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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与抗战中期的军事——以桂南会战为例
2025-03-02
自一九三七年对日抗战爆发，桂系领袖白崇禧将军奉召入京共赴国难，随即奉委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从此襄助蒋中正委员长擘画战守事宜，共谋抗战之进行。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撤守，鏖战将近半年的武汉会战暂告一段落，抗战进入第二期阶段。同年十一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为因应武汉撤守后的局势，决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此即为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会中议决为拱卫战时行都重庆，将撤销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广州、西安三行营，另设立天水行营及桂林行营，并由总参谋长程潜及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分别出任天水及桂林行营主任，以统一督导南北两战场之作战。桂林行营指挥第三、第四、第九三个战区，白崇禧部属程思远认为蒋中正任命白氏为桂林行营主任，“显然把半个中国交给他了，信任之专，一时无两”。其实，在桂林行营酝酿期间，蒋即属意由白崇禧出任行营主任，其目的主要在应付复杂的两广局面。
就任桂林行营主任时的白崇禧（后排中）在桂南昆仑关战役期间视察前线自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广州陷落后，两广战局即让蒋中正最为忧心。同年十月三十日，蒋决定抽调粤军全部回粤，“以安粤人之心”。十一月二日，蒋中正研究两广局势，“决以两广责成白崇禧”。此后，蒋则连日与白崇禧商谈军事与粤事，深感“人事为难，粤之人事更难也”。十一月二十八日，蒋中正在预定事项中记载：“一、任白崇禧为桂林行营主任；二、第四战区司令名义暂缓发表”。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蒋“与白崇禧谈第四战区司令问题，劝其专任行营主任，比较灵空，办事得宜，白颇以为然也。”至于统辖两广战局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人选，则决定由与桂系关系良好的粤军名将张发奎出任。十二月三日，白崇禧在桂林迭彩峰前旧师范大院就桂林行营主任，担负指挥东南半壁战局的重责大任。
一九三九年三月及九月，桂林行营辖区爆发南昌会战及第一次长沙会战，白崇禧以职责所在，曾亲赴浙江、江西、湖南等地视察，指挥攻守事宜，尤以长沙会战对日军进行顽强抗击。此际，适值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蒋中正乃于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在湖南南岳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研商欧战爆发后的局势，认为中日问题将来必与欧战同时解决，因此在中途绝无和平之理。此语系为坚定国人抗战信心，以消弭汪兆铭出走倡导和议的影响。十一月初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旋即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五届六中全会，白崇禧亲赴重庆参加。就在此时，日军集结重兵，在军舰及战机的掩护下，于广东钦州湾强行登陆，揭开桂南会战的序幕。日军此际发动攻势，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欧战爆发后，日本认为英、美等国已无余暇关注中国，决定趁机迅速摧毁中国抗战意志。为此，日本于同年九月十二日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任命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并以原陆军大臣、侵华少壮派代表人物坂垣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长。日军除设法稳定华北已占领地区外，决定在华中及华南方面改采积极作为，尤其是在华南应设法切断中国的国外物资补给线，并取得进攻中国西南大后方的航空前进基地，以摧毁中国长期抗战之意志。日军虽迅即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但因遭中国军队反击，军心士气颇为沮丧，西尾寿造大将乃电召日本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赴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配合海军发动以广西南宁为目标的作战计划。
自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广州陷落后，中国海岸线除珠江口以西至越南国界的一段外，几乎已全被日军占领。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日军挟其海军优势登陆海南岛，占领海口及其附近地区，并以海口及榆林港做为海军的南进基地。此外，也配合日军对粤北及西江的攻势，在广州湾及钦州湾一带进行骚扰。日本海军部认为在钦州湾实行登陆，除可将中国海岸线完全封锁外，倘若能进一步攻占广西南宁，不但可以切断中国由越南经南宁之国外物资补给线，使中国无法假道越南获得国外物资，并能对法越当局造成日军和平进驻越南的压力。这是因为自武汉会战以来，中国由越南交通线输入的物资大幅增加，助长中国持久抗战。日本在与法方交涉禁运未果后，大本营乃批准海军要求，调集军队准备攻占南宁，并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达作战命令：“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同，以军之一部迅沿南宁—龙州之道，执行切断敌之补给线。”中日大战，势不可免。
自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底汪兆铭出走后，日本政府既决心扶持汪氏在南京成立一个中国的“新中央政府”，乃训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应配合实行适切方案，以达成处理中国事变之目的。汪兆铭和平运动的推展，自始即以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为主要目标。因此，一九三九年四月，汪兆铭即向日方建言，力促日军应在中国华南地区，对广西南宁、桂林等地实施进一步的攻击，以军事压迫诱和云南省主席龙云、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等西南军人。是以，日军发动桂南会战，自亦有呼应汪兆铭和平运动之用意。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初，日本军舰已频繁地出现钦州湾附近。十一月十一日，桂林行营从港英当局获悉，日本第四舰队主力，包括三艘巡洋舰、三艘水机母舰及加贺号航空母舰，均集中于琼州岛海面，有积极进攻南路企图。白崇禧此时正在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接获情报后即告知军令部作战厅，并谓应注意日军将截断我海外交通线；但作战厅却认为“综观当前形势，敌无南犯意图”。这是因为自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成功抵御日军进攻后，军事委员会一改先前战略，积极转守为攻，以争取战场主动权。军令部作战厅分析日军或将增兵再攻长沙，短期内不会进犯桂南，因此决定集中兵力，将整训的军队拨归第三、第五及第九战区，准备在一九三九年底发动冬季攻势，全面反攻。缘此，桂南及粤省西江以南地区，仅配置两个军担任守备，兵力薄弱。十一月十五日，日军强行登陆钦州湾，守军因兵力薄弱、训练不足，一触即溃，钦县、防城陆续失守。十一月二十四日南宁陷落，日军并于十二月初占领高峰隘、昆仑关等南宁外围要地，并构筑工事与中国军队展开对峙。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白崇禧自重庆赶回桂林听取敌情报告。当白崇禧判明日军仅有第五师团另加一个台湾混成旅团，兵力并不雄厚，加以深感南宁乃桂省南部重镇，当即向重庆具申意见，要求趁日军南下袭占龙州、镇南关之际，着手反攻南宁。白崇禧所陈反攻计划经奉核准后，军委会特拨中央军十九个师增援，蒋中正并派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来广西协助白氏指挥作战。对于桂南会战计划，白崇禧认为因交通不便，集中各部兵力至少要三个星期以上，所以对敌决战，最早要在十二月中才能开始。同时，由于开战后首先要攻占昆仑关，方能收复南宁，但因昆仑关地势险要，日军又积极加强工事，据险而守，惟有出动机械化部队方能攻坚。当时只有中央军精锐——杜聿明的第五军可以负此重任，白崇禧乃向蒋中正请调第五军，蒋慨然答应，足见其对桂南会战的重视及对白氏的支持。
在中央全力支持下，白崇禧积极部署进行反攻，并在迁江设立前进指挥所。白氏以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指挥西路军，攻击高峰隘日军；以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蔡廷锴指挥东路军，发动民团破坏交通，阻止敌军增援；而以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指挥北路军，担任昆仑关正面的主攻。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八日零时，担任主攻的第五军荣一师郑洞国部、第二○○师戴安澜部在战车及炮兵的掩护下，向昆仑关日军阵地发动攻击，揭开血战昆仑关的序幕。由于日军据险顽抗，双方激战至为激烈，各部伤亡均极惨重。白崇禧有鉴于日军占地形优势，在昆仑关口两侧高地以轻重武器组成交叉火网，封锁中国军队的进攻，乃以电话向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指示，改变原来作战方针，采用要塞式攻击法。所谓“要塞式攻击法”，系将日军各据点分配给第一线各团负责，同时展开分攻合击，逐次缩小包围圈，并切断日军后方交通，以孤立昆仑关敌军。要塞式攻击法颇为奏效，昆仑关日军因得不到陆路交通补给，所有饮水、弹药、粮食、药品都完全要靠飞机空投，士气日趋低落。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国军队在优势炮火支持下，终于克复昆仑关。
中国军队收复昆仑关后，日本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为挽救南宁危局，立即从粤北抽调第十八师团主力及近卫混成旅团，由海路增援钦县，同时将台湾混成旅团扩编为第二十八师团，并得到关东军两个航空队支持，而安藤利吉本人也由广州赶赴南宁坐镇，很迅速地对中国军队发动反攻。由于日军行动敏捷，而中国军队主力第五军等部则因伤亡过大，转移休整，白崇禧虽急电军委会请调他军增援，但缓不济急。尤以邕江南岸中国军队防守兵力薄弱，日军乃于一九四○年二月二日进占桂南重地宾阳，而昆仑关也于数日后失守。宾阳陷落后，蒋中正对于白崇禧、陈诚督战不力甚表不满，认为“辞修骄傲，健生虚浮，疏忽大意，处置不当，致此大败，自开战以来，最可耻之丑事也！”这或许也埋下了后来柳州军事会议白、陈二人遭受惩处的伏笔。其后，桂林行营乃重新进行部署，以确保柳州、宜山为考虑；而军委会也训令粤北余汉谋第十二集团军向广州猛烈进攻，以牵制桂南日军。安藤利吉有感日军在桂南孤军深入，后方空虚，加以广州防线又告吃紧，乃极速收缩桂南战线，并将第十八师团南撤返穗。此后，中日两军在桂南呈现相持状态。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蒋中正亲莅柳州，并于二十二至二十五日召开军事会议，检讨桂南会战的得失。会议结束后，蒋宣布奖惩名单，白崇禧以身为桂林行营主任督率不力，降级处分；政治部长陈诚则是指导无方，也降级处分；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以优柔寡断，未能挽回危局，总司令部番号撤销，该总司令撤职查办；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叶肇以抗命避战，贻误大局，总司令部番号撤销，该总司令撤职交军法审判。同年四月二十日，桂林行营奉命撤销，改设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白崇禧则返渝仍任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溯自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日白崇禧就任桂林行营主任职，总计白氏在任近一年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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