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掌握广西实权后，采取了一些促进广西社会发展的措施，并取得一定的成效。时值日本展开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广西实力派一改过去保境图存的主张，与粤系陈济棠联合发动事变，逼蒋抗日。两广事变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是两广地方，尤其是广西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
1936年6月1日，粤桂地方实力派发动了逼蒋抗日运动，新桂系作为这次事变的主要发动者之一和坚持者，要求率所部出师抗日，史称“两广事变” (亦即“六一”运动或“西南事变”)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次事变本质上仍是军阀之间的利益争夺，两广实力派在事变时提出的“抗日”主张，主要是一种“宣传”手段，对抗日也只是客观上有“进步”作用。[1]从社会发展的实际来看，这种看法有较大的局限性，因而需要对事变发生的基础、条件、特点、性质及其历史进程的影响进行重新审视和探讨。
1930年中原大战后，粤桂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合抗拒蒋介石的中央统治，以后对蒋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1931年12月，两广成立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在“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福建事变、国民党内政治分裂和红军革命战争发展的条件下，蒋介石政权一时无法集中更大力量和缺乏更佳时机，讨伐粤桂地方实力派以消灭两广的地方割据统治。直至1936年5月12日，维系两广半独立状态的政治中心人物胡汉民逝世，蒋获得了进攻讨伐两广实力派借口的政治时机，并在红军主力已实施长征和蒋介石中心地区统治暂时较为稳定的条件下，乃要求两广结束半独立状态并以武力相威胁。于是，新桂系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发展的推动下，并在广西经济政治发展的基础上，于1936年6月1日决定两广军队北上抗日。2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发出“冬”电，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抗战，呼吁外国督促南京“中枢”领导全国抗日。9日，粤桂军分路进入湖南，并宣布抗日、民主、反对内战团结抗日、对日经济绝交等主张。新桂系还在广西开放了群众抗日运动，使全省抗日运动一时形成高潮。史称此事变为“六一运动”、“两广事变”、“西南事变”。
发动“两广事变”的陈济棠（左）、李宗仁（中）和白崇禧（右）
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实施软硬兼施谋略，不久，粤军内部被蒋分化，陈济棠垮台，新桂系成为事变中心。虽已孤立，但新桂系仍坚持抗日主张，一方面表示在蒋政权承认抗日原则，保持广西现有状态下可以服从蒋中央政府领导；另一方面则积极团结抗日民主人士，开放抗日民众运动，扩大军事力量以抗拒蒋政权对广西的军事进攻。在日本灭亡中国威胁日益严重，全国抗日群众运动走向高潮的形势下，在西北地区联合抗日局面日益发展成熟，地方实力派要求团结的条件下，蒋介石不得不调整其战略部署，同意与新桂系妥协，和平解决事变。此次事变的结果有其重要的特点。首先，蒋介石于1927年建立统治政权后，曾先后发生过多次地方实力派与蒋中央政权之间的战争，其结果都是以地方实力派的失败和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而这次事变事先有较长时间严重的政治对立与斗争，并终于发生了“六一”的兵戎相见，结果虽然蒋取得了颠覆粤系陈济棠的地方统治和新桂系服从蒋中央领导的胜利，但也承诺了不改变桂系势力统治现状和日本再发动进攻必定抗日，形成双方各有输赢的结局。它表明，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蒋介石已不能凭借他优势的军力、财力而将异己打垮，即蒋介石已不能照原有的形式一统天下了。
其次，此次事变粤桂系以抗日反蒋为旗帜，而策略运用上又以要求和吁请蒋介石领导全国抗日为口号，既实际反蒋又表示拥蒋，条件是抗日、团结、停止内战，基点是维护地方实力派基本利益，适应抗日大势发展需要，各方共赢，终于迫使蒋在此基础条件上妥协。它标志着蒋的对日妥协和坚持内战的方针已无法在其统治营垒内继续推行下去，同时也预示着，其营垒内部针对其反动方针的更大动荡即将到来。
因此，此次事变是新桂系地方实力派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对全国政治形势发展、政治力量组合与格局的变化，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桂系作为两广事变主要的发动者和坚持者，其活动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表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桂系在1929年蒋桂战争和1930年新军阀中原大战中失败后，就退守广西，主要奉行了“保境图存”方针，即他们宣称的“三自”政策 (“自治”、“自给”、“自卫”) 和“亲仁善邻”[1]方针 (加强与邻省修好，努力避免与其他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激化) 。为贯彻“三自”政策，1934年又提出实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四大建设”。在谋求生存过程中，他们在广西推行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和建设。第一，政治上实行精英治理、管制和基层群众一定参与相结合的统治。桂系控制广西后，在政治统治和政府管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县和县以下缺乏严密的政治组织，原有组织又主要由地主豪绅分子把持，组织松散，官员不属社会精英，无法控制、整合、运用社会资源，也无力维持新统治。所以，首举是建立核心领导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建立领袖权威。同时，执行“行新政，用新人”[1] (p224) 方针，积极培训县党部执监委员和县区行政官员，以取代旧的政权机构人员。另一方面，在乡村实行政、学、团“三位一体”的行政管理体制，即规定乡 (镇) 长兼任中心国民基础学校校长，三个机构合并办公，形成以乡 (镇) 村 (街) 公所为中心的领导体制，以集中控制并运用社会资源，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这种强化政府模式对落后地区特定时期的发展和应对困难是有利的。
第二，经济上采取了发展现代工业交通政策，使广西现代化有了一定的进展。主要是兴办现代化省营工业，鼓励民营工业发展，大力发展矿业和现代交通业等。广西地处边疆，历来经济十分落后。旧桂系陆荣廷统治时期，由于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原有工厂纷纷倒闭，保存下来的仅有桂林的广西书局。[2]新桂系统治广西后逐步加以恢复，并促进省营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同时也鼓励和支持民营现代工业的发展。到1936年，广西有轻纺、制糖、制药、机械、化工原料、陶瓷等12家省营企业，[1]民营工厂也发展到62家。矿业方面，由于新桂系把开发各种矿产作为其开展经济建设和实现“三自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并相应制定和推行了许多鼓励和支持民营矿业的政策措施，使广西矿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如1931年核准的大矿业公司为15家，大矿区为20个，到1937年，大矿业公司已发展为286家，大矿区为304个。[1]至于小矿区，则遍及全省。1937年，广西锡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2，占世界总产量的1/36；钨产量在全国居第2位，锰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0%。[2]交通通讯业方面，清代广西无公路，陆荣廷统治时期，广西也仅建成邕 (南宁) 武 (鸣) 路 (42公里) 、龙 (州) 水 (口) 路 (33公里) 、龙州至镇南 (友谊) 关路 (55公里) 3条短线。[3]新桂系统治后，以发展公路建设为其“要政”之一。从1931年—1937年抗战前夕，广西新建和修复的公路省道约2800公里，县道2900公里，实际可通汽车约3300公里。航道疏浚、航运管理也有很大的改进和发展。电信建设到1936年底已形成全省有线电话网，主要城市有了短波无线电台。[1]外贸方面，由于经济落后，广西外贸从辛亥革命以来到1931年，长期处于入超的不利地位，入超额经常在1000万元左右。[2]对此，新桂系当局采取促进和强化管理的政策，一方面努力增加出口，另一方面加强对进出口贸易的管理。1933年，开始实施统制贸易政策，先组织经营茴油出口贸易；1934年在梧州与上海永安公司合办永康公司，经营外贸；1935年10月，在梧州成立广西进出口贸易处，直接控制出口贸易，以统购统销形式控制油、矿贸易，进口则办信托业务。此后几年内，外贸出口增长，严重入超状况有了明显改善。[1]如1935年出口达3663万多元，到1937年已达6977万多元，而入超则从1757万元减至154万多元。[2]
从总体上看，新桂系统治广西后广西经济和现代化进程有较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是在桂系政府主导与促进民营的政策下进行的，它符合落后地区经济跨越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
第三，军事上为贯彻“自卫”基本政策要求，实行“三寓政策” (即“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 和精兵政策。其基本内容是“一方面整理原有的正式军队；一方面是办理民团，造成广大的民众武力”。[1]这就是实行民团制，把民团组织与行政体系的省、区、县、乡、村相结合，使年龄18—45岁的男子均有服团兵的义务。一般按年龄状况编组训练，使之担负社会治安、修路、举办成人教育等任务，这对镇压人民革命、抗拒蒋介石军事进攻也起过重要作用。同时，对大中学校学生实行军事训练，培养军事后备人才。另外，则裁减军队，努力减少正规常备武装，其军队最少时，兵力不足3万人，只有1个军5个师14个团。[1]这样，既可改善部队武器装备，提高战斗力，又可以扩大夯实军队后备基础，需要时就能迅速扩军应战，还可以用“民团”组织制度，动员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完成特定社会任务。这在当时那样的特定时期，是有成效的。
“两广事变”的主要领导人陈济棠(左)李宗仁(右)宣誓就任抗日救国总司令、副总司令
第四，新桂系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也为了满足其“三自”基本政策的要求，他们较重视教育的发展和建设，并支持适应其需要的教育改革。首先，在初等教育方面，从1931年起，广西当局就决定推行义务教育计划，要求全省学龄儿童都要受初小四年级义务教育。到1933年，创立了国民基础教育体制，即村 (街) 设国民基础学校，乡 (镇) 设立中心学校，实行强制入学。儿童、成人合校分班学习，规定16岁—45岁失学成人，均须入成人班受6个月基础教育，使初等教育在几年间得到了迅速发展。如1932年，广西中心学校为1122所，国民基础学校12048所；学生数:儿童600134人，成人24087人，到1936年，已分别增长为2268所、19512所、1115534人、1211576人。[2]其次，中等教育从1931年起，就有了较快的发展。从学校、学生和教职员发展数字看，1931—1932年分别为64所、19004人、1883人，而在1926—1927年则只有24所、2944和282人。[2]1934年又创办国民中学，学制4年，分前后期，各为2年，当年建立4校，1937年发展到32校，学生达4254人。这是一种以培养乡村建设人才适应桂系统治需要为主要目标的新型中学，与普通中学不同。此外，中等师范、中等职业教育也有较快的发展。再次，在高等教育方面，新桂系创办了广西大学等3所高校。总之，新桂系地方实力派统治广西以来，到1936年，广西无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文化 (教育) 方面都比以前有了明显的发展，新桂系“保境图存”目的也已基本实现。而广西现代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扩大市场，与国内以至国外大市场更进一步结合，以摆脱封闭狭小境地的约束。相应地，政治权力也需要摆脱经常受到威胁的被动局面，以一种新的地位和蒋政权相处与交往。因而，两广事变遂成必然。
在广西经济政治力量争取新的发展条件的斗争过程中，环境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过去，两广实力派“保境求存”，抗拒蒋政权吞并政策的政治旗帜是“护党救国”。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全中国的关头，继续保持两广政治上独立半独立状态和经济上封闭半封闭状态已不适应全国和广西地方经济现代化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的要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日本灭亡中国已成为全国各社会力量面临的主要危险。这时，谁先举起联合抗日旗帜，并进行相应的实践，谁就实际上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其力量的合法性就增强，在联合抗日，对政治权力重新调整和分配时，将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这样，新桂系的政治态度、要求和斗争形式也相应地发生了新的变化。从“九一八”事变起，新桂系就不断抨击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反对蒋介石的妥协投降和不准抗日政策，对地方抗战行动采取了支持态度。白崇禧曾说:“正逢中日问题陷于严重紧张的时期，西南的同志都有一种抗战的表示。不过过去几次的表示，除了淞沪之役，西南空军曾飞到杭州助战，长城之役，曾出兵湖南，请缨北上外，其余都是电上的请求，没有实际行动。”[3]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又公开发表了“焦土抗战论”，阐明了他们的抗日基本主张。新桂系还积极寻求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及其他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和联系。1935年冬，他们曾派出代表刘仲容去天津、西安与中共华北局取得了联系，而且在事实上，中共中央对新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从1934年秋就已开始了。[4]
在这样的国内外形势下，新桂系想寻求新的经济政治的发展，只有在全民全面抗战的条件下，把自己的利益与人民要求抗日的根本利益相结合，坚决走以抗日救国图发展的新道路，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综上所述，说明“两广事变”的发生是由于新桂系的内部统治基础和外部发展条件发生变化的结果，新桂系的利益要求已从过去的“保境”抗蒋“求存”发展为“抗日反蒋”，从“反共求治”发展为“联共抗日”。尽管从形式看，虽然还表现为中央军阀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利益斗争，而且新桂系对广西的中共组织仍采取镇压政策，但从总体看，事变中的新桂系已主要地代表了广西现代经济政治发展及相应社会力量的利益要求，在当时其运动的方向与人民的根本利益趋于一致，是进步的运动。
正由于此，在整个事变进程中，中共中央给予了明确的支持和评价，认为“这一运动带有进步的革命的性质”，“他们的抗日发动，是正确的”，[5]是国民党“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的行动。
两广事变，是桂系实力派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中国阶级关系变化、政治力量重组的转折点。事变酝酿、发生的过程中，桂系集团始终坚持举抗日的旗帜。首先，一方面以出兵抗日的军事行动表现了他们抗日的主张，同时，开放人民抗日政治运动，表示他们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承诺民众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民主权利，取消了不准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运动的禁令。于是，广西群众抗日救国运动便迅速发展起来，1936年6月3日，广西各界抗日救国会宣布成立，随即在广西各主要城市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广西教育主管当局还下令全省大、中、小学校提前放假，去民间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并于6月27日，建立了广西抗日救国学生军，到广西边境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使抗日救国运动深入到广大城乡，抗日群众组织也得到了广泛发展。同时，新桂系当局还允许聘请省外进步人士来广西讲学，传播民主爱国思想。所以，有人认为“对于青年的压迫和思想的束缚，广西可说是比国内哪一处都比较的开明”。[1]其次，坚持了联共抗日方针。事变发生后，桂系就与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系，得到了中共中央及时的支持和肯定，并表示“首先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5]7月，中共中央派云广英以红军代表身分到南宁，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9月桂系派人去延安，与中共中央达成了“双方订立抗日救亡协定”的基本意向和原则。之后，桂系还联合了川系实力派刘湘与共产党缔结了关于联合抗日促进全国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协定。两广事变成为桂系从反动、退步到抗日、进步的历史转折点，而这种变化是以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发展和历史条件变化为基础的。所以，桂系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始终是国民党营垒中坚决的抗日派。当然，在抗战期间，它与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政权和官僚资本的关系，使它又发生了另一种转变，但这并不能否定桂系在两广事变过程中所持的基本态度的正确性。
两广事变的意义还在于它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是中国政治力量组合变化的转折点。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后，宁桂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图中自右起为白崇禧、程潜、居正、朱培德、李宗仁、黄旭初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仍采用了他过去一贯对付地方实力派的方针，即用军事打击和金钱收买结合的分化手段打垮对方。蒋一方面派遣了几十万大军，准备大举进攻两广地区；另一方面，用金钱收买了粤军空军及军长余汉谋等人，使粤系分崩离析，迫使陈济棠不得不于7月14日宣布下台。但桂系仍然坚持抗日主张，军事上采取了坚决应战的实际措施，并得到了黔系卢焘和19路军蔡廷锴的军事支持；政治上加强了与各党派和反蒋进步人士的联系，邀请他们来广西商讨成立救国反蒋政府组织问题，并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声援。同时，允许广泛开展抗日群众运动，建立强有力的抗日反蒋基础。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在日本侵略和西北战线不稳定的条件下，最后只好以维持广西现状而息事宁人。这表明，蒋介石对付地方实力派的方针虽然仍可以取得某些局部的成果，但总体上看，它既不能打垮高举抗日旗帜的桂系，不能阻止桂系等地方实力派与以中共为代表的人民抗日力量结成联盟，当然也就无法阻止营垒内部新的反蒋事变的发生。
正由于此，中共中央在事变前夕就已明确指出:这一运动“可以发展到最广泛的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的创立”，并认为事变的发动就是“抗日讨逆的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阶段”开始的标志。所以，两广事变是中国政治力量组合变化的转折点，这个转折最终完成于当年底发生的西安事变。而在中国政治力量组合变化过程中，它和1933年的福建事变、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则是对促进这种组合变化有决定性影响的三大事变，是这时期“鼎足而三耳”[5]的事变。综上所述，新桂系所代表的广西实力派在两广事变中已从的反动、落后力量转化为中间力量，而且还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广西地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和要求。当然，在这次事变中，新桂系的本质性特征并未消失，后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它又与蒋介石中央政权紧密结合。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规律性现象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