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军入黔防堵红军长征亲历记 ——​孙渡

约在1936年3月间，第三纵队正在昭通、彝良之间行军途中，忽闻向镇雄前进的红军，又回师经滇黔边境向云南的宣威进发，于是，第三纵队也不得不回头跟踪尾随。在途中我曾接肖克将军等来函一件，建议双方缔结抗日停战协定。我一面转报龙云，一面仍继续尾追。追至宣威北边的途中（地名已忘），左边有一条岔路，红军已有这一条岔路走了。但我到此并未尾追，只派兵一部在岔路附近警戒，以掩护后续部队的通过，主力部队仍径向宣威南进。因为我所走的这条路，可以利用会泽通宣威的电报线路，尽先搜集情报（当时云南各县尚无电话，但可利用电报局电线通话），以便酌定行动。

当行至距宣威县城约40里附近时，据当地老百姓说，相隔三四里就有电话线。我即令通讯兵去挂电话，随即找宣威县长范捷正询问情况。范云：第一旅现正在虎头山附近与红军接触，闻尚有红军继续到达云云。我急即着范迅速通知旅长刘正富，说我们部队已经到达，随即可以参与战斗。当时我有两种想法：第一种想法，认为在虎头山之战斗对红军不利，因为在我军衔尾跟追情况下，红军不可能有各个击破我第一旅的余裕时间，且虎头山在我行进方向直前，距离不远，亦非红军作战有利之地点；第二种想法，认为红军毫无顾虑地在虎头山进行战斗，一定是看到第一旅在行动中有什么弱点，或其他某种有利于红军的情况，感到第一旅有被吃掉的危险。而无论哪种想法，均非争取时间，力求迅赴事机不可，遂决心以第五、第七两旅按到达战场先后，即由行军队形逐次展开，投入战斗。又考虑到第二旅当日不能到达战场，暂以纵队指挥部直辖之第十七、第十八两团，控制作机动作用。我随即命令已向宣威前进中之第五旅速向十里铺（据范捷正报告此地战事甚烈。当时云南军用地图尚未完成，只凭范言以作指示）前进，与第一旅切取联系支援该旅作战。我率警卫一个连取捷径向虎头山急进，令第七旅午餐后（该旅正在午餐）循我走线路跟进，令第十七、十八两团随纵队部到宣威县城附近集结待命。

我到达虎头山时，看到实际战斗情况并不如我想象中的激烈。第一旅所占阵地的山麓及附近凹道内有密集队伍在休息的模样，我即问刘正富，那是不是我们的队伍。他说那就是红军。他并指稍远的山腹上搭有帐篷的地方，说那也是红军。我当即面嘱他说：对红军作战要稳扎稳打，情况摸不透，切勿轻举妄动。正谈话间，该旅右前方忽有连续之信号枪发射，红军即向信号枪指引之方向前进，企图向该旅之右侧进攻。这时的第五旅业已到达，立即参加战斗。未几，该旅左翼又发现红军的信号枪，企图向该旅左翼进攻，适第七旅到达加入作战，得以稳住阵地。于是全线形成对峙状态，且互怕被对方包围，有延翼竞争之倾向。薄暮时，枪声渐渐稀疏，战况即呈沉寂。

当日，我因第二旅尚在行军途中不能参加战斗，复估计红军尚有足够之机动部队未曾使用，加以我军夜战远不如红军等等顾虑，所以不敢有积极之企图。只希望能吸引住红军，等第二旅明日到达后，再举全力与红军决战。

夜间忽闻紧密的枪声，流弹飞落我们宿营的瓦房上，认为必系红军向我进行夜袭，但各旅迄未有异状发生的报告。至拂晓，始发觉红军已利用夜暗脱离战场，向宣威所属海岱冲方面撤走，乃知夜间紧密枪声，原是红军撤走的信号，纵队随即跟踪尾追。这是虎头山战役经过的大概情形。

第三纵队紧接着宣威虎头山之役后，即毫不停留地对红军进行尾追。当部队经过曲靖、马龙到达嵩明的杨林时，龙云曾派卢汉前来同我等商议。卢汉说：“龙的意思，欲消灭共军于嵩明的普渡桥附近，已派第九旅旅长张冲率龙的直属团队到普渡河西岸一带防堵。普渡河上只有一座桥，共军绝不能通过。只要你们追击的部队加紧追上，一定可收歼灭之功。”当时我说：“普渡河系一条小河，不会成为共军通过的障碍；即使不能通过也只能促使共军多兜几个圈子，拖我们的部队多跑些路而已，不会收什么歼灭之效，但我们尽力去做就是。” 第九旅旅长张冲率领往普渡河防堵红军的兵力，有近卫第一团（团长卢浚泉），近卫第二团（团长杨运新），工兵大队（大队长陆人耀，该大队系两营编制，第一营已拨归纵队指挥部充警卫营），警卫营（营长杨沅），四个单位共计官兵约四千人左右。近卫第一、二两团，系按新编制，团部有迫击炮一连、三个营，每营均以重机枪一个连、步兵三个连编成，各连亦配有轻机枪三挺。其余与普通的团营连大致相同。这四个部队均系龙云的直属部队，是由龙云直接命令派遣，由昆明出发的。部队预定到达普渡桥的期限和实到时间，我均不知道。

第二天我们由嵩明县城出发数小时后，即据报工兵大队在普渡桥附近，与一小部红军稍一接触即狼狈溃逃，红军已过普渡河向滇西大道走去。追到普渡桥时，见桥的上下游到处可以徒涉，红军早已过河了。龙云之所以有些计划者，实由于宣威虎头山之役，他曾谎报蒋介石邀功。现更认为普渡桥的地形实比虎头山险要得多，所谓“天赐良机”，可以邀得蒋介石进一步的宠幸。但是，他的直属部队太不争气了。据第九旅旅长张冲在安宁见我时说：“在行军中看见山上被野火烧焦的灌木，就认为有共军，进行了很久的射击，以致延宕了抢占渡口的时间。”

红军渡过普渡河后，即长驱直入地向滇西的楚雄、姚安、宾川一带进军了。当第三纵队追抵宾川附近时，蒋介石曾邀龙云由昆明乘飞机往滇西上空，观察军队行动情形。闻龙云坐上飞机好久后，因对地面上的道路城镇等辨认不清，疑为已飞出滇境，有如王家烈第二的危险，顿时心情紧张，惶恐异常。后见蒋介石将所写的信由飞机投下给我，始知飞机仍在滇境，于是才松了一口气，特别感到高兴。但又忽然呵欠连天，眼泪鼻涕交流，烟瘾大发起来，简直无法抑制。蒋介石还认为龙是坐飞机不惯所致，乃以飞机上的热汽管向龙头部熏来熏去，殊不知烟瘾不是热汽管所能为力的。

在第三纵队行抵鹤庆附近，滇黔境内军事行动将告结束之际，蒋介石才发表龙云为滇黔剿匪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下辖四个纵队：樊嵩甫为第一纵队指挥官，万耀煌为第二中队指挥官，我为第三纵队指挥官，李觉为第四纵队指挥官，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后炮。

第三纵队继续尾追至丽江时，红军已由该县所属的石鼓渡过金沙江，纵队即自动停止跟追。约在六月初间，红军即全部离开云南，进入了西康。接着，两广军阀借口北上抗日，出兵湖南，蒋介石又将已到滇西祥云的刘建绪各部东调，离开了云南。到此时，龙云大有“食可安席，寝可安枕，云南依然是我家天下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