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乱中国东北的日本土匪

在吉林省境的大孤山一带，有一支报号“薄天鬼”的日本绺子，大头目原名薄益三，日本新潟人，从小学业不成，经商又无能，打架却是行家里手，终日结交一些地痞无赖为害乡里，十家九怨。后来他见一事无成，就跑到加纳一家铜矿做工，更是吃不了辛苦，没过多少时日就返回老家。这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薄益三心机一动，生成“腾飞大陆”的念头，就跑到东北想干一番“大事业”。但是他既不懂汉语，又没有学过军事，只好在日军后勤部队里充当军夫，无非是搬搬扛扛，派不上大用场。日俄战争后，薄益三不肯回国务农，就在东北浪迹鬼混，没几日便把部队发给的“辛苦钱”花个一干二净。在他穷困潦倒之际，听说有位日本人在长春开办一家华实公司，经营甚好，遂前往投奔。

这家公司的大老板是日本浪人逸见勇彦，绰号“江大辫子”，日俄战争时受军部指派在南满一带网罗土匪（包括冯麟阁、张作霖等人），组成东亚义勇军骚扰俄军后方，为此得到日本军部的嘉奖。战后，逸见凭着各方面关系在长春开了一家赌场，赚了一大把钱，但有时难免遭到一些地痞无赖的纠缠捣乱。逸见见薄益三生得人高马大，一身“豪气”，便把薄益三留下来管理赌场。薄上任后，原本就是混混出身的他，不由分说三下五除二，很快用一对拳头把局面稳定下来，往日闹事的小痞子们一个个乖乖地拜在他的脚下。逸见勇彦见状甚是高兴，提拔薄益三当赌场经理，薄益三也知恩图报，不敢懈怠，还把侄子薄守次唤来帮忙。薄守次时年不过18岁，貌似其叔，也是个不怕死的亡命徒。叔侄俩配合默契，把赌场经营得红红火火。

1910年，不知什么原因逸见停办赌场回国，薄益三虽然也是腰包鼓鼓，不愁什么生计，却又不甘“寂寞”，遂纠合26名日本浪人，凑起5支毛瑟枪，几十把日本刀，明火执仗地在大孤山拉起了山头，并效仿东北土匪的惯例，报号“薄天鬼”，其侄报号“薄白龙”，明目张胆地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在杀杀砍砍的土匪生涯中，他结识了吉林地面颇有势力的大绺头目左宪章，两个人竟至义结金兰，不分你我，经常在一起配合行动，然后坐地分赃，穿上一条连裆裤。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炮声终于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以肃亲王善耆为首的清室贵胄不甘退出历史舞台，在日本军政当局以及大陆浪人的鼓动和支持下，联络内蒙王公以及良弼、荫昌、铁良等人秘密成立了“宗社党”，准备东山再起。

1912年初，曾与肃亲王义结金兰的大陆浪人川岛浪速在日本军政要员的支持下，决定举肃亲王为首领，成立“勤王军”，联合内蒙喀喇沁王、宾图王、敖汗王、巴林王、达延汗王、卓索图王等内蒙王公以及东北土匪武装，由日本现役军官指挥，攻占奉天，建立“满蒙王国”，把东北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大仓财阀还为此“借款”30余万元，购买武器等军用物资，条件是以东蒙的矿产资源为抵押。

按照川岛等人的计划，首先要购买武器，再利用满铁运到公主岭，然后走旱路把武器运到喀喇沁王府。可是，从公主岭到喀喇沁地处偏远，土匪出没，为了保证武器运送的安全，他们想到了“薄天鬼”，于是派松田和田中两名日本人与“薄天鬼”联络。“薄天鬼”当然乐得为“大日本帝国”效力，不仅满口答应，还说服左宪章拉起人马配合行动。于是，左宪章点起100余人的马队，“薄天鬼”则把杆子里的浪人悉数带领，两支绺子合成一股直奔公主岭而去。

1912年5月27日，运输车队在总指挥、日本现役军人松井清助大尉的指挥下，匪队头目左宪章、“薄天鬼”、“薄白龙”以及日本浪人、大小喽啰等全部中国人货商打扮，持枪挎刀押送车队从公主岭进发，目标直指喀喇沁王府。由于左宪章向沿途大小绺子打了招呼，车队进入山区后不仅未遇风险，还有当地绺子“来德”、“四甲山”、“四海”等匪队护送，总指挥松井清助额手称庆，庆幸有“薄天鬼”等人的助力。

然而，偌大一支车队浩浩荡荡，又有几百人的匪队押送，岂能不露出破绽。消息很快传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耳中。赵尔巽不敢怠慢，传令坐镇郑家屯的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后来的黑龙江省督军）严加监视，密切注意车队的动向。

6月5日，车队行至开鲁以北的波路嘎斯台阿伊拉，发现周围早已布满了奉天巡防后营的官兵。原来，吴俊升闻报后立即派巴英额、万福麟、石得山三名军官率800名马队把车队围个水泄不通。松井自恃是日本人，没把中国官方放在眼里，谎称车队是农垦株式会社运往洮南的农业机械，并拒绝巡逻队的检查，两边于是僵持下来。

第二天，松井下令车队硬闯。“薄天鬼”、“薄白龙”、左宪章连同浪人们督促匪队呼喊着向巡逻队扑去，双方于是枪来弹往，演成一场激战。结果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匪队招架一番后就作鸟兽散，松井见况不妙，下令烧毁大车上的所有“货物”，48车武器在熊熊大火中毁之一尽。但是，有13名浪人、30多名土匪被击毙，松井清助大尉、“薄天鬼”、“薄白龙”等23名日本人也成了巡防后营官兵的俘虏。

事后，日本四平领事馆官员出面，一口否定松井等人从事非法的武器运输，更对“满蒙独立”的罪恶行动讳莫如深，还在背后施放“银弹”，收买中方官员。结果，软弱的中国政府竟把罪状确凿的松井清助、“薄天鬼”、“薄白龙”等23名日本人无条件释放。“薄天鬼”、“薄白龙”免受牢狱之灾，又拉起同伙钻进大山草莽，继续打家劫舍的勾当。

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后，川岛浪速等人贼心不死，又联络内蒙的马贼头目巴布扎布，准备掀起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1916年7月1日，在日军大佐土井市之进的直接参与下，巴布扎布率领3000名马队张扬起“勤王师扶国军”的大旗，越过兴安岭南下，直向东北重镇奉天杀去。“薄天鬼”闻知消息后立即联络“重信”、“小滨”、“天乐”等三支日本浪人组成的匪队，又说服当地土匪头目双山、金龙、乌龙、长江好、靠山、双龙、魁斗入伙，打起“勤王师满洲第三军团”的旗号，自封为军团长，下辖四个旅团，委侄子“薄白龙”为第六旅团长，“重信”为第七旅团长，“天乐”为第八旅团长，“小滨”为第九旅团长，秣马厉兵，集结在公主岭一线，密切注视着巴布扎布和东北官军的动向。

巴布扎布匪队锋芒所向的第一站是突泉城，双方在突泉城下僵持了11天，奉天的援军赶到，对匪队形成包围之势。巴布扎布见状不妙，放弃了南下的打算，转而往攻郭家店。这里的守军猝不及防，弃城遁去，1916年8月14日，匪队占领了郭家店。

“薄天鬼”得知这一消息，急令“薄白龙”为先锋往攻伊通县，准备拿下伊通，与巴布扎布互为犄角。然而，“薄天鬼”匪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连攻几天不仅伊通城池未下，还损失了一些喽啰。当奉天的援军赶到伊通时，“薄天鬼”匪队已经不堪收拾，只好下令撤回公主岭。

与此同时，奉天当局急调数千人马团团围住郭家店，将巴布扎布困在城中。坐镇大连指挥的川岛浪速闻听巴布扎布濒临绝境，急忙搬动日本驻军出面干涉，强令时为奉军督军的张作霖罢兵撤围。当时的张作霖羽翼未丰，不敢与日本人较劲，遂同意撤军，但条件是巴布扎布必须返回哈拉哈河畔。

巴布扎布匪队撤出城外后，川岛浪速亲自率领800余名由浪人和大连土匪组成的人马赶到，还带来1200支步枪，24万发子弹，100枚手榴弹，另4门野炮，560发炮弹。“薄天鬼”也率领“第三军团”的残队来会合。一时间，郭家店城外旌旗乱舞，一片欢腾，匪队的气焰又起。9月3日，匪队公然违反日方同张作霖的协议，打起日本旗，涉过东辽河，并在日军“监视队”的重炮助攻下，冲进朝阳城，把城里洗劫一空，然后扑向怀德城，却遭到守军马占山（时为连长）部的猛烈反击。巴布扎布匪队攻城不下，转而去攻打林西，结果在林西城下巴布扎布中弹身亡，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又告失败。“薄天鬼”等人灰溜溜随同川岛等人窜回大连。

在吉林著名匪首“九阳山”的队伍里，有一位“插边”（入伙）的日本人，名叫根本豪，日本福岛县人，曾在日本军队当过上等兵，后抱着“腾飞大陆”的梦想闯来东北，一心想“插边”当土匪，学了几年汉语后在内线的引荐下成了“九阳山”匪队的一员，报号“铁甲”。不久就靠着不怕死的劲头抢了一家商社，还夺了一家派出所的枪械，因此赢得“九阳山”的信赖，提拔他当上“棚头”（相当队长），时为1924年春。“九阳山”原本是军阀张宗昌的部下，张宗昌也是土匪出身，投靠张作霖后留下“九阳山”仍操旧业，一是为留条后路，二是掠取民财以养军。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张宗昌被委为先锋，遂把“九阳山”和“铁甲”调到帐前，令铁甲组织日本浪人队听凭调遣。这样，张宗昌手下就有了两支洋人队，一支是白俄队，一支是“铁甲”的浪人队。“铁甲”追随张宗昌一直杀进天津，日本领事馆听说此事暗暗吃惊，担心浪人们胡来影响日本的国策，便与张宗昌交涉，张只好拿出15万大洋把浪人队遣散。“铁甲”一个人竟私吞了9万，回到奉天开了一家玩具店，但不久就把玩具店托付给他人经营，又上山当起山大王。

1928年，张宗昌被北伐军端了老窝，只身逃到大连。当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升天，张学良继承父业毅然宣布归附大一统，东北全境降下了五色旗，改换青白旗。张宗昌对此大不以为然，召集旧部在大连黑石滩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乘乱夺回山东。并派遣“铁甲”先行潜入山东，串连在山东的旧部和马贼做内应，配合张宗昌率领大部队收复山东。于是，“铁甲”率领几名浪人，携带张宗昌亲书的委任状在龙口悄悄登陆，联络了驻黄县的团长刘开泰等人做内应。

1929年1月，张宗昌率领临时拼凑的“还乡团”在龙口登陆，满指望旧部能闻声响应，却不知今非昔比，留在山东的旧部除极少数死心塌地追随他的人外，大多数旧部已经“择木而栖”。所以，张宗昌部到达牟平后就被打了个稀里哗啦，连悍将褚玉璞都成了俘虏。张宗昌连滚带爬逃回大连，“铁甲”也裹在残队里回到奉天。

九一八事变后，“铁甲”摇身一变，当上了伊达顺之助（张宗援）“山东自治联军”的副官，继续为害中国人民。顺便提及的是，伊达其人出身日本旧士族家庭，成年后浪迹中国东北，曾当过张作霖的保镖，后与张宗昌惺惺相惜，两个人结成异姓兄弟，因此伊达起了个中国名字叫张宗援。九一八事变后，伊达报出张宗援的名号，勾结张宗昌旧部王殿忠、李寿山等人，组建伪军，在辽东一带镇压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七七事变后又窜到山东，纠集土匪成立“自治联军”，自封总司令，干尽了坏事，日本投降后作为战犯在上海被处决。

还有一名日本土匪报号“小白脸”，原名小日向白朗，新潟县人，16岁时来到中国，先后在奉天、北京、天津浪迹，后进日本公使馆武官坂西利八郎的手下当差。两年里，他学会了中国话，掌握了武器知识和射击技术。1920年春，坂西派他潜入东北和西伯利亚从事间谍活动。小日向进入热河巴林境时，被当地杨青山匪队绑了“洋票”。小日向早就羡慕大陆浪人“腾飞满洲”的“壮举”，索性横下心来要求入伙，被匪队收留下来。

当年秋，杨青山决定攻打单家堡子“响窑”（有武力抵抗的村庄、寨子等），小日向在攻打响窑时枪法出色，连连击中目标，因此立了头功。在庆功宴上，小日向喝下大当家敬上的一碗酒，不仅面不改色心不跳，而且一张脸越发白起来。杨青山脱口一句，“好个小白脸！”于是，“小白脸”就成了小日向的第一个匪号。小日向凭着钻营的本事很快得到大当家的器重，不久就当上了总催（相当于参谋长）。后来，大当家杨青山被官军击毙，在群龙无首之际，小日向玩弄手段、笼络亲信、排斥二当家张金山，结果坐上大当家的金交椅，另改匪号尚旭东。

从此，日本土匪头目尚旭东打起“旭”字旗，又与辽阳、盘山、台安、巨流河等地的大绺头目三胜、靠天、老北风等沆瀣一气，坐地“保险”，走私鸦片，打家劫舍，欺男霸女，可谓坏事干尽。与此同时，他没有忘记坂西大佐给他的使命，时时处处留意收集中国的各类情报，并随时准备为大日本帝国的侵略政策效忠。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际，尚旭东拉起匪队投靠了张宗昌，跟随张从关外杀进关内，从天津杀到山东，张宗昌当上山东督办后，尚旭东也被封为少将旅长之职。但是好景不长，张宗昌不久就被撵出山东，从此一蹶不起。

1929年初，尚旭东跑到岫岩，找到把兄弟曹老九，又把盘山的靠天、长胜拉来，以赠送3000支长短枪、一吨炸药为条件，怂恿他们攻打奉天城。约定几支绺子会合一处，在正月十五日共同起事。由尚旭东担任总指挥，靠天、曹老九、长胜担任副总指挥，日本浪人田原天牛为参谋长。同时，尚旭东还把前述的“铁甲”及一部分浪人找来，让“铁甲”担任城外指挥，浪人濑户口猛为城内指挥。

不料，尚旭东谋攻奉天城的消息被内部人（日本人）泄露出去，日本警察署闻报吃了一惊，惟恐这件事惹起外交纠纷，有误帝国的统一大策，于是将尚旭东等匪头和浪人悄悄扣押起来，给尚旭东“三年禁住满洲”的处分，遣送回国了事。

九一八事变后，尚旭东的身影又出现在东北，企图拉拢当年的匪队伙伴与关东军合作，但老北风、靠天、三胜等人都揭起了抗日旗帜，根本不听从他的蛊惑。一次，老北风部下在营口绑了两名洋人（英国人）的票，让日本当局用军火赎票。尚旭东自告奋勇出面斡旋，但老北风并没有给他“面子”，日方在英国的强烈交涉下，最后还是不得不用军火换回了肉票。七七事变后，尚旭东出任伪华北普安协会会长，后又混迹上海滩，并与特工总部七十六号勾搭连环，秘密从事鸦片和武器走私活动，聚敛起一笔财富。日本投降后，尚旭东被中国政府羁押，尚旭东一口咬定自己是木材商人，与军政方从不搭界。由于尚旭东多年混迹于黑社会，中国政府一时未能掌握其罪证，于1948年12月将他释放。翌年8月，尚旭东在上海黑社会和海盗的帮助下偷渡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