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家朱希祖的痛和梦
“五四”前后的北大,“卯字号”的诸位名教授,可谓北大的台柱子。所谓“卯字号”,就是几个属兔的大师级人物,两只“大兔子”是陈独秀和朱希祖,生于光绪己卯年(1879年)。四只“小兔子”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声名鹊起的胡适,新文化运动中与钱玄同一起唱双簧的刘半农,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曾当面顶撞蒋介石的刘文典,以及二十几岁就做北大教授、以行为怪异著称的林公铎。
其实,陈独秀和朱希祖是两只“中兔”,还有一只“老兔”蔡元培。“卯字号”的几只“兔子”,都是北大名教授。胡适不无自得地说:“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这三只“兔子”指的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蔡是北大改革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陈、胡则是其行政上和教学上的得力助手,他们三个是当时北京大学的灵魂。不过,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胡适,并不入一些章门弟子的法眼。
“中兔”朱希祖似乎有点瞧不上“小兔”胡适。胡适初进北大,还是末学新进,对朱希祖很尊重,朱希祖的藏书中有很多是海内孤本、秘本,胡适就经常到朱家来看看藏书,谈谈版本,请教学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一出版,引来叫好声一片,胡适在序言中特别感谢了朱希祖,说:“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和朱逖先(朱希祖字逖先)两位先生对于这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而朱希祖似乎并不领情,说此书写得肤浅,还肯定地说,胡适既不懂佛学,也不懂宋明理学,他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写不下去的。当然,朱希祖这番话是说给很亲密的朋友听的。但另一位章门弟子黄侃就不同了,在中央大学的课堂上,黄侃公开讽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问何意。黄侃回答:“监者,太监也。太监,下部没有了。”引得学生大笑不止。
朱希祖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评,比较中肯。后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勉强出了中册,下册果然无疾而终。
这个小插曲,并没有影响两人的交情。从《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中可以看到,朱希祖和胡适的学术往来比较密切:胡适向朱希祖借书,朱希祖对胡适发表的论曹寅的文章予以补充,两人常写信交流。毕竟朱希祖是一只“温和、儒雅”的“兔子”,而黄侃则是桀骜不驯的“野马”,具有名士范儿。胡适对待他人对自己的批评,颇有风度,一笑了之。
朱希祖是北大的“兔子”,也是学界的美髯公。
朱希祖
1914年1月1日,这一年朱希祖三十六岁,与沈钧儒相约留胡须。于是,民国学林中,多了两位美髯公。当时,《北京大学日刊》曾将朱逖先误刊为“米遇光”,北大的同人,章门弟子,见了他都呼作“米遇光”,这个绰号有开玩笑的意味。随着朱希祖茂密的连鬓大胡子初长成,“朱胡子”这个外号不胫而走。不过,北大同人包括他的弟子,更多地称他为“而翁”。毕竟当着他的面,不好意思直白地叫“朱胡子”。“而翁”这个文言的称呼,似乎有了几分敬意。
据《知堂回想录》载,1933年暑假,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朱希祖,回到了北大。在校长室现身的他,引来一片惊呼。
“这时正值北大招考阅卷的日子,大家聚在校长室里,忽然开门进来一个小伙子,没有人认得他,等到他开口说话,这才知道是朱逖先,原来他的胡子刮得光光的,似乎换了一个人。大家这才哄然大笑。”周作人的回忆很生动,试想,一位熟悉的朋友留了近二十年的胡须,多日不见,突然剃掉了胡须,出现在朋友眼前。那种惊讶之后的恍然大悟,一定伴随着爽快的笑声。
据朱希祖的女儿朱倩的日记记载,朱希祖与前清翰林张书云来往密切。1917年11月18日,张书云(号卿五)到朱府,谈及袁世凯复辟帝制前后的事情。张书云和朱希祖同被聘为协修,他们谈清史馆中人员的变化,通过这种变化可以看到政治气候下的人情冷暖。
袁世凯复辟后,西南义师高举反袁大旗。在全国愤怒的声讨声中,焦头烂额的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而那些拥护帝制的人处于舆论的旋涡之中,蹚了复辟帝制浑水的人想上岸,藏身清史馆。朱希祖上书清史馆馆长请辞,耻于与朝秦暮楚无节操者为伍,“今若以赵孟兆页、钱谦益辈任之,必颠倒是非,何足为伍,遂辞史职”。
朱希祖一家
朱希祖的儿子朱偰在《我家的座上客――交游往来的人物》中,主要写到朱家做客的章门弟子。“来的最多的是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朱偰的文章,写钱玄同的非常生动传神:“他的谈风很健,记忆力最强,往往一讲就是半天,讲的人听的人都觉得津津有味。他知道的掌故真多……美中不足的是他讲起话来气太急,有时上气不接下气,使人替他着急。”与钱玄同相比,沈尹默是另外一种风格。沈尹默,话不多,但讲起话来最幽默,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在“三沈”之中,他最工于心计,有“鬼谷子”之称。
1914年,章太炎被软禁在钱粮胡同,住宅是前清一权贵的遗产,“着实堂皇”。黄侃与章太炎同住,朱希祖常来探望。章太炎与黄侃谈论时政,岂不知章太炎宅中看门的、仆人、厨师,都是警察化装而成。他们向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汇报,吴强制黄侃离开钱粮胡同,并守住章太炎居所的门,杜绝宾客。章太炎愤而绝食。朱希祖为之奔走劝说,请章太炎的女儿来京相劝。在亲人和弟子的多方劝说下,章太炎才开始进食。
大概在这段时期,警察疏于监视时,章太炎到朱希祖家做客。朱偰在《我家的座上客》一文中回忆道:“章太炎先生是老前辈,在民国初年又是袁世凯注意监视的人物之一,轻易不大出来。有一次他到我家来了,门弟子前呼后拥,还带了他的两位女公子同来。章先生穿着玄色长袍马褂,端坐在客厅中间,道貌岸然。门弟子对他都非常恭敬;但是那是纯粹出于自然的敬爱,大家还是有说有笑,气氛非常融洽。因为他的女公子也来了,母亲也出来招待。那时二弟还不过四五岁,从客厅门外探头向里望,拉着母亲的衣裾,轻轻地问道:‘那中间坐着的,是皇帝吧?’客人走后母亲告诉大家,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章门弟子中黄侃最大牌,每次来都摆谱。有一次,朱希祖在家请章门弟子,酒席已经设好了,烧酒、绍兴酒斟满杯子,可是,黄侃都不肯喝,却偏偏指名要喝五加皮。朱希祖只好临时派人去买。事情过后,夫人张维为此数落了朱希祖。
陈独秀也是朱希祖家中的客人。“父亲请他上座,谈办《新青年》的事情。母亲偷偷地去看一下,见陈独秀说话的时候,先挺一挺眉毛,眉宇之间有一股杀气。”陈独秀走了之后,张维对朱希祖说:“这人有点像绿林好汉,不是好相与的,你怎么同这些人打起交道来了?”后来,陈独秀因倡导共产主义,鼓吹社会革命,在“新世界”七楼上散发传单被捕入狱。张维对朱希祖说:“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劝你以后还是少同这些人来往吧!”朱希祖听了,笑笑,没有说话。
从朱倩的日记和朱偰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朱家的座上客,都是民国初年的风流人物。张作霖进入北京后,实行白色恐怖,对北大采取高压政策,北大的教授纷纷南下,或者改就别校教职。朱希祖家的文艺沙龙沉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