烈）。而王家烈能位于周西成至亲毛光翔的后一位，与他这一段时间表现出来的将人之才分不开。

王家烈年老时，常常和身边人说起以前打仗的事情，每当说到哪一个地方的地形应该怎么打，哪个时候应该吹响冲锋号，怎么样分配队伍等等。这一说起来，他就滔滔不绝，头头是道。

由于肚子里有“墨水”，王家烈多次在桐梓系团队中发挥作用，也让老大周西成对他格外重视。

“权力的几次交替”

周西成死后，他拟定的继承人毛光翔和王家烈2人之间，相处得并不是那么愉快。尽管曾经生死与共，但对于上位的毛光翔，王家烈很不服气。毛光翔在位3年后，王家烈决定“夺权”。而他的这次行动，得到了蒋介石的大力支持。

图 | 毛光翔

1929年，蒋介石任命王家烈为“讨逆指挥官”，王家烈趁机获得了黔东、黔东南广大地区。1930年7月，蒋介石任命王家烈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率部入湘西“会剿”红军。

期间，王家烈部的军饷，由中央和湖南省按月拨款，并在蒋介石的默许下，王家烈夺得了沅江上游滇黔两省鸦片集散地的巨额“特货保护税”。有了钱，王家烈便大量购买枪械弹药。加上蒋介石奖励的大批枪械，王家烈可算是赚得盆满锅满。

兵肥马壮的王家烈重兵压筑，毛光翔不敌，只好乖乖献出“宝座”。经过几次权力交替，在蒋介石的扶持下，王家烈终于得偿所愿，当上了“贵州王”。

然而，1935年，在蒋介石收纳贵州军阀割据势力入中央的道路上，王家烈和蒋介石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蒋介石让王家烈在军长和省长之间作出选择，王家烈选择了继续担任25军军长，卸下省长。没多久，王家烈下面的人闹军饷，蒋介石以此为由，将王家烈的军权也收走了。

政治、军事上地位均失，心灰意冷的王家烈向蒋介石提出要出去考察，而蒋介石也正好想让王家烈离开贵阳，顺水推舟地说：“保重，绍武兄。”失去权力的王家烈对蒋介石自然心存怨恨。

“王家烈坐上张学良的飞机离开贵阳”

1935年，王家烈坐上当时在贵阳的张学良的飞机，飞往武汉，同行的还有王家烈的第三位夫人梁镜华，也就是王守谦的母亲。

据王守谦称：“飞机就是张学良自己开的。我母亲回忆这一段的时候非常肯定。”

离开贵阳的王家烈心中对蒋介石不满。在武汉和张学良一次泡澡后休息，两个人谈到了蒋介石，王家烈比较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怨言，而张学良谨慎地提醒说：“绍公，小心隔墙有耳。”

同样是地方军阀出生，又非中央嫡系，王家烈和张学良的私人交情不错，就连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私人关系，张学良也对王家烈不避讳。

在武汉住了一段日子后，王家烈携家眷要转到西安。张学良问他，在西安是否有熟人？王家烈如实说，没有。于是，张学良立即写了一封书信，找了一位姓宋的副官，陪同王家烈一家去了西安，找到了杨虎城。

图 | 张学良和杨虎城

在西安的时，王家烈和军阀之间有往来。女眷之间也常常相约一起看戏。王家烈的夫人梁镜华和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关系不错，后来还结拜为姐妹。据王守谦称，谢葆真还让其中一个儿子拜梁镜华为干妈。

“王家烈携一家老小避开风波”

1948年，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在遵义闲居的王家烈也作为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议期间有一次聚餐，蒋介石在前面的位置，王家烈就在后面，蒋介石一看到他，就站起来喊：“绍武兄，前面来坐。”王家烈摇手拒绝。

蒋介石只好亲自走到后面，向王家烈问候：“老伯母还健在？”王家烈回答：“已经故去。”蒋介石旋即就掏出手帕擦眼泪，以表惋惜悲痛。这其中，含着多少的感情，不得而知。

从南京回来之后，王家烈一家住在遵义。除了带领儿女常回小水乡祭祖之外，没有太多轰动的事迹。直到和他私交不错的李宗仁当上副总统，他的人生又有了转折：1949年7月，王家烈被任命为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就这样，王家烈一家又到了贵阳。

图 | 李宗仁

同年，国民党撤军台湾。这个时候，王家烈依旧是国民党政府官员，但实际上失去兵权多年的王家烈并无实权，于是，他选择带一家老小避开风波，回老家继续闲居。

离开贵阳的那天，王守谦已经12岁了。据他回忆说：“我父亲当时找了两部商车，贴上绥靖公署的牌牌，让人家把我们直接送往老家桐梓。”

王家烈这一去，没多久又回到了贵阳。这又是一次转折点，几乎直接影响了他晚年的命运。1950年初，解放军到遵义接上王家烈一家去了贵阳。6月，王家烈到重庆参加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学习，7月，他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之后，王家烈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日子还算风平浪静。但在这一片平静中，仍然有着一段转折。

“王家烈卖掉虎峰别墅还‘剥削债’”

军阀时期的贵阳，曾经留下了4栋“民国”式中西合璧的建筑：王伯群故居、周西成的会宾楼、毛光翔的毛公馆、还有王家烈的虎峰别墅。在另一层面上来说，虎峰别墅是王家烈权力的一大象征。

图 | 毛光翔的故居

尽管这栋时至今日保存完好的建筑，被人称为“王公馆”，但王家人几乎没有居住其中，只是以官邸和办事处存在。王家一家老小在贵阳居住的地方，是别墅旁边的四合院。

建国后，回到贵阳的王家烈一家，被安顿在政府招待所，很快原故居四合院被清理出来，返还给了王家。而虎峰别墅一直由当时的交通部门作为办公处，王家烈仍为主人，直到后来的土改，这栋别墅才算彻底地换了主人。

和所有的军阀一样，王家烈曾经在遵义和贵阳郊区买有土地，平时收点新米来吃。因此，在土改中，王家烈被划分为了地主成分，需要返还农民“剥削债”。但当时的王家烈，实在拿不出大笔的钱，为此十分犯愁。

此时，专门负责清还“剥削债”的这个部门叫城乡联络处，代替王家和农民清算。王守谦记得，有专人上门来给父亲王家烈出主意，说可以把虎峰别墅卖掉。

要不要卖掉虎峰别墅？王守谦说，在他的印象里，似乎父亲王家烈对此没有太多的犹豫。一来是这个房子内空太高不适合居住，二来当时本来就是单位在办公。于是，虎峰别墅以“二亿七”（当时的货币）的价格卖给了交通厅。

卖了虎峰别墅，王家人仍住在四合院。直到20世纪末，这片四合院的位置被改为了“交通设计院的宿舍”，返还给王家后人居民楼一到四层。

图 | 王家烈的故居

王家人虽然不住虎峰别墅，但卖掉这栋最后的“官邸”，“历史人物”王家烈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讲也算完结了。

“王守谦认为王家烈是个平凡老人”

王家烈的一生，共有三位夫人。老家的原配生下两个女儿和大儿子；第二位夫人是来自铜仁的大家闺秀，同样有传奇色彩的万淑芬，育有一儿收养一女；最后一位夫人梁镜华，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包括最小的王守谦。

据王守谦回忆说，20世纪60年代，已经工作的他，经常带着同事回家里吃饭。同事们都评价说：“你家老者不像是当官的，很随和。”

与一帮年轻人吃饭，王家烈拿出自己的茅台，倒一杯给王守谦的同事，说：“你尝哈。”

王守谦曾这样说：“父亲他不拐弯抹角，大嗓门，直率。这种性格的他，不适合做政治家，不懂得圆滑处理人际关系。”

晚年的王家烈，与邻里的关系很好。在街上和别人打招呼，很平易近人。据王守谦说：“贵阳的老人们都知道，他经常出去逛，人家就用我们遵义叫老人的方式，喊‘王公公，过来坐。’人家给他泡茶喝，他也不顾忌，端起来就喝。”

在王守谦的记忆中，经常有人来敲门要钱。

那些敲门的人是王家烈曾经的旧部。王守谦说，一问来人是哪个部队的，一说清楚，就喊我妈妈拿钱给人家。建国前，这是常有的事。

建国后，王家烈对曾经旧部的帮助依然持续，比起其他军阀后人，王守谦说自己家环境不错，“党对我们家不错”。正是因为这样“不错”的待遇，对上门求助之人，衣食上多少能够帮忙一二。

晚年的王家烈，还是个爱读书的“半个文人”。

闲居在家后，他没有机会再触碰他最爱的军事，却对文字方面开始产生了兴趣。

王守谦记得，“父亲喜欢看书，看到就爱买，在金沙坡就是现在公园路买书。那里专门卖旧书，一本一本摞高，两边是板板格挡。父亲买了一部《左文襄公全集》，看左宗棠的故事。而之前1953年、1954年的时候，父亲还有一套《曾文正公全集》。”

图 | 左宗棠

后来，这些书便不再看了。王家烈看的都换成了发的，比如说《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

因为自学较多，记忆力好，王家烈的文学功底不算差的。他曾在黔东南、黄龙、镇远等地留下过墨宝。晚年，还凭借着强大的记忆力帮助贵州文史馆回忆“桐梓系一段”。

1966年，已经73岁的王家烈病倒在家中，左边身体已经动不了。而此时，儿女均各自有家离开，他身边只剩下从成都回来的小儿子王守谦。

看完病，175的王守谦背着185的王家烈回家，王守谦回忆说，还好，那时候他瘦，要不背不动。

到了弥留之际，在外的儿女们来到贵阳守在父亲身边，当时省统战部的也来到王家。王家烈在意志清醒的时候，嘱咐儿女们，死后一定要将他火葬。当时，全国正推行火葬，王家烈说：“生前没有为国家做过什么贡献，死后做一个表率。”

8月11日，王家烈闭上了眼睛。家人遵照他的遗愿，很快将其火葬。至此，“末代贵州王”王家烈的一生，终于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