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曹操的再翻案：唯才是举的阴谋与徐州屠杀的秘密

来源: 文史宴    文: 姬叔小白

这70年来，对曹操的翻案已经大大的过头了。固然，曹操被设计成舞台上的大白脸，有其脸谱化、片面化的一面，但是把曹操说成大英雄甚至大圣人，那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曹操的“功”已经有铺天盖地的文章在大说特说了，本文主要谈谈曹操的“过”。

无论演义还是历史，曹操都有一个公认的评价：“奸雄”。在我们普世的价值观里，他本就是一个充满矛盾色彩的人。喜欢和不喜欢他的人，总能说出各自的理由，不过，任何片面的理由，都不足以给曹操盖棺定论。因为这种矛盾性本身，与曹操这个人物的“魅力”，恰是他在公众视野下的AB两面，而且越是矛盾，“魅力”越大。所以，要谈曹操的矛盾性，先要谈谈曹操的魅力。

曹操的魅力在哪？《三国演义》的主要素材库——裴松之注《三国志》已经给了答案。这本晋人陈寿编写，南朝宋裴松之注解的史书，如果只看陈寿的本志，你会发现他笔下的曹操就好像某某联播里那样，大部分都是高高在上的正能量，整体形象是完全正面乃至过度修饰的。而裴松之引用的丰富史料，恰恰让陈志中那个高高在上的“曹操”一下子变得亲切又立体起来，经过《三国演义》的整理加工呈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下，让人们看到了一个“超世之杰”真实的处世姿态：既有丰功伟业，又有七情六欲，既有雄才大略，又有阴谋诡计。

这样的一个人物，是如今任何一个小说、影视剧都想创造、却很难做到的。而那些 “贬低曹操”的记录，也满足了大家对这类“历史明星”的八卦心态，有些内容在今天的价值观看来，反而体现出曹操的真性情。如此“真人秀”一般的人物展示，再加上名家先贤的研究推崇，造就了那个万人瞩目的“曹操”。

如果说今天曹操依然健在，那么他相当符合“成功”的标准。但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精神世界的自由，又是一个矛盾的两面，大部分人一生都在这个矛盾中追求平衡，即所谓“中庸”。

曹操也不例外，他在自己的时代就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褒奖和猜疑，然而他的一生功也赫赫、罪也昭昭，丝毫不受“中庸”的限制，所以他绝不是我们主流文化里推崇的“圣人”，即做人的标杆。

这就导致在历史的角度评价曹操，我们只好选择俯视的视角。

正所谓“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假如曹操生活在今天，也许一辈子都是一个“纨绔子弟”，最多就是个“国民老公”乃至“国民爸爸”。但是，当他在乱世中选择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之后，他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扛起整个国家命运的人。在这样宏大的历史使命之下，曹操的功与过，必须接受客观的评价。

曹操的功，自然是统一北方、平定乱世，这个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甚至是抬高过分了，今天这篇文章我们主要谈谈他的过。

1、“唯才是举”的阴影：不简单的《求贤令》

提到曹操的功绩，“唯才是举”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然而这真的是他的功绩吗？

曹操在创业初期，的确任用了很多出身不同、个性迥异的人才，但真正的“唯才是举”是210年春天的《求贤令》提出的，指举荐人才不论品行出身，只论治国强兵的本事。

但是当时的曹操已经统一了除凉州以外的北方地区，早年他启用的各类人才早都身居要职，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期刻意强调“唯才是举”呢？为了便于后文分析，现将《求贤令》搬运如下：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如果认真阅读这段命令的内容，不难发现其口吻激切，明显是在针对“取士必廉”的观点。

我们知道，曹操早年起兵的人才，除了以宗族武将为核心的梁沛地方势力之外，许多都来自以汝颍文化世家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而其中的代表人物荀彧，更是以举贤闻名。大部分经他举荐的人才都德才兼备，但也不是没有“唯才是举”的例子，譬如曹操最钟爱的郭嘉。

那么，“取士必廉”的现象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又是谁持这样的观点呢？

答案是崔琰和毛玠。在《求贤令》颁布的前一年，丞相掾属和洽曾经上书，认为主管举贤的毛玠、崔琰为人忠清俭素，但把这一点作为人才的唯一标准，会形成盲目效仿的虚伪风气，偏激且不通情理。而在崔琰和毛玠的传记里，对二人刚直方正的记载赫然在目，尤其是毛玠，他的朴素作风在当时的确影响广泛。

曹操对此的态度表面也是“支持”的，可是七年后，当曹操以魏王的身份接受天子仪仗后不久，崔琰和毛玠都莫名其妙的被冤枉致死。所有这些，难道仅仅是巧合？又或者仅仅是曹操年老多疑，因为一时的猜忌而杀人么？

事实上，如果把《求贤令》放到曹操代汉的大背景中去看，这些疑问就不难理解了。

根据《三国志集解》中卢弼的说法，我们明显能看到，曹操从208年已经开启了从“汉相”到“汉贼”的步伐，直到218年、219年因为受到刘备、关羽北伐的阻挠，这才宣告了代汉称帝的计划失败。曹操本人也不得不假意以周文王自比，把代汉的任务留给曹丕，然后与世长辞。

那么，曹操既然要建立新的王朝，自然要和那些维护汉室的力量作斗争，而这股力量恰恰来自以汝颍文化世家为核心的汉末士大夫。荀彧、荀悦、毛玠、崔琰、孔融等等虽然拥汉原因不同，但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守护汉室的中坚力量。

而他们的武器，正是以儒家经学为主导的意识形态舆论，其对人才的考核标准，最强调德行修养。当时常见的入士途径“举孝廉”，指的就是品行孝顺而又清廉，足可为证。在这样的环境下，毛玠和崔琰对人才渠道的控制，就成了曹操代汉的绊脚石。

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即便他们二人没有“谋反”之意，曹操也不得不清除汉室忠臣最后的权力阵地。

当我们结合和洽的上书，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再来看这个《求贤令》，其实更像是针对毛玠、崔琰二人的“婉言”批评。

也就是说，曹操不是纯粹的求贤若渴，也不是纯粹的改革弊政，而是把求贤令作为打压异己的手段。而且在《求贤令》之后，曹操还先后发布了两道求贤命令，分别是《取士无废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两道命令颁布的时间，分别对应曹操代汉的两个重要步骤：

214年，曹操以魏公的身份被天子特诏位在诸侯王上，同年颁布《取士无废短令》； 217年，曹操以魏王的身份获赐天子仪仗，同年颁布《举贤勿拘品行令》。两道命令从名字上就能看出，与“唯才是举”的《求贤令》一脉相承，这更加证明曹操倡导的“唯才是举”，实际上是为他自己的代汉称帝收买人心。

现在，当我们回过头看《三国志》中曹操对崔琰毛玠的“赞许之词”，其实都是有所保留的。当然，“唯才是举”的主张本身不一定全无合理性，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东汉的取士传统尽管注重德行，也并不排斥其他种类的人才，实际上，大多数时候官方是主张兼收并蓄的，只不过没有像曹操这样旗帜鲜明的提出观点。所以，代汉称帝并不是推广“唯才是举”的必要条件，“唯才是举”中可能的合理性，自然也无法掩饰曹操的篡汉逆行。

2、只是自我拯救：假公济私的夺权代汉

关于求贤令中的阴谋前文已述，这里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的是，曹操夺权代汉的具体进程，以及他的核心动机。

公元204年，曹操攻陷邺城之以后，整个冀州已入掌中。当曹操查阅户籍的时候，发现当地的兵役人口高达三十万，不禁大喜过望，于是他盯上了这块风水宝地，将自己的大本营搬到了邺城，同时以朝廷的名义封自己为冀州牧。

根据《三国志》中荀彧的传记，这个时候有人提出，可以恢复上古九州的行政区划，而九州时期的冀州地域广大，这样曹操自己的地盘就会扩大，四方群雄必然宾服。

曹操对此非常受用。就在他即将同意的时候，荀彧认为此举会迫使许多新附之人献出土地，容易激起反叛，于是曹操不得不搁置了这个想法。

不过，当214年曹操成为魏公的时候，“九州制”还是实现了。那一年，荀彧去世。其实，荀彧反对“九州制”的原因，并不只是表面上改变制度的各种成本，而是“九州制”下的冀州在上古时期位于天下中央，在行政级别上相当于东汉的司隶校尉部，带有“京畿之地”的意味。

“冀”本身是“希望”的意思，而曹操正是在冀州的魏郡扩大之后，逐步建立了魏公国、魏王国。所以，204年的“九州制”提案，很可能就是曹操野心膨胀的证明。只不过，碍于当时的袁谭、袁尚、刘表等势力依然活跃，曹操只能听从荀彧的建议暂缓此事，

等到公元207年征讨乌丸之后，曹操放眼天下，除了那个行将就木的刘表之外，曾经威胁自己的大诸侯都已不再。于是他在208年六月，罢三公、称丞相、杀孔融、征荆楚，无非是要大权独揽，立不世之功，然后称公称王就更加容易了。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赤壁一战损兵折将还丢了面子，此后他就面临着外有孙刘、内有异己的局面，比称相之前的处境更加微妙。

赤壁之战对曹操的心态改变巨大

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元209年名儒荀悦去世，他生前有大量针砭时弊的著述，其中不少对曹操十分不利。承前文所述，那些守护汉室的士大夫，必然趁机借荀悦之书，对曹操掀起舆论攻势。于是，曹操从人才的选拔标准入手，打击以文化世家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这才有了210年的《求贤令》，同年他又颁布著名的《述志令》，称“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

但是在此后的四年中，我们并没看到有多少贫贱之才真的被“明扬仄陋”，而曹操也并没有表现出“身为宰相，意望已过”的谦逊，反而在213年成为了魏公，又逼死了荀彧。此后他便一路绝尘，积极筹备着代汉称帝，在此仅列举一些重要事件作为证明：

213年曹操进位魏公，立魏社稷宗庙，复九州制；

214年汉室诏魏公位在诸侯王上，曹操杀伏皇后党；

215年曹节被立为皇后，曹操承制封拜诸侯守相；

216年曹操进位魏王；

217年汉室赐魏王天子仪仗。

更详细的内容都在《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第一》当中，可以看到曹操从208年称相以来，一直都在为代汉称帝积极准备，如果不是218年、219年刘备和关羽的军事行动夺取汉中、水淹七军，引得曹操治下多地叛乱，曹操称帝几乎就是水到渠成了。

所以，说曹操一辈子没有称帝，这还真要拜刘备所赐。

当然，我们无法否认的是，曹操在迎奉天子以后，的确受到了来自帝党的威胁，这或许迫使他不得不采用更激烈的手段，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完成一统北方的大业，正像他在《述志令》中说的那样：“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然而，这种所谓的“两难”处境，也不免是他咎由自取，譬如在对待董承之乱的处理上，如果他稍微顾忌一下天子的尊严和基本的人性，完全可以将正在怀孕的董贵人软禁，而不是直接杀死。

作为一个朝臣而不是土匪，曹操在对待汉室皇族的态度和手段上，严重突破了政治伦理和道德底线。更关键的是，在当时儒家的正统观念当中，汉献帝本人并没有明显过失，所以灭亡汉室缺乏足够的理由。因此，曹操的夺权代汉，并没有顾及当时的政治传统和法理的严肃性，更多的是出于私门利益。

究其“成功”实质，其实是在东汉皇权衰弱的时候取而代之，以自身魅力为凭，采用灭绝人性的暴力突破底线、震慑四方，再以实利满足治下的发展需求，却严重损害了由乱向治的文明建设。

在称帝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强行动用的一切阴谋诡计，都使曹操更接近我们熟知的那个“乱世奸雄”。

3、一念成魔：徐州屠杀背后的信仰危机

承上所述，凶暴恣虐是曹操夺权代汉的原罪之一，也恰恰是我眼中曹操的另一项历史罪名。

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后，曹操一次性坑杀八万名俘虏。如果说这样大规模的屠杀还是因为对方难以控制，那么公元193年的徐州屠杀，就是毫无天理的滥杀无辜。关于此战的分析一向有诸多疑点，事关曹操的最终评价，我们将逐一解开。

有关徐州屠杀的记载，主要出现在《三国志》本志、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范氏《后汉书》、《资治通鉴》当中。我主要以年代较早的两个官方正史，即《三国志》和《后汉书》中陶谦的记载为准。因为《后汉书》的内容，明显是在陈寿和《曹瞒传》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范晔本人的观点，而且与前两者并无矛盾。

但《资治通鉴》的记载，尤其是死亡人数和发生地点的描述，我认为是对前三个史料的误解。在此姑且直接列出结论，如行家里手更有真知灼见，也期待聆听您的观点。

徐州屠杀的概况如下：

193年秋，曹操以为父报仇之名第一次攻打徐州，首先于彭城国的彭城县、傅阳县大战，大败陶谦，致死者数万。而后陶谦向东海郡的州治郯城退却，并在武原设置防线。曹操东进不成，转而进入下邳国，又接连屠杀取虑、雎陵、夏丘三县。

此次战役曹操总共攻下十余座县城，彭城、傅阳、取虑、雎陵、夏丘五县因尸体太多，扔到河里连泗水都被断流，总共死亡人口达到数十万。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彭城国大战死亡数万，是陈寿和《曹瞒传》都承认的，但是五县死亡数十万，是范晔的说法。以至于到了《资治通鉴》里，被改写成了仅彭城国一战就死亡数十万，这想必是司马光误会了。那么，范晔所说的五县死亡数十万，有没有夸张的成分呢？

参考葛剑雄《中国人口史》中的数据，按东汉末年虽经过大瘟疫、黄巾之乱等打击，人口当仍在4000万以上，除以县级行政单位总数（1137），我们能够粗略得到每个县城人口的平均数：3.5万。按彭城国八县，下邳国十六县，同时考虑双方军队亡人的叠加、外地流民涌入徐州避难的情况，以及统计数据可能存在的遗漏，为了方便计算，谨按平均每县约4万人。

因此，彭城国大战（至少两县）死亡数万，完全没问题；范晔说五县亡人达到数十万，粗略算来有些夸张，不排除是“十数万”。

不过，考虑到曹操一共攻克了十余座县城，不可能除了五县之外都毫发无伤，也可能是其他县城的人都逃到了这五座县城中被一网打尽。所以，从战役的整体规模来看，范晔的说法未必不是真相。

同时我们也能得知，下邳国由于县城较多，该地的亡人数必然要多于彭城国。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推断，陈寿出于“为尊者讳”的要求，刻意规避了下邳国的亡人数，不提亡人总数，以免扩大对曹操“形象”的损害。

徐州疆域

说了这么多，无非要证明这场战役的确是惨绝人寰，那么曹操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陈寿的说法是替父报仇，可实际上191年讨董联盟失败之后，曹操、陶谦分别和袁绍、袁术结盟，围绕二袁之争早有交锋，因此曹操不免对徐州早有攻略之意，他的动机应该并不纯粹。

而怀着不纯粹的动机做事，很容易在进展不顺的时候跑偏。所以我们看到，当曹操在东进郯城受阻之后，忽然转向下邳屠杀属民，这明显是报仇不成屠杀泄愤。

其实分析到这里，徐州屠杀的大部分疑点已经明了，但还有一个疑问：如果说，曹操是毫无理由的滥杀无辜，为什么当时很少有人直接声讨？

我们仅能看到的是，公孙瓒作为陶谦的盟友，派遣田楷、刘备前来支援，并得到了孔融的支持，但在一向高调的汉末士大夫阶层里，无论己方还是敌人，几乎没有史料证明他们直接表达过谴责，包括淮泗之地的张昭、王朗、赵昱、陈珪、陈登、袁涣、张范、张承等人。即使是在著名的《为袁绍檄豫州文》当中，也没有着重提及此事，这是为什么？

这件事的原因，应该十分复杂。可能是大家对乱世的杀戮有些麻木，可能是陈寿有意避讳了一些史料。但是我依然认为，既然后世对此事口诛笔伐，但在当时却被选择性忽略，一定有一些我们尚未察觉的因素。我们不妨把目光聚焦到亡人最多的下邳国，这里的守将是一位汉末的奇葩人物——笮融。

笮融是陶谦的同郡老乡，官居下邳相，负责彭城、下邳、广陵三地钱粮。当时的徐州共有五个郡国，从北到南有琅琊国、东海郡，东海郡以西是彭城国，自彭城国东南依次是下邳国、广陵郡，而这三个郡国都与东海郡接壤。

可见，陶谦把徐州自己治下四分之三的土地都交给笮融，而笮融在这么大的地盘上做了什么呢？他用三地钱粮在下邳大兴庙宇，铸造佛像，庙宇大到能够容纳三千人。然后他让远近之地喜好佛教的人都来这研诵佛经，由此吸引了五千户人前来居住。每到浴佛大会的时候，他还要沿路摆下食物和水，铺设的坐席连起来足有数十里，每次都能吸引上万人前来观赏就食。如此声势浩大的礼佛活动，陶谦不可能不闻不问。显然，这似乎是陶谦和笮融心照不宣的推广佛教。

但是，东汉末年的佛教非常小众，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当三次“党锢之祸”严重打击了儒家信仰之后，神仙方术中的宗教作为民间信仰的补充而抬头，其中最迅猛的就是黄巾军的“太平道”。

西王母与东王公画像石

东汉人对佛教不了解，佛像常取代西王母作为西方神祇

徐州屠杀的时候黄巾已平，但各地余党的势力依然很大，这个时候佛教在徐州大行其道，在儒家文化士人的眼里不会是好事。那么，当熟谙儒家经学的曹操到来之后，结果不言而喻。

青年时代的曹操本就对地方贪腐之下的“淫祀”毫不手软，而且他亲自讨伐过黄巾之乱，对于宗教叛乱问题应该非常敏感。眼下他报仇不成恼羞成怒，听说下邳还有一群人大剌剌的不知念什么经，必然恶念丛生。而且他完全可以用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将这些他心目中的“邪教徒”屠杀殆尽。而淮泗之地的名士都对此讳莫如深，很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的佛教在他们眼里，本就是黄巾之流。

综上所述，“异端”与“正统”的信仰冲突，应是刺激曹操大开杀戒的另一个因素。当然，曹操本人也并非是一个坚定的儒家信仰者，可正是这种信仰的摇摆，使他缺乏自我约束的自觉，当外界的刺激过强时，他便自然而然变成了魔。但是，不管原因为何，毫无底线的暴力行径，总是要承担相应的代价。

曹操或许不会想到，当他在194年第二次侵占徐州的时候，一个琅琊阳都县的少年被迫背井离乡，在14年后的赤壁之战中，成为了孙刘联盟的关键人物。他成年后坚定成为日后曹魏王朝最致命的对手，而这恰是佛家讲的“因果报应”。

如果当年的曹操，在每一次痛下杀手的时候懂得一点克制，心怀一点仁慈，或许他也不会在后世有如诸多非议，不会为自己的霸业埋下永远的遗憾。

4、结语

“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这是正史中许劭对曹操的评语。这个评价表面看来自相矛盾，匪夷所思，但我以为最是妥当，而且它也仿佛谶语一般，昭示了曹操的命运。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统一北方有功，阴谋代汉、凶暴恣虐有过。他求真务实、敢于挑战传统的精神难能可贵，但是假公济私的行为又令人不齿。

他一生没能称帝并不是不想，而是时代赋予他的使命太过宏大。他虽然留下了悲天悯人的诗篇，但是当悲痛降临在自己身上，他却没能逃出谶言的诅咒而一念成魔。

他很优秀，但作为一个帝王，他做的并不好。当他沐浴猩红的鲜血站在碣石之巅，远眺沧海，试图戳破笼罩乱世的迷雾，目力所及之处，也只有令人生恶的“怪力乱神”。他应该后悔杀尽了那些汉室忠臣，当他惊觉自己无法称帝的时候，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回头了。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