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大清，求中国人多读点书

世界读书日，说说广学会。

1887年，来华传教已有二十余年的英国人韦廉臣，联络了赫德、林乐知、慕维廉等一批知名的在华外国人士，决定成立一个文化机构，为愚昧的清帝国引入一缕近代文明之光。

韦廉臣说，这个文化机构，要熟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著书立说。它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影响中国“有知识和领导能力的阶级”，来“引导和提升民众……开放中国人的思想”。

这个机构被命名为“广学会”。（前身是中华圣教书会、同文书会）

具体而言，就是要做两件事：1.提供承载近代文明的高档书籍，给中国的知识阶层阅读；2.提供附有彩图的启蒙类书籍，给中国的一般家庭阅读。韦廉臣说，要实质性地改变愚昧的中国，首要之务是改变士大夫们的知识结构。

韦廉臣

作为一个传教士，韦廉臣主张将更多精力放在近代文明的推广上，因为他觉得传教与推广近代文明，是件一体两面的事情。所以，广学会会员虽以传教士为主体，但出版的图书却大多是非宗教类。1897~1911年，广学会出版书籍461种，纯宗教书籍只有138种，占比29.93％；无宗教意味书籍238种，占比51.63％；含部分宗教意味的书籍85种，占比18.44％。

为将中国引入近代世界，广学会尝试了各种手段，来请求中国人多读书，多读好书。

最直接，也是最常用的手段，是赠书。

赠书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乡试、省试、恩科考试举办的时候，广学会派人去考场外面蹲点，将书籍免费赠送给举子。每年，广学会都要在大约200个考场外搞免费赠书的活动。比如1893年的恩科乡试，广学会印制了一批图书，包括《开矿富国说》《国贵通商说》《辨明技艺工作说》……运到十个省的考场，共送出了6万余册。

另一种方式，是将书籍免费赠送给清廷的各级官员。比如，1888年，广学会曾将2000册《格物探源》，分送给南京、北京、奉天、杭州、济南五地的官场；而另一本西学读物《自西徂东》，仅南京一地就送出了1万册。

除了赠书，广学会还举办过有奖读书征文活动。

1889年的一次征文活动，题目是要读者区分一下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格致之学”，比较一下西方数学与中国算学。头等奖奖金8元，二等奖5元，三等奖2元。

1893年的一次征文活动，题目是要读者写一写自己对多种近代文明事物的认知，说出它们是什么，有什么好处。具体包括：

（1）铁路之益。（2）邮政之益。（3）游历各国之益。（4）公司轮船行于各国之益。（5）钢厂铁厂之益。……（11）报馆之益。（12）公家书院之益。（13）博物院之益。……

在1894年的一次征文活动中，康有为以“康长素”的名字参赛，获得最末的六等奖。

同年，广学会的书籍已有颇为可观的销量，证据是有人开始盗版印刷，《泰西新史揽要》一书仅四川就发现了19种盗版，以致于广学会的林乐知，不得不通过美国领事馆，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追责——这种对版权的维护，本身也是一种对近代文明的推广。

韦廉臣1890年去世。接任主持广学会的，是另一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在晚清著名的“丁戊奇荒”中，李提摩太为拯救灾民，辗转于山东、河南、山西，见识过真正的人间地狱。这地狱，不仅仅是城门口堆积如山的尸体——这是李提摩太1878年2月2日，在太原以南530里的一座小城里见到的“最恐怖的一幕”，城门一侧堆满了男尸体，“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另一侧则堆满了同样高度的女尸。

也包括朝廷的私心——在朝廷眼里，洋人前来救灾，实在有损害国家的脸面，所以当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表示可以免费向山西灾民提供粮食、且这些粮食近在天津港口时，总理衙门的回复是“谢谢，从天津运往山西路途遥远，这些赈粮我们还是不要了”；李提摩太在山西的活动，也被视为收买人心、窥探虚实，谕旨要求山西巡抚曾国荃对李提摩太“婉为开导，设法劝阻”，将其从灾区请出去，直到李提摩太答应出钱，而将赈灾的名义让给山西的地方官。

还包括士大夫们的愚昧——以苏州士绅谢家福为代表的江南士大夫群体，也积极参与了“丁戊奇荒”的赈灾活动。然而，他们赈灾的目的，并不是救济饥民，而是为了打败夷人、为了与传教士争一个高下。谢家福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自己赈灾只以收养难童为主，原因是“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他还说，“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我这次去灾区，目的不是赈灾，而是与洋人对抗，赈灾要讲仁心，抗夷只论大义。

在之后的灾荒中，李提摩太又一再重温了相同的地狱图景。这给了他很深的刺激。在1891年的广学会年度报告中，李提摩太说，不管外国社团如何慷慨，导致饥荒的那些“可避免的原因仍然没有清除”，所以真正能够有效帮助中国的，是“开展启蒙工作，恰如广学会所试图做的那样”。而首要之务，则是将清帝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带入近代文明：

“我们不能梦想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这将由中国各省政府稍微明白他们自己的需要和如何满足这种需要后自己来做。我们也不必试图结识帝国的所有满大人，更不可能接触到每一个在中国政府中起重要作用的读书人。然而，最重要的官员和那些各省学政、县教谕、书院先生以及一小部分的读书人和他们家中的妇女和孩子，这些人应该都是可以接触到的。(这个数字据估计是44036人——原文)”

李提摩太

这些努力，是有成效的。

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一位理事，买了100本《泰西新史揽要》分送京城高官；曾国藩的女婿、做过道台、巡抚的聂缉槻，成了广学会的忠实读者和慷慨的捐赠者、推广者；湖广总督张之洞，也给广学会捐助了1000两白银；……从1890年到1911年，广学会至少出版了400余种100多万册西学书籍；晚清的求新之士，几乎全是广学会的读者；连光绪皇帝搜求到的129种西学书籍，当中也有至少89种是广学会出版的。

广学会，成了晚清中国人“开眼开世界”最重要的窗口。

李提摩太（后排左二）与翰林院学者合影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广学会并不是一个“文明的机械输入者”，它还试图将近代文明生长发育的土壤，也一并带入中国。

晚清的洋务自强运动，专以购入西方先进设备、学习先进技术为主要内容。广学会的成员们看出了其中的不妥。他们批评说，科学技术与科学理论，是两个完全不同而又相辅相成的东西。只重视前者，对后者漠然不闻，是“徒袭皮毛”之举，无助于中国迈入近代文明。

作为弥补，广学会花了很多精力，试图向中国输入近代科学的思想基础。比如，1878年，会员慕维廉在《万国公报》上连续八期刊登文章，向中国人介绍培根反权威的怀疑论，和重理性的归纳法。慕维廉说，中国文化缺乏科学传统，怀疑论和归纳法这类东西，正是中国文化的急需之物。

慕维廉

甲午年后，推崇丛林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被一些救亡心切的中国知识分子奉为至理。在广学会看来，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弱肉强食，带有为殖民主义张目的非人道主义性质，中国人掉进该主义之中，是走上了歧路。

以《万国公报》为凭借，广学会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做了许多廓清工作。比如，会员林乐知撰文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以荒野间草木禽兽之所行，窜入人类社会之中”的错误理念；会员马林撰文论证说，人类社会进化的关键，不是武力的强盛，而是“自由之道”。

林乐知

广学会还批评了晚清盛行的“官督商办企业”，试图将当时最先进的近代经济学思想引入中国——1892年8月，会员艾约瑟开始在《万国公报》上翻译连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比严复的翻译要早出近十年，对著作的理解程度上，也要远远超过严复。

艾约瑟之所以想到要翻译《国富论》，是因为他观察到了当时的中国，正激荡着一股洋务企业排挤民间资本、并蜕化为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的浪潮。他在译文之余，对反对国家垄断、鼓励自由竞争这方面的内容，做了重点阐述。艾约瑟希望他的中国读者，能够对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能够意识到自由竞争与市场经济的好处。

艾约瑟

对清帝国财政体系的混乱与黑暗，广学会也提出了批评意见。

1882年，花之安在《万国公报》上刊文，指出清帝国的财政，既缺乏可靠明晰的预算，也缺乏公开性，结果导致官吏的横征暴敛与财政的入不敷出。他建议清廷效仿英国，引入近代财政预算体系，让政府财政收支有预算、有决算，皇帝花多少、兵丁花多少，“每年俱有定章，不能多取”，而且公开透明，可供国人监督。

这种批评，触及到了近代文明赖以存在和发育最重要的因素——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

其实，早在1870年代，广学会后来的会员们，比如林乐知，就已开始用中文写作，想要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理念输入中国。林乐知说，近代国家之所以比传统国家强大，是因为“其治国之权属之于民”，国事有民意为基础，“非一人所得自主”。林乐知还创造了议法、掌律、行政三个词汇，来描述近代政治中的三权分立。他向中国人介绍了英国的上、下议院如何运作，并给出了两条审视国家是否迈入近代文明的标准：

（1）士农工商是否拥有真正的选举权。

（2）是否政教分离，信仰自由。

遗憾的是，广学会的好意，并不能得到清廷的正面回馈。对洋务运动以军工企业为主干的批评，呼吁给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的言论，反给他们招来一顶“好预人家国事”的帽子。

面对批评，林乐知曾如此回应：

“本馆主，美国人也。局外旁观，岂未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非好预人家国事也；只祈尽一己之心与中国交好，而欲有益于中国。……知我者，谓我推诚布公，以亲中国；议我者，必谓我干预中国事矣。而不知大公无我者，本馆主人之实心也。既有一知半解，而不为友邦进忠直之言，尚得谓之和好耶？”

但真正的有识之士，是愿意拥抱近代文明的。他们喜欢阅读广学会编写的书籍，也乐意倾听广学会成员们对中国的批评。

甲午惨败后，林乐知撰文痛斥中国政治有八大恶习——骄傲、愚蠢、胆怯、欺诳、暴虐、贪私、因循、游惰，上海格致书院的院长王韬读了之后，感慨文章用意深远，是在鞭策中国变法自强。

吏部尚书孙家鼐读过之后，也在家信中赞叹，说林乐知的文章：

“于中国之病源，可谓洞见症结，此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

1895年8月，梁启超等人效仿广学会，在北京创办了强学会，试图“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同时还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强学会书藏”，孙家鼐也参与其中。广学会的李提摩太，与英美两国公使，给这家图书馆提供了颇多“西书及图器”。

那年秋天，梁启超们每日里的主要工作，是邀人来图书馆读书；他们得到一张高质量的世界地图后，又“日出求人”，每日里到街面上打招呼做广告，“偶得一人来观，即欣喜无量”，觉得自己又将中国往文明世界推动了一小步。

清廷拿广学会没办法，却奈何得了强学会。所以这家图书馆，只存在了短短五个月，就被步军统领衙门查封了，查封的理由是：

“专门贩卖西学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