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时期大陆普通百姓生存是否很糟糕？

下面是个人搜集的1911-1937年期间不同地区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仅供参考：

三十年代. 豫北地区.普通农民：

当地农民的食物种类非常粗劣，在豫北汲县、滑县以北以小米为主，辅以高粱、玉米、小麦。偏南的新乡、原武、阳武、延津数县为以小麦为主，辅以高梁、小米、豆类。在当地麦面俗称好面或白面，仅有少数富户有条件食用麦粉，而且“城乡富家食白面惟限于男子，妇女月食两次”。一般农民“不视为家常食料也”，仅在麦收时能吃几次麦面，多将小麦卖岀换取粗粮食用。高粱、红薯玉米、豆类、小米等杂粮是农民的主要食物，到冬季农民还需要减食或用野菜、糟糠充饥。小米也属精粮，贫穷人家食用小米尚需掺入其他杂粮，年景不好时一般人家连小米饭都吃不上。

1929年，中共在豫北的调查记载:“在今年的春夏天能吃小米饭的，也就是富庶之家了，滑县、浚县、封邱、延津等县皆盛食高粱，或杂以大豆，食用时磨为粗粮，其名曰糁，皆粗栃殊甚，又有炒面，平原用大麦、豆、高粱等杂粮炒熟磨粉，拌以水或稀粥而食之，或杂以枣干”。在安阳县到冬季“农家十分之八均以两次菜汤充饥，生活异常刻苦。食品以米麦为主，然能常年食麦者必系富贵之家，余则佐以红粮，萝葡、蔓菁、菜糠等”。新乡县“人民日食玉、薯、野菜及少许高粱、谷、黍之类，年有饥荒发生”，到冬天新乡及附近各县“有以蔓菁、胡萝卜为重要食品，汲县一般农民平日只食两餐，只有在农忙时才食三餐，由于饭菜的粗劣，农民需靠辣椒来强健胃力。

据时人的记述，修武县“一般农民生活极苦，吃高粱小米者，在乡间还算是中等人家，而一般极贫苦之农人，竞有吃糟糠者”，林县“除一部分商人外，几乎家家吃糠，每年红萝卜及糠抵大半粮食”。因此有“糠菜半年粮”之语，甚至出现了教育局人员因吃鸡子炒蒸馍而被控于省政府之奇事。在涉县，藜霍和糠是普通食品，食物中杂以黄豆叶者也不少见。武安县“四乡农民多有啖糠菜、野蔬、榆皮、树叶者”。地处太行山区的居民以树叶为大宗食物，并将树叶煮后晒干，贮藏备用。

二十年代.安源煤矿工人

煤矿工人主食多是质量差的廉价大米，菜质也十分差。毛泽东去安源考察时就亲自听过工人的诉苦:“出班后，一没有好吃的，二不得好睡，连洗个澡都没有干净水。吃的是霉米饭，青菜、白菜煮的熏黄，没油没盐，一股馊水味。”还有其他工人称:“吃的是发霉的糙米饭和不见油的辣椒煮白菜根，整日似饱非饱，衣不遮体。”当时有矿工歌谣唱道:“天晴是湾坵，落雨是长坵，米桶吊在车把上，稀饭糠菜肚里装，三年只睡两年床，两年吃了三年的粮。”足以看出安源煤矿工人食宿条件的恶劣。虽然是这种食宿条件，但也只是名义上免费，实际工人每个月还会被扣掉两元银元。不仅如此，厨房管理人员还会私自高价卖菜赚取额外收入。当时安源流传的一首矿工歌谣生动体现了这种情况:“衣不暖来饭不饱，守房监厨满腰包，工头鞭子好狠毒，伙食关口又一套。”

1936年.天津.铁路工人

1936年河北立法商学院对天津铁路工人的生活费进行了调查，其生活费各项分配之比例分别为：食物占45.35%，衣服占8.93%，房租占9.63%，燃料灯火占15.67%，杂项占20.42%。这组数据说明，天津铁路工人的生活水平高于工厂和矿山工人，其食物费所占比例低于50%，而杂项费比例高于20%。当时津浦路华北段的铁路工人大都以面食为主食，嗜好以吸烟为主，1932年每袋面粉的价格在4元左右，而该路工人最低工资每月10元，仅够维持一人生活，若有家室则负担较重。

胶济铁路全体工人每日平均工资为0.89元，按一个月30天计算，合每月26.7元，而最低工资者每月仅有14元。该路工人生活费用，“带眷属者如四方机厂及青岛方面约需35元左右，外站方面约30元左右，不带眷属者约15元左右”。该路工人的最低工资同样仅够维持个人的生活费用，而平均的月工资离家庭生活所需费用也有一定距离。平汉路华北段的工人中，以河南郑州、信阳等处的工人生活水准较高，而高碑店、琉璃河较低。每月工资在30元以上者可以维持生活，而每月工资仅10元者在郑州等地则不易温饱，即使是单身者也仅够维持个人开销。

1931年.天津.纺织工人

据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的调查，天津六大纱厂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日0.44元，成年工人工资每日平均为0.46元，童工工资为每日0.32元。除工资外工人还有奖金及实物的发放，对于半个月或一个月之内从未缺工的工人，厂方给予全工奖金，如从1927年起裕元纱厂对于一月之中从未缺工者，酌予五角奖金，1929年改为半月未缺工者给予此种奖励。华新纱厂从1929年起规定半月之内未缺工者，予以该工人一日工资之奖金，到了年终，厂方对于终年未缺工之工人予以十元赏金，缺工未及十日者，予以五元，未及十五日者，予以二元。各大纱厂有时还给工人发放物品，如裕元纱厂每至夏季，“发给工人瓜赏五角，作为工人购瓜或其他凉品之用。”恒源纱厂到年终多发放衣服等奖品，1927年年终发给工人每人“半截大氅一件”，价值七元，1928年年终发给工人每人“毛呢裤褂一套”，价值六元余。

在饮食方面，工人以大米、白面、菜蔬为主要食料，食玉米杂面者很少。工人无家眷者大多共租厨房，雇佣伙夫做饭。日班工人之早晚餐大多为馒头、稀饭、咸菜、豆芽、白菜等，午餐为米饭、炸酱面、包子等，夜班工人上工前多吃捞面、干饭，下工时吃馒头和面汤。携带家属之工人大多吃大米、白面，“仅菜蔬稍差而已”。恒源纱厂工人每日两餐，早饭为大米干饭、豆腐咸菜、大米稀饭，晚饭为白面馒头、熟菜，以豆菜、矮瓜、南瓜、菠菜、白菜之属为多。

抗战时期.西安.人力车夫

人力车夫没有固定工资，每日收入全凭生意的好坏，每月在保证基本的吃住和车租外，很少有盈余。因为拉车的劳动强度大，工作两三天后就得休息一天，因此每月实际拉车也就20天左右。抗战时期，遇到西安拉警报时即不能出车，因而有时候一个月只能拉车十几天，每月收入最高的不过一百元，除了缴车租，送介绍人、保人和车主的礼外，自己所得下的就无几了。

据西安市人力车夫职业工会统计，1942年西安人力车夫每月最高收入为1150元，最低为390元，平均为720元。看似收入不低，甚至为其他行业所羡慕，但若扣除车租和伙食，能维持家庭收支平衡已实属不易。不管是否有收入，拉厂车的人力车夫每天都要向车厂交租金，每月计126元。按照当时西安的物价水平，要维持一个单身成年男人的生活，每月伙食需要600元。仅此两项花销，几乎就花光了拉厂车的人力车夫每月的全部收入。若要维持一家三口日常所需，每月需要1081元，这几乎相当于西安人力车夫的最高收入了。也就是说，即使每天都能顺利拉到客人，一个拉厂车的人力车夫业仅仅能够维持一家三口的吃饭问题。

人力车夫因为从事的工作劳动强度极大，自然需要补充比平常工作更多的食物来补充能量。“吃不饱就没有力气拉车，一般人吃两顿饭，而车夫就要吃三顿，而且比一般人还吃得多。”因此人力车夫每月微薄的收入绝大部分用于食物的消费。关中人中午以面食为主，晚饭喝稀饭、吃馍。西安的人力车夫因为收入低、饭量大，吃不起一般市民食用的馍，于是市场上出现了专为人力车夫蒸的质量不高但稍微便宜的馍。当时最粗劣的专供车夫吃的馍每斤(十三两半)就要五毛，他们一天吃五斤馍，也要两元半。1940年车夫们每天拉车最多也就能挣到四元到五元，但每天用于吃馍就占了一半，而且只能吃最粗劣的馍，且没有其他蔬菜佐饭。

1920-1931.开滦煤矿工人

1920年时下井工人日薪为0.32元，1922年为0.35元，1927年为0.42年，1929年为0.5元，1931年为0.58元，在20年代中期，开滦煤矿“向里工中之部分技术工人销售廉价煤”，即所谓的实物工资“，冬季每月供应1吨，夏季每月供应半吨，全年共计9吨。1935年冬，开滦里工中有四千人领受廉价煤，占里工总数的40％多。抗日战争爆发前开滦煤的市场价格平均每吨五元左右，廉价煤每吨1.6元，工人从中受益有限。还有补充工资即包括节假日工资、加工加点工资、年终花红和效率奖金。1929年开滦的劳资协约中规定了节假日放假“工资照发，加班得双薪”，20年代中期开滦煤矿给里工发放年终花红，到1931年外工也取得此项权利，年终花红大体根据做工出勤情况分成四个等级，即工人每年做工320班及以上者，获花红一整份，即里工为一个月工资，井下外工为18元，井上外工15元，每年做工290班及以上者，获整份花红的3/4，做工250班及以上者，获整份花红的1/2，做工180班及以上者，获整份花红的1/4。从1931年开始，开滦还根据工人的超额产量，发给相当于煤炭价格20％的奖金，但多遭到包工头的侵吞。

工人锅伙里的伙食主要为玉米面饽饽、秫米干饭或秫米粥、小米粥并配以咸菜。中午有主食，晚上就吃稀饭，这些食物还经常是发了霉的，咸菜里也经常生蛆。到了30年代以后，规模稍小的锅伙小店兴起，即只提供单身矿工宿舍不供饭食，因为锅伙小店不提供饭食，所以工人下班后要自己做饭。小店提供煤火灶台，但灶少人多，要排队等待做饭的时间就有两三个小时。工人一般只吃玉米饽饽、稀饭和咸菜。有家小的矿工因为负担较重，吃的更差，有的拣点白菜帮子做粥喝，有的工人还偷马料来吃。至于衣服，有的夫妻只有一身衣服，两人轮换着穿，衣服破了就用麻绳拴上，在这样困苦生活的折磨下，工人只有消极的娱乐活动，即赌博和嫖娼，赌是几个人凑一伙小牌九，嫖则找贱价的土娼，因此大部分工人负了债。

1945-1946.广州.工人群体

抗战胜利后广州工人家庭的食品支出在生活费里占的比例在50-80%期间波动，以1946年3月的食品花费最高，达到了每月生活费用的80%，以该月为例，食品中大米占79.3%，猪肉、鱼、蛋则占11.8%，油盐糖等调味品占7.1%，青菜豆腐类占1.8%，之外主要消费为烧酒、茶叶与纸烟。

1935年.山西.农村人民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山西农作物种植的选择性很小。保德县处山西西北部，地瘠民贫，1937年保德林遂各阶层在吃饭种类上，富农吃的是莜面、豆面、捞饭、白面，中农是豆面、小米、稀饭、捞饭，雇农为稀饭、谷窝窝、炒面，工人为稀饭、炒面、山药，有时豆面、莜面。小贩与工人同，有时吃莜面、豆面。可见晋西北的农民几乎都是吃本地的特产，比如莜面、豆面、山药等。
武乡县在山西东南处，条件稍佳。地主每日两顿白面，有肉菜，常日有馒头，喝米汤，富农一般吃玉茭面多谷，小疙瘩(早)，白面条，捞米饭(午)，中农主要吃糠面，有少量谷子，疙瘩(早)，午是红面条，少许捞米饭，晚炒面(地里做活人多吃)，贫、雇农一般为糠面疙瘩(早)，菜饭(午，内包括菜大宗，米面少许)。

由于当地特产就是小米(谷子)，因此无论富农，中农，贫、雇农都会在饭中或多或少地夹杂有小米，只是各阶层中量上有区别。当然还是贫、雇农的生活要差。由于粮食短缺，还有不少人家以不吃或少吃来维持：三餐只吃两餐一餐，每顿吃个半饱。甚至据说有隔几天才吃一顿饭的，有每天仅喝稀饭一顿的。在晋北还有以豆腐渣、谷糠、麦麸、马铃薯片及草子等糊口，而即便是杂粮，许多农民也吃不饱，还要掺杂野菜充饥。有位七十多岁的贫农忆苦说，他吃过的野菜树叶有四十多种。

1912-1937.山东.苦力

在民国前期山东城市苦力群体中，人力车夫的收入较高。在济南，据齐鲁大学社会学系师生1924的调查，“人力车夫除了支付人力车租金外，每天可挣30-60分钱”。齐鲁大学之后在30年代初的调查，拉包月车的，“工资总不出15元左右，至于以外的所得，如饭钱、赏钱等，不在此内。”而拉散车的“扣除赁车费，每日的进款大约在6角至7角之间”。在30年代初的青岛，人力车夫平均每人每月净收人数是15.3元，在烟台，由于街道窄狭，适合人力车行驶，加之早期车辆较少、价目稍高，人力车夫“平均每人可赚六、七百铜子(约合大洋二元三、四角)，在四月到八月之间，外人来此避暑者多，每人每月可赚四、五元。”不过随着30年代初公共汽车的开通，人力车夫的收入就大不如前了。

码头工人的收入一般较人力车夫稍低。在青岛德国统治时期，“常工每月工资10元到12元，毛子工每天只有2角5分，平均月工资比常工还低一半”。在1914年以后的日本人统治时期，“常工的月工资一般只有七八元，最多的也不超过十五元，毛子工干一天只拿一吊六百钱计算起来。直到1935年，常工、毛子工的月工资才分别达到了20元、12元。烟台的码头工人，“薪金没有固定数目，是依工作的多寡而定，出口的货物较多，他的收入就好一点，普通的年月，每人每年有二百至三百元之收入”。

码头工人们每人每顿能吃三斤锅饼，平时佐着咸菜(萝卜头)。假设佐着好一点的菜吃，这些还不够，可是他们也得不到好的菜，即是得到了好菜他们也不敢吃，因为这样吃得太多。有的是在伙房里打伙支，按月均摊伙食，每月须摊六元之饭费。有的有眷属的早晚在家里吃饭。他们有工做的时候每天吃三顿饭，没工做的时候，只吃两顿饭。他们住的是伙房，每一个伙房的苦力，同住在一起，在一个大炕上或地板上打铺，一同工作，一同吃饭一同睡觉。在济南贫穷阶层的食物是直径约18英寸厚1.5英寸的烙饼，饼是用小麦或较廉价的粮食面制作的，少量咸菜、葱类以及通常用小米作的粮食粥。他们吃饭把粥或开水作为饮食。在青岛码头工人吃的是窝头，人力车夫多居处吊铺，向饭铺赊购面食，平时即少储蓄，淡季几难糊口，有时买卖好，多挣了几个钱，买上二两酒、一毛钱的猪头肉，喝上两盅，再吃顿白面馒头，那就是最美好的生活了。

1927.天津.制盐与制碱工人

久大住厂工人每人全年平均收入156.43元，支出平均为124.41元，收入大于支出，足够维持基本生活。久大住家工人每家全年平均收入215.66元，支出220.35元，收入略低于支出，二者基本接近。永利住厂工人每人全年平均收入为165.87元，支出为116.2元，收入大于支出。总体来说塘沽工厂工人的全年收人基本能够维持其日常生活，但遇有特别开支，也有借债或当物者。

食物费用在工人的开销中占到百分之六十多，其中大多数工人将90％的食品费用在米面上，而对蔬菜肉类的花费较少，一般工人家庭的饮食“以白面、玉米面为主，蔬菜很少，肉类仅于年节才有”。惟有工匠、助手之菜蔬较优，不时有鱼肉等物。每日饮食有三种选择，一为向工人室购买食品，二为在宿舍自己煮食，三为组织饭团，按月包饭。

据统计久大住厂工人的食物每日可供给3500卡路里热量，即馒头、窝头及小米油条所提供的热量，这些热量虽然足够工人所需，但营养含量明显不足。塘沽久大精盐工厂住厂工人的饮食，最俭省者只吃馒头、窝头、咸菜而已，大多数工人除了干粮之外，还佐以小米粥、油条等。他们偶尔也吃一些蔬菜，夏天主要是小葱、萝卜等，冬天为白菜、豆腐等。

工人的衣服尚为整洁，鞋袜等物“或购成品，或由乡间自制”。宿舍较为清洁，整理有序，大约12人住一间屋子，每人占据架铺一格。该厂住厂工人业余时间有人工读班读书的，有走亲访友聊天的，也有到戏书馆消遣的。工人喝酒和赌博者不多，而吸烟者较多。在娱乐方面，除了新年走会之外，平时有踢足球、盘单杠、掷沙袋、遛鸟、听书等活动。此外由于这些工人中以山东人和直隶人较多，“山东人讲义气，天津人和塘沽人讲面子”，故其交际费用较多，主要用在朋友往来、回家探亲和婚丧嫁娶等方面。

1930年.济南.产业工人

据调查，1929年东裕隆烟草制造厂全厂工人男工35人，女工45人，每月平均工资24元。1935年济南津浦路机车厂工人每月平均工资24.75元。东元盛铁工厂职工最高工资30元，最低15元。1931年电灯公司工人工资在14-90元之间。鲁丰纱厂日工资为0.3-0.8元，如果以每月工作30天计算，则月薪最高24元，最低9元。振业火柴公司男工工资7-26元，女工工资7-15元。总体上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济南烟草、电气、机器业工人月工资一般在15-24元之间，面粉、纺织、食物、造纸、制革、织布、烛皂、布机、铸铁、印刷业工人月工资一般为10-15元，砖瓦、火柴、染色、酿酒、地毯、花边、发网业工人月工资一般为3-9元，前两类主要为现代产业，后者主要为手工业。

工人饮食上，吃饭分在工厂吃和在家里吃，前者各厂不同，例如振业火柴公司工人吃饭以二等面为主，中午、晚上有菜，每人一份，多半是豆腐、豆芽之类。东元盛铁工厂工人一年四季吃面粉。兴顺福的职工常年吃白面，每餐有炒菜，10人1桌，4菜1汤，初一、十五还有吃包子、面条。工人家庭饮食虽然存在差异，但是一般“多以小米面为主，菜品以豆芽、豆腐等为副”，肉食类很少。总体看来工人在工厂饮食尚可，而在家则较差。在食品价格上1927年工人一餐“最少需用27枚铜元(馒头照3个铜子1个，粥每碗3枚)，每天需80枚”；1928年“每顿不吃一点咸菜，还须45枚铜元(7个馒头35枚，1碗薄粥10枚)，如此算来每天工作要吃3次饭，共需铜元135枚，合大洋3角4分”，一个月中不包括肉、蛋、菜，只馒头和粥的伙食费就需要10元2角，若“连赁房子、理发、沐浴等算上，每月每个工人的生活，低至无可再低必需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