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纯—-奇女子，杨开智、李立三、蔡和森三任丈夫成连襟

1920年夏，杨开智来到北京。期间，作为妻子的李一纯也到北京陪读。10月，为杨开智生下一女，取名杨展。

1921年夏，杨开智考取北京高等农业专门学校。在农专学习中，杨开智不但成绩名列前茅，还积极参加学生活动。不久，在共产党员邓中夏的帮助下，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的进步学生杨开智、乐天宇、蒋文虓组织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小组”，杨开智为组长。

1922年11月，为促进北方的工人运动，李立三（原名隆郅，曾用名李能至、李成等，1899年11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阳三街道立三村一个书香门第。192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张国焘、罗章龙邀请到北京，传授领导安源工人罢工的经验，同时，参与领导开滦五矿大罢工。在北京滞留一个多月，结识了杨开智、李一纯夫妇。

1923年1月，李立三启程南归，杨开智的夫人李一纯也要回湖南老家，杨开智因为在北京还有事情，就请李立三一路上多加照顾。但没想到，这一照顾，就照顾出了事。在南归的途中，已有家室的李立三和已为人母的李一纯之间，突然萌发了无比纯洁、无比浪漫、不能抑制的爱情。李立三早已结婚，夫人叫林杏仙，此时因病瘫痪在床。李立三已经离家好多年，献身革命工作，生活长时间没有人照顾，因而希望有个异性伴侣生活在身边。李立三的才华与阅历也深深吸引着李一纯。结果，到湖南后，李一纯没有回长沙，而是带着女儿杨展直接去安源，与李立三住到了一起。杨开智听得此讯，悔不当初，深受刺激，精神失常。深感内疚的李一纯，将自己的妹妹李崇德介绍给杨开智，并促成二人成为夫妻，婚变风波才算平息。但自此后，杨开智远离革命。

1923年春，李一纯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先后随李立三到广州农讲所、黄埔军校、武汉农讲所任教员。

1924年春，又随李立三到上海，在上海烟草公司从事工人运动。

1925年1月，经向警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中共“四大”后，任中央妇女部委员、秘书。

1925年10月，中央派李立三和李一纯与蔡和森（复姓蔡林，名和仙，学名林彬，字润寰，号泽膺。1895年3月30日出生于上海江南机械制造总局一个小官员家里，原籍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永丰镇。1921年12月，与李立三一起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夫人向警予、张国焘和夫人杨子烈等人一起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执行扩大会议。此前，因向警予与彭述之产生婚外情，蔡和森与向警予的婚姻已濒临崩溃。为了修复有了裂痕的“向蔡同盟”，中央决定向、蔡两人同时赴莫斯科，蔡和森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并留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向警予到中山大学学习。但到莫斯科不久，向、蔡两人无奈地发现，他们的感情已是昨日黄花，他们十分理智而平静地分手了。

1926年春，李一纯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此时，蔡和森因体弱多病倒下，生活无人照顾，可谓身心交瘁。李立三出于同情和关心，让李一纯对病中的蔡和森给予照顾。在这个过程中，李一纯被蔡和森深深吸引，竟然又产生了不能自拔的爱情。而蔡和森则也学李立三，充当第三者，抢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第二次跟人跑了。这同样让李立三很受伤，李一纯觉得愧对李立三，又把小自己4岁的三妹李崇善介绍给了他。

1926年4月，李立三只身回国，立马就去追了自己过去的小姨子李崇善。这是李一纯与他分手的承诺，是她与蔡和森婚外恋对李立三的感情补偿。未经证实的说法是，1923年8月李一纯在汉口生养儿子李人俊时，李崇善前去照看大姐，李立三性欲无处释放，就与这个三妹开战，民间传说“跟随李立三参加了革命斗争”。三年后再战，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而已。总之，不论真相如何，李一纯的三个男人，不可思议地变成了三个连襟。

1927年3月，李一纯跟随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到国内，夫唱妻随，共同投入到革命事业的艰苦奋斗之中。

1927年4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蔡和森、向警予出席了会议，李一纯作为工作人员，负责会议记录。在中共“五大”上，蔡和森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期间，向警予曾同蔡和森扭打，并骂李一纯对不起她。

1927年8月，“八七”会议后，中央派蔡和森和王荷波去天津，恢复被破坏的北方党组织。9月初，蔡和森携李一纯来到天津。9月22日，主持改组中共顺直省委。9月底，第一次顺直省委改组结束，省委书记彭述之下台。以后的事实证明，蔡和森9月改组以倒彭为中心，成为顺直纠纷的祸害源泉。

1928年1月初，蔡和森主持对顺直省委进行“第二次改组”，推举王藻文为书记，将彭述之开除出省委。这次改组，由于缺乏正确的政治指导，“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去解决问题，反而带着个人意气及派别成见”，因此，不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反而更促成了顺直党组织的进一步混乱和分裂。

1928年2月，李一纯在天津为蔡和森生下一女蔡转。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蔡和森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

1928年9月10日，因北方党组织对蔡和森上年度处理“顺直省委”问题提出指控，中央最高负责人向忠发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顺直问题。期间，刘少奇和陈潭秋以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名义“建议”：“……认为和生（森）同志，应依政治纪律予以处分。9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向忠发的意见作出了开除蔡和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职务的决定，调共产国际“学习”。10月4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李立三递补因蔡和森退出政治局常委及委员的缺额，兼任宣传部长兼党报委员会主任。由李立三取代蔡和森的位置，想来与蔡和森抢了李一纯不无关系。

1929年5月，李一纯又在上海为蔡和森生下一子蔡霖。此子出生时，蔡和森正在共产国际工作，而李一纯正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年冬，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李一纯确实无法养育两个儿女，她只得将出生仅六个月的蔡霖送给了别人。直到上海解放后，才由蔡和森的妹妹蔡畅通过党组织，将此子找回。

1931年春，蔡和森回国后，被中央派往香港，任中共中央代表兼南方局书记，主持恢复中共广东省委。为节省党的活动开支，他和李一纯只在一家罐头公司的楼上租了一间小房子，没有另租办公室，很不安全。其实，早在他从上海准备赴港时，刚从香港回来的外甥女刘昂就曾劝他，不要去香港，那里的白色恐怖和内地一样严重。果然，蔡和森一到香港，就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1931年6月10日上午，香港海员举行群众大会，中共广东省委的同志认为会场人员复杂，建议他不要参加。临近中午时，他决定还是去会场看一下。由于已知道过去在中央曾与自己共事的叛徒顾顺章到了香港，便对妻子李一纯说：“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果然，他一进会场，便被蹲守在那里监视的顾顺章发现。不久，蔡和森被香港当局引渡给广东国民党军阀。8月4日，在广州英勇就义。

1933年６月20日，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何本根叛变，省委机关遭破坏，负责看守中共江苏省委机关的李一纯被捕。

1937年底，经中共党组织多方营救，李一纯出狱，随即奔赴延安。先后在鲁迅师范和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任教，以极高的政治热情为那些长征过来的“红小鬼”和边区的工农干部补习文化。

1940年春，李一纯在延安生有一女，叫李吉提，父亲是谁不清楚。此时距离李一纯最后一任丈夫蔡和森牺牲已经过去近十年了，一个四十多岁且单身的女人生下一个女儿，这本身就让人不可思议的了！

1946年夏，李立三回到延安时，曾与李立三在安源时期、五卅时期、武汉政府时期一起工作过的刘少奇，非常关心李立三的生活，提议李立三与他的前妻李一纯复婚，重新建立家庭，后因各种原因作罢。

1949年10月，李一纯到中直育英小学当协理员。她认识不少中央负责同志，却从来没有为个人的事去找过他们，只有这一次例外，她为了要求到马列学院学习，去找毛泽东。她对毛泽东讲：“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机会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现在全国解放了，我想去学习。”那时她已经五十多岁了，毛泽东深知她经历的坎坷，身体又不太好，关怀地劝她不必要求自己太苛刻。可是她坚持要学，毛泽东说：“去找少奇同志吧，他是校长。”刘少奇理解她的心情，还鼓励她不要怕人笑老，她成了当时马列学院年纪最大的一名学员。她克服了重重困难，硬是在马列学院“啃”了几年经典著作。

1955年夏，从马列学院毕业后，组织分配她到北戴河中直疗养院当政治教员。当时正逢全国改工资制评定级别。别人说一纯参加革命早，级别应定高一些，可是她执意不肯高过政治胁那员。她说：“过去是过去，不能代管现在。协理员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现在工作并不比我做得少。我可以比他级别低，绝不能比他高。”最后与协理员一样，她被评为十三级。中国工人运动最早的女领导人之一张金保来看她，说：“你怎么才十三级？”张金保给一纯的小女儿讲起当初他们一起坐牢时的情况。原来张金保坐牢时，已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后经中央纠正），因而狱中的革命同志都不敢接近她，可是敌人还把她当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严加拷打，处境十分艰难。她在狱中生下个孩子，因为营养不良，快一岁了还不会笑。李一纯把别人送来的炼乳送给她喂孩子。张金保回忆往事说：“不容易呀！那硬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点东西，救了我女儿一条命……。”现在论起工资，李一纯坦然地对她说：“我觉得够好了！多少革命同志，没有看到解放就献出了生命，一个钱也没拿过，都毫无怨言，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我过去也只是把脑袋拴在腰上干革命，就从来没有想过还有什么金钱、名誉、地位……”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对李一纯这样的老革命来说，也是一场考验。挨打、挨斗、挂破鞋，成为家常便饭。

1968年春，李一纯被下放到江西农场劳动改造长达十年之久。

1978年春，获平反昭雪。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应该说是宁静的，蔡转、蔡林和吉提都在大学任职、任教了，孙儿们也都长大了。老同志劝她：“李大姐啊，你八十多岁了，也该休息休息，到全国各地玩一玩了！你的不少学生都是大人物了，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接待你的。”可是她说：“玩？我连想都没有想过。”真是这样，她平时除了看病外，从不要车，她说：“不工作了，还给组织添麻烦，不好。”在她病重时，她给儿女的遗嘱中写道：“我恐不久于人世了，望你们努力为人民服务，把祖国建设得富强起来，做革命先烈的好后代。”她要求丧事从简，“外地子孙一定要坚守岗位，不要来京奔丧。”

1984年5月17日，在北京前三门一间普通的楼房里，一位85岁的老人处于弥留之际，她在哺哺地说：“我走了，我走了，我要很好很好的红颜色……。”这位老人，就是李一纯。离开人世后，小女儿为妈妈缝制了一面红旗，覆盖在她的遗体上……。很多年前，传统旧势力一直在造共产党的谣：共党主张共产共妻。历史证明，这完全是恶意的中伤，无端的污蔑。但古老的中国有一句俗语，“无风不起浪”。这种谣言能够长久、广泛的传播，与早期共产党人，如李一纯等过分的前卫，肯定也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