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慈禧垂帘时代的宪政萌芽

作者: 傅国涌

1898年秋天，慈禧太后的屠刀在北京菜市口齐刷刷地砍下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头颅，血花四溅，老迈帝国在一片肃杀之气中，徐徐落下了19世纪阴沉的帷幕。

纪元更始，20世纪的中国开始于八国联军铁骑进京的烽火狼烟，垂帘听政、主宰中国的慈禧仓皇西逃，万乘之尊一路上饱受流离之苦。这才有了1901年1月29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颁发的那道变法谕旨，这是20世纪出现的第一线微弱之光，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清末新政”的起点，它意味着慈禧开始接过戊戌变法染满鲜血的衣钵，尽管她的出发点只是要挽救摇摇欲坠的宝座。

当年10月2日，慈禧再次下达懿旨，表示“变法自强”的决心，在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推动下，晚清新政开始启动，不过步履缓慢，到1905年7月之前，朝野上下要求立宪的呼声很高，清廷决定派遣大臣出国考察政治，枝枝节节的变法这才逐渐指向政治体制的层面。我们可以把此举看作是清廷决心改革政治的信号，当然这个时候慈禧还没有下决心实行立宪。9月，也就是清廷下诏废止运转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不久，五大臣大张旗鼓地出国考察，结果在上火车时遇到了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吴樾当场取义成仁，五大臣有惊无险，但出国的行程被推迟了几乎半年。11月，清廷颁发上谕，要政务处筹定“宪法大纲”。当年12月和1906年1月，鉴于上次的教训，五大臣悄悄地分两批出国考察，他们足迹遍及日本及欧洲许多国家，重点是考察君主立宪制成功的英、德、日等国。

五大臣之一的载泽归国后，1906年7月24日，在回答慈禧的询问时，明确主张立宪，效法日本。另外两位大臣戴鸿慈、端方不仅当面告诉慈禧“立宪利国利民”，而且联名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提出宪政变革的初步方案，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设立议会，学习外国，地方自治，做好实行预算决算的准备等等。张之洞当时认为民智未开、教育不普及，反对宣布立宪，袁世凯、岑春煊、徐世昌、孙家鼐、张百熙等人则赞同立宪，皇族中的奕劻以及年轻的载沣也都持支持态度。当然也有很多反对立宪的声音，包括荣庆、铁良等人在内，对此，皇室贵胄载泽的反击最为坚决有力。慈禧太后本身对立宪没有什么太深的成见，她所在意的是君权不得受到损害，服制不能更改，辫发不能变，典礼不可废。

慈禧

当年8月27日，应慈禧之召进京的袁世凯主张从改革官制入手，预备立宪。他的立宪热情空前高涨，声言“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相争”。谁反对立宪，谁就是“吴樾”，就是“革命党”。他的这些言论一时博得了“倡导立宪”的名声。29日，慈禧召见大臣会议宪政之事，只有两个人默然不啃气，一个是王文韶，一个是鹿传霖，其他人都表示应该实行立宪，最后慈禧态度明朗了，王、鹿也只好勉强表示同意。9月1日，清廷正式发表“仿行宪政”上谕，提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原则，提倡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等。

《京华实报》1906年第53号报道说：“从此要实行立宪，这次圣寿就是实行立宪的纪念。这等的好日子，拍着巴掌，跳着脚儿，要喜喜欢欢的庆贺大典。”天津、保定教育界也纷纷开庆祝大会，保定师生高呼“立宪万岁”的口号，大唱新编的《庆贺立宪歌》。最热烈的还是在上海，9月9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商会、华商体操会、南市商业体操会、洋货会馆、商学补习馆、商学补习会、商学公会、各学校纷纷开会庆祝，上街游行。那些在晚清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自治组织、新兴的学堂、报纸，无疑都是宪政最坚定的支持力量。16日，上海各大报包括《申报》、《时报》、《中外日报》、《同文沪报》、《南方报》等联合举办庆祝会，到会的有上千人，马相伯、郑孝胥等发表演讲，马相伯的讲词登载在《时报》上，我们现在还能读出他当年的激动和兴奋：“我中国以四五千年破坏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列强之岛石纵横，外交之风波险恶，天昏地暗，民智未开，莫辨东西，不见口岸。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江苏各地包括南京、无锡、常州、扬州、镇江、松江等地商会、学堂也都召开庆祝会，扬州商学界自编的《欢迎立宪歌》传达的是当时普遍的心声，其中有“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大臣游历方归来，同登新舞台，四千年旧历史开幕。……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搜人材，备顾问，一时大陆风云奋。”全国许多省的情况也都差不多，用立宪派的话来说，就是“凡通都大邑，僻壤遐陬，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祝”，这一切完全是民间自发的，不是官方组织的。10月2日的《申报》报道说，消息传进深宫，慈禧、光绪“颇深嘉悦”。（材料参见侯宜杰著《20世纪初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06年的这次宪政萌芽是由官制改革入手的。就在颁布“仿行宪政”上谕的第二天，朝廷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铁良、徐世昌、张百熙、戴鸿慈、袁世凯等一批王公大臣共同编纂官制，两天后设立了专门机构——编制馆。在制定官制之前，他们首先确立了五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认同三权分立原则，因为议会一时难以成立，所以先从行政、司法着手。当然，官制改革意味着一次权力的再分配，可以说牵涉到所有官员的切身利益，阻力之大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公心，没有慈禧的坚决支持，都是没有办法搞下去的。晚清的宪政萌芽从这里起步，一开始就显得艰难，比如想裁撤吏部、都察院，因为反对的声音之大令慈禧都感到为难，最后只好妥协，保留这两个传统的衙门。所以，清廷虽然只化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中央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改动的幅度很有限，仅以满、汉之分来说，改革以前，各重要部门大臣都是满、汉各半，改革以后名义上说满汉不分，实际上11个部的13名大臣、尚书中，满族占了7人，蒙古族1人，汉族只有5人，反而不如改制前。立宪派由此感到失望。

1906年9月2日，清廷早在一年前计划设立的专门机构“考察政治馆”正式启动（1907年8月，“考察政治馆”易名为“宪政编查馆”），12月处又将会议政务处的工作并入，直接归军机大臣领导，性质有点类似立宪国家责任内阁的法制局，任务包括调查各国宪法，制定宪法草案，考核法律馆制定的各种法典草案、各部院各省制定的单行法、行政法规，等等。至于代议机关资政院、各省咨议局的筹办还要晚一步，到1907年才开始着手。

当然，最热闹还是民间宪政派的自发组织应运而起，它们如同雨后春笋，几乎一夜之间就遍地冒了出来，这是1906年慈禧接受宪政改革主张的最大成果，以铁的事实证明了国人对宪政的热忱。

“预备立宪公会”的产生与两广总督岑春煊有相当关系，他一个人就捐资万元，1906年9月上旬开始密商、讨论，12月15日在上海愚园正式举行成立大会，投票选出15名董事，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最初会员不过百余人，却都是一时精英，来自商界、学界、报馆、书局，包括张謇、汤寿潜、李平书、荣氏兄弟等实业家，《时报》的狄平子、《中外日报》的叶瀚、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张元济等报人、出版家，创办浦东中学堂的黄炎培、杨斯盛，以及年轻的孟森、孟昭常、雷奋、杨廷栋等，都是江南知识界的佼佼者。自1904年起，南通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就不断与张之洞、魏光焘等封疆大吏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朝廷立宪，甚至代拟折子，还给袁世凯写信，请其赞助立宪。1904年6月，他和汤寿潜、张元济等人连日会谈，决定游说军机大臣瞿鸿禨和其他达官显贵，推动立宪，如今机会终于来了。“预备立宪公会”的成员以江、浙、闽为主，逐渐拓展到国内十多个省以及港、澳、南洋、海参葳各地，后来像江西、安徽、山西、四川、吉林等省的咨议局议长或副议长都加入进来。直到辛亥革命后，“预备立宪公会”才停止活动，存在时间比较长，做了大量推动宪政的工作，比如出版书刊，普及宪政知识，仅孟昭常编的《公民必读》就发行了13万册；开办法政讲习所；推动地方自治及咨议局的成立；编订商法等。

1907年6月，热衷君主立宪的留学生杨度在日本组织“宪政公会”（初名“宪政讲习会”，又叫“中国宪政讲习会”），此前他已创办《中国新报》，鼓吹宪政。1906年12月，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有意联合杨度、蒋智由、熊希龄等人成立一个政治团体，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他还称许湖南人杨度是谭嗣同一类的人物，结果因意见不合，各怀心思，合作未成。1907年10月，杨度奔父丧回国，联合湖南名流谭延闿等人成立湖南支部，1908年1月干脆把“宪政讲习会”改称“宪政公会”，湖南支部改称“湖南宪政公会”，接着在北京设立本部，当年还被清廷民政部正式批准，在国内许多地方设立支部，极一时之盛。

早在1906年底，富有学识、思想开通又有能力的旗人松毓捐出1000两白银，联合其他绅筹组“吉林地方自治研究会”。他认为地方自治是立宪的基础，而地方自治的基础在于知识的普及。1907年1月6日“吉林地方自治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松毓当选会长。不久会员发展到700多人，改名为“吉林自治会”，月出《自治报告书》三册，后改为《公民日报》，还开办了自治宣讲所、自治讲习所等，直到1908年10月被清廷下令解散。

1906年9月1日，“仿行宪政”上谕的颁发是近代中国的一件大事。到1910年，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在穿越新疆时，拍下了一幅“新疆谘议局”的照片，虽然房子看上去那么不起眼，像个普通的北方农家院落，光秃秃的枝桠，一片冬天的荒凉，但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谘议局毕竟是全新的事物。在广西桂林的一次官方集会上，高悬着“立宪万岁”的匾额，会场上不同的服装就是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风景，一边是穿清朝官服的大小官员，一边是穿着新式校服的小学和师范学堂学生。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开始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从上海到东京，民间立宪团体的纷纷诞生更是标志着时代风气的转换，如果说梁启超、康有为他们早在1895年甲午战败的泪水和屈辱中登上政治舞台，那么张謇、汤寿潜这些江浙实业家的代表和杨度这样的留学生代表还是初次在政治舞台上正式亮相，但毫无疑问，在这一波推动宪政变革的浪潮中，他们的声光盖过了康梁一辈，这已是他们的时代，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新思想或者他们的水平、能力更高，只是生逢其时而已。无论成耶败耶，如果只问是非，而不是以成败论英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脚窝、一个脚窝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