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后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局的观察和反应

来源: 史学月刊     作者: 崔志海

在清末最后十年中国政局的演变过程中，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受日俄战争日胜俄败及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影响，中国政局继续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其一，1901年开始的新政改革转向以预备立宪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其二，以收回利权为核心内容的民族主义运动勃然兴起。其三，伴随改革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勃兴，清廷政治权力结构继续生变。对于中国政局发生的这些内变，相关论著已有充分论述，本文利用美方档案和文献资料，就这一时期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局的观察和反应做一考察，一则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政局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二则也可更好认识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一、主张清政府进行渐进政治改革

日俄战争之后，清廷在改革方面的一个最新发展是，受日俄战争的刺激和国内立宪派的压力及革命党人的反清革命运动的威胁，开始启动政治改革。1905年7月16日清廷发布上谕，命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以期择善而从”。8月3日，外务部照会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转达7月16日清廷上谕内容。8月29日，外务部又照会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通报将派戴鸿慈、端方赴美国考察，希望美方提供方便和帮助。

对于清政府派遣官员赴国外考察政治，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和支持。7月19日，在清廷发布上谕后的第3天，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就将上谕全文译送国务院。8月30日，柔克义又照会外务部，通报已将戴鸿慈、端方赴美考察政治转告美国政府有关部门，“饬该管官员，优为接待”。在端方、戴鸿慈赴美考察期间，美国政府也给予了周到的安排。1905年12月14日，当考察团抵达旧金山时，美国政府专门派1904年来中国考察货币改革的精琪前来迎接，负责考察团在美期间的接待工作，并密派侦探随时保护考察团的人身安全。在随后一个月的访问期间，美国政府除安排考察团参观伯克利、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哥伦比亚、康乃尔、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外，还安排考察团参观美国的一些农场、屠宰场、农具制造厂、纺织厂、炼钢厂、炼油厂、水力发电厂、汽车制造厂和造船厂，以及国会、铸币局、海军学院、军事学堂、国会图书馆、国家印刷局、老兵院、疯人院、监狱等机构。在美访问期间，考察团还分别受到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罗脱及海军部长、陆军部长等美国政府官员的接见。1906年2月3日，外务部代表清政府，致函柔克义，对美国的接待表示感谢。

经过一年的考察和酝酿，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上谕，正式宣布仿行预备立宪，“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对于清政府的这一重大举措，柔克义表示欢迎，9月4日，他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改革上谕得到贯彻，这是令人欣喜的”，认为清政府匆忙宣布预备立宪是“因为清政府感到有紧迫感，尽速满足国内各阶层要求政治改革的愿望”。但同时对清政府是否有能力完成预备立宪各项目标表示怀疑。他指出：“让人担心的是，上谕所指定的预备期限将证明不足以实现这些目标，即使是大致的，如果实现，那将是令人欣慰和永久的。摆在清政府面前的任务是十分巨大的。有能力执行上谕意旨的人非常少，并且很少有人胜任这一工作。同样值得担心的是，这样的激进改革将会遇到来自保守派官僚和士绅的强烈反对。”

对于11月6日清政府为预备立宪而推出的中央官制改革方案，美国驻华外交官也立即做出反应，7日子夜和8日晨美国驻华使馆代办固立之（Goolidge）就将新定官制及人事任免电告国务院。16日又寄上中文秘书卫理关于清廷官制改革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卫理不赞同舆论对官制改革的批评态度，指出“如果它们代表了所有的改革措施，这确乎存在令人遗憾的欠缺，但作为中国走向开明的立宪制度的第一步，它们并不是没有意义或不明智的”。他在详细介绍有关中国官制改革的内容之后说道：“总之，目前颁布的这份上谕必须被看作中国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虽然充满希望的人会对这一结果感到失望，但没有理由怀疑皇帝和许多爱国官员要求改革的愿望是真诚的，并且一些改进措施也将随之而来。至少，我们可以希望目前所发动的这场变革将被证明是一场使中国沿着世界最先进国家方向迈进的改革运动的起点。”

继中央官制改革之后，对于1907年7月7日清政府推出的直省官制改革，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也予以充分肯定，认为这是一个考虑周密、富有治国之才的方案，值得仔细琢磨，它表明清政府的改革计划正在走向成熟并趋于成型，表明他们正在周密计划，公正对待民众的请求，在强化和集中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与权力的同时，也给予民意代表合理的参与权。而该方案中提出的有关建立独立法庭的建议特别有意思，体现了清政府希望恢复对外国居民行使司法权的企图。对于清廷7月8日又发布上谕，鼓励官员和民间“凡有实知所以预备之方施行之序者，准各条举以闻”，柔克义大为称赞，认为这是清政府走向与人民合作的第一步，也是清政府建立立宪政府或代议制政府的第一步，但同时怀疑这道上谕的实效恐怕会很小，认为民众的意见在经都察院和地方大吏的筛选后很难像清政府希望的那样，得到真实的反映。

在中央和地方官制改革之后，美国驻华外交官密切关注预备立宪的进程，及时将清政府有关预备立宪的上谕、法规、章程等译送国务院。如：8月9日，译送《天津试办自治章程》，报告清政府民政部已命令各省官员成立自治所，研究地方自治，以便为实行代议制做好准备。天津的自治章程被视为楷模，天津的第一个自治会于7月24日成立，它的经验备受关注，中国的代议制政府的建立很大程度取决于它的成功。8月15日，报告8月2日颁布的奖励农工商的上谕和章程，认为与最近几年发布的大多数的改革上谕一样，这道上谕也将人民中没有根据朝廷所规划的路线取得进步的迹象归诸整个官员的无能和因循苟安。同时译送8月13日清政府令将1906年设立的宪政调查馆改名为宪政编查馆上谕，指出这是袁世凯8月3日上奏朝廷的一个结果。9月28日报告清政府于20日颁布成立资政院上谕，指出这是“为响应成立国会而采取的第一步”，同时对清廷任命一个年青的没有经验的亲王溥伦和年届80高龄的京官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表示“难以理解”。10月4日，译送9月30日上谕，称该上谕强调预备立宪仿行的君主立宪为最合适的形式，官民必须将之与其他形式的政府区别开，以免混淆；在仿行立宪之前，必须提高全国的教育水平，使全体人民更为全面地了解立宪政府的一般原则。10月22日，报告清政府于10月19日谕令各省设立谘议局，认为该上谕是清政府“走向代议制政府的又一重要步骤”。

对于1908年7月22日清政府颁布的谘议局及议员选举章程和8月27日颁布的宪法大纲暨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办事宜，柔克义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认为，谘议局章程第二十一至第三十条中赋予谘议局的权力足以在本省的需要和状况方面为政府提供有价值的帮助，尤其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赋予议员讨论的自由，并保证其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但第四十六条至第五十四条将谘议局及会议之事完全置于各省督抚手中，将可能压制自由讨论，使谘议局在未来的几年里将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宪法大纲暨议院法选举法要领的核心内容也是维护君权不受损害，同时通过地方议会和帝国议会，使君主与人民的关系更为接近。这些地方议会和帝国议会纯粹只是咨询机构，没有任何权力，甚至没有选择讨论话题的权力。但柔克义并不认为它们毫无意义，指出尽管清政府最近极力对言论和新闻自由以及各省谘议局所允予的权力施加各种检查和限制，但由政府要求成立这些议会以及鼓励人民和代表就地方和国家的一些问题加以讨论，最终必将对这个国家产生深远影响。并且，人民也将不会满足于他们已获得的权力，将极力从君主那里为他们自己和代表争取额外的和更为真实的权力。对于清政府制订的议院未开之前逐年筹备事宜，柔克义一方面持理解态度，认为是必要的，指出在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之前，政府的规划将会发生许多变革，需要汇编许多新的章程，由皇帝批准和颁布，这是很有可能的。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方案清楚地显示了负责改革运动的政治家们的倾向，显示了他们希望对改革运动所施加的各种限制，以及他们所寻求达到的目的，他们看来只不过是在承诺立宪的薄薄面纱下面保持现存的制度。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根据慈禧太后的临终安排，年仅三岁的溥仪于12月2日举行登基典礼，正式继任皇位，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则以摄政王身份具体负责清朝军国大事。从此，清末预备立宪改革进入摄政王载沣时代。在举行登基典礼的次日（12月3日），载沣便以宣统皇帝名义发布诏书，向中外宣示将严格执行《九年筹备立宪清单》的要求，仿行立宪“仍以宣统八年为限，理无反汗，期在必行”。对这道上谕，美国驻华公使和美国政府都表示肯定和欢迎。12月4日，柔克义在致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摄政王12月3日的上谕显然表明新政府全面执行1908年8月27日慈禧太后制订的立宪方案的决心，它“最终打消了任何对新的君主未来政策不确定性的忧虑”。而美国政府在接获报告后也对摄政王颁布宣誓坚持宪政改革上谕表示欢迎和释然，在回复柔克义的函中称赞“上谕的宣誓表达了新政府贯彻已故皇帝和皇太后去年8月制订的宪政计划的决心”。

随后，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都对摄政王推行的预备立宪改革表示肯定，认为渐进改革有助于中国政局的稳定。1909年8月28日，美国驻华公使馆代办费勒器（Fletcher）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袁世凯和慈禧太后的宪政改革正在由摄政王加以筹备，在执行预备立宪上，他显然是真诚的。的确，很有可能他感到无力逆潮流而动，相信缓慢地往前走，试图减少一些风险。但中国引入代议制后果的不安，不仅限于保守派，相反，一些最开明的官员，由于相信知道中国人的脾气，也担心宪政运动很可能失控。他们表示政府中的这一激进变化应该慢慢进行，并指出土耳其和波斯最近发生的事也可能在中国发生，除非政府坚定和小心行事。”对于摄政王设计的资政院，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Calhoun）虽然根据西方的议院标准，批评资政院没有批准官员任免的权力，由摄政王圈定的资政院议员都是一些阿谀奉成的无能之辈，以确定拥护政府的议员在资政院中占多数，称：这一措施只是1908年8月公布的立宪方案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任何新意，它的意义仅在于朝廷完成它的许诺，但尽可能不放弃权力。但在1910年10月3日资政院开院后，对于民选议员在资政院内充分行使参政、议政权，接受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请愿，通过速开国会决议，并提出弹劾军机案，嘉乐恒并没有表示欢迎，相反一再深感不安，担心民选议员的举动和行为颠覆清朝的统治，“希望那些明智的议员们能制服那些狂暴分子”，认为民选议员的要求和行为走过了头，“证明反叛精神在升起”“涉及一场严重危机”。而在9月2日与湖广总督瑞澂的会谈中，嘉乐恒和美国使馆人员在讨论是否应该提前召开国会问题上，明确表示不赞成提前召开国会，指出中国目前不具备速开国会的条件，应采取严格的选举权以改善国会的人员组成，这是目前一种有用的权宜之计，在英国选举权也是后来逐渐扩大的。在此，美国驻华外交官对清廷统治秩序的维护远胜于对民主价值观念的认同。

塔夫脱（Taft）总统本人也对摄政王推行的以预备立宪为中心的各项改革表示赞赏和支持。1910年8月间，他在一份由国务卿诺克斯（Knox）草拟的致摄政王的信件中写道：“我很有兴趣地听说阁下为逐渐在政府中引入议会而采取的方案，以及那些为增强财政与国际汇兑潜能所必需的财政和货币改革提议。通过不懈地和真诚地追求这些现代化以及在司法、教育和军事组织方面所从事的改革，使得中国这个东方古老文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符合与西方关系相适应的新的形势，以便在世界各国中跻身于与中国人口和资源相称的先进地位，这是我和美国人民的愿望，也是所有友好国家的愿望。”1910年12月16日，塔夫脱总统在白宫接见摄政王特使梁敦彦时，还专门询问清政府有关宪政改革的情况，建议清政府实行有限的民主，表示“在目前情况下，限制选举权是明智的”，并以他个人在菲律宾、古巴和波多黎各等不同地方的经历，说明在推行民选政府改革中实行有限民主的合理性，指出在菲律宾大约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享有选举权。对于梁敦彦提出清朝官员普遍有一个误解，认为外国政府主张清政府应满足中国国内立宪派的要求，不愿看到任何限制立宪运动的企图。对此，塔夫脱总统当即声明：就美国来说，她虽然关心民选政府的普及，但不认为普选权应该匆忙扩大，首先要以人民接受良好的教育为基础。事实上，早在1907年10月塔夫脱以美国陆军部长身份访问上海期间，他就在演讲中明确表示“中国的行政改革不应是激进的或突然的；果真如此，这将是不明智的；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保守传统的国家，必须接受渐进的变革”。

综上所述，对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启动预备立宪政治改革，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给予了相当关注，并持欢迎态度，即使认为清政府制订和颁布的政治改革方案按西方民主制度的标准存在差距，也持同情之理解，并没有如通常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急于向中国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美国的民主制度，始终主张渐进改革。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的这一态度，一则出于对中国秩序和稳定的关切，认为中国不具备照搬欧美政治制度的条件，担心急进的政治改革造成政局的动荡，这与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目标是相一致的。二则出于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恐惧，因宪政改革所激发的以收回利权为核心内容的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直接影响美国的在华利益，这从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所做的反应中可见一斑。

二、敌视中国收回利权运动

自1900—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以非理性的排外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民族思想渐趋式微，并归于沉寂，代之而起的是以民族国家观念和主权意识为基调的近代民族主义。受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日俄战争和民族危机的刺激下，1905年开始中国国内掀起轰轰烈烈的收回利权运动。

在日俄战争之际兴起的收回利权运动中，虽然美国在中国所获利权在当时列强中尚居于次要地位，但由于一些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却首当其冲。1904年，湖南、湖北、广东三省官绅在商部鼓励商办铁路政策的激励下，以中美粤汉铁路借款合同损害中国权利太多太大，以及美国合兴公司违背合同第十七款之规定，私下将合兴公司大部分股权出售给比利时人，要求废除中美粤汉铁路借款合同，收回自办。并且，此一要求也得到清政府的支持。

对于中方提出的收回粤汉路权的要求，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一致强烈反对，认为这将严重损害美国在华利益。1904年10月，在收到美国合兴公司报告清政府要求合兴公司停止在广东的筑路工作后，美国驻华公使康格便于18日照会外务部，进行抗议，指责清政府的决定“专横、没有道理”，并威胁说，美国政府将对由此造成美国公民的损失要求赔偿，敦促清政府“立即责令盛宣怀允许继续发行必要的债券，使筑路工作得以恢复，避免进一步的损失和困难”。11月15、19日，康格又两次照会外务部，针对盛宣怀建议取消与合兴公司签订的合同，要求清政府“不要采取进一步的威胁行动”，以免损害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美国政府也出面反对清政府收回粤汉路权。1905年1月4日，国务卿海约翰照会清政府驻美公使梁诚，要求清政府在听取有关各方面的申述之前，“暂缓采取废约行动”。在得知美国人重新控制合兴公司的股权之后，1月6日美国国务院两次照会梁诚，指出美国业已恢复对合兴公司的控制权，中方对合兴公司获得的铁路让与权应予以“积极的考虑”，声称“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中国政府针对一个美国政府认为有良好声誉的美国公司采取行动”。美国驻华代办固立之（Coolidge）就此与清政府进行交涉，拜见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和右侍郎伍廷芳，声称由于美国人重新控制了合兴公司，因此“此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方此前提出的废约理由“已不复存在，废约之议也就因此失去了基础”。

在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下，清政府只好做出让步，将原来的废约改为赎约，与合兴公司直接谈判，提出以675万美元赎回粤汉路权。对此，美国政府极力加以阻止。新任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在就任第二天就致电国务卿，阻止赎约活动，指出：“华美合兴公司第二次出售它的特许权将严重而永久地损害我们在这里的利益，我强烈主张以修改合同的办法对付中国人的反对，并作为良好声誉的证明，以便早日恢复该铁路线的工作。”6月7日，在中美代表订立《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草约的同一天，柔克义再次致电国务卿，建议美国政府从美国在华长远利益考虑，阻止粤汉路权售回中国，指出粤汉路权问题不但影响美国在华名声，而且该铁路线的建设中国人很可能不能自己承担而落入某个欧洲列强的手中，“因此终将对我们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和商业利益构成威胁”。美国参议员洛奇也赞同柔克义的意见，建议罗斯福总统为维护美国公司保留粤汉路权提供坚定的外交支持，强调“放弃这条铁路是一个真正的不幸——会打击我们想在中国多方培养的威望与商业”。为阻止清政府收回粤汉路权，7月18日罗斯福总统亲自过问此事，致函美国大资本家摩根，说服他不要放弃路权，指出：“从我们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我完全同意洛奇的观点。我并不想让你和其他美国投资者从事无利可图的事情，但若你认为政府不支持你因而准备放弃路权，那么我想向你保证，政府将以一切体面的方式支持你，并将尽其所能使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受中国人或任何其他列强的错误对待。”8月7日，罗斯福总统还专门在纽约牡砺湾会见摩根，商谈对策。与此同时，罗斯福又指示驻华公使柔克义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转达“美国政府不会默认中国政府损害美国商业界在东方利益的不择手段的行为”。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指示，8月12日，柔克义就粤汉路权问题向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声称中方收回粤汉路权的行为“不合常规”，“美国政府不会承认这个行动的效力”，威胁清政府须对由此造成的严重形势负责。只是在8月29日合兴公司的股东投票通过6月7日的草约之后，美国政府才放弃干涉中国赎回粤汉路权。

1905年春夏之交，就在中美就粤汉路权进行交涉之际，中国国内接着又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尽管抵制美货运动系对美国排华法令的一个反击，具有正义性和合理性；尽管美国国内部分与华关系密切的商界人士和传教士及教育界人士甚至罗斯福总统本人，也认为美国的排华法令过于苛刻和不人道，但在1905年8月中国国内抵制美货运动蓬勃兴起之后，美国政府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还是否认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胁迫清政府加以取缔。是月初，国务院即致函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以罗斯福总统的名义，指示他“使用强硬的措辞”，要求清政府压制中国国内的抵制美货运动。8月7日，柔克义便遵照国务院的指示，照会外务部，指责清政府同情抵制美货运动违背中美条约义务，威胁清政府要对因抵制美货运动所造成的美国商务的损失负责，声称美国总统指示我通知贵国：“美国政府认为，由于贵国政府未能制止目前有组织的反对我们的活动，因此必须对美国利益已经和即将遭受的损失负直接责任。总统还认为，允许反美运动继续进行是对中美1858年条约第15款中国赋予美国公民权利的公开践踏。”8月14日，柔克义又接连两次照会外务部，要求将上海抵制美货运动的领导人曾少卿革职。在美国的外交压力之下，清政府于8月31日发布上谕，要求各地停止抵制美货运动，声称“中美两国，睦谊素敦，从无彼此抵牾之事。所有从前工约，业经美国政府允为和平商议，自应静候外务部切实商改，持平办理，不应以禁用美货，辄思抵制，既属有碍邦交，且于华民商务亦大有损失，迭经外务部电行该省督抚，晓谕商民，剀切开导，务令照常贸易，共保安全。著再责成该督抚等认真劝谕，随时稽查，总期安居乐业，毋负朝廷谆谆告诫之意。倘有无知之徒，从中煽惑，滋生事端，即行从严查究，以弭隐患”。9月1日，外务部将此上谕照会柔克义，表示清政府已尽压制之责。

1905年年底至1906年年初，在广东连州教案、厦门漳浦教案和江西南昌教案发生后，美国政府更感事态严重，将这些事件和抵制美货运动看作是1900年义和团排外运动在中国的复活，要求清政府尽速镇压，保护外国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05年11月15日下令派遣“一支足够强大的海军力量向中国沿海集结”。柔克义则在广东连州教案发生后，迅速约见外务部会办大臣瞿鸿禨、那桐，指责两广总督岑春煊制止不力，纵容广州的反美运动，要求对他加以处罚。1906年2月26日，在南昌教案发生的次日，国务卿罗脱代表罗斯福总统，电文指示柔克义与清政府进行交涉，以确保美国人的安全和利益不受损害，并向清政府提出四项要求：第一，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避免1900年的暴行复活；第二，所有排外运动的同情者，不管高级官员还是低级官员，都必须严肃处理；第三，对被谋害的美国公民及其损失必须给予充分的赔偿，没有履行保护职责的地方督抚和各级地方官员也应受到惩罚；第四，采取有效步骤，镇压联合抵制合法贸易的运动，那些负有此责的最高权力的代理人应为没有执行帝国所宣布的愿望而受到处罚。

根据美国政府指示，柔克义在收到这一电文指示的第二天早上便照会庆亲王，要求就此磋商。在3月2日下午3点的会谈中，庆亲王奕劻对美方的关切和要求做了积极回应，表示：目前的确流传许多令政府极为焦虑不安的谣言，但目前在中国人制造排外情绪的企图主要是由于一些革命党人和一些刚从国外回来的知识浅薄的留学生，他们希望以此推动他们目标的实现。大部分的民众完全是忠诚的，并不同情革命运动。最近各地发生的教案和谋杀事件的确令人痛心，政府必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重新树立外国人的信心。

对于美国提出的四点要求，奕劻的回复如下：第一，中国政府自然将尽其所能避免1900年的不幸事件重演。朝廷和所有的政府成员都为那些不幸事件的结果承受了极大的痛苦，我们不能再经受另一场这样的经历而仍能侥幸生存。这样的事件对政府来说，完全是灾难性的，因此，我们比任何的外国政府更关心避免类似的灾难重演。第二，我不知道有任何同情排外运动的官员，他们的利益是与政府的利益一致的，他们知道维护与所有列强的友好关系正是政府的利益。如果发现有这样的官员的话，他们将被惩处。第三，中国政府对于听说外国人被谋杀极为遗憾，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情，中国政府总是对那些受害者给予慷慨的赔偿；保护在中国的外国居民，这是我们的责任，就如外国政府保护在他们国家的中国居民一样。第四，影响贸易的联合行动，就我所知，是与去年为抗议美国移民条约有关的抵制美货运动，这方面的形势目前已大有改善。他还强调，虽然中国希望与所有列强维持友好关系，但渴望与美国建立起特别友好的关系。

在柔克义与奕劻面谈后的第3天，清政府便于3月5日发布措辞严厉的上谕，再次要求各地停止抵制美货和反教运动，声称：“权利固当保全，而断不可有违背条约之举。若士大夫宗旨不明，愚民将何所倡导。一有匪人乘机滋事，必至贻害地方。经此次宣谕之后，著各省将军督抚严饬文武各官，认真防范，所有外国生命财产及各教堂，均应一体切实保护，即遇有不平之事，应候官为理论；如有造言生事，任意妄为者，必非安分守法之人，即著赶紧查拿，立行究办。”3月7日，外务部照会柔克义，转达3月5日清廷严禁排外上谕，并对罗斯福总统的电函作出书面答复，声明中国并无排外之风，愿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写道：“敝国自庚子年以来，惩前毖后，上下一心，其与各国交涉之事，固无时不以敦睦为宗旨，而尤与贵国交情最笃，自通商以来，凡有交涉之案，无不和平了结，从无彼此龃龉之事。今读贵总统电谕，若有疑及敝国政府现在不顾邦交，致启华人有慢视美人情事，养成排外风气。此等疑心，大约因外间之无稽谣言而起。但此种谣言，万不可信，迭经敝政府严饬各省地方出示晓谕，设法查禁。凡我人民咸晓然于朝廷优待邻邦之至意，不为浮言所惑，是以近来中国各处颇称安靖，并无排外之风气。前日南昌闹教之案，现正派员严行查办，系有他故，致酿此祸；其非因仇视洋人而起，所可断言。”9月11日，在抵制美货运动平息之后，清政府又将同情广州反美运动的两广总督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改派周馥为两广总督，丁振铎由云贵总督调任闽浙总督。对于清政府的这一人事调动，柔克义在9月13日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即表赞赏：我认为周馥移任广东最令我们满意，他是一位和蔼、易于接近的人物，他将会尽其所能维持与我们的关系。岑春煊在过去几年中，由于他的固执和支持抵制美货运动，给我们制造了许多麻烦，现在被贬至放逐到帝国境内一个与我们利益无关的地区。美国政府在11月2日的复函中也对由周馥取代岑春煊出任两广总督表示欢迎，称周“是一位十分了解外国人观点的人”，岑是“一位惹是生非之人”。

抵制美货运动平息之后，由于中国国内掀起的收回利权运动没有直接针对美国的利益，同时也由于收回利权运动采取和平方式，虽然以“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为口号，但不同于1900年义和团盲目排外运动，并不排斥和拒绝西方文明，反而积极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文明，促进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因此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一度持同情之理解，忽视了收回利权的民族主义运动与美国追求在华特权和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如柔克义1906年2月26日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朝野的确存在一种愈来愈强烈的并在迅速发展的要求摆脱外国控制和剥削的愿望，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同时表示，无论民间和清政府内部都不存在“1900年那种部分由政府支持的公开的、有组织的、暴力的排外运动。目前中国排外运动的成功主要依靠和平手段”，不会影响中国的进步和改革步伐。

1907年5月17日，美国驻厦门领事琶德克（Harry L.Paddock）在提交美国政府的一份题为“中国人排外原因”的报告中明确指出造成中外不和的原因除文明差异外，在于外国人不尊重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享有特权；日俄战争之后中国国内兴起的收回利权运动与义和团排外运动有着本质区别：目前流行的有关中国存在排外情绪和事件的报道存在夸大，外国人唯一的危险在于外国人自己心理；这种情况表明普通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生活和习惯所知甚少；如果能够更好地了解事件真相，那么很容易看到，许多所谓的排外现象没有丝毫排外，只是数百年来中国内部骚乱的继续，或表明目前中华帝国正处在政治和社会的转型之中。1908年3月11日，美国驻南京领事马纳利（James C.Mcnally）在向国务院提交一份题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的报告中，也对中国国内民族主义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改革主义和进步主义持赞赏态度，他写道：普遍反对中央政府向英国借款和浙江自筹资金兴办铁路，这只是普遍的和日益增长的“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这一情绪的进一步证明。最近整个帝国发起了许多富有建树的改革，并且这一趋势看来是沿着西方思想和文明的路线，但很显然的是，中国决心由自己主导这些改革和改进，以赢得声誉和利益。这种情绪还进一步体现在他们决心不但不再出让权益给外国人，而且不惜代价赎回那些已允让与的权益。日益增长的爱国主义精神随处可见。不管是来自朝廷还是来自地方督抚的命令，都散发着进步的语调。只要条件许可，在开发资源上必定是持自利的态度。

同样，美国政府在收到这些报告后，也没有对中国国内的收回利权运动感到恐惧，只是表示对报告内容“感兴趣”，建议南京领事撰写的此类报告要符合惯例，不能随意将这类报告冠以“机密”（confidential）类别。1907年10月8日，美国陆军部长、后来的美国总统塔夫脱在上海的演讲中也只注意中国民族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改革主义和进步主义倾向，由此认为中国收回利权的民族主义运动与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是一致的，与美国扩大在华投资和贸易是不相冲突的，表示“我不认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的口号应该让任何人感到惊恐，它只是意味着中国应该致力于开发她富饶的资源，致力于她勤俭的人民，致力于扩大她的贸易，致力于对帝国国家政府进行行政改革。这些变革只能促进我们与她的贸易。我们最大的出口贸易是那些企业最为发达和具有独特资源开发的国家”。而更能代表美国政府这一态度的是，连一向瞧不起中国人的罗斯福总统也在1908年撰文对这一时期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和改革浪潮持肯定态度，认为它们标志着“中国的觉醒”，标志着“真正明智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成长”，称赞“中国的觉醒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但当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直接损害美国在华利益时，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便转变了态度，一致反对各省谘议局和资政院开议后通过相关限制外人在华权益的提案。美国驻华外交官强烈指责广东、福建和湖南等省谘议局通过的有关限制和禁止外国人购买当地土地的议案“毫无理由，只是为外国企业制造麻烦”，是“排外情绪的一种反应”；指责谘议局通过相关收回利权提案“违背命令，干预政治事务，妨碍官员执行条约义务”。美国政府也指责谘议局的议案是一种“偏激的行为”“骚乱美国合法利益”，指示领事官与地方官员交涉，确保谘议局遵守“不得干预政事和妨碍地方督抚执行与条约有关的职责的命令”，将中国地方上有关损害美国条约权利的事件立即汇报北京公使，由他向清朝中央政府施加压力。1910年7月5日，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在向国务卿的汇报中继续对各省谘议局所表现出来的排外的民族主义意识和热情表示担忧，写道：地方谘议局的行为可能会使民众激动，而不是使民众变得平静。从他们的讨论中将会盼来一些排外措施。中央政府不希望增添他们所已遭受的公愤，似乎愈来愈准备屈服于地方意见的压力。10月3日资政院开院后，嘉乐恒也对民选议员的参政和民族主义热情表示不安，担心影响中美签订借款合同的谈判，指出：在这种气氛之下，当前的贷款谈判必然会对度支部产生影响，导致他们对其所承担的条件小心谨慎，期待做密切的调查研究。国务院和美国财团应该考虑这个新的变化，这是合理的。为避免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影响美国与清政府之间的东三省实业和币制借款，美国政府直接指示美国驻华公使和驻奉天领事，敦促清政府对极端的收回利权运动加以取缔，尊重外国人的条约权利。在这里，由于民族主义损害了美国在华利益，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并没有站在意识形态立场上，对各省谘议局和资政院议员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热情和参政意识表示认同和支持；相反，美国的国家利益远远重于他们对民主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认同。

美国政府对日俄战争之后中国国内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采取敌意态度，固然出于维护美国在华利益，但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加深了中国人民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的矛盾，助长了中国国内的革命，与美国政府追求稳定和秩序的目标是不相一致的。众所周知，后来正是美国政府对华推行“金元外交”政策，与列强一道逼迫清政府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才引发了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爆发，最后导致清政府的垮台。在中国问题上，美国政府对贸易投资和利益的追求远远胜于其对稳定和秩序的关注，无视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诉求，最终导致其对华政策的失败。事实上，这也是后来美国在许多落后国家导致其外交政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支持袁世凯集团、培植亲美势力

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的改革步伐明显加速，但伴随预备立宪的推行，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也进一步加剧，尤其是袁世凯集团权力的扩张，极大加深了其与满族统治集团及其他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使得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较诸清朝推行新政伊始时更为诡谲多变，政潮迭起。在清廷高层政治权力斗争中，美国政府明显站在袁世凯集团一边。

1906年9月清政府在宣布仿行预备立宪后率先进行中央官制改革，为削弱袁世凯的权力，于1906年11月20日开去袁的各项兼差，将原由袁控制的北洋六镇新军的第一、三、五、六等四镇划归陆军部统辖，只留第二、四两镇暂由袁调遣训练。1907年1月13日，清廷又下旨对袁的同党邮传部尚书张百熙、侍郎唐绍仪严加申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在1月17日致国务卿的报告中，结合1906年12月30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升孔子为大祀（原列中祀）尊奉孔子以及1907年1月1日的上谕要求内外大臣讲求教育培养人才，须慎重名器等情况，将清廷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发生的这些微妙的变化看作是清政府政治上的一个反动和倒退，认为这些现象表明“目前朝廷正经历保守主义时期，不再那么热心于6个月前的西式改进”，须加警惕。对于1月23日清政府命副都统凤山专司陆军第一、三、五、六四镇训练，没有将四镇的兵权交予陆军部，柔克义认为这是袁的反对派担心四镇的兵权被袁在陆军部的同党荫昌控制，因为凤山为袁的死敌铁良的同党，尽管凤山是一个没有特别能力的军人。1月24日，柔克义在写给国务卿的报告中还担心袁世凯的权力受到进一步削弱，认为朝廷中的保守势力很有可能不满足目前的胜利，寻找一切方法永久剥夺袁世凯的权力，由此影响清政府政治改革的进程，写道：“如果目前保守派削弱袁世凯和进步派权力的努力的影响，只是导致倡议的各项改革方案减速，那么我仍认为保守派对国家做了有益的事情。我在1月18日的信函中已指出，我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承受急速和广泛的行政改革所带来的财政和社会压力，以及宪政改革所带来的混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改革上谕和条例将不会受到信任，各省将会不予理睬，不但所有的进步最终受阻，而且极端反动的保守派将有一个充足的论点，说明中国没有实行这些改革的能力。”1月30日唐绍仪遭到言官弹劾，柔克义再次对清廷内反袁势力的得势表示担忧，指出“像唐绍仪这样有能力和活力的人遭到如此的诽谤，可见反袁总督和唐的感情确乎达到顶点”。

尽管袁世凯势力在中央官制改革和权力斗争中遭铁良、载泽、载沣等满族亲贵和汉族官僚瞿鸿禨等暗算，受到沉重打击，但由于内有庆亲王奕劻撑腰，外有列强的支持，袁世凯势力在接下来的地方官制改革和权力斗争中却扭回部分失势。1907年4月20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东三省官制改革，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出任东三省总督和奉天、吉林、黑龙江巡抚的官员都为袁世凯的亲信，他们分别为徐世昌、唐绍仪、朱家宝和段芝贵。4月21日，清廷又颁布上谕，任命袁世凯的亲信朱宝奎为邮传部左侍郎。对于清政府的这一人事任命，柔克义大加欢迎，欢呼“任命的4位官员都是袁的弟子和同党，没有一个满人”，这是袁世凯改革派势力的“一个胜利”。

相反，对于随后慈禧太后重用袁的政敌、打击袁世凯的同党，于5月3日任命军机大臣瞿鸿禨的政治盟友岑春煊为邮传部尚书，先后将袁的同党朱宝奎、段芝贵撤职，同时重用满族官员，调溥颋为农工商部尚书，以载泽为度支部尚书，柔克义深为不安，认为这种频繁的人事变动令人“感到震惊”，会对皇帝和他的顾问的声誉造成不利影响，是朝廷“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和缺乏自信而胡乱做事”。他在5月7日写给国务院的秘密报告中明确表示“岑氏在北京权力的兴起的影响是令人不安的”，岑所攻击的庆亲王、袁世凯、唐绍仪以及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等都是开明的进步的有能力的改革派人物，岑的胜利会使他更加大胆，一些高层官员将会发生变动，这些变动可能会对政府的总体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匆忙的任免表明慈禧太后缺乏任何明确的政策和行为准则；最近几个月来政府和地方人事每天所发生的变化很少有证据表明有任何固定的政策，只是表明它们很大程度是派系阴谋、个人私愤和无力控制权力的结果。在此情况下，在中国实行重大的改革似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贯彻、执行。

然而，就在柔克义为袁世凯势力失势感到不安时，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又风云突变。在遭受政敌的攻击之后，奕劻和袁世凯立即联手反击，并很快反败为胜。5月28日，就由清廷下令调任岑春煊为两广总督，将岑排挤出京。6月17日，又由清廷下旨将瞿鸿禨开缺回籍。对于这次清廷高层发生的人事变动，柔克义不但没有像一个月前那样，指责清政府胡乱做事，反而表示欢迎，称“这是一次极好的任免”，接替瞿鸿禨任职外务部的吕海寰是一个和蔼、具有绅士风度的人，相当有能力；新任民政部尚书善耆也是一位最有能力和诚实的人，他的观点也极为自由主义；载沣显然是预备接替奕劻的位置；上谕所说瞿鸿和岑春煊两人失势的理由都是不真实或不成立的，瞿、岑失势的原因在于他们都是“最近朝廷的麻烦制造者”，是1907年春夏之际策动反袁的“主要人物”。

1909年1月2日当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的事件发生后，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更是直接出面加以干涉。当日下午4时，他便召集其他国家的驻华公使在美国使馆商量对策，建议联合向摄政王载沣提出抗议。晚上10时便紧急电告美国政府，汇报情况，将载沣罢黜袁世凯看作满族官僚的“反动行为”，请求授权与其他国家的驻华公使分别提交同文照会，称：“今天下午，我拜访了我的多数同僚，所有人均认为罢免袁世凯造成了十分严峻的局面，需要立即向中国政府抗议。袁参与中国政府对维护秩序、稳定和进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他的罢免一定会在中国产生极为不好的后果，可能引发严重骚乱。您是否授权我就此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中国政府注意这一草率行动给美国政府留下的不快印象。我们建议提出相似的抗议，但不采取联合方式。希望尽速回复”。对此，国务卿罗脱当即复电，表示同意，并指示柔克义在给清政府的抗议中加上以下内容：“我们深信这种草率的不明智的行动将会损害中国的信誉，毁坏中国在世界中赢得的尊重，极大地伤害中国政府业已宣布的为了促进中国的独立与强盛的明智计划，并且使美国依据1858年条约第一款规定的并为1903年条约所重申的为中国提出一些友好的忠告变得极为困难。”1月15日，柔克义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一道亲往外务部，就载沣罢黜袁世凯事件分别提交内容相近的照会，迫使奕劻做出维持改革政策不变和将会重新起用袁世凯的承诺。1910年9月27日，美国总统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和国务卿诺克斯在白宫接见到访的载沣胞弟、海军大臣载洵时，还亲自过问重新起用袁世凯问题，建议摄政王载沣尽快加以落实，表示“这个方向是可取的”。

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在清廷政治权力斗争中的态度除了要支持改革派势力外，也受到战后东亚国际局势的影响。自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成为东亚强国，东亚的国际均势受到日本崛起的严重威胁。尤其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极力将中国东三省变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对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构成直接挑战，损害了美国的在华利益。受此国际关系影响，美国在关注清廷政局变动时，开始十分警惕日本对清廷政局的影响以及清廷内亲日派势力的增强。1907年9月4日，在清政府宣布任命袁世凯为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张之洞为军机大臣后，柔克义当天电告国务院，次日在报告中即担心因此扩大日本对清廷的影响，指出：“袁、张都为亲日分子，他们二人进入军机处，将对日本有利。”尤其对张之洞的亲日倾向，柔克义更是持高度警惕，认为张之洞受日本影响太深，9月21日清政府宣布任命张之洞管理学部事务，将在教育方面进一步增强日本的影响。1909年1月2日载沣驱袁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出面干涉，除了担心清政府的改革政策发生倒退外，也是基于怀疑日本参与了这一阴谋，防止清廷内亲日派势力得势，认为“像铁良等满族高官和醇亲王载沣对汉族官僚肯定存有戒心，他们将希望寄托在日本方面”，而日本也以一个强大的中国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自两宫去世后，便策划倒袁。1910年10月，美国驻华使馆中文秘书丁家立在写给美国政府有关清廷政情的报告中也提醒“日本在外务部的影响十分强大”，指出那桐和曹汝霖都是外务部里的亲日分子，并从日本人那里收受金钱。

为抵消日本和英国等列强在清政府中的影响力，美国驻华外交官积极建议美国政府采取措施，在清廷中培植亲美势力，对清政府重用或起用留美归国学生表示热烈欢迎和支持。对清政府任命留美学生施肇基为邮传部右参议，柔克义就大加赞扬，说施是一位很有理智和能力的人，就读于康乃尔大学，为美国精琪教授的学生，在精琪作为货币委员会委员在中国考察期间，担任精琪的秘书，根据我个人了解的情况，他无论放在那里，都是一位最有价值和最值得信任的官员。1908年3月3日，美国驻奉天领事司戴德对清政府任命3名归国留美幼童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一件具有政治意义的事情，尤其令美国感到欣慰。指出，英国专门成立了一个社团，帮助中国学生留学英国，建议由美国亚洲协会从事类似工作，帮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外，应鼓励美国各大学的大学生组织多关注中国学生，增进与中国学生的友谊，指出这必将对未来中美两国关系结出丰硕成果，远胜于慈善和非个人组织的作用，以扩大美国影响。驻奉天副总领事马尔芬（George Marvin）也写信给哈佛大学校长梅里曼（Roger Merriman），具体阐述了接收中国学生来美留学，对于扩大美国对清朝官员的影响的重大意义，他说：中国人是一个很难沟通的民族，如果那些外国人没有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敬，那么他们与中国人打交道会十分困难。除了这种信任之外，如果能在有影响的中国人与在中国有政治和商业来往的美国人之间建立友谊，那么远东问题就变得容易解决。建议哈佛大学和耶鲁等美国大学善待中国学生，指出目前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将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如果对在哈佛的中国学生采取友好的态度，那么，他们与美国的同学之间就会有一种共同的利益，带着是一位真正的哈佛人的感觉离开，这将极大地有利于中美两国的关系。对于司戴德的建议，美国政府明确表示支持。4月9日，国务卿回复司戴德，称很有兴趣的读了来函的内容，并表示教育委员会和几所主要的大学一直在从事这项工作，国务院的看法是这项工作正在获得这些部门的支持。后来，美国政府作出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决定，便是为在清政府中培植亲美势力而做的努力，实现“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收取最大回报”。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清廷高层权力斗争中，美国政府支持袁世凯集团，反对袁世凯的政敌，固然出于对改革派势力的支持，但更是为了扶植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亲外势力。就日俄战争之后袁世凯集团与他的政敌之间的斗争来说，无论是1907年的“丁未政潮”，还是1909年1月2日的载沣罢黜袁世凯事件，其实并不涉及改革与反改革之争，都是清廷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美国政府之所以支持袁世凯集团，关键在于对列强的态度上袁世凯比他的政敌来得友好，是袁世凯的亲外态度赢得了美国政府的青睐。而美国政府为培植亲美势力所做的努力，也说明其支持袁世凯集团除了促进中国的改革外，也是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的，扩大了美国在清政府内的影响力。

纵观日俄战争之后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局的观察和反应，我们可清楚看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存在一个巨大的二律背反：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支持清政府内亲外的改革派势力，支持清政府进行渐进的政治改革，并不急于向中国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美国的民主制度，体现了美国对秩序的重视和追求，这与美国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是相一致的。但另一方面，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漠视和打压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运动，片面追求美国的在华利益，实际上又助长了中国国内革命运动的爆发，这与美国追求稳定和秩序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这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美国在许多弱小国家外交政策上的一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