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家朱希祖的痛和梦

 他是章太炎门下弟子,被戏称为“西王”;他是出席“全国读音统一会”的代表,在“国语运动”中起草的注音符号方案一锤定音;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倡导白话文,反对封建礼教;他任清史馆的协修,获得袁世凯颁发的四等嘉禾奖章;他是声动民国的藏书大家,保存古籍,守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书香……
他是史学大家朱希祖。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史学系主任

朱希祖1919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代理主任,教授中国文学史。不久兼任史学系主任,写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及许多史论。朱希祖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这个系主任很不一般,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史学系系主任。他还发起成立了中国史学会,是现代史学的开创人。

“五四”前后的北大,“卯字号”的诸位名教授,可谓北大的台柱子。所谓“卯字号”,就是几个属兔的大师级人物,两只“大兔子”是陈独秀和朱希祖,生于光绪己卯年(1879年)。四只“小兔子”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声名鹊起的胡适,新文化运动中与钱玄同一起唱双簧的刘半农,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曾当面顶撞蒋介石的刘文典,以及二十几岁就做北大教授、以行为怪异著称的林公铎。

其实,陈独秀和朱希祖是两只“中兔”,还有一只“老兔”蔡元培。“卯字号”的几只“兔子”,都是北大名教授。胡适不无自得地说:“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这三只“兔子”指的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蔡是北大改革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陈、胡则是其行政上和教学上的得力助手,他们三个是当时北京大学的灵魂。不过,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胡适,并不入一些章门弟子的法眼。

“中兔”朱希祖似乎有点瞧不上“小兔”胡适。胡适初进北大,还是末学新进,对朱希祖很尊重,朱希祖的藏书中有很多是海内孤本、秘本,胡适就经常到朱家来看看藏书,谈谈版本,请教学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一出版,引来叫好声一片,胡适在序言中特别感谢了朱希祖,说:“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和朱逖先(朱希祖字逖先)两位先生对于这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而朱希祖似乎并不领情,说此书写得肤浅,还肯定地说,胡适既不懂佛学,也不懂宋明理学,他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写不下去的。当然,朱希祖这番话是说给很亲密的朋友听的。但另一位章门弟子黄侃就不同了,在中央大学的课堂上,黄侃公开讽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问何意。黄侃回答:“监者,太监也。太监,下部没有了。”引得学生大笑不止。

朱希祖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评,比较中肯。后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勉强出了中册,下册果然无疾而终。

这个小插曲,并没有影响两人的交情。从《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中可以看到,朱希祖和胡适的学术往来比较密切:胡适向朱希祖借书,朱希祖对胡适发表的论曹寅的文章予以补充,两人常写信交流。毕竟朱希祖是一只“温和、儒雅”的“兔子”,而黄侃则是桀骜不驯的“野马”,具有名士范儿。胡适对待他人对自己的批评,颇有风度,一笑了之。

朱希祖是北大的“兔子”,也是学界的美髯公。

朱希祖

1914年1月1日,这一年朱希祖三十六岁,与沈钧儒相约留胡须。于是,民国学林中,多了两位美髯公。当时,《北京大学日刊》曾将朱逖先误刊为“米遇光”,北大的同人,章门弟子,见了他都呼作“米遇光”,这个绰号有开玩笑的意味。随着朱希祖茂密的连鬓大胡子初长成,“朱胡子”这个外号不胫而走。不过,北大同人包括他的弟子,更多地称他为“而翁”。毕竟当着他的面,不好意思直白地叫“朱胡子”。“而翁”这个文言的称呼,似乎有了几分敬意。

据《知堂回想录》载,1933年暑假,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朱希祖,回到了北大。在校长室现身的他,引来一片惊呼。

“这时正值北大招考阅卷的日子,大家聚在校长室里,忽然开门进来一个小伙子,没有人认得他,等到他开口说话,这才知道是朱逖先,原来他的胡子刮得光光的,似乎换了一个人。大家这才哄然大笑。”周作人的回忆很生动,试想,一位熟悉的朋友留了近二十年的胡须,多日不见,突然剃掉了胡须,出现在朋友眼前。那种惊讶之后的恍然大悟,一定伴随着爽快的笑声。

朱家客厅里的风流人物

朱希祖在北大任教时,当年听章太炎讲学的同门弟子多在北大,彼此交往密切;朱希祖又任清史馆协修,同逊清遗老多有交往。朱希祖交游广泛,与学界政界都保持联系。因此,朱希祖家中的座上客都是硕学通儒,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座中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朱希祖与清史馆的同人谈前朝旧事、北洋人物;与章门弟子论学问道,谈国故和新诗。朱家客厅就是一个文艺沙龙。

据朱希祖的女儿朱倩的日记记载,朱希祖与前清翰林张书云来往密切。1917年11月18日,张书云(号卿五)到朱府,谈及袁世凯复辟帝制前后的事情。张书云和朱希祖同被聘为协修,他们谈清史馆中人员的变化,通过这种变化可以看到政治气候下的人情冷暖。

袁世凯复辟后,西南义师高举反袁大旗。在全国愤怒的声讨声中,焦头烂额的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而那些拥护帝制的人处于舆论的旋涡之中,蹚了复辟帝制浑水的人想上岸,藏身清史馆。朱希祖上书清史馆馆长请辞,耻于与朝秦暮楚无节操者为伍,“今若以赵孟兆页、钱谦益辈任之,必颠倒是非,何足为伍,遂辞史职”。

朱希祖一家

朱希祖的儿子朱偰在《我家的座上客――交游往来的人物》中,主要写到朱家做客的章门弟子。“来的最多的是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朱偰的文章,写钱玄同的非常生动传神:“他的谈风很健,记忆力最强,往往一讲就是半天,讲的人听的人都觉得津津有味。他知道的掌故真多……美中不足的是他讲起话来气太急,有时上气不接下气,使人替他着急。”与钱玄同相比,沈尹默是另外一种风格。沈尹默,话不多,但讲起话来最幽默,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在“三沈”之中,他最工于心计,有“鬼谷子”之称。

1914年,章太炎被软禁在钱粮胡同,住宅是前清一权贵的遗产,“着实堂皇”。黄侃与章太炎同住,朱希祖常来探望。章太炎与黄侃谈论时政,岂不知章太炎宅中看门的、仆人、厨师,都是警察化装而成。他们向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汇报,吴强制黄侃离开钱粮胡同,并守住章太炎居所的门,杜绝宾客。章太炎愤而绝食。朱希祖为之奔走劝说,请章太炎的女儿来京相劝。在亲人和弟子的多方劝说下,章太炎才开始进食。

大概在这段时期,警察疏于监视时,章太炎到朱希祖家做客。朱偰在《我家的座上客》一文中回忆道:“章太炎先生是老前辈,在民国初年又是袁世凯注意监视的人物之一,轻易不大出来。有一次他到我家来了,门弟子前呼后拥,还带了他的两位女公子同来。章先生穿着玄色长袍马褂,端坐在客厅中间,道貌岸然。门弟子对他都非常恭敬;但是那是纯粹出于自然的敬爱,大家还是有说有笑,气氛非常融洽。因为他的女公子也来了,母亲也出来招待。那时二弟还不过四五岁,从客厅门外探头向里望,拉着母亲的衣裾,轻轻地问道:‘那中间坐着的,是皇帝吧?’客人走后母亲告诉大家,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章门弟子中黄侃最大牌,每次来都摆谱。有一次,朱希祖在家请章门弟子,酒席已经设好了,烧酒、绍兴酒斟满杯子,可是,黄侃都不肯喝,却偏偏指名要喝五加皮。朱希祖只好临时派人去买。事情过后,夫人张维为此数落了朱希祖。

陈独秀也是朱希祖家中的客人。“父亲请他上座,谈办《新青年》的事情。母亲偷偷地去看一下,见陈独秀说话的时候,先挺一挺眉毛,眉宇之间有一股杀气。”陈独秀走了之后,张维对朱希祖说:“这人有点像绿林好汉,不是好相与的,你怎么同这些人打起交道来了?”后来,陈独秀因倡导共产主义,鼓吹社会革命,在“新世界”七楼上散发传单被捕入狱。张维对朱希祖说:“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劝你以后还是少同这些人来往吧!”朱希祖听了,笑笑,没有说话。

从朱倩的日记和朱偰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朱家的座上客,都是民国初年的风流人物。张作霖进入北京后,实行白色恐怖,对北大采取高压政策,北大的教授纷纷南下,或者改就别校教职。朱希祖家的文艺沙龙沉寂了。

书坊谁不颂朱胡

朱希祖是民国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大藏书家。对于学者来说,爱书、读书、购书、藏书、著书,是其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甚至可以说是生活的全部。“不与人物接,不为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带有自嘲意味的自题,可谓朱希祖为书而奔走一生的写照。
朱希祖藏书,大约开始于留学日本时期。当时章太炎鼓吹革命,倡导反清,热衷于收集并翻印明末抗清志士的文集。朱希祖受其影响,“始留意于晚明史籍”,并以南明史为研究方向。朱希祖在这时开始购书,几十年日积月累,涓涓细流汇聚成书的海洋。
朱希祖到北京执教后,更是南北奔走,东西驱驰,节衣缩食,以求善本。藏者,欲也、癖也。癖者,病也。鲁迅有诗云: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在鲁迅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两人一起逛琉璃厂买书的情节。
朱希祖在北京时留有长须,绰号“朱胡子”。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尤其是在旧书业的人们中间,提起‘朱胡子’来,几乎无人不知,而且有点敬远的神气。因为朱君多收藏古书,对于此道很是精明,听见人说珍本旧钞,便揎袖攘臂,连说‘吾要’,连书业专门的人也有时弄不过他,所以朋友们有时也叫他作‘吾要’,这是浙西方言,里边也含有幽默的意思。”
伦明(字哲如)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这样描述朱希祖:“书坊谁不颂朱胡,轶简孤编出毁馀。勿吝千金名马至,从知求士例求书。”伦明在这首诗下作文解释:“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遇当意者不吝值,尝岁晚携巨金周历书店,左右采掇,悉付以现。又尝预以值付书店,俟取偿于书。故君所得多佳本,自大图书馆以至私家,无能与君争者。”从周作人和伦明的描写中,可以看到朱希祖嗜书如命的形象。
1921年7月13日,吴虞和马裕藻访朱希祖,看朱希祖的藏书。吴虞看的朱希祖所藏抄本刻本,殊不易得,自然价值不菲,“据云《士礼居丛书》原本,文奎堂以八百元购之”。看过藏书(其中有高士奇校顺治三年刻本《清律》),参观朱希祖的住宅,日记中写道:“逖先所居宅,前年始买,去银二千二百元,有房廿余间,皆极好。”吴虞的日记,透露出民国初年,北大教授的经济状况。在北洋政府屡次拖欠教授薪水的情况下,还经常为战乱中的灾民捐款,朱希祖买房子,着力收藏古籍书籍,由此可见当时教授的生活状况。
不过,朱希祖的孙子朱元曙补充说:“先生一教授耳,哪来巨金,又何能‘悉付以现’?我手头有一份希祖先生附在日记里的账单:1929年2月4日,本日先生连薪金加稿费共收入四百五十八元八角,支付三十一家书店欠债五百二十七元二角五分。2月9日日记写道:‘(今日)阴历除夕,上午8时起,各书店前来索书债,约二十余家,一一付给。’在他日记里也常有‘书价太巨,未购’的记载。”
大凡藏书家都有自己的书房或藏书楼。朱希祖的书房名为“郦亭”。为何叫这样一个名字?这里有一段学林掌故。
1924年,朱希祖购得一部明抄本郦道元的《水经注》,此书后经王国维鉴定,认为系自宋本抄出,而宋本现存已残缺不全,故王氏“不得不推此本为第一(《水经注》诸版本)矣”。章太炎、王国维二先生先后为此书作跋,许寿裳、汪东二先生为此书题签,后来胡适先生也为此书写了考证文章。朱希祖视此书为自己藏书中的珍品,因此便以“郦亭”二字名其书房,章太炎为其题写“郦亭”。朱希祖的诗集出版时也取名为《郦亭诗稿》。
1934年2月,朱希祖应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来南京就任史学系主任,“郦亭”的七百六十多包善本,辗转运到南京的住宅。在内忧外患的年代,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朱希祖那一代学人的头上。藏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一样,几经颠沛流离,在飘摇的旅途不知何处可安身。自从1935年开始,朱希祖为他的藏书免遭兵燹而忧心奔走,寻觅安稳的、理想的藏书之所。
1937年,朱希祖因战事日迫,匆忙中只来得及装运六十大箱善本和方志图书,由十辆卡车运送到安徽宣城,暂存车站库房。从朱元曙《郦亭藏书的艰辛与悲凉》一文可知朱希祖为藏书东奔西走的情形:“9月16日开始运书至徽州,暂存徽州师范学校。19日,先生返回南京处理事务,途中遭遇轰炸。20日,连夜抵宣城,督运书籍。10月2日,运书完毕,先生返回徽州。时上海战事,日趋危急,敌机四处轰炸,先生恐徽州亦被波及,乃决计迁屯溪,并由水路运书前往,存三门呈洪宅。后,先生又觉不妥,乃于18日至隆阜,与学生戴伯瑚商议,最后决定将书藏于戴震藏书楼,托戴伯瑚保管。”戴伯瑚系清代思想家戴震(东原)的后人。至此,朱希祖和夫人张维看着最后一包书籍安放在戴震藏书楼,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来。从朱元曙的记录来看,我们仿佛看到朱希祖先生冒着敌寇的飞机轰炸,风尘仆仆地穿行于皖南山区,忧心如焚地看护在路上的书籍,多次转移,直到认为绝对安全为止。朱希祖的奔波和操劳,使得他的藏书免遭书厄,无疑是为国家保存了一脉书香。
值得一提的是,朱希祖留在北平的藏书,托给亲戚看管,也非常幸运地躲过了日军的抢劫。从纪维周《民国藏书大家朱希祖》一文可知,朱希祖在北平的老宅和藏书,差点被日军强行没收。留守的张太太情急之下,找到周作人,恳请他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务必设法保护朱希祖的房产和珍贵藏书。在周作人的关照下,朱希祖的房产和珍贵藏书,也有惊无险地得以妥善保存。
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购书容易,藏书不易,每位学者都视藏书为自己的学术生命。抗战期间,朱希祖的藏书分散南北,书人分离。然而,朱希祖的藏书得以保全,可谓万幸。
平生心事南明史,及身未见中原定

1931年,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朱希祖深痛国难严重,重新研究南明史乘,以发扬民族精神。
1934年,朱希祖开始执教于中央大学。此时,日寇步步进逼,华北局势危急。从1935年朱希祖的日记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知识分子对中日局势的关注,也可以看到一些历史事件对学者的影响。1935年6月28日,在日军指使下,石友三旧部白坚武武装叛乱,炮击北平,是为“丰台兵变”。当天,朱希祖的日记记录了这件事情:“是夜北平石友三旧部白坚武率众百余人叛逆,劫铁甲车于丰台,驶至北平永定门,开炮十余响,弹及二龙坑,幸未炸。发言欲组织‘华北国’,自称‘正义军’,旋为北平守军平定。”华北上空,战争的阴云密布。身在南京,朱希祖自然“心颇忧虑”。 
 
大敌当前,而国内割据军阀势力各据一方,不能拧成一股绳共御外侮,也令朱希祖无法安心读书治学。10月20日,他记日记曰:“国家将亡,尚阋墙不已……忧心如焚,不能阅书者竟日。”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央大学的学生亦有罢课游行、抗日请愿种种举动。面对学潮,朱希祖置身其中调解,12月26日,他“夜又至中央大学开主任会议,因本日下午学生约二百人集于礼堂前仍欲游行,其余七百余人未曾参加,宪兵力欲解散学生,因教职员两方劝阻,学生乃排队归宿舍”。 
正是在中日战争的阴云下,朱希祖朱偰父子,开始对南京六朝陵墓进行调查。为何要调查六朝古墓?“杜外人之觊觎,扬先哲之耿光”。维系着中国文化的六朝遗迹、石刻等,却湮没在荒草之中,无人问津。“爱国之情”加上“亡国之痛”,促使朱希祖朱偰父子挑起调查六朝古墓的大梁。 
朱氏父子等人联手调查六朝陵墓,足迹所到,西至安徽太平,东至丹阳经山,南至江宁秣陵,东南至句容淳化,北至长江。举凡史乘记载,野老传闻,无不按图索骥,遍加访问。他们是最早用现代考古方法对南京地面文物进行考古的,他们发现了齐宣帝永安陵、齐高帝秦安陵、齐武帝景安陵等十三处六朝古墓。他们共实地调查十四次,直到第五次,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才加入。
抗日战争既起,朱希祖尝论“藉历史以说明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他深知“亡史之罪,甚于亡国”,主张政府当开馆修史。1940年2月,国民政府接受朱希祖关于筹办档案管理总库和国史馆的提议,于重庆歌乐山设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并聘请朱希祖为总干事。
虽然身在重庆大后方,朱希祖却时刻心系抗日。1939年12月21日,他作长诗《天都烈士歌》,悼念章门弟子吴承仕(字检斋)。此诗在全国抗战背景下激发了军民士气,起到了“诗战”的作用。
朱希祖先生的长子朱偰,在重庆创作了抗日军歌四首《闸北八百孤军死战歌》《山东范筑先殉节歌》《还我河山歌》《出征歌》,激励官兵保家卫国,收复失地。
朱希祖与朱偰父子二人联手创作的《万里长城歌》,同样慷慨激越:“君不见,长城万里气吞胡,秦皇汉武逞雄图,但使长城名不灭,大汉天声终不绝……”这首歌写于1936年,那时朱氏父子都已经料到中日必然爆发战争,为学校和军队歌唱而作。这些歌曲蕴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朱偰的儿女们至今还记得人们含着热泪众声合唱的动人场景…… 
抗战爆发,避地巴山,客居重庆,这是朱希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日寇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严重危及学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1940年5月28日,朱希祖日记:“上午8时至国史馆筹备会办公,9时半回考选委员会,半途有空袭警报,10时半放紧急警报。敌机九十八架,分三次来袭,北碚、池溪口轰炸最烈,复旦大学在北碚,其教务长孙寒冰死焉,平民死伤二百余人。2时40分解除警报……夜签注奖学考试议案……是日,两路口一带被炸,财政部秘书处炸破,大儿(朱偰)幸无恙,所集财政史料半佚。”这样的日子,是抗战时期客居重庆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缩影。
年迈的朱希祖也经常为避空袭而喘息不安,加上重庆多雾,冬多阴雨,夏多蚊蚋,饮水不洁,时常生病。进入1944年,朱希祖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几度住院。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一代史学家朱希祖遽归道山,“及身未见中原定”,他没有支撑到山河重光、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朱希祖的丧事“极一时之哀荣”。国民政府在中央图书馆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由戴季陶主祭,蒋介石特颁“渊衷硕学”的挽词。各界赠送挽联三百余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余人,这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实属罕见。
很多人将朱希祖与南明史联系起来。顾颉刚挽诗其一云:“入粤为寻绍武来,金陵旧院拔蒿莱。平生心事南明史,历劫终教志不灰。”吴稚晖挽联:“人间遽失先生,从此南明无史;天上为言疑古,仍未统一读音。”朱希祖治南明史,实在是民国的痛史,他生活的时代使然。有论者指出,清末民初的南明史研究虽曾随时风起落,但朱希祖的研究却是心怀“千秋之绝业”,故能持之终身。
“叔皮有子述先人,又产曹昭笔有神,得月楼高钟秀甚,九原应喜看传薪。”这是顾颉刚挽诗中的一首。得月楼是朱希祖出生的地方,从钟灵毓秀的海盐走出的史学家朱希祖虽然驾鹤西去,但朱家后继有人。顾颉刚将朱希祖比作史学家班彪(字叔皮),将朱偰比作班固,将朱倓比作班昭(曹昭)。海盐朱氏的家乘翻开了新的一页,朱偰的传奇人生和悲怆命运,即将在陵谷变迁的时代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