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第一冤案——韩侂胄案

韩侂胄(1152-1207年)字节夫，河南安阳人，南宋中期权臣、外戚。北宋名臣韩琦之曾孙，父亲韩诚官至宝宁军承宣使，母亲为宋高宗吴皇后妹妹，侄孙女是宋宁宗恭淑皇后。韩侂胄以父任入官，淳熙末，以汝州防御使知合门事。绍熙五年，与宗室赵汝愚等人拥立宋宁宗赵扩即位，以”翼戴之功”，官至宰相。任内追封岳飞为鄂王，追削秦桧官爵，力主”开禧北伐”金国，因将帅乏人而功亏一篑。后在金国示意下，被杨皇后和史弥远设计杀害，函首于金。韩侂胄禁绝朱熹理学与贬谪宗室赵汝愚，史称”庆元党禁”。

出身外戚，以政变上台，主庆元党禁

南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宋孝宗亡。当时主政的宋光宗是位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再加上受其妻李皇后的挑唆，对于做了太上皇的父亲孝宗，生前就不去朝拜，死后又拒不出面服丧，朝政更是乱成一团糟。是年七月，当时任知閤门事的韩侂胄和知枢密院事赵汝愚通过太皇太后（宋高宗吴皇后），强迫光宗让位给赵扩，是为宋宁宗。显而易见，宁宗总要比一个精神病人强多了，在他即位之初，“天下翕然望治”。韩侂胄当时的官位并不高，“知閤门事”只是个管朝廷宴席礼仪的闲官，其能参与此事，是因为他母亲是高宗吴皇后的妹妹，他又娶了吴皇后的侄女，算是吴皇后的亲戚。

宁宗即位后，赵汝愚作为右相掌握了朝廷大权，他推荐当时的道学家朱熹为侍讲，为宁宗讲解和灌输道学理论，并借机干预政务。赵、朱二人相互勾结，阴谋将韩侂胄排挤出朝。然而，宁宗对道学不感兴趣，认为“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在韩侂胄的支持之下，宁宗免去了朱熹的侍讲之职，不久赵汝愚被罢相，同时，韩侂胄被加开府仪同三司，他的支持者京镗被任为右相，以他们为首的一派在宋廷中取得了主导地位。一些曾受赵汝愚压制的人纷纷起来揭露道学的虚伪和欺诈，称道学为“伪学”。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宁宗下诏禁止道学，并再次贬斥朱熹及其门徒，甚至要求官员升降调动的奏折上都要表明是不是“伪学”门徒。两年后，订伪学逆党籍，赵汝愚、朱熹、留正等59人被列为伪学逆党。这次抑道活动持续了四年之久，史称“庆元党禁”。

韩侂胄整治了朱熹，却留下了千古骂名。元脱脱修《宋史》，尊崇理学，为道学立传，而把韩侂胄列入“权奸”行列。明清都尊崇理学，朱熹的地位日高，韩侂胄的骂名更是逃不了了。

宋宁宗赵扩（1168年11月18日－1224年9月18日），宋朝的第十三位皇帝，宋光宗赵惇与慈懿皇后李凤娘的次子。

推崇岳飞，贬低秦桧，兴开禧北伐

南宋时，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朝臣实际上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小心翼翼地侍候好北方的金国，维持眼下的和平局面，是为主和派；另一派则主张挥师北伐，收复失地，是为主战派，韩侂胄是著名的主战派官员。

韩侂胄的抗金情结是由来已久的，为了为北伐造舆论，韩侂胄上台不久就进行了“崇岳贬秦”。对待南宋初岳飞、秦桧这两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一直是南宋“战、和”两派官员争论的一个焦点。公元1141年，岳飞被赵构、秦桧迫害至死。孝宗临朝，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官，并加谥武穆，但并未清算秦桧的罪行。宁宗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韩侂胄主政，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从政治上予其高度褒奖。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在韩侂胄的主持下，朝廷正式作出决定，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谥号改为缪丑(荒谬、丑恶)。韩侂胄崇岳贬秦，大大鼓舞了主战派的士气，沉重打击了投降、妥协势力，一时大快人心，上下抗金情绪极度高涨。

韩侂胄执政，光宗朝被排斥的主战官员，再被起用，尤其是将闲居在家的辛弃疾重新任命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在决策伐金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各族，正在陆续发动抗金斗争，各族人民的反金起义，也在各处兴起。金朝统治者日益陷于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中。困居铅山（今江西省铅山县西南）的辛弃疾，随时在密切注视金国内部的动向。他被宁宗、韩侂胄再度起用后，力陈“金国必乱必亡”，本来准备北伐的宁宗、韩侂胄，得到辛弃疾等人的建言，更加激起了北伐的紧迫感，坚定了抗金的决心。

公元1205年，韩侂胄加封平章军国事，总揽军政大权，即下令各军密做行军准备，取朝廷封桩库金万两作军需。公元1206年，任命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兼陕西、河东路招抚使，郭倪兼山东、京、洛招抚使，赵淳、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抚使、副使，以收复失地。是年四月，宋军先后收复泗州、虹县、新息县、褒信县，初战告捷，形势大好。五月间，韩侂胄请宁宗正式下诏，出兵北伐，“开禧北伐”全面爆发。伐金诏下，群情振奋。辛弃疾作词赞颂韩侂胄：“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韩琦谥号），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

但是，不利因素随之不断出现。张浚符离兵败后，宋廷妥协投降派窃取要职，从此军备松弛，军纪涣散，多年没有作战。另外，决策出兵前，宁宗、韩侂胄解除伪学逆党籍，重新任用一些在籍的官员，争取他们一致对外，但其中的某些人并不真诚合作。甚至，韩侂胄部署北伐时，宋军中已出了内奸。早在宁宗下诏伐金前一月，吴曦已在四川里通金朝，图谋叛变割据。其派遣门客去金军，密约献出关外阶、成、和、凤四州（今甘陕一带），求金朝封他作蜀王。宋出兵伐金，金朝指令吴曦在金兵临江时，按兵不动，使金军东下，无西顾之忧。吴曦叛变，对宋军伐金的部署破坏极大。公元1206年六月，韩侂胄又用丘崈为两淮宣抚使，丘崈受命伊始，就放弃已占领的泗州，退军盱眙，宋军退守，金兵分九路进攻，战争形势，由宋军北伐变为金军南侵了。是年底，金军又秘密派人去见丘崈，示意讲和，丘崈密送金使北归，从此，丘崈多次遣使与金军谈和，暂行停战。

西线吴曦叛变，东线丘崈主和，韩侂胄日益陷于孤立了。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正月，韩侂胄罢免丘崈，改命张岩督视江淮兵马，又自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但战势对宋方不利，只能派遣使臣方信孺到开封同金朝谈判。方信孺带回消息，金要求割两淮、增岁币、赔军银，还要北伐首领韩侂胄的人头，方可议和。韩侂胄大怒，决意再度整兵出战。宁宗下诏，招募新兵，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六十八岁的辛弃疾这时得病家居，任命下达后，还没有去就任，就在家中病死。

有说法称，韩侂胄独揽大权，专政达14年之久，但从“开禧北伐”来看，先有吴曦的叛变，后有丘崈的谋和，恰恰说明了他不够专权，或是专权无术，他对主和投降派的镇压不利和失去警惕，是酿成开禧北伐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嘉定和议”的牺牲品

韩侂胄筹画再战，朝中一些官员却在挖空心思搞议和。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主和派中坚礼部侍郎史弥远率先弹劾韩侂胄，指责北伐以来军民死亡无数，耗费财资不可胜计，给国家带来惨重灾难。韩侂胄的侄孙女韩皇后死后，公元1202年，宁宗立杨氏为后，韩侂胄曾持异议，杨后对韩侂胄深怀仇怨，在政治上则和兄杨次山一起，主张妥协投降。于是，史弥远勾结皇后杨氏和皇子荣王，谎称得到密诏，指使权主管殿前司公事（相当于近卫军司令）夏震等，在韩侂胄上朝时，突然袭击，将其截至临安城南门外玉津园夹墙内害死，事后才奏报给宁宗。

韩侂胄被暗杀，军政大权全归杨后、史弥远所操纵。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投降派完全遵照金朝的无理要求，把韩侂胄的头割下送去，并且全部接受金朝提出的条件签订了“嘉定和议”：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赔款）三百万两，金军自侵占地撤回。南宋又一次屈膝降金，算是完成了“和议”。当时太学生作诗讽刺说：“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一场轰轰烈烈的“开禧北伐”就以这样令人心寒的结局收场了。其实，当时的金朝已处于“必乱必亡”前夕，只不过是借南宋统治集团的软弱和内部矛盾，实施威胁讹诈而已。金主曾喜曰：“除掉了韩侂胄之流，金不足忧也？”如果能如韩侂胄所愿，将北伐坚持到底，打败金朝是有可能的。

韩侂胄之死及变为奸臣的复杂内涵

从表面上看，韩侂胄是被史弥远和夏震等人“矫诏”枉杀的，事实上，宁宗皇帝是默许了这件事的，从事后没有追究史弥远的责任反而加以重用，便可得到证明。所以，韩侂胄之被杀，事实上是皇上默许、史弥远与夏震动手、满朝文武大臣坐视并乐见其成的事件。这一事件表明，当时，主张对金妥协、维持“和平”现状，所谓“不统、不独、不武”的政治力量在朝野上下占据主流。南宋一朝，自高宗起，就没有出现过雄才大略的皇帝，没有一个皇帝真正怀有抗金的理想并有实现这种理想的实际才干，总的来说，历任皇帝本心上都是安于这种南北割据的现状，想在屈辱中过太平日子。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朝中主张维持现状和平的文官和武将便占了大多数，这些人不想打仗，又想要钱，所以，借口准备北伐或边境防御向朝廷伸手要官要钱，但又借口战争准备没有做好，迟迟不真正付诸行动，在前线的将领，往往与金军将领暗通款曲，共同维持这种和平的现状。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宋金两国实际上共同造就这么一个口头上备战、事实上避战的政治生态。一旦到了真正开战，就一定会出现韩侂胄在“开禧北伐”时遇到的无人听从指挥、前线将领互相拆台扯皮、甚至投敌叛国的情景（当年，张浚北伐也是如此失败的）。后来有些人将韩侂胄的北伐失败归因于准备不充分便草草出兵所致，这实在是对当时的政治生态缺乏深刻的了解，以当时的官员和将领的心态，是无论花多少时间、投入多少钱都做不好北伐准备的，只能越准备越糟，越准备败得越惨。

韩侂胄之死证明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南宋当时从上到下，从皇帝、官员到士兵、百姓，绝大多数人是想过安稳日子的（哪怕是屈辱的做儿皇帝的安稳日子），即南宋的官民人等绝大多数是主和派、投降派，只有少数人是主战派。朝野上下，全国官民是痛恨主战派的，因为这些人破坏了他们宁静安生的快活日子，将他们推进了战火之中，所以，杀掉韩侂胄（或放逐张浚）之流的主张，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心声，尽管有少数人支持张浚、韩侂胄等，但成不了气候，反而遭受冷遇和打压。

对韩侂胄的处理深刻地反映出那个时代南宋皇帝和主要官员的怯懦、卑劣和邪恶。本来金国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他们提出杀掉韩侂胄只是政治讹诈而已，杀掉韩侂胄他们已如释重负，很满意了，可是宋宁宗和史弥远却陷入深深的恐惧之中，生怕不按金人的要求去做，会带来更大的麻烦。所以，竟然把韩侂胄的尸体从棺材中剖出，将其头颅割下，送给金国人，以表明自己彻底投降的态度。我们见过投降的，但没有见过这么无耻邪恶的投降的，这应予以千载谴责。

相比之下，金国人对韩侂胄的态度还令人尊重，他们将韩侂胄的首级予厚葬，并给了一个恰当的谥号“忠谬侯”，说他“忠于谋国，谬于谋身”！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为国家考虑得太多了，对自己考虑得太少，这个评价是公道的。

与之相比，南宋那些谋杀了韩侂胄的皇帝和大臣就显得更加卑劣，为了掩饰自己的卑劣行径，他们开始大肆纂改历史，篡改当时史官记录的“实录”，将韩侂胄打造成十恶不赦的奸臣，这些经过恶意篡改过的史料，被元人修《宋史》不加分析地采用，于是将韩侂胄永远地定格于“奸臣”的行列之中，而今天有些史书，又不加分析地接受了《宋史》的说法。

其实，如果认真梳理一下关于韩侂胄奸臣恶行的指责，会发现均是出于某种邪恶目的的捏造，归纳下来，韩侂胄的罪状无非以下四条：

1、身为外戚，参与废立皇帝。

2、打击道学，罢黜了朱熹、赵汝愚一党。

3、独揽大权，重用亲信。

4、重用小人，心安理得地接受下级官员的逢迎奉承。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而且历来是（直至今天仍是）人们诟病韩侂胄的理由。如韩侂胄把他的弟弟韩仰胄提拔为知閤门事，“颇与密议”，人称“大小韩”，“求捷径者争趋之”。苏师旦仅仅因为早年在韩侂胄手下任小吏，即被任命为枢密都承旨，并授予安远军节度使，以致“近臣皆因之以进”。周筠只是由于从前在韩侂胄家里做过奴仆，便出任浙西兵马都监，职位虽不算高，但“权任在师旦之亚”。陈自强是韩侂胄的启蒙老师。韩侂胄得势后，一见到陈自强，便把他任命为太学录，几个月后升任国子博士，刚半年升任御史中丞，不到一个月又升任签书枢密院事，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五月拜相，并历封祁国公、卫国公、秦国公。其升迁速度之快，实在令人吃惊。难怪陈自强作为老师，居然称韩侂胄这名学生为“恩王”、“恩父”，开口便是：“自强惟死以报师王。”

又如吏部尚书许及之“谄事侂胄，无所不至”。一次，官员们为韩侂胄祝寿，许及之因故迟到，大门已经关闭，他慌忙从狗洞里爬入。许及之任尚书，两年没有升官，他向韩侂胄哭诉，膝盖不禁弯曲。韩侂胄可怜他，把他提拔为同知枢密院事，从而跻身于执政大臣。于是人们给他取了两个绰号，叫“由窦尚书”、“屈膝执政”。一名赵姓官员因讨好韩侂胄，做上临安知府。韩侂胄过生日，“百官争贡珍异”，他最后才拿出两个小盒子．谦恭地说：“愿献少果核侑觞。”打开一看，原来是“粟金蒲萄小架，上缀大珠百余”。礼物如此珍贵，官员们皆“惭沮”。韩侂胄除张、谭、王、陈四夫人之外，爱妾不计其数，其中有名位者即达10人之多。有官员献上四顶北珠冠，四夫人一人一顶。可是，10名爱妾都争着要，韩侂胄正头疼。赵姓官员得知此事，立即用10万贯铜钱买来10顶北珠冠，慷慨奉送韩侂胄的10名爱妾。这10名爱妾因此都替赵姓官员说好话，韩侂胄不久便把他提升为工部侍郎。一次，韩侂胄与客人们在南园饮酒，他不禁感叹：“此真田舍间气象，所惜者欠鸡鸣犬吠耳。”谁知话音刚落，便有狗叫之声。仔细一看，原来是那名赵姓官员学狗叫。赵姓官员之流对于韩侂胄，真可谓百般奉迎，惟恐不及。钱塘（即今浙江杭州）知县程松，很想巴结韩侂胄。恰逢韩侂胄“有爱妾小故而出”，程松不惜花费重金，将她买回家中，“供馈之礼甚谨”。几天后，韩侂胄“意稍解”，把程松晋升为谏议大夫。程松担任此职以后，一年未提拔。他向韩侂胄献上美女一名，名叫松寿。韩侂胄问：“奈何与大谏同名？”程松的回答是：“欲使贱名常达钧听耳！”韩侂胄“怜之”，又把他提升为同知枢密院事。程松靠献媚取宠，从小小知县爬到执政大臣，仅仅用了短短4年时间。这类事例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们认为，上述这些理由均不能成立，身为外戚，参与废立就一定是坏人吗？不见得，周公、伊尹不也参与过废立吗？卫青、霍去病不也都是外戚吗？这不都是公认的好人吗？打击朱熹、赵汝愚一党也没什么大错，朱熹本来也不是个真有水平、真有原则的学者，他的政治主张保守平庸、学术观点陈旧（参见本刊2010年第二辑《中国思想能飞多高？》一文，而且私人道德也不像后人宣传得那么完美，起码包养尼姑炼房中术这事他本人是承认的，这也是韩侂胄等人参倒他的理由之一）。至于独揽大权，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攻击，若韩侂胄真有曹操、诸葛亮那样独断朝纲的权力，也不至于指挥不动下级，四面楚歌，终于被杀了。至于那些官员给他送礼拍马屁的故事，那是中国官场古往今来治不了的通病，只要你是大官，就会有人给你办这些事，由不得你不要，那些以清廉著称的官员，也都一定享受到类似的奉迎和贿赂，人们之所以对此类事津津乐道，恐怕更多的是出于羡慕嫉妒恨的心态，而非确实从心底里认为是一种罪恶。

看清楚了这一切，我们就能明白，韩侂胄不仅死于南宋多数投降派之手，而且也死于流传千载的某种民族劣根性，而今人依然沿着《宋史》的窠臼继续以这些任何官员都有的所谓“道德”缺陷来指责韩侂胄的行为，也正是这种劣根性一直流传到今天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