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睹上海饭店半裸白俄女郎盗取日军情报！

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代的变迁，这座当年有名的大楼，和现今对峙在浦江东岸的几座高耸入云的现代化高楼相比，已相形见绌，显不出昔日的风采了。但内部的布局设施，依然相当高级和特殊，所以和平饭店仍不愧为五星级饭店。

抗战前后，特别是在日伪统治时期，我作为一个地位卑微的西崽，也就是服务员，曾在这家饭店工作多年，看到和经历了别人不易遇到和了解不到的人和事，以及敌我双方的较量。虽然已经过去了六七十年，但许多往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我出生在福建省靠近福州市的一个港湾马尾镇，那里是国民党海军的主要军港之一。我父亲是一名海军水兵，经常出海，顾不了家，因此我家的生活特别困难。我刚满一岁时，母亲就只身带着我到上海投奔在我姑姑家中，帮她家料理家务，以此维持我们母子俩的生活。我勉强读完初小四年级，1932年12岁时就经亲戚介绍进入到华懋饭店，当一名成天站在九楼餐厅门口为客人拉门的小郎，开始了伺候阔人的屈辱生涯。

当拉门小郎三四年后，我先当小西崽，后升任正式西崽。我至今仍记得洋主管对我们的训话，说什么“你们得好好给我干活，要知道我找一百个西崽比找一百条狗容易得多。”为了保住饭碗，我忍气吞声，拼命干活，扮演了鲁迅笔下的“见洋人躬身哈腰，对同胞歪首斜视”的洋奴才角色。记不得是在1933年还是1934年，反正在我当拉门小郎期间，英国的著名作家肖伯纳曾到上海来，就住在华懋饭店七层的一间客房里。一天，鲁迅身穿长袍，脚上穿着一双跑鞋，来华懋饭店拜访他。不知是不是这双跑鞋让饭店开电梯的服务员瞧不起，把他当成个土老头，死活不让他进电梯上楼，弄得鲁迅十分狼狈也极为恼火。这件事后来成了一件新闻传开了。所以鲁迅这样讲我是深有体会的。

我求知心切，酷爱读书，除上夜校补习外语外，还经常光顾书店和书报摊，认识了一位在我家附近摆书报摊名叫黄务元的摊主。黄原是神州国光社的职工，思想进步，人很朴实，他对我特别关照，他书报摊后面往往藏有一些进步报刊，经常偷偷塞给我看，日子久了，我们成了好朋友。

这些进步书报刊，使我大开眼界，懂得了许多抗日革命的道理，我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心要投身革命，报效祖国，做一个有骨气的人。

我记得当时从黄务元那里不断能看到一份《江潮报》，后来我得知，是一位姓邵的同志从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带来的。邵表面上是一个“跑单帮”的商人，实际上是来往于根据地和敌占区从事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员。他和黄务元很熟，我估计黄的书报摊就是他的一个联络点。黄介绍邵和我认识，我们一见如故，他向我讲了很多国内外新闻和抗战形势，使我深受启发。我当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我十分钦佩他的人品和学识，并愿意尽力帮他办事。他曾通过我在一艘长江轮上工作的好朋友朱培德偷运过一批货物到苏北；他要购买西药，我介绍过一个姓陈的西药商和他联系。但不幸的是，一次几个日本宪兵突然到他家抓捕他，他翻窗跳楼逃跑，不慎失足摔下牺牲了。

约在1941年间，黄务元又介绍一位地下工作者陈波涛和我认识。陈早在30年代初期就开始从事党刊党报的秘密发行工作，1940年后受李正文同志领导，李是一位学识渊博，懂英、俄、日三种外语，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工作者，他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委派在上海专搞对日伪的情报工作的。

陈对我在华懋饭店的工作很感兴趣，因为作为这家大饭店的西崽，我可以经常接触到一些高级人士，包括汪伪头目的活动。特别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华懋饭店被日本海军部接管，成了一个军管单位，但饭店照常营业，这里成了日伪机关和他们的高级人士经常活动(包括开会、密谈等等)和吃喝玩乐的场所。新来的日籍经理是在日本管理过大饭店的行家，相当精明。饭店服务人员的原班人马不变，我因是老西崽，服务工作周到，能够察言观色，熟悉各类客人的喜好，加上会讲一些洋泾浜英语和日语，深得历任主管的信任和赏识，许多重要活动都派我去参与安排和服务，使我有很多机会和条件，接触到敌人的一些机密活动和内情。而西崽这身白号服也具有很强的保护色，得以迷惑敌人而不受注意。

华懋饭店在日本海军接管后，原来十层沙逊住过的豪华套房，住进了一个日本海军大佐，此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经常见到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大汉奸来这里活动。陈波涛交给我的任务就是要我密切注意他们(包括日方)的动向，搜集有关他们的活动情况。

日本驻上海的副领事福间每周要在华懋饭店会议厅举行新闻发布会，日伪一些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和记者都来参加，但这是公开活动，无情报价值。有一次福间开完新闻发布会后，特地开了一间房间，邀请一个中年男子共进晚餐并谈话，由我服务。我发现此人在向福间汇报苏北新四军的情况，引起警觉，就在门外注意偷听，他们两人都未注意到我。我得知此人是日方派往我新四军地区的特务，可能是个头目，他向福间谈到，说那边他已派人安排妥当，不会有什么问题云云。这说明他们刚在我方安插了密探，一切布置停当了。我无法探听到向福间汇报的这个家伙的身份和名字，只记住了他的外貌特征。这一情况我第二天就告诉了陈波涛同志，陈认为这个情报很重要。

在这之前，陈波涛曾问起过我，有无办法可以买到军火。因为他知道我们一些福建同乡有私自买卖军火的活动。我就向我当海军的父亲打听。他说他认识一个姓林的同事，现在汪伪海军当一艘舰艇的艇长，这个人过去就干这种行当。我告诉陈后，陈就要我通过我父亲设法找到了那个姓林的艇长，介绍给他认识，以后结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194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日本主管交待我到十层的豪华套房，为那位海军大佐做房内的餐饮服务。原来大佐那里来了一位漂亮的女客人，是一个能讲一口地道日语的白俄女郎，此人我曾在一次舞会上见到过，我心想她这次不知怎么和这位大佐勾搭上了。他们在那里又吃又喝又跳舞，玩的很开心，最后杯盘狼藉，我退出房间，他们在里间卧室上了床。

到了将近半夜，我听到了大佐打鼾的呼噜声，准备去收拾一下杯盘，就轻手轻脚地推开书房门，眼前的情景使我大吃一惊，只见书桌上亮着台灯，一只公文包打开着，这位金发女郎半裸着身子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文件，我脑子里立刻闪出“间谍”两字，她突然见我进去，也吃了一惊。我沉住气，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俯身在桌上匆匆收拾了酒杯酒瓶，拿了空盘碟，迅速退出房间，到服务间里洗涤餐具。不一会儿，那位金发女郎披着睡衣跟了进来，塞给我一叠储备券(当时沦陷区通用的纸币)，我自然明白她的用意，就不露声色地收下了，并朝她点头表示谢意。这件事就这样悄悄结束了。这是我见到的一个地地道道的间谍，不过我猜不透她是英美间谍还是苏联方面的间谍，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我向陈波涛报告后，他要我保持沉默。

1943年3月间，我得知陈公博将在华懋饭店八层舞厅举行一次庆祝汪伪政府成立三周年的招待酒会，许多日伪头面人物都要来出席。我在两个星期前得到这个讯息，就立即报告了陈波涛同志，并向陈提议，机会难得，可否搞一次爆炸行动，可以事先在开酒会的舞厅隐蔽处放一枚定时炸弹，到时候把这批瘟神恶煞轰上天去。陈开始也很动心，并特地换了一身西服，装成阔佬，由我陪着他悄悄察看了现场。但此后再没有动静。招待酒会举行前夕我见到了陈问他怎么办？他告诉我，上级组织不同意采取这类过激行动，这件事就此作罢。

同年夏季，华懋饭店八层舞厅还举行过一次规模盛大的慈善舞会，由一个姓许的银行家出面主办。这个舞会的全称是“上海各界慰劳日本皇军伤病员慈善舞会”，有300多人参加，是有关方面借此向各界敛钱的一次活动。舞会的收入相当可观。参加者主要是上海各界名流仕女和伪政界人物，我记得有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夫妇、市府秘书长赵尊岳等，还有电影明星李香兰等一批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孙科的二夫人蓝妮，这位昔日著名的交际花在舞会上丰姿绰约，美艳动人，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几乎成了舞会的中心。

我十分纳闷，孙科是国民党堂堂要员，远在重庆，他的这位如夫人，怎么会跑到上海这乌烟瘴气的汉奸窝里来参加什么慰劳日本皇军的慈善舞会，还如此招摇过市，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她究竟是想要干什么？会场里的女眷太太们也都在议论纷纷，对她评头品足，表示不屑。

但据陈波涛同志后来告诉我，我方也获得有关信息，说有个国民党高官的姨太太，估计就是蓝妮，经常来往于重庆和南京、上海之间，和日伪头目勾勾搭搭，很明显是蒋介石回应日寇的和平攻势和劝降政策，派她来充当试探蒋日伪合流的可行性的先遣“特使”。陈还说此事已反映到国际上，苏联政府特地以此事为例，向重庆蒋政权提出警告，实际是借此揭穿蒋介石企图投降卖国的阴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有所收敛，蓝妮这个神秘女人从此也就“消失”了。

我参加这次舞会的服务工作，忙得不亦乐乎，直到午夜12点钟才告一段落。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中倒头便睡。清晨五六点钟，突然被一阵“嘭嘭”的猛烈敲门声惊醒，只听见门外有人一面使劲敲门一面喊叫“快开门！”。我开门一看，只见一个大个子站在门口，命我快穿好衣服跟他走，我问他去哪里，他不耐烦地说：“特高课，快一点！”我吃了一惊，心想糟了，不知出了什么事，只得赶紧穿好衣服，硬着头皮跟他走。他带我步行到福州路的伪警察署，那里离我住处只隔一条河南路。他把我带到了二楼特高课的一间办公室，要我等着，就走开了。

房间里没有人，我发现我曾到这里来过，那是两三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家楼下开设着一家挂着“美国书店”招牌的书店，那里常卖一些进步书刊，当时在孤岛上海是很诱惑人的，还设有一个服务部，专门预约读者所需要的书刊，留下姓名和地址，以便联系。后来陈波涛特地告诉我，说这家书店是日本文化特务机关开设的“钓鱼”书店，不知有多少不知情的进步青年落入了他们的陷阱，要我小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伪警察署特高课来查封这家书店，一个探员上楼来打电话，走过我住的后楼房间，发现我房里有书，进来查到一本《丁玲选集》，就拘留了我，把我带到警察署这间办公室里，一个日本探员和一个姓谭的中国探员(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曾向我来了解过此人的情况)审问了我，因未发现我其他任何问题，两个星期后就让我交保释放了。释放前谭某还对我“训话”，要我出去后做一个规规矩矩的“顺民”。

所以我这次是“旧地重游”、“二进宫”了。

房间里清静得很，我因凶吉未卜，心中忐忑不安。窗外外滩江海关的钟声响了七下，知道已是早晨七点钟了，我镇定了一下情绪，思考着应对的办法。不久我见到第一次被捕时认识的那个日本探员和姓谭的探员匆匆进来，径直向里间的办公室走去。一会儿，厨师端来了三客西式早点，分别送给我们三人。我吃着早点猜想他们不像是把我当犯人抓来，略觉宽心。

吃完早点后，他们把我叫到里间办公室，谭某面带笑容地问我昨晚慈善舞会的事，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想起昨晚这特高课的两个探员曾到舞会来转过一圈走了，谭某还和我打了一个照面，肯定认出了我，知道我在华懋上班，大概是为了了解舞会的整个情况，所以今天一大早就把我找来。我约略地谈了舞会的情况以后，他们就提出了几个具体问题，要我设法查明后再去告诉他们。包括何人主办此事，有多少人参加，其中有哪些要人，舞会共有多少收入等等。

隔了一天，我就把他们要了解的全部情况去伪警察署告诉了他们，谭某听后表示很满意，并要我以后凡华懋有什么重要活动随时到他们那里去谈谈。意思很明白，是要我当他们在华懋饭店的“眼线”，也就是上海人很鄙视的所谓“三角麻子”(为虎作伥的鹰犬)。

我把舞会的情况和特高课找我去谈话的前前后后，原原本本地报告了陈波涛，他对蓝妮的事很感兴趣，并觉得特高课主动找上门来，正好可以趁机打进敌人营垒里去。但几天以后，陈又来告诉我，组织上经过仔细分析，认为和特高课沾上关系极为不妥。因为我现在是在日本人军管的华懋饭店卧底，而如果又去充当同为日本人管辖的警察署特高课的“眼线”，实际上是在火药库里玩火，敌人是要我为他们“火中取栗”。加上“巧遇女间谍”、“二进宫”等经历，虽有惊无险但隐伏着很多危机。最后他们研究决定，我必须立即摆脱特高课，躲开他们的纠缠，要我马上设法撤出华懋饭店这个是非之地，以绝后患。

但我不能立即突然离开华懋饭店，公开辞职或悄悄溜掉都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和周围人们的猜测不解。因为当时时局动乱，民不聊生，要找到像我在华懋这种收入比较稳定的职业并不容易，谁也不会无缘无故把它放弃！所以要丢掉这只“洋饭碗”，还必须找到既合理又适当的借口才行。

我最后采取了自毁形象的办法，一改过去办事小心谨慎，洁身自好的习惯和作风，装作日渐变得颓废堕落，贪杯爱财，故意多次偷喝洋酒，私拿小费，在客人面前失态等等，严重违反店规，终于达到被华懋饭店主管开除的目的。约在1943年秋我悄然离开了这个战斗多年的阵地。

一个多月后，我经友人介绍，进入了南京路中央商场附近的一家苏籍犹太人开设的马尔斯咖啡馆重操西崽旧业，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战斗。

抗战胜利结束后，我的上级领导人李正文同志的党的关系从原共产国际转回到中国党来，直接受张执一同志领导，我也于不久被批准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我的公开职业仍一直是马尔斯咖啡馆(现改为东海饭店)的西崽，而这个外国人咖啡馆就成了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秘密接头、传递信息的一个可靠联络站。

1946年至1947年间，我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夜班学习，那里聚集了很多进步同学，全校中共地下党员就不下二三十人，该校的学生运动很活跃，我们还组织过一个校外读书会，团结了一批先进同学，暗中开展革命活动。在这以后，我曾参与策反过国民党海军军舰“长治号”的起义，并协助有关同志胜利完成了爆炸国民党江湾军火库的任务，还担任过地下交通员以及和浦东我游击区联络等工作。

渡江战役前夕，我和民治新专同学地下党员张惠卿、陈贤康一起，协助一位进步老师李毅夫，趁国民党镇江集中营迁往上饶的混乱之机，从那里设法营救出了一批(约10人)被关押的我党干部，我现在还记得的有张符瑛、刘永青、孙美、张聪敏等人，我们在上海为他们找到住所隐蔽起来，以后又帮他们安全离去，分别寻找各自的组织归队，从而摆脱了死亡的威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我从地下转到地上，终于脱下了这身西崽的白号服，穿上了上海军管会的黄军装，成了一名革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