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泉惨案赔偿记

来源: 澎湃新闻  作者:王元崇，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在1882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前后，美西地区发生了多起暴力排华事件，绝大部分没有上升到中美外交层面，但1885年9月2日发生在怀俄明州石泉镇（Rock Springs，Wyoming）一桩驱逐并屠杀华工的案件却是一个例外。石泉惨案迅速引起了北京方面的关注，并最终寻得美国政府的赔偿，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首次收到外国巨额赔款。

那么，这一例外是怎么出现的呢？首先出现的是枪声。

枪声

石泉（中国当时称其“洛士丙冷”）是怀俄明州西南部的甜水县（Sweetwater County）的一个小镇，位于落基山脉之上，煤炭资源丰富。

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UP，即Union Pacific Railroad）的煤炭部在这里开发了大片矿区，出产的煤炭经由公司的跨州铁路运往各地。1875年11月起，陆续有华工来到UP的跨区做工，到1885年已经有500多人，加上他们的亲戚朋友，华人总数约700余人。铁路公司分给他们30多顶帐篷当宿舍，他们自己加盖了近80所简易住房，分散在周围的山坡上，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中国城。

石泉镇边上的中国城，拍摄年份不详。

根据UP煤矿的报告，1885年8月30日，石泉镇共有矿工842名，其中552名是华工，占矿工人数的65.5%，其余290人都是白人，占34.5%。当日矿上煤产量1450吨。

按照合同，矿工的工薪为3美元/吨煤。华人矿工与白人矿工同工同酬，按合同为3美元/吨煤。一切看上去都很平静，直到1885年9月2日上午。

9月2日上午，10多名白人矿工来到六号矿区，声称华工无权在此矿区采矿，双方发生冲突，3名华工受伤。下午2点左右，一百多名武装及非武装的白人矿工集结起来，袭击六号矿区的华工，继而包围华工聚居区，洗劫财物，并焚烧房子。聚居区数百名华人老少对突如其来的袭击毫无防备，惊惶四散，有的遭枪击身亡，有的被拦截殴打，有的则被大火烧死。

石泉惨案插画，《哈珀斯周刊》（Harper’s Weekly），1885年9月26日。前景中，一名华工遭到暴徒袭击。

据统计，石泉惨案造成28名华工死亡，至少15人重伤，华工直接财产损失14多万美元。杀戮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得到许多围观白人的喝彩——这些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杀戮，但不少人都参与了抢劫。

骚乱发生后，各方的调查及应对迅速展开。

应对

9月2日下午，UP煤炭部助理总监J· M·提斯德尔（J. M. Tisdale），代表公司向怀俄明州州长弗朗西斯·沃伦（Francis E. Warren）发电报，汇报煤矿发生的骚乱以及人员和财产损失，请求州政府协助平息骚乱。与此同时，石泉镇警察局长也致电沃伦，请求州长派遣两个连的士兵前往石泉镇，以平息事态。

沃伦复电警察局长，责令其动用一切警力，恢复秩序。由于怀俄明没有民兵组织，州长又致电驻扎在邻近的内布拉斯加州的陆军西部作战部队的霍华德少将（Oliver Otis Howard）请求支援，并联络驻扎在五公里外罗素炮台的梅森上校，建议他集结部队，在收到霍华德少将的命令后迅速行动。

太平洋铁路的第二封电报很快又发到了沃伦手中，电报认为如果怀俄明州无力镇压骚乱，则州长应该立即通报国防部长。沃伦接受了建议，迅速联络国防部求援。当天午夜，沃伦乘太平洋铁路的专列前往石泉镇，沿途接二连三地收到电报，“一封比一封严重”。

3日凌晨，沃伦决定上报联邦政府。在给总统克利夫兰（Stephen Grover Cleveland）的电报中，他汇报说骚乱至少造成3人死亡，500多名华人遭驱逐，食宿不保。上午，沃伦抵达石泉镇，发现情况比他想象的更糟糕，遇害华工尸体横陈，“之前镇上住着700~900个中国人，现在一个也没有了，不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他们的房子、茅棚被焚烧殆尽，一间都没留下来”。

沃伦还发现，“许多华工是在矿坑口遭袭击的。和往常一样，他们半裸着身体从矿坑里出来，不想突遭袭击，只得向附近的沙山四散逃命，有些人被击杀，有些人受了伤。”在现场，“尸体焚烧后的气味令人作呕，简直无法忍受”。

就在州长沃伦查看现场的时候，太平洋铁路为劫后余生的华工安排了一辆列车，提供给他们水和食物，并将他们送往24公里之外的县府所在地绿河镇（Green River），以免遭到暴徒的进一步迫害。

1875年左右的绿河镇。

公司并非多此一举。当时的石泉镇弥漫着仇华的恐怖氛围，施暴者非但不受谴责，甚至还被当作勇士“保护”起来，镇上敢于谴责暴力的人不足一打。沃伦获悉，大约有150~350名白人男子参与了骚乱。和华工一样，他们都是移民矿工，且大部分是尚未归化美国籍的外国人；不一样的只是他们肤色和小镇居民对他们的同情。

3日晚，州长前往绿河镇，本打算与甜水县的官员们商讨对策，讵料邻县稳拓县（Uinta County）的急电接踵而至。该县县府埃文斯顿（Evanston）有一个500~600人的华人聚居区，和石泉镇一样，这里的华人也多是煤矿工人，在当地的奥美（Almy）煤矿做工。

电报称，石泉骚乱后，约700名华人连夜逃到埃文斯顿的华人聚居区，给当地的安保带来极大的压力。鉴于当地仅能组织起20名警员的有限力量，电报请求州长迅速增援人手，并前往视察坐镇。

4日清晨，沃伦马不停蹄地赶到埃文斯顿，发现情势紧迫，当地白人矿工已经离开矿区，武装暴徒游走街头，骚乱“一触即发”，于是不得不再次致电霍华德少将，请求火速支援。霍华德少将回复称，尚未收悉华盛顿及西部作战部队在芝加哥总部的行动命令。

这样一来，沃伦就只有请求总统出兵支援这条路了，而这又不能不提到美国的《暴乱法》。

《暴乱法》

《暴乱法》（Insurrection Act）是1807年通过的联邦法律，授权总统在美国领土之内动用军队镇压动乱及叛乱，以恢复秩序。当然，前提是相关动乱及叛乱造成局势失控，常规执法无法维持秩序。如何判断“失控”呢？一个通常的指标，即动乱所在地的政府向总统提出出兵请求。

《暴乱法》授予总统极大的权力，历来都有反对的声音。作为制衡，美国国会1878年又通过了一个《治安官动员法》（Posse Comitatus Act），原则上禁止联邦军队介入国内治安和执法。但在实践中，《暴乱法》被认为是与此一般原则相对的“例外”。

例如，1957年9月，阿肯色州小石城（Little Rock）的一些种族主义者试图阻止9名非裔学生进入“白人的”中央中学（Central High School），他们得到了支持隔离制度的州长富布斯（Orval Faubus）的支持。后者调动该州国民警卫队前来阻止非裔学生入学，事态失控。石城市长伍德罗·曼（Woodrow Mann）遂向总统艾森豪威尔请求联邦军队介入。24日，101空降师奉总统之命前往小石城，接管当地国民警卫队，护送9名非裔学生入校。这就是著名的“小石城九人事件” （Little Rock Nine）。艾森豪威尔因对内调兵遣将而遭到了猛烈批评，而他则以《暴乱法》自辩。

不过，在美国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下，法律虽有授权，总统仍需谨慎。事实上，美国总统最近一次在类似情况下援引《暴乱法》已经是27年前，在1992年洛杉矶骚乱中。

回到石泉惨案上来。沃伦州长在给总统的第一封电报中，并未正式请求军队介入。除了跟形势判断有关，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即当时的怀俄明还只是“怀俄明领地”（Wyoming Territory），尚未正式成为联邦的一个州，理论上联邦力量不宜在“领地”展开过多执法。不过，沃伦“州长”的头衔却是货真价实的，鉴于怀俄明设州势在必行，总统切斯特·阿瑟（Chester Arthur，克利夫兰的前任）于1885年2月任命其为州长。

9月4日，在查看过石泉镇现场并对埃文斯顿局势进行评估后，沃伦致电总统，正式请求联邦军队介入；5日，埃文斯顿情况恶化，大批持枪白人开始驱逐华人；6日，已经罢工的白人矿工发出威胁，称华工要是敢到奥美煤矿开工，将无法活着离开矿坑；7日，沃伦再次致电联邦表示：“如果联邦政府找不出应对的法子，我认为（埃文斯顿的）情况可能比石泉镇还要糟糕。”

好在，联邦军队及时介入了。

维稳

9月5日，普拉特作战区副参谋长山姆·布莱克（Samuel Breck）奉霍华德少将之命，令距离石泉镇最近的犹他州木垒军营（Camp Murray）第六步兵师上校麦库克（McCook）派遣6个连队乘车前往石泉镇，携带为期10天的给养和弹药，弹压暴乱，保护华工。

8日，国防部指示密苏里战区的舒菲尔德少将，根据1880年《中美续修条约》第三款，美国应保护在美华工权益，总统业已授权该少将部署部队维持秩序，但要谨慎行事。同一天，麦库克上校的6个连部署到位 。

1885年9月部署在石泉镇中心街区的联邦军队，即日后的派勒勃营所部将士。

有关1880年《中美续修条约》，我们在前面的专栏里多次提到，指的是“排华法案”出台前夕美国派员赴华定向修改1868年签署的《蒲安臣条约》而签订的新约，废止了1868年条约内的移民规定，对于华人移民之事，美国“可以或为整理，或定人数、年数之限”。1880年签约谈判系美国驻华公使安吉立（J.B.Angell）领衔的，故而又称《安吉立条约》。

对于已经在美国的华人，《安吉立条约》第三款规定：“无论常居、暂住，如有偶受他人欺侮之事，美国应即尽力设法保护，与待各国人最优者一体相待，俾得各受按约应得之利益。”根据约定，中国人在美国享有最惠国公民待遇，美国政府承诺保护其不受欺侮，更不必说石泉惨案这样的暴行了。

9月9日，在4个连200多名士兵的护送下，逃到埃文斯顿等地的650多名华人矿工乘车重返石泉镇。这时距惨案发生的9月2日不过一个星期，但对华工们却恍若隔世，“原先住的地方只剩下烧焦的残骸”。他们收殓亲友的遗骸，按照老家的传统埋葬了，“儿子哭喊着父亲，兄弟哭喊着兄弟，叔伯哭喊着侄儿，朋友哭喊着朋友，目不忍见，耳不堪闻”。

然而，死亡与哭喊并不能驱散石泉镇的排华的恐怖氛围。对于华工的归来，当地小报《石泉独立报》痛心疾首地大喊：“中国人回来了，中国城又要建起来了，对白人来说，这等于是杀了石泉镇！”

1885年9月9日乘车回到石泉镇的华工。

警局对嫌犯的抓捕，是联邦军队进驻后才开始的，统共抓了16人，另有45名骚乱的参与者则不予逮捕。验尸工作在案发当天就开始了，一名叫作路德维格森（John Ludvigsen）的治安法官临时充任了法医。据报告，他带着6人的陪审团，分别于2日和3日勘验了共计19具尸体，勘验完毕，即解散陪审团，下令掩埋尸体，没有进一步动作。许多证据也随之掩埋了。

鉴于当地排华暗潮汹涌，沃伦州长请求联邦军队继续驻扎石泉，以免骚乱再次发生。后来有两个连留了下来，他们在重建后的中国城南边安营扎寨，即“派勒勃营地”（Camp Pilot Butte），直到1899年才撤离。

傅列秘的调查

石泉惨案发生后，中国驻美公使郑藻如从报纸上获悉“美国土人焚杀华人多命”（笔者注：“土人”指美国人，非指土著印第安人），立即联系美国国务院要求“发电调兵弹压奴凶”。他指示旧金山总领事欧阳明“派员往查”，并请美方派官兵保护调查人员。

1885年9月12日，美国国防部指示在石泉镇维稳的麦库克上校，要确保中方调查人员的安全。为保万无一失，麦库克决定亲自执行这项安保任务。这里的中方调查员包括中国驻旧金山领事傅列秘（Frederick Alonzo Bee）、驻纽约领事黄锡铨，以及翻译曾海（Tsang Hoy）三人。他们13日收到郑藻如的训令，14日出发，18日抵达石泉镇，随即兵分两路展开调查。

傅列秘是美国人，生在纽约州，二十多岁来加州淘金，到1855年经成为一个小有规模的金矿的矿主，雇佣了二十多名华人做工。1876年加州 排华浪潮汹涌，美国国会派调查组前去调查“华人移民的分布、性质和影响”，傅列秘受委任成为华人利益的辩护人。1878年，中国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奏请在旧金山设立总领事及领事各一人，次年北京任命原候选道陈树棠出任旧金山总领事，傅列秘为领事。在石泉惨案的调查中，傅列秘可谓尽心尽职。

1885年9月18日开始在石泉镇调查的中国外交团队和保护他们的美国军官。从左至右：格劳斯博科连长（Lieutenant Groesbeck）、翻译曾海、傅列秘、黄锡铨、不知名华人（或系翻译）、麦库克上校。

傅列秘采集了五份重要证词，证人多数目睹了惨案的发生。

石泉镇邮政局长史密斯（O. C. Smith）在证词中说，9月2日下午两点过后，他听到枪声大作，远远看到了一群暴徒袭击第六矿区的华工，朝他们开枪，许多华工的房子被烧着了。史密斯1875年12月起担任邮政局长，与当地华工多有接触，在他看来，“华人是一个安静而和善的群体，从未听说他们骚扰过任何家庭、妇女和儿童，也从未听说他们对白人矿工有什么看法，他们只想安安静静地生活”。而白人矿工对雇佣华人也没有什么怨言，直到两年前白人矿工组织起工会，“从那以后，我就不断听到对华工的抱怨和不满，还有要把他们赶走的说法。” 史密斯认为，惨案正是白人工会挑唆的结果，“聪明人对此都心知肚明”。

华工工头奥当诺（W. H. O’Donnell）作证说，在惨案爆发前几个月，白人矿工们就流露出不满，“只要有华工在，任何罢工都不会取得成功，因为他们从不参加罢工”，奥当诺认为这正是麻烦的根源，使得白人矿工难以从矿主那里争取利益。案发当天，持枪杀人的约60人，现场大多数人没有武器，因为是大白天明火执仗地行凶，暴徒也未蒙面，奥当诺认为应该都能被指认出来。

詹姆斯·迪肯（James H. Dickey）在第六矿区里做事，他作证说没有美国人参与9月2日对华人的袭击，行凶的白人矿工“是威尔士人（Welsh）、康沃尔人（Cornishmen）、瑞典人（Swedes），和其他国家来的”。当天上午，白人矿工和华工就第五矿区入口的两间房发生冲突，矛盾爆发导致事态扩大。迪肯认为矛盾的根源并不是华人矿工“廉价”，而在于“他们从不肯参加罢工”。

迪肯任职的公司为当地煤矿招募矿工，公司老板贝克维茨（A. C. Beckwith）在给傅列秘的证词中说，由于1875年的一次罢工，他们开始招募华人矿工，前后引进了约400人。华人工资稍低于白人，但这是常规操作，也没有什么人抱怨。“我听说华人矿工不肯参加罢工，这似乎是他们惹恼白人矿工唯一的地方，如果不把他们撵走，白人矿工就别想在怀俄明的地盘上搞成罢工。”贝克维茨说，白人矿工们为了罢工，与铁路沿线的其他煤矿联络谋划已经有一阵子了。

贝克维茨的证词很简短，但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1875年招募华人矿工来石泉镇，本身就是矿老板为反制工人罢工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华工没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自觉和传统，把他们安插在欧美矿工中间，能够阻止工会力量的形成，降低罢工造成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石泉惨案的始作俑者恰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本身。

该公司另一名管理人兹维克（Ralph Zwicky）的证词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今年夏天煤矿又进了批华人矿工，而白人却没有工作。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煤矿公司担心白人矿工罢工”，兹维克认为这是石泉屠杀的深层原因。他说，案发当天，一伙武装的白人矿工从六号矿区向镇上工会大厅进发，并传递消息说“晚上6点召开矿工大会解决华人问题”，但下午两点左右却发展成对华人“毫无人性的屠戮”。兹维克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华人像羚羊一样被追猎，毫无抵抗之力，身后是一通紧接一通的枪响”。他看到中国人的房子被点着，“许多人包括妇孺都加入了劫掠的队伍”。

上述证词表明，石泉惨案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华人矿工不肯罢工，导致白人矿工的仇视。与此同时，黄锡铨和翻译曾海走访调查了石泉的中国劳工，他们的证词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中有人说：“这些白人好几次想让我们同他们一道，要求公司给大家涨工资。我们问如果公司不同意怎么办，他们说那就一起罢工，这样公司就不得不给我们涨钱。我们不同意这样做，他们就生气了。”

根据华工们的证词，石泉镇两年前出现了一个叫做“白人的城镇”的组织，要把华人赶走，但华工们一直没有理会，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9月2日上午7时许，十几名白人男子来到第六矿区，宣称中国人不能在这里工作，并开始攻击华工。大规模的攻击是从下午两点开始的，暴徒们或直接开枪射杀，或持枪搜身抢劫，或殴打华人，还有人从旁围观，拍手叫好。连白人妇女也参加了对华人的暴力攻击，有两个女人朝华人开枪，还有一位平素教中国人英文的也竟然从中国人身上洗劫手绢等财物。

华工们分散在不同的矿区工作，对9月2日的攻击毫无准备，事实上他们头一天才按惯例从铁路公司那里购买了一个月的生活必需品，一场劫掠下来，损失惨重。华工们表示，他们可以指认多数暴徒，包括向他们开枪的那两名白人妇女。

从各方的调查看，杀人放火的可能不是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但9月2日当天，镇上很多美国白人，包括妇孺，都参与了对华人的劫掠，最终形成一场针对华人的狂欢式的全民洗劫。美国媒体曾采访一位镇上居民，他对骚乱的发生表示遗憾，却也毫不掩饰目睹华人狼奔豕突时的兴奋之情。在这种情况下，镇上居民互相包庇在所难免，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指认暴徒。

1885年9月16日的Puck杂志的封面漫画。右边是中国公使，手里的单子上列着“在美遇害华人名单：在加州的、在科罗拉多州的、在亚利桑那州的、在怀俄明州的……”，左边是山姆大叔正在起草“在华遇害美人名单：在北京的、在上海的、在南京的……”墙上悬挂着美国国旗和大清龙旗，暗示中美外交谈判即将展开。

工会VS公司

此时，行凶者背后的工会也没有闲着。9月19日，总部位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劳工骑士团”执行委员会主席汤姆斯·尼沙木（Thomas Neasham）致信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称公司引入中国劳工损害了白人矿工的利益，早已引发工会所有成员的极大不满。信件进而罗列了六大“不满”，并要求太平洋铁路公司从其体系中全面清除华工，并雇佣白人来填补华人离开后的缺口。除此之外，把华工引进到石泉镇的贝克维茨的公司也必须被驱逐。工会的态度可谓十分强硬。

22日，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总监考乐威（S. R. Callaway）复信尼沙木，称公司有自主雇佣劳工的权利，实际上拒绝了工会的要求。他说：“雇佣华人是公司最初就有的决策，并非选择性雇佣的结果，就维护路基、维持煤矿运作而言，雇佣华人是必不可少的。” 至于所谓的“华人问题”（the Chinese question），考乐威称，在石泉事件之前并不存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遇到的劳工及其他问题都与此无关”。公司不支持其雇佣下的一个劳工群体去压迫另一个劳工群体的做法，但考乐威也明确说道，如果工会能够保证再也没有罢工或其他损害公司财产的事情发生，公司也不是不能考虑从用工系统中裁撤华人。

从上述交涉中不难看出当日华工所处的尴尬位置——从工会角度看，为了罢工成功，必须坚决排华；从公司的策略出发，华工则是化解罢工问题的棋子和工具；在双方的利益对峙之中，石权惨案这样的事情必然会发生。

而从社会文化的层面看，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总部位于美东民主思想占主流的新英格兰地区，故而公司在政策层面并不支持以任何形式歧视外籍工人。石泉惨案发生后，新英格兰的舆论惊诧的很，《纽约时报》刊载社论称：“假使石泉镇还有十个正直的人，那么他们也是完全没有存在感的。”事后，对于工会的排华要求，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一概强硬驳回。

10月1日，石泉镇东边的卡本县的煤炭工会发动罢工，要求公司解雇所有华工，否则绝不复工。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二话不说，关闭了卡本县的煤矿，矿工们悉数失业。2日，丹佛市附近的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煤矿也提出类似排华要求，同样被迅速关闭。白人矿工们联署了一份申诉书，送到波士顿总部董事长那里。董事长亚当斯（Charles F. Adams）于12月16日答复说：“中国人和公司雇佣的其他国家的人（包括美国人、欧洲人和非洲人）一样，是通过合同进入工作的……董事会不因国籍、肤色或信仰而歧视其员工。”该煤矿的矿工就此悉数失业。

损失

9月30日，傅列秘将详细的调查报告上呈驻美公使郑藻如。报告称过去十年间，越千余名华工在怀俄明的铁路煤矿工作，从未有人犯法滋事，地方上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怨言，此番冲突起于华工拒绝工会组织“劳工骑士”的联合罢工要求。骚乱中，暴徒枪指华人，高呼“绝不怜悯，全都毙了！”至于案件的处理，傅列秘认为就是一出荒诞剧，在当时的恐怖氛围中，没有人敢于指证凶徒，加上法医验尸敷衍了事，陪审团罔顾真相，所以尽管逮捕了若干人，但最终不会有人被惩处。

受命保护中方调查人员的麦库克上校也有类似的判断。9月20日，他向所属的特拉普战区发送了一份电报，提到就他17日抵达石泉镇以来所目睹之状况而言，地方上对案件的处理堪称一个关于司法和正义的笑话。鉴于罪行如此令人发指，麦库克建议立即对石泉镇所在的甜水县实行军事戒严，由军方缉捕并惩办凶手。当然，军方后来并没有介入此案的司法程序。

10月5日，黄锡铨的调查报告也呈交给郑藻如，一并附上相关华工的证词、599名华工的签名，以及石泉惨案遇害者名单和家庭情况。报告写道，遇害华工尸首尚存或者说可以拼成尸首的共25名，另有3人遗体没有找到但肯定已经遇害，所以总计28人遇害。

关于骚乱造成华工的财产损失，黄锡铨列出了详细的清单：住在42顶帐篷里的508名矿工损失 69380.55美元，住在茅棚的256名华工损失78368.19美元，总计764名华工共损失财产147748.74美元。损失总额换算到今天的额度的话相当于大约418万美元。

黄锡铨所列中国劳工家庭财产损失清单的一部分，收录在1886年出版的《美国外交文书》（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之内。每人之前都有连续编号，最末编号为764。遇难者和受伤者俱在其列。

判决

甜水县对此案的审理恰如傅列秘和麦库克所判断的那样——无人被追究责任。在检方对16人提出谋杀、抢劫、纵火及骚乱的指控后，甜水县位于绿河的法庭召集了一个16人的陪审团，其中11人来自石泉镇。该法庭提请了30位目击证人，但只公布了其中3人的证词，且这三人是一家人，即提摩西·塞劳威（Timothy Thirloway）牧师、其妻和他们的一个女儿。

三人的证词基本一致：9月2日下午，他们听到声响跑出家门，看到附近15及16号矿工房间里跑出4名华工但很快又折返回去，随后房子自里而外冒出黑烟，中国人则逃离了。房屋着火时，周围没有白人矿工，所以他们判断是中国人自己放火烧了房子。三人作证说，他们曾问中国人点着房子不是把自己的东西也烧光了吗，中国人回答说东西都埋在地下，不会有事。

这家人的证词一经公布，造成华工自焚住宅的印象。当时有报纸就法庭选择性公开证人证词的做法提出批评，但法庭不以为意。10月6日，陪审团就此案作出裁决，称：

我们详细调查了上月2日石泉镇发生的事件。在接受询问的大量证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有任何一个白人在那天参与了任何一桩罪行。遵照宣誓的义务，我们不能认定本案的嫌犯有罪，无论9月2日那天发生了什么。我们对此表示遗憾。

我们也调查造成冲突的原由。我们找不到任何足以犯下如此罪行的理由，但我们一致认为铁路公司及其管理人员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停止对劳工的剥削和压迫。唯其如此，我们州的名誉才不至于为9月2日之事而受玷污。

就这样，石泉惨案的16位嫌犯当庭无罪获释。据美联社报道，当晚他们从绿河镇回到石泉镇的时候，受到镇上数百名男女老少夹道欢迎。与此同时，美联社补充道：当地煤矿产量锐减了一半。

交涉

1885年9月22日，石泉惨案发生20天后，中国驻美公使郑藻如关于案件的第一封电报抵达北京总理衙门。电报寥寥数语，要求总署告知之前美国人在华遇害案件的赔偿银数，以便他与美方交涉赔偿。总署一头雾水，于9月28日复电询问：“美伤华人，因何起衅？在何地？共伤几人？现查办如何？”郑氏在30日电复说：

此案因轮车公司在洛士丙冷地方挖煤，工价华贱土昂，公司辞去土人工头数名。七月二十四日土人闻信，突到洛士丙冷华人寓所焚杀，闻毙华人多命，即委黄锡铨等往查。先经洋官将尸埋葬十八。接锡铨草草禀称，启棺亲验，华人全尸五具，余或头腰，或手足，或数骨，或焦焚零碎，细验约二十具，伤者十人，尚无大碍，现拟赶查损失财物等情，俟续禀确情到日，力催外部办凶追赃。再洋文译曰洛士丙冷，距美都及金山各六千余里。

“七月二十四日”是中国农历日期，即公历的案发日9月2日。电报显示，郑藻如在9月30日这天仍未获悉案件的确切情报，甚至也不清楚洛士丙冷（即石泉镇，Rock Springs）的具体位置。但郑氏对此排华暴行格外重视，除了向总署询问相关事宜和成例，还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发电询问广东对沙面案件的处理，并聘请了美国律师，为对美索赔做准备。张之洞很快复电，详细介绍了1883年广州沙面地方民众与英美船只冲突及中方的赔偿情况。

位于华盛顿杜邦环岛的中国驻美公使馆。摄于1893年。

11月30日，郑藻如就石泉惨案致信美国国务卿汤姆斯·贝亚德（Thomas Francis Bayard），要求美方严惩凶手、赔偿损失、保护在美华人。信件极长，层层铺开，环环相扣，既介绍了相关案情，附以傅列秘、黄锡铨等人的报告总结、证人证词、法医鉴定、遇害人名单及财产损失清单，又罗列了中方对在华遇袭的美国公民的赔偿情况。可见郑藻如是下了功夫去做这项对美索赔的工作的，按嗣后接替他的张荫桓的说法，光是聘请律师就花费了40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1.2万美元。

石泉惨案之前，中方曾就1880年丹佛的中国城袭击案（注：1880年10月31日，丹佛中国城遭美国白人暴徒洗劫，1人死亡，多家商铺及住房焚毁）向美索赔，遭到拒绝。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威廉·伊瓦兹（William Evarts）称“不知美国政府有为暴徒行径负责的义务，中美之间的条约也没有这样的规定”。

为此，郑藻如特别在信中指出，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第29款约定“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但美国并未履行这一条约义务。他历数美方就美国人在华受伤案件向中国政府索赔的先例，特别提到1858年美国人索要的735258.97美元，而中国政府“悉数尝清”。郑藻如说，如果美方这次还坚持不肯赔偿，那么对那些在华遭受损失的美国人，中方也将同等对待。这个态度是十分坚决的。

郑藻如也指出美国并非没有赔偿的先例。1850年新奥尔良发生针对西班牙人的骚乱，美国政府最终向受害者赔付了一大笔钱。依此先例，美国应该赔偿石泉镇遭受袭击的华人。郑藻如写道，美国在1880年美中条约中承诺保护在美华工利益，但显然没有做到。

12月2日，郑藻如再度致电北京总理衙门，汇报说：

洛士丙冷案，查因洋工停工挟价，屡恨华工不从。七月二十四日早，攻占华工所挖煤穴，殴伤华工三。未刻又攻华人住处，毙二十八，伤十五，焚掠七百余华人之财产房屋，值十四万七千七百余元，已与状师订稿，今日照请外部办凶，赔偿抚恤。

这样，在惨案发生整整3个月后，总理衙门才第一次相对确切地了解了案情。对于郑藻如的应对，总署指示说，嗣后遇到类似事情，“须电奏请旨再办”；径直先行办理的话，恐怕会让对方钻空子。由此看来，当日驻美公使与北京总署的沟通不甚畅通，对此类排华事件没有一个统一有效应对机制。好在双方对此惨案均十分重视，在郑藻如的汇报之外，总理衙门还通过英文报纸去了解案情，意识到“自开金山以来，未有如此奇惨事也”。

1886年2月18日，国务卿贝亚德对郑藻如的要求作出了正式答复。答复称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即便有责任，那也是州政府的责任而与联邦政府无干；具体就石泉惨案而言，美中政府均未涉及，施暴与受害的都是“在我国的陌生人”，即外国人。据此逻辑，联邦政府不能予以赔偿。

对于郑藻如提到中美对等的条约义务，贝亚德认为这属于“诉诸人身谬误”（ad hominem）的论辩，而非条约本身的规定。他明确说美国政府不会对本国公民的个人犯罪负责，更不会对居住在本国的外国公民的个人犯罪负责。美国政府严厉谴责暴行，但在石泉镇发生的暴行不该由美国政府来负责。

至于1850年美国赔偿西班牙一案，该国务卿认为与石泉案件有本质不同。在新奥尔良骚乱中，西班牙领事馆受到破坏，且事发当时美西正交涉遣返侵犯古巴的美国人事宜，此事有一定的外交背景，故而总统建议国会对西班牙进行一定程度的赔偿。石泉惨案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接着，贝亚德笔锋一转，指责中国移民固守旧习，“拒绝融入大众之中”，因而才受到歧视，尤其会被那些同他们竞争工作的外国移民看不顺眼。他说外国劳工之间的矛盾哪里都有，不惟石泉一处，美国政府待他们一视同仁，“用以保护在宾州的意大利或匈牙利劳工的，或是在俄亥俄的瑞典劳工的，同样用于保护在太平洋沿岸的中国劳工”。

Puck杂志1886年3月17日的讽刺漫画。中国公使左手向美国国务卿展示：“中国政府1858年赔偿了美国公民所要求的735258.97美元，悉数尝清”，右手握着“中国的要求”。国务卿贝亚德与此前两位国务卿一样，对中国的赔偿要求不屑一顾。三位分别在1877年、1881年和1886年担任国务卿的政客背后的墙上都写着同样的一句话：“中国人没有选举权和权利，本政府坚决认可这一点。”

贝亚德的态度很清楚，概而言之，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对石泉惨案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更有没有对华工进行赔偿的法律义务，中美于1844年、1858年、1868年和1880年签订的四个条约没有这样的规定，郑藻如借条约所做的演绎纯属“诉诸人身谬误”式的争辩。至于案件证词中屡次提及的石泉镇居民集体洗劫华人社区一事，该国务卿绝口不提。

鉴于石泉惨案已经造成广泛影响，美联社、《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均进行追踪报道，一时间成了全国著名的案件，贝亚德在信的最后说道，在目前的局势下，总统可能会向国会建议赔偿华工损失，但那完全是出于同情和怜悯，而不是法律或条约的义务；国会也可能基于同样的理由，批准“非因法律义务”（ex gratia）的赔偿，虽然之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

赔偿

石泉惨案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对美国政府善后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也敦促华盛顿对华赔偿，汇报说中国的反美舆论正在抬头，广州和重庆等地接连发生抵制美国商人和传教士的事件，在华美商感受到了明显压力。在田贝看来，实力派人物、两广总督张之洞也成了鼓动地方反美的中军人物。

在这种情形下，美国总统克利夫兰于1885年12月建议国会考虑批准对华工合适的赔偿。

此时光绪皇帝任命太仆寺卿张荫桓为新任驻美公使，正式头衔是“驻美、日、秘国大臣”，也就是驻扎美国、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España）和秘鲁国的公使，驻节美国首都华盛顿。1886年3月19日，张荫桓由香港抵达日本横滨，特意去往东京拜访了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同他谈及美国的排华事件。张氏问询美国是否应当赔偿，井上馨沉思良久后说：“如果中日这样对待美国人的话，美国是一定会向我们索赔的。”这坚定了张荫桓向美索赔的决心。

4月7日，张荫桓抵达旧金山，先往中国领事署视察，然后亲赴中华会馆和三邑会馆，与华商座谈。此地华商上年遭到当地人的驱逐和攻击，想要回国却因账目未清无法动身，1886年春情况稍好。张荫桓听取了诸商的汇报，说自己“奉命远来，保护商民，责无旁贷”。张荫桓称中美订约通好数十年，并在同治七年签署允许华工自由往来美国的《蒲安臣条约》，“其时美国志在开辟西境，招致华人惟恐不力”，很快这些地方便铁路通达，荒芜之地也变成了都会之所，如果没有华人的参与，怎么可能做得到？讵料美国此后限制华工入美，更有驱逐之事，“近且焚掠抢杀，惨毒不堪”。他嘱咐诸商一方面“咸务正业，毋为所轻”，另一方面也要团结起来，小事诉诸会馆，大事交付领事。

4月16日，张荫桓一行从旧金山乘火车出发，历经内华达州、犹他州，18日行抵埃文斯顿。张在日记中说：“地距洛士丙冷（注：石泉镇）不远，华民箪食壶浆，意自有在，吾侪不能拯水火而慰云霓，良兹愧耳。”次日行抵怀俄明州首府夏延，州长沃仁来拜会，“谈华民被害事，并为太息”。

4月23日，张氏抵达华盛顿上任，接替郑藻如。但北京电令其与郑藻如一起办理石泉案赔偿事宜，郑藻如暂留美国会同协办，待两国议定善后章程后再行回国。

在张荫桓和郑藻如的持续催问之下，美国国会于1887年初批准了一笔147748.74美元的款项，以支票的形式通过中国驻美公使赠与中国。这一额度和黄锡铨统计的华工财产损失总额相符。

张荫桓于光绪十三年二月初四日（1887年2月26日）向光绪皇帝汇报美国政府同意赔偿的奏折一瞥。光绪朱批“该衙门知道”，是对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的批示。

张荫桓将这笔赔偿款项发到旧金山总领事馆，由总领事梁廷赞于1887年4月23日（光绪十三年四月初一）到8月28日（七月初十日）逐次逐笔发放完毕，并造册登报，公诸于众。通过细心对照，梁廷赞等发现伤亡和财产损失清单上有廖永玩等五人是重复申报的，故而于10月24日将多出的480.75美元退还了美国政府，美方复文表示了感谢。就此，石泉案赔偿事宜于1887年10月底正式结束，美方总计赔偿了147267.99美元。

在晚清中国外交史上，这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胜利，正如张荫桓对光绪皇帝汇报的那样，“自中外通商以来，外国赔偿中国巨款，系属初次”。这既是中方外交努力的结果，也是在华美商及美国报纸舆论施压所致，但本身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事实上在贝亚德等美方要员看来，不予赔偿也并不违背其行事原则。此后，美国西部暴力排华事件继续发生，旧金山等地的华人照样受到攻击，而为了防止石泉惨案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中美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进一步劝禁中国劳工进入美国的共识，这对赴美华人群体而言，不能不说又是另一种层面的悲剧。

尾声

去年，甜水县历史博物馆（Sweetwater County Historical Museum）为纪念石泉惨案，重新刊印了伊扎克·布绕莫雷（Isaac H. Bromley）1886年出版的小书《1885年9月2日怀俄明石泉镇屠华事件》，并配上了该馆珍藏的一组石泉镇华人庆祝农历新年的照片。照片摄于1895年左右，距石泉惨案整整十年，从中或可窥见劫后余生的华人群体的顽强生长。

石泉镇华人春节游行，左侧站着围观的基本都是镇上的美国人。

石泉镇华人祭祖，许多镇上居民前来围观。

石泉镇华人游龙。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石泉镇的华人群体对国内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做出了自己的回应——1913年，他们把用了很多年的春节游龙拆掉了。这条龙由丝绸、布匹和小镜片制成，长100英尺（30.48米），要100个人才舞得起来。游龙制作成本高达1000多美元，多年来是石泉镇华人引以为豪的中国文化象征。既然清朝已去，民国已到，为表示与过去告别，他们把龙拆掉，眼睛给了一个当地人做纪念。现在这两颗龙眼睛保存在甜水县历史博物馆之内。

去年秋天，我联系甜水县历史博物馆，问询相关照片的使用权问题，顺便问道是否还有华人后代住在石泉镇，次日便收到博物馆的执行馆长卜瑞伊·博拉斯（Brigida Blasi）的回复。他说认识几位华人后代，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华裔居住在以前中国城那片儿。当年在1882年《排华法案》的影响下，许多华工没有结婚，当最后一批“老工人”（“old timers”）于1920年代退休的时候，铁路公司出资将他们送回了中国。

1925年石泉煤矿退休华工回国前合影。

在上面这张摄于1925年的照片上，4名退休矿工都穿西装大衣，打领带，手拿礼帽，脚蹬皮鞋，来时的辫子踪影全无，他们也不再是大清的子民。他们即将告别工作了大半生的他乡，再次穿越大洋，回到陌生的故土。桑海桑田，诚哉斯言。他们有一些人回到中国后，还给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邮寄了自己的照片，感谢回国时公司对他们的照顾 。

谨以本文献给石泉惨案中遇难的华人同胞，以及在19世纪中后期反华浪潮中遇害和受伤的华人同胞，并向历史上致力于维系中美友谊、不以肤色、种族、国籍和宗教的不同而歧视他人的人们致敬。

（* 特别感谢甜水县历史博物馆馆长Amanda Benson、执行馆长Brigida Blasi，他们热心提供了该馆珍藏的照片和其他信息，并授予笔者使用这些资料；他们在保存在美华人历史方面，多年来做出了扎实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