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升号事件：黄海上的“三国演义”
来源: 各界导报
东乡的日记表明,轰击仅半小时后,高升号就迅速沉没。在高升号的所有乘客和船员中,最引起日本、中国和英国三国关注的,就是以“私人乘客”名义搭乘该船的德国人汉纳根。汉纳根是日耳曼贵族。1879年,24岁的汉纳根从德国陆军退役后,由父亲的好友、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牵线来华。
（李鸿章与汉纳根合影）
来华不久,汉纳根被德璀琳招为女婿。德璀琳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汉纳根在李鸿章眼中遂地位日重。1880年,李鸿章奉旨筹办北洋海军,汉纳根得以进入其幕府,担任军事顾问。
在日军开始攻击后,汉纳根纵身跃进了大海,奋力向丰岛游去,并成为少数获救者之一。
在高升号事件这场实力完全不对等的“战斗”中,船上清军以步枪还击日本军舰的勇敢形象,通过著名电影《甲午风云》而被广为流传。汉纳根的证词对此进行了证实:“那些可怜的人知道没有机会游水求生,勇敢地还击。”
士兵牟庆新指证浪速舰在高升号沉下去后,还向小船及水里的人开炮。但抱着消防水桶跳海的舵工伊万杰利斯特则说:“中国人以五六支步枪同时从舷窗对我射击。我勉强地避开了可能的死亡。后来一发子弹击穿了我的颈部,我立即昏迷过去。”
而汉纳根的证词,则指控不仅是日军要对屠杀落水者负责,正在下沉的高升号的清军士兵也要对此负责。汉纳根在接受英国驻仁川副领事务谨顺取证时说:“日本军舰卸下坚固的小艇,艇上士兵向高升猛烈射击,落水的清军也向高升射击。”照此说法,当时基本上是一片混战,不仅是日本人在继续扫射船上和水中的清军,船上和水中的清军还在互相射击。汉纳根的大部分证词得到其他幸存者的支持。
（高升号）
根据各方公布的幸存者证词,客观公正地看,日本人和清军扫射落水者都完全有可能。对清军来说,扫射落水者的最主要原因是要发泄对弃船跳水的欧洲船员的不满,这和清军阻止欧洲船员乘坐日军小艇离开是同一想法。
根据总理衙门的记载,当奕劻追问：“日本如此无理,西国素讲公法,当作何办法？”欧格讷说：“此时我不能出断语,当听政府之命。既日本将英船击沉,或竟调水师前往,亦未可知。”
另一个在总理衙门的记录中被完全忽视的细节,却在欧格讷的报告中被重视:“我告诉亲王……如果他允许我以个人名义坦率直言,我要问一下,一旦真的爆发战争,假使中国决定迅速出击,他认为是否有对敌手施行沉重打击的力量。亲王犹豫了数分钟,在环视同僚一周之后,咕哝了一声,对他们目前是否能同日本进行成功竞争,表示怀疑……”
日本大本营首先从上海电讯,而非海军报告中得知高升号事件。获得消息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极为愤怒,担心因此遭到列强干预,尤其担心引起英国的报复。
而高升号的悲剧传回英国后,舆论一片沸腾,要求政府对日进行报复。在中日冲突中,英国舆论一致认为“抗日援华”既符合英国的长远利益,又符合英国的道义责任。
（陆奥宗光）
同时,陆奥宗光对驻英公使青木周藏作了“危机外交”的具体指示。一方面,要求青木控制好对媒体发布消息的节奏和分寸。同时,他要求青木向西方列强明确表态,日本将严格按照国际法办事。
据西方历史学家研究所得,日本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弄清楚了活跃于英国的媒体哪些是可以被收买的以及收买的价码。事件发生前数周,陆奥就指示青木向路透社暗地里行贿600英镑,以换取路透社对日本的“关照”。以这样强力的“新闻策划”为支撑,青木成功地争取到了一些英国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公开为日本辩护。
1894年8月12日,长崎的第一次听证会结束,结论对日本相当有利。8月20日上海举行第二次听证会后,英国几乎全盘接受了日本无错的观点。11月10日,英国官方最终裁定:当时已经存在着战争状态,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交战任务,日本军队有权扣留或击沉它,因此,日本在此事件中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而中国的观点被英国粗暴地驳回了。
1902年4月,英国政府提出和中国做笔交易:如果中国能在草案中放弃对日本的所有指控,则英国同意放弃对中国的所有指控。但此时,双方却突然取消了仲裁安排。
一场轰轰烈烈的国际事件,最后却以民事事件收尾。
高升号事件中,日本不宣而战却逃脱谴责和惩罚,令日本人看到了偷袭的巨大成效和微小代价,并成为推动日本军事冒险的原始雪球,在此后的对俄战争(偷袭旅顺港)、对华战争(九•一八事变及七七事变)及对美战争(偷袭珍珠港)中,频繁不宣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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