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汪精卫最痛恨谁“北上抗日”

图注：汪精卫与其妻陈璧君

1936年6月1日，以白崇禧、李宗仁、陈济棠为领袖的桂、粤两系军阀，公开发表通电，斥责南京国民政府消极抗日，宣布将率军“北上”，与日寇决一死战。此即桂系“北上抗日”事件，通称“两广事变”。

国民党大佬汪精卫此刻身在海外，密切关注事变进程。据此一时期汪与国内亲信的来往电函，可知其对桂系“北上抗日”之举，相当鄙视乃至痛恨。如7月12日，汪精卫致电陈璧君，明确表示不认同白崇禧等人“以抗日为内争”的做法：

“我虽不主张(对两广)用武，但对两广以抗日为内争，极不谓然。”①

次日，汪再致电王法勤、陈公博等人，表示对白崇禧等人假“抗日”之名，行“内战”之实的行径，“十分痛恨”：

“(一)中央数年以来对于西南苦心隐忍，期免决裂，此次若能本此精诚，促其觉悟，……实所深盼。(二)此电可半公开，盖我固仍本数年来息内战之方针，然对两广之假名出兵，十分痛恨，决不可模棱两可，自昧平生。”②

图注：1937年，桂系“北上抗日”遭舆论诟病，军事亦失败，遂与中央议和，宣誓共同抗日；此为宣誓现场照片，前排中座持刀者乃中央代表程潜，右三乃李宗仁，右五乃白崇禧

汪的此种痛恨，与其政治立场有关。早在1936年5月14日，汪即已致电陈璧君，阐明自己对桂系的基本态度：

“(一)对蒋保持向来之关系。(二)对西南只取感情联络，不作政治关系。(三)西南有人来，至多不即不离。若联西南以倒蒋，是尽毁数年来立场，我决不为。即挟西南以自重，亦所不屑。”③

所谓“数年来立场”，系指汪精卫自1932年任行政院长以来，愿积极与蒋介石合作，以完成抗日准备。汪曾对陈璧君自述，其主持中央政府期间，“尽了数年的心，吃了数年的苦，捱了数年的骂，捱到南京已由空城而实城，由拼无可拼而至于可以拼一拼，那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汪既如此自我评价，自然不会认同两广的倒蒋行动。

不过，汪精卫恐怕并不知道，白崇禧等人此番“北上抗日”，实际上获得了日本军方的支持。如据粤军高级将领李洁之披露：

5月15日，白崇禧来广州游说陈济棠举兵时，曾表示：“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舆论界必定会支持的，蒋介石也没有理由反对……大军到达武汉后，……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至于友邦方面，我们可再派人去联络，以过去几年我们同日本军方的关系来看，相信他们一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④

5月18日晚，陈济棠之兄陈维周向粤军干部介绍了“自己与日本驻粤总领事接洽的情况”，明白表示：“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的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⑤

5月30日，陈济棠再度向部下交底：“友邦军方也已经联系好了，答应派些军官来协助我们。他们还可以在华北方面加重对蒋介石的压力，使蒋腹背受敌，这样有利的时机，不干何待？”⑥

图注：1948年4月，蒋介石夫妇与李宗仁夫妇在南京交谈

桂系联合日军“北上抗日”闹剧之真相，留存史料颇多，此不赘述。⑦然此事管中窥豹之价值，至少有二。其一，削平军阀，确乎是全面抗战前，必须要完成的基本准备工作。

其二，朝秦暮楚，火中取栗，是桂系一类军阀的基本行为模式，至内战期间尚且如此。譬如，1949年1月，白崇禧曾派亲信李书城前往中共第二野战军四纵驻地联络，明确表示：

“临动身时，白先生一再表示对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基本同意。……若得贵方同意，他愿意充任江南进攻蒋系军队的先驱。”⑧

至于白索要的条件，据李书城转述：“据我看，白先生是希望能够尽可能保全军队，最好是只改变部队名称与指挥系统，如能在联合政府中给白先生以相当的位置则更理想。”⑨

注释

①②③蔡德金/辑：《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与陈璧君等来往电函》，《近代史资料》1986年总第60号。

④⑤⑥李洁之：《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纪事本末》，收录于《兴宁文史》(第二十九辑)

⑦详情可参阅：谌旭彬：《日军支持下的一场“北上抗日”闹剧》，《今日话题历史版》第200期。

⑧⑨杨奎松：《李宗仁、白崇禧“和共”内幕》，《炎黄春秋》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