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唐山大地震？
笔者从2003年到2012年之间，一直在调查有关唐山大地震的记忆问题。我曾经在《国家权力、丧葬习俗与公共记忆空间》一文中追溯了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后到2006年为止30周年里，灾害记忆的封存、唤起和重构的过程。在本文中，我希望能够进一步考察之后的发展，以及结合中国历史上的灾害记录，探讨中国灾害记忆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脉络。
大卫格罗斯按照历史发展的进程，把记忆的社会图式分为宗教图式、政治图式和大众媒介图式三种，他认为，在欧洲的中世纪，宗教图式占据主导地位，宗教图式的目的是引导集体记忆转向那些过去负载着信仰或者救赎的事件，因此选择出来的事件都是基督生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在基督教义上的重要事件以及具有宗教意义的世俗事件。而到了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政治图式开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政治图示的主要特点在于通过国家提倡的节日和纪念日来唤醒爱国心，建立博物馆来界定民族伟大的意义等。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大众传媒图式开始挑战记忆的政治图式。报刊电视、电影等反映市场利益，表达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现代时期的平等主义精神等。在短时间内，大众传媒图式就成为了我们思考过去的最具影响力的图式框架。
使用这三个记忆图式来考察当下的中国，不难看出，我们处在政治和大众传媒的双重记忆图式之下。而1976年前后的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大众传媒，那时中国的公共记忆可以说完全是以政治话语为叙事方式的。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使用这个政治图式来概括当时的中国灾害记忆的话，极有可能把当时的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切都归因于国家权力的作用，而使得问题平板化。事实上，国家权力固然会在记忆建构和呈现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但是，社会的不同阶层的人群，依然有自身保持记忆的框架(frame)，Judith Bulter曾经使用Erving Goffman的框架分析的概念来开展了“战争框架”的研究，他在《Frames of War：When Is Life Grievable？》一书中，把战争框架定义为“对战争进行认知、正当化、发动、体验、记忆、解释的一个认识框架结构”。
我们认为，和战争一样，人类社会对灾害同样存在一个认知框架，这个框架决定了该人群对灾难的认知、记忆和相关解释。而这个框架通常通过对灾难的记录、仪式的举行、记忆空间的建设来表现出来。
任何社会都存在一个能够理解当下一切的框架结构（framework）而这个框架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不断地发生变调，甚至会创新。为了了解中国当代的灾害记忆框架，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中国王朝时代的灾害记录，从中了解古代中国的灾害认知特征。进而为我们理解唐山大地震的记忆提供一个参照系。
然而，官员祭拜过之后，似乎上天并不满意，余震再次发生，因此，康熙决定斋戒，然后亲自前往天坛告祭。
从上述分析来看，在王朝时代，灾害的原因是被置于“天”和“人”这两个对峙概念来考虑的。所谓“一切政事不协天心”，就是君臣的所作所为，有违背天道之处，“故召此灾变”。从这个意义来说，灾害往往成为反思政治的一个契机。
【康熙十八年七月庚申】又谕大学士等：地震示警，灾及军民。……遇兹変异，恻怛弥殷。其摧塌房屋，圧死人口，惟恐五城御史不能逐戸细察，止凭坊司官员総甲人等开报，未尽详确，不得均沾实惠。应分遣不在五城満汉御史详加稽察，著都察院遵行。《清圣祖实录》卷八十二页十四
魏象枢的所做作为，以宫廷政治的逻辑来看，原本不是非常之事，这些党同伐异、借刀杀人的做法都是宫中常套。他与索额图、明珠等人的是非恩怨，并非是本文讨论的内容，我们关心的是，王朝的文献中的灾害记录，呈现出了什么样的记忆框架。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地震的自然属性所占篇幅很少，叙述的主体是皇帝和大臣的活动，其活动的内容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两个，一个如何平息“天怒”，另一个是如何回复民生。
在平息“天怒”的诸多方法中，祭天、皇帝的罪己、大臣之间的争斗成为主要的内容。
而在回复民生的政策方面，发放赈灾钱粮、减免税租、鼓励民间力量救助等，这些和现代国家的社会政策相当多的类似之处。但是，我们根据这些资料，很少有机会能够了解那些受灾的主体—灾民的状况，包括受害状况、救援经过等。这里的“天人”对峙图式的“人”不是普通的百姓，而是有资格和“天”对话的“大人”。
除了皇家和精英的记录以外，下层地方官和文人的一些文字倒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一些“民”的活动。时任三河县令的任塾，为我们留下一片详实的地震报告，我们略其第一段叙述灾情的部分，引用对赈灾活动的总结性描述。
雷颐还统计了唐山地震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简要如下：
然唐山不失为华夏之灵土，民众无愧于幽燕之英杰，虽遭灭顶之灾，终未渝回天之志。主震方止，余震频仍，幸存者即奋挣扎之力，移伤残之躯，匍匐互救，以沫相濡，谱成一章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先人后已、公而忘私之共产主义壮曲悲歌。
地震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急电全国火速救援。十余万解放军星夜驰奔，首抵市区，舍生忘死，排险救人，清墟建房，功高盖世。五万名医护人员及干部民工运送物资，解民倒悬，救死扶伤，恩重如山。四面八方捐物赠款，数十万吨物资运达灾区，唐山人民安然度过缺粮断水之绝境。与此同时，中央慰问团亲临视察，省市党政领导现场指挥，诸如外转伤员、清尸防疫、通水供电、发放救济等迅即展开，步步奏捷。震后十天，铁路通车，未及一月，学校相继开学，工厂先后复产，商店次第开业；冬前，百余万间简易住房起于废墟，所有灾民无一冻馁；灾后，疾病减少，瘟疫未萌，堪称救灾史上之奇迹。
自一九七九年，唐山重建全面展开。国家拨款五十多亿元，集设计施工队伍达十余万人，中央领导也多次亲临指导。经七年奋战，市区建成一千二百万平方米居民住宅，六百万平方米厂房及公用设施。震后新城，高楼从立，通衢如织，翠荫夹道，春光融融。广大农村也瓦舍清新，五谷丰登，山海辟利，百业俱兴。今日唐山，如劫后再生之凤凰，奋翅于冀东之沃野。
抚今追昔，倏忽十年。此间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宣示着如斯真理：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人民解放军忠贞可靠，自主命运之人民不可折服。爰立此碑，以告慰震亡亲人，旌表献身英烈，鼓舞当代人民，教育后世子孙。特制此文，镌以永志。
唐山市人民政府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首先，广告用黑体字说明，在唐山市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河北华盈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外资方，于2001年5月18日在河北省第十届经贸洽谈会外资项目签约仪式上签约，合资在唐山修建唐山市［七二八］地震纪念园区。
在第一部分，广告说明要利用南湖公园废闲地，经过精心的策划、绿化、美化，运用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艺术方法，在为唐山人民建造装饰出一个既能缅怀祭奠亲人，又能进行游览休闲的公共场所的同时，打造规模大、科技含量高、世界一流的地震科普城，使之成为世界地震史料研究基地。
广告特别说明，旅游业是永久的朝阳产业，大地震给唐山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在地震观光方面，唐山有“垄断性”。
园区的计划如下：
仅从上面的计划看起来，至少从１－６的计划都属于公益项目，但是，在最后，广告介绍到，该项目的经济评估结果表明，项目经济效益较好，建设期和回收期短，内部效益较高，能给投资双方带来较满意的回报。
不难看出，这家公司虽然小心翼翼地把盈利的目的混在公益事业之中，但是，因为是招商的广告，还是不得不亮出底牌，告诉对方这个项目是有利可图的。
2006年，一部分纪念墙和钟鼎建成，人们才知道了这个地震科普园的盈利模式。公司建设的地震纪念墙，镌刻死者名字并非免费，购买一个正面区划需要支付1000元人民币，背面800元，虽然规定全家震亡者，外地和人民解放军的震亡者免费。但是，这座“千八百”的“哭墙”还是在唐山激起了巨大的争论。一方面，有不少人接受条件，付钱将自己的亲人的名字镌刻了上去，这些人认为，和市中心的抗震纪念碑相比，这里才是自己亲人亡灵的所在，他们在这里可以献花，抚摸亲人的名字寄托哀思，代表性的意见是，和7月28日在街口烧纸相比，这里毕竟有个“固定的地方”。
交通公司的司机李洁对记者说，她们兄弟就为地震去世的母亲刻了纪念板。“我觉得出钱没什么，我们能寄托一下哀思，不用到街口烧纸了。”
反对者则认为，这堵墙本来就不该收费，而且应该由政府建设。这种商业化运作的方式是“发死人的财”。而且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经济能力支付这笔款项。因此，这座哭墙实际上撕裂了唐山遗族。
开滦集团的李玉林，当年飞车闯入中南海向党中央报告灾情的人，现在已经是72岁的老人。“像我这样的工人唐山多了，会掏钱刻字去？我家地震死了14口人呢！这件事不应当赚钱，应该是件公益的事。”
政府的态度非常微妙，在建设初期，政府的机关报曾经刊登报道，将纪念墙的建设评价为文明的祭祀活动，表明了支持的态度。但是，时隔不久，政府突然宣布这个纪念墙属于违章建筑，要求予以拆除。
对政府态度的转变，华盈公司先是采取抗争的手段，“王立祥很自信，他不相信墙真的会被拆掉：“上面已经刻了不少地震死难者的名字，如果真拆除，得有多少个家庭阻止？”
2009年，政府的纪念墙已经完工，对民间“哭墙”的死刑判决也下达了。唐山市政府以正在筹建中的唐山市南湖生态城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公告，指出这个民间“哭墙”属于“非法”建设，而且“严重影响南湖公园的景观形象”要将其拆除。
唐山市南湖生态城管理委员会(筹建)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四日
吴县香山调查员到各户调查时, 询问户口、年龄等, 乡民在答复时, 连生日时辰一起告知。在调查工作将要结束时, 谣言忽然在该地乡民中散播。“谓调查各户人口系因造铁路需用数万人八字压入之故。迨后又有一女巫造言惑众, 云某老爷上身告述某日有阴兵过境, 是以本地调查各户人名八字, 将来入册各人均去当阴兵云云。”
乡民听后惊惶万分,急欲将调查户口底册追回, 于是在4 月9 日聚集数百人到自治分所吵闹, 捣毁自治分所, 并打毁俞培元家很多器具, 之后四处逃散。
民间传说实际上是一个记忆的生产装置，它提供一个近似于模版的故事程式，人物，时间，空间可以因时因地而变，但是，故事的脉络和主要情节大体相同。比如常见的因果报应故事、动物报恩故事，在唐山地震的传说亦有翻版。
“我是唐山人。我是从拉尸体的车里爬出来的。我边上躺着的是我的爸爸。”
“我也不是没人要。我的命是你爸救的，这个世界上哪还会有用生命爱我的男人？”
“没了，才知道什么叫没了。”
电影以这个普通家庭在灾害中的生死故事贯穿始终，这些催人泪下的台词，表达的是夫妻、亲子之爱。国家权力话语则最大限度地被简约化处理了。
同样，2006年出版的受灾者的口述记录《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也摆脱了“感恩体”的叙事模式，呈现出不同人物在灾难中多样的境遇，书中的体验谈既有有劫后余生的感念，也有对救援人员的感激，还有对坎坷命运的慨叹，也有对生命无常的感悟。人性的多样性终于在灾害记忆中得以呈现。
在网络中，还出现了对灾害中人性的丑恶之处的谴责和诅咒，这些负面的内容，通常很少在正式媒体报道，而过去出版的一些书籍虽然有所涉猎，但都粗略带过，而下面的这段在网络被广泛转载的文字，则呈现了灾害面前人性的丑恶的一面。
接下来的几天里人们失去了理智，很多人恢复了兽性。所谓兽行其实有很多种，占有的欲望就是一种。没有了政府，短暂的管制真空使得人的欲望不断膨胀，而他人的恶行也极大地提示了从众犯罪的心理。几乎每一家都去抢，去掠夺，只要是有男人的就凭借着体力上的优势去占有，商店，百货公司，工厂，银行，都有人在窥觑着，很多人弄了无数的衣物装在塑料袋里往家背，胆子大的就去抢钱。还好那时侯有基层民兵，时不时地街道上响起零星的枪声，那是惩戒严重抢劫行为的人或者直接开枪杀人的。我就亲眼看到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被民兵用钢丝穿过锁骨，固定在复兴路口的电线杆上，暴晒三天而死。可见民主与专制真的无法简单判断。后来情况在解放军进驻之后得到了控制，当时政府职能恢复后，发布了告示，要求参与抢劫的人只要把抢的东西交回去就既往不咎，这个情况我看了很多记载都没有记录，可见人都是讳于言说不利与自己的东西，但是这些肮脏的记忆可以被抹去，却不可以被忘记的。
面对商业资本的攻势，权力一方的反击无疑是有效而且是有力的。免费的“哭墙”毫不费力地取代了“千八百”哭墙的全部功能。政府还以行政管理的方式宣判了收费“哭墙”的死刑。由于缺少足够的内证，我们无法判断这场官民纠纷到底谁是谁非，但至少从民意而言，政府是得分的一方。而扮演了悲剧性角色的这家民营公司，则从一个反面的角度，印证了国家权力对死亡管理的逐渐“人性化”的进程。
大众传媒图式逐渐成为社会记忆的主体模式，作为权力记忆框架的补充和反动，民间传承框架和人性叙事记忆框架逐渐壮大，预示着灾害记忆建构的多样性、立体性格局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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