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乱中国东北的日本土匪

提起土匪,现代人可能没有什么感性认识,但是从历史著作、文学作品或影视节目中却是或多或少了解一些土匪的组织、习性以及活动情况等。旧中国政治腐败,战祸连年,民不聊生,是土匪产生的重要原因。然而人们不会想到,清末民初以来,竟有一些日本土匪在中国东北活动,他们同其他东北土匪一样,按照东北土匪的习惯拉杆子报号,打家劫舍,祸害百姓。但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受日本军政当局的指使,随时为侵略扩张政策效力。

在吉林省境的大孤山一带,有一支报号“薄天鬼”的日本绺子,大头目原名薄益三,日本新潟人,从小学业不成,经商又无能,打架却是行家里手,终日结交一些地痞无赖为害乡里,十家九怨。后来他见一事无成,就跑到加纳一家铜矿做工,更是吃不了辛苦,没过多少时日就返回老家。这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薄益三心机一动,生成“腾飞大陆”的念头,就跑到东北想干一番“大事业”。但是他既不懂汉语,又没有学过军事,只好在日军后勤部队里充当军夫,无非是搬搬扛扛,派不上大用场。日俄战争后,薄益三不肯回国务农,就在东北浪迹鬼混,没几日便把部队发给的“辛苦钱”花个一干二净。在他穷困潦倒之际,听说有位日本人在长春开办一家华实公司,经营甚好,遂前往投奔。

这家公司的大老板是日本浪人逸见勇彦,绰号“江大辫子”,日俄战争时受军部指派在南满一带网罗土匪(包括冯麟阁、张作霖等人),组成东亚义勇军骚扰俄军后方,为此得到日本军部的嘉奖。战后,逸见凭着各方面关系在长春开了一家赌场,赚了一大把钱,但有时难免遭到一些地痞无赖的纠缠捣乱。逸见见薄益三生得人高马大,一身“豪气”,便把薄益三留下来管理赌场。薄上任后,原本就是混混出身的他,不由分说三下五除二,很快用一对拳头把局面稳定下来,往日闹事的小痞子们一个个乖乖地拜在他的脚下。逸见勇彦见状甚是高兴,提拔薄益三当赌场经理,薄益三也知恩图报,不敢懈怠,还把侄子薄守次唤来帮忙。薄守次时年不过18岁,貌似其叔,也是个不怕死的亡命徒。叔侄俩配合默契,把赌场经营得红红火火。

1910年,不知什么原因逸见停办赌场回国,薄益三虽然也是腰包鼓鼓,不愁什么生计,却又不甘“寂寞”,遂纠合26名日本浪人,凑起5支毛瑟枪,几十把日本刀,明火执仗地在大孤山拉起了山头,并效仿东北土匪的惯例,报号“薄天鬼”,其侄报号“薄白龙”,明目张胆地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在杀杀砍砍的土匪生涯中,他结识了吉林地面颇有势力的大绺头目左宪章,两个人竟至义结金兰,不分你我,经常在一起配合行动,然后坐地分赃,穿上一条连裆裤。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炮声终于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以肃亲王善耆为首的清室贵胄不甘退出历史舞台,在日本军政当局以及大陆浪人的鼓动和支持下,联络内蒙王公以及良弼、荫昌、铁良等人秘密成立了“宗社党”,准备东山再起。

1912年初,曾与肃亲王义结金兰的大陆浪人川岛浪速在日本军政要员的支持下,决定举肃亲王为首领,成立“勤王军”,联合内蒙喀喇沁王、宾图王、敖汗王、巴林王、达延汗王、卓索图王等内蒙王公以及东北土匪武装,由日本现役军官指挥,攻占奉天,建立“满蒙王国”,把东北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大仓财阀还为此“借款”30余万元,购买武器等军用物资,条件是以东蒙的矿产资源为抵押。

按照川岛等人的计划,首先要购买武器,再利用满铁运到公主岭,然后走旱路把武器运到喀喇沁王府。可是,从公主岭到喀喇沁地处偏远,土匪出没,为了保证武器运送的安全,他们想到了“薄天鬼”,于是派松田和田中两名日本人与“薄天鬼”联络。“薄天鬼”当然乐得为“大日本帝国”效力,不仅满口答应,还说服左宪章拉起人马配合行动。于是,左宪章点起100余人的马队,“薄天鬼”则把杆子里的浪人悉数带领,两支绺子合成一股直奔公主岭而去。

1912年5月27日,运输车队在总指挥、日本现役军人松井清助大尉的指挥下,匪队头目左宪章、“薄天鬼”、“薄白龙”以及日本浪人、大小喽啰等全部中国人货商打扮,持枪挎刀押送车队从公主岭进发,目标直指喀喇沁王府。由于左宪章向沿途大小绺子打了招呼,车队进入山区后不仅未遇风险,还有当地绺子“来德”、“四甲山”、“四海”等匪队护送,总指挥松井清助额手称庆,庆幸有“薄天鬼”等人的助力。

然而,偌大一支车队浩浩荡荡,又有几百人的匪队押送,岂能不露出破绽。消息很快传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耳中。赵尔巽不敢怠慢,传令坐镇郑家屯的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后来的黑龙江省督军)严加监视,密切注意车队的动向。

6月5日,车队行至开鲁以北的波路嘎斯台阿伊拉,发现周围早已布满了奉天巡防后营的官兵。原来,吴俊升闻报后立即派巴英额、万福麟、石得山三名军官率800名马队把车队围个水泄不通。松井自恃是日本人,没把中国官方放在眼里,谎称车队是农垦株式会社运往洮南的农业机械,并拒绝巡逻队的检查,两边于是僵持下来。

第二天,松井下令车队硬闯。“薄天鬼”、“薄白龙”、左宪章连同浪人们督促匪队呼喊着向巡逻队扑去,双方于是枪来弹往,演成一场激战。结果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匪队招架一番后就作鸟兽散,松井见况不妙,下令烧毁大车上的所有“货物”,48车武器在熊熊大火中毁之一尽。但是,有13名浪人、30多名土匪被击毙,松井清助大尉、“薄天鬼”、“薄白龙”等23名日本人也成了巡防后营官兵的俘虏。

事后,日本四平领事馆官员出面,一口否定松井等人从事非法的武器运输,更对“满蒙独立”的罪恶行动讳莫如深,还在背后施放“银弹”,收买中方官员。结果,软弱的中国政府竟把罪状确凿的松井清助、“薄天鬼”、“薄白龙”等23名日本人无条件释放。“薄天鬼”、“薄白龙”免受牢狱之灾,又拉起同伙钻进大山草莽,继续打家劫舍的勾当。

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后,川岛浪速等人贼心不死,又联络内蒙的马贼头目巴布扎布,准备掀起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1916年7月1日,在日军大佐土井市之进的直接参与下,巴布扎布率领3000名马队张扬起“勤王师扶国军”的大旗,越过兴安岭南下,直向东北重镇奉天杀去。“薄天鬼”闻知消息后立即联络“重信”、“小滨”、“天乐”等三支日本浪人组成的匪队,又说服当地土匪头目双山、金龙、乌龙、长江好、靠山、双龙、魁斗入伙,打起“勤王师满洲第三军团”的旗号,自封为军团长,下辖四个旅团,委侄子“薄白龙”为第六旅团长,“重信”为第七旅团长,“天乐”为第八旅团长,“小滨”为第九旅团长,秣马厉兵,集结在公主岭一线,密切注视着巴布扎布和东北官军的动向。

巴布扎布匪队锋芒所向的第一站是突泉城,双方在突泉城下僵持了11天,奉天的援军赶到,对匪队形成包围之势。巴布扎布见状不妙,放弃了南下的打算,转而往攻郭家店。这里的守军猝不及防,弃城遁去,1916年8月14日,匪队占领了郭家店。

“薄天鬼”得知这一消息,急令“薄白龙”为先锋往攻伊通县,准备拿下伊通,与巴布扎布互为犄角。然而,“薄天鬼”匪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连攻几天不仅伊通城池未下,还损失了一些喽啰。当奉天的援军赶到伊通时,“薄天鬼”匪队已经不堪收拾,只好下令撤回公主岭。

与此同时,奉天当局急调数千人马团团围住郭家店,将巴布扎布困在城中。坐镇大连指挥的川岛浪速闻听巴布扎布濒临绝境,急忙搬动日本驻军出面干涉,强令时为奉军督军的张作霖罢兵撤围。当时的张作霖羽翼未丰,不敢与日本人较劲,遂同意撤军,但条件是巴布扎布必须返回哈拉哈河畔。

巴布扎布匪队撤出城外后,川岛浪速亲自率领800余名由浪人和大连土匪组成的人马赶到,还带来1200支步枪,24万发子弹,100枚手榴弹,另4门野炮,560发炮弹。“薄天鬼”也率领“第三军团”的残队来会合。一时间,郭家店城外旌旗乱舞,一片欢腾,匪队的气焰又起。9月3日,匪队公然违反日方同张作霖的协议,打起日本旗,涉过东辽河,并在日军“监视队”的重炮助攻下,冲进朝阳城,把城里洗劫一空,然后扑向怀德城,却遭到守军马占山(时为连长)部的猛烈反击。巴布扎布匪队攻城不下,转而去攻打林西,结果在林西城下巴布扎布中弹身亡,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又告失败。“薄天鬼”等人灰溜溜随同川岛等人窜回大连。

在吉林著名匪首“九阳山”的队伍里,有一位“插边”(入伙)的日本人,名叫根本豪,日本福岛县人,曾在日本军队当过上等兵,后抱着“腾飞大陆”的梦想闯来东北,一心想“插边”当土匪,学了几年汉语后在内线的引荐下成了“九阳山”匪队的一员,报号“铁甲”。不久就靠着不怕死的劲头抢了一家商社,还夺了一家派出所的枪械,因此赢得“九阳山”的信赖,提拔他当上“棚头”(相当队长),时为1924年春。“九阳山”原本是军阀张宗昌的部下,张宗昌也是土匪出身,投靠张作霖后留下“九阳山”仍操旧业,一是为留条后路,二是掠取民财以养军。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张宗昌被委为先锋,遂把“九阳山”和“铁甲”调到帐前,令铁甲组织日本浪人队听凭调遣。这样,张宗昌手下就有了两支洋人队,一支是白俄队,一支是“铁甲”的浪人队。“铁甲”追随张宗昌一直杀进天津,日本领事馆听说此事暗暗吃惊,担心浪人们胡来影响日本的国策,便与张宗昌交涉,张只好拿出15万大洋把浪人队遣散。“铁甲”一个人竟私吞了9万,回到奉天开了一家玩具店,但不久就把玩具店托付给他人经营,又上山当起山大王。

1928年,张宗昌被北伐军端了老窝,只身逃到大连。当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升天,张学良继承父业毅然宣布归附大一统,东北全境降下了五色旗,改换青白旗。张宗昌对此大不以为然,召集旧部在大连黑石滩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乘乱夺回山东。并派遣“铁甲”先行潜入山东,串连在山东的旧部和马贼做内应,配合张宗昌率领大部队收复山东。于是,“铁甲”率领几名浪人,携带张宗昌亲书的委任状在龙口悄悄登陆,联络了驻黄县的团长刘开泰等人做内应。

1929年1月,张宗昌率领临时拼凑的“还乡团”在龙口登陆,满指望旧部能闻声响应,却不知今非昔比,留在山东的旧部除极少数死心塌地追随他的人外,大多数旧部已经“择木而栖”。所以,张宗昌部到达牟平后就被打了个稀里哗啦,连悍将褚玉璞都成了俘虏。张宗昌连滚带爬逃回大连,“铁甲”也裹在残队里回到奉天。

九一八事变后,“铁甲”摇身一变,当上了伊达顺之助(张宗援)“山东自治联军”的副官,继续为害中国人民。顺便提及的是,伊达其人出身日本旧士族家庭,成年后浪迹中国东北,曾当过张作霖的保镖,后与张宗昌惺惺相惜,两个人结成异姓兄弟,因此伊达起了个中国名字叫张宗援。九一八事变后,伊达报出张宗援的名号,勾结张宗昌旧部王殿忠、李寿山等人,组建伪军,在辽东一带镇压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七七事变后又窜到山东,纠集土匪成立“自治联军”,自封总司令,干尽了坏事,日本投降后作为战犯在上海被处决。

还有一名日本土匪报号“小白脸”,原名小日向白朗,新潟县人,16岁时来到中国,先后在奉天、北京、天津浪迹,后进日本公使馆武官坂西利八郎的手下当差。两年里,他学会了中国话,掌握了武器知识和射击技术。1920年春,坂西派他潜入东北和西伯利亚从事间谍活动。小日向进入热河巴林境时,被当地杨青山匪队绑了“洋票”。小日向早就羡慕大陆浪人“腾飞满洲”的“壮举”,索性横下心来要求入伙,被匪队收留下来。

当年秋,杨青山决定攻打单家堡子“响窑”(有武力抵抗的村庄、寨子等),小日向在攻打响窑时枪法出色,连连击中目标,因此立了头功。在庆功宴上,小日向喝下大当家敬上的一碗酒,不仅面不改色心不跳,而且一张脸越发白起来。杨青山脱口一句,“好个小白脸!”于是,“小白脸”就成了小日向的第一个匪号。小日向凭着钻营的本事很快得到大当家的器重,不久就当上了总催(相当于参谋长)。后来,大当家杨青山被官军击毙,在群龙无首之际,小日向玩弄手段、笼络亲信、排斥二当家张金山,结果坐上大当家的金交椅,另改匪号尚旭东。

从此,日本土匪头目尚旭东打起“旭”字旗,又与辽阳、盘山、台安、巨流河等地的大绺头目三胜、靠天、老北风等沆瀣一气,坐地“保险”,走私鸦片,打家劫舍,欺男霸女,可谓坏事干尽。与此同时,他没有忘记坂西大佐给他的使命,时时处处留意收集中国的各类情报,并随时准备为大日本帝国的侵略政策效忠。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际,尚旭东拉起匪队投靠了张宗昌,跟随张从关外杀进关内,从天津杀到山东,张宗昌当上山东督办后,尚旭东也被封为少将旅长之职。但是好景不长,张宗昌不久就被撵出山东,从此一蹶不起。

1929年初,尚旭东跑到岫岩,找到把兄弟曹老九,又把盘山的靠天、长胜拉来,以赠送3000支长短枪、一吨炸药为条件,怂恿他们攻打奉天城。约定几支绺子会合一处,在正月十五日共同起事。由尚旭东担任总指挥,靠天、曹老九、长胜担任副总指挥,日本浪人田原天牛为参谋长。同时,尚旭东还把前述的“铁甲”及一部分浪人找来,让“铁甲”担任城外指挥,浪人濑户口猛为城内指挥。

不料,尚旭东谋攻奉天城的消息被内部人(日本人)泄露出去,日本警察署闻报吃了一惊,惟恐这件事惹起外交纠纷,有误帝国的统一大策,于是将尚旭东等匪头和浪人悄悄扣押起来,给尚旭东“三年禁住满洲”的处分,遣送回国了事。

九一八事变后,尚旭东的身影又出现在东北,企图拉拢当年的匪队伙伴与关东军合作,但老北风、靠天、三胜等人都揭起了抗日旗帜,根本不听从他的蛊惑。一次,老北风部下在营口绑了两名洋人(英国人)的票,让日本当局用军火赎票。尚旭东自告奋勇出面斡旋,但老北风并没有给他“面子”,日方在英国的强烈交涉下,最后还是不得不用军火换回了肉票。七七事变后,尚旭东出任伪华北普安协会会长,后又混迹上海滩,并与特工总部七十六号勾搭连环,秘密从事鸦片和武器走私活动,聚敛起一笔财富。日本投降后,尚旭东被中国政府羁押,尚旭东一口咬定自己是木材商人,与军政方从不搭界。由于尚旭东多年混迹于黑社会,中国政府一时未能掌握其罪证,于1948年12月将他释放。翌年8月,尚旭东在上海黑社会和海盗的帮助下偷渡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