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纱交风潮”的爆发与处理

作者郑会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

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成立于1921年，发起人是荣宗敬、穆藕初等多位棉业巨擘，资本总额300万元，交易物品为棉花、棉纱和棉布三大类，理事长为穆藕初，徐庆云为副理事长。1937年初夏爆发的一场交易风潮，是由纱布交易所的多头与空头交易发生冲突而引起的，并因此导致面粉和其他物品价格的波动，故时人将其称为“纱交风潮”。

有关1937年这场“纱交风潮”当时就有许多报刊连篇累牍地予以追踪报道，后来也有众多文章叙述了这场风潮爆发的缘由和经过，除了个别当事者的回忆之外，其他的文章多为参阅当时发行最大的《申报》和《大公报》的记载。《穆藕初年谱长编》的编者亦曾用了很长的篇幅介绍这一风潮的发生和处理经过，其所引用的资料亦多为《申报》的报道。然而上述论著由于大都只是从报刊的报道中介绍该案的发生，未能收集当时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档案，更未参阅蒋介石的日记，因此无法深入了解涉及此案背后的内幕。本文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除了依据当时的报刊资料概述该案的发生经过之外，更重要的则是尽可能地查阅保存在南京和台北的原始档案及相关人士的日记，对此案的发生及处理过程加以概述。虽然目前收集到的资料尚不能对此案得出结论，但从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日记和电令中却可以观察出他在处理这一事件前后态度发生的变化，从而分析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处理贪腐案件中所面对的两难处境。

一 风潮骤起

交易所本来就是一个投机买卖的市场，那些投资者及经纪人不是投机大量买存(多头)，意图促使市价涨高获利，就是大量抛卖(空头)，而让市价狂泻，投机者从中赚取差额而牟利。相对来说，上海的棉纱价格自1932年后一直比较平稳，每包大约维持在国币180-210元之间，很少出现什么大起大落。可是自1936年年底纱价开始上升，到1937年上半年上海纱布交易所期货纱价持续上涨，价格由3月份的每包230元、240元，上涨到5月下旬的270元。然而到了月底交割时，因上海存棉与买卖数量不相应，发生卖方交付不出棉纱的“轧空”情事。进入6月之后，由于市场上谣言纷起，又引起大量的囤货，6月9日，纱价竟高达295元左右，多头方面甚至抬价到340元，而空头方面则极力压低到200元，结果市场上无法进行交易，不得不宣告停市。据当时的报纸称，“自6月8日标纱市价飞涨，市场交易均呈混乱”，“所中有经纪人数家，因追证无着，被累甚巨，有宣告收歇之说，其余经纪号家，亏损达千余万元”。上海钱业界元老秦润卿亦称：“近日纱狂涨，面粉亦昂，二交易所均停板，以致人心惶惶。其实均系投机作祟。”这就是当年震惊上海滩股票市场的所谓“纱交风潮”。

此次“纱交风潮”中在市场上作多头的代表人物是徐懋昌和吴瑞元，徐懋昌是纱业巨亨徐庆云之子，其父去世后因继承大笔遗产，财大气粗，有钱就任性，然而他对交易行情并不熟悉，有时就是乱来一气，故被人称为“无轨电车”；吴瑞元则是上海统益纱厂厂长吴麟书的儿子，外号“小开”，他本人又是纱交所的理事，专门从事棉纱的投机交易。其他作多头的重要人物还有纱交所的邵长赓、孙煜峰等经纪人，另外传闻中背后还有权贵势力操纵。做空头的大户，则有陶继渊、王申甫、周子兴、尤菊荪等人，结果在这场投机中他们损失惨重。

由于纱价腾升，又影响了其他行业的价格上涨，尤其是面粉价格更是随风而涨，多头不断抬高面粉价，空头则拼命压低，终因无法调解而宣告停市。棉、面交易市场相继停市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造成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国民政府对此亦极为关注，报传“蒋委员长已饬主管官署彻查，对投机分子操纵者决予严惩”，云云。而财政部收到交易所监理员报告后亦认为，所报各节“显系投机分子故意造谣，乘机图利，实堪痛恨”，一面下令“彻查严究，以安市面，仰即遵照办理具复，以凭核办”，同时亦责成纱布市场经纪人出面，聘请虞洽卿、杜月笙和王晓籁等上海闻人出面调停。

6月11日上午8时半，经纪人公会主席委员邵文楣与穆藕初、闻兰亭等人先行交换意见，然后召集全体经纪人举行紧急会议，由邵文楣报告杜月笙出面调停的经过，空方要求按照8日收盘红牌拍价减少10元，而多方只同意最多让步4、5元。由于涉及双方利害冲突，彼此间争执不休，主席无法控制会场，只能宣告休会，与穆、闻诸理事退到理事室商洽对策，并电话杜月笙报告情况，请他再次出面斡旋。一个多小时后众人重返会场，宣布商洽方案，但有部分做多头的经纪人认为损失太大，坚持不予让步，最后经主席极力解释，并表示这是杜月笙的意见，终于得到同意，该方案经表决一致通过。

“纱交风潮”爆发后，首先出场调查的是掌管交易所事务的最高职能部门实业部。6月12日，实业部即委派政务次长程天固专程到上海调查此次“纱交风潮”真相。程到埠后不久，穆藕初、杜月笙、王晓籁即前往拜会，“报告纱布交易所棉纱价格飞涨及调停经过”。下午6时，程天固对外公开发表谈话，称“实业部此次查办主旨，在取缔投机分子之操纵纱价，妨害农工市场。至对于花纱厂商之正当利益，绝对予以保障”。然因“此事关系国民生计，市面金融，均极重大，实业部以最高主管机关地位，必须慎重处理，目前先着手切实调查各方真相，俟详加研究，方能决定具体办法”，云云。

程天固动身前曾给纱交所理事长穆藕初打了一个电话，穆当即通知上海各经纪人，让他们事先准备好拿得出手的账册备查。程到埠后穆即设宴款待，并邀请吴启鼎等作陪。然而程后来提出多空两方和解的提议却不为接受，双方仍僵持如故。关于纱花价格上涨之纠纷，空方认为是“有力者之操纵”，因而要求依照交易营业细则相关条例规定，“以十日半均扯价办理结价”；而多方则认为纱价上涨“实为存纱减少、各自畅销应有之趋势，并非投机分子之操纵”。最后还是由实业部出面，并与杜、穆、闻、邵等众理事交换意见，决定根据6月11日(星期五)红牌以下开拍，近期回降3元，远期回降4元为标准，多方尽量抛出，让空方抵补了结，双方终于达成谅解。然而空方后来觉得亏损太大，彼此意见难以接近，所谓“外传多头各户已允让步，照十一日红牌结价一点，买卖双方均一致否认”。

表面上看，这场风潮是由于多空双方投机而引发的纠纷，虽然棉纱上涨的幅度超过了平时的市价，但吊诡的是，市场买卖双方在市价高涨的情形之下却没有交易的事实，导致交易无法进行，从而发生停市。一周之后，“纱布交易所风潮未息，实业部、行政院、监察院均派员来沪查办”。更重要的是，在调查这一风潮的过程中，舆论中悄然传闻此案背后有人操纵，其矛头所指的就是财政部税务署署长吴启鼎和苏浙皖统税局局长盛升颐，而其幕后恐怕还有更大的势力，从而引起舆论大哗。为此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经纪人公会呈请实业部，称“现纱行市与交易所标准市价两相比较，则现货纱价竟较廉十余元之巨。又查交易所标准棉纱买卖双方供求情形，与现纱实际供求情形两相比较，一方如火如荼，有求无供；一方客销滞呆，成交寥寥。在同一时日、同一市区之中，市况之不同竟有如此，其为垄断，路人皆知”，因而要求政府介入，对此案严加查问。据多方面的史料证实，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听闻此事后极为愤怒，曾多次下令要求彻查，并予以严惩。6月19日，蒋介石令实业部部长吴鼎昌前去上海调查“纱交风潮”，要他对“此次沪市纱布交易所投机内容应彻底追究，如其经纪人不肯道出主顾真名，则应勒令停业，并不准结妥账。除依法惩处外，并用非常处置，一面令该交易所董事长负责彻查，限本月二十五日前详报到庐，其他务用各种方法，总使此事能水落石出，且为一劳永逸之计”。同时他还派中央统计局一处处长徐恩曾一同到沪，协助吴鼎昌一同办理。因当时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正以国民政府特使的身份前往欧美各国寻求借款，于是蒋介石就多次致电吴鼎昌和财政部政务次长邹琳和常务次长徐堪，要求他们共同严肃查办上海纱交所投机一案。蒋介石认为，“沪市粮仓与花纱等，凡与民生日用有关系之物品，对于其交易，无论期货与现货，皆定有最高与最低价额，超此以外，视为投机，其债欠皆作无效，并速定单行法规定，一面另设各种方法防制。此事关系巨大，务于一星期内从部定妥发表，千万勿误”。除了发电下令之外，蒋介石在这几天的日记中亦多次涉及严查“纱交风潮”一案的记载，如“电吴(鼎昌)，彻底查办棉纱投机者”(1937年6月18日)，“令实业、财政部对粮食与棉纱、凡与民生有关之日用品限定价格、防制(止)投机，并定单行法制裁”(6月19日)，等等。在蒋介石的多番指令之下，继实业部次长之后，实业部吴鼎昌部长亦亲自前来上海进行调查。

二 实业部的调查

6月21日，吴鼎昌遵奉蒋介石之命亲自到上海彻查“纱交风潮”。他动身前曾致电穆藕初，要其先通知各经纪人携带账册呈交查核。到沪后吴亲临交易所，先召见穆藕初、闻兰亭、王晓籁及经纪人公会会长，再接见买卖双方经纪人60余人，依次分别问话，并查阅风潮爆发前后各月份事务历史记录。坊间传闻“纱布风潮，吴(鼎昌)部长亲来彻查，已将告竣。若辈不顾大局，专事投机，真正利令智昏。若不严行惩办，恐不足以安人心”。

6月28日，吴鼎昌向蒋介石报告调查结果及相关处理情形，同时称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公务员参与投机交易，譬如“在申大号账册上有许崇智，在元大号证券号账册上有税务署长吴启鼎。理事长穆湘玥当众指称者，有苏浙皖统税局盛升颐(即盛老七)。经派员调查，指盛为此次投机最重要人物者，实众口一辞”。因此他请示，“除径由法院侦察外，可否请钧座电院，将盛升颐、吴启鼎二员先予免职”。蒋介石闻讯后十分震惊，随即向财政部下令先行扣押二人，并要求上海地方法院介入此案，并于当天回电吴鼎昌，同意让他“全权处理，速将主犯拘办彻查”，然而他后来又在电报手稿上删去“伦敦电话亦应深究，总使事因水落石出”一句。“伦敦电话”是什么意思？这个电话是谁打的，电话中又谈了些什么，此处虽然未予说明，但联想到孔祥熙此时正在英国联系借款，在这之后蒋介石的态度又发生了转变，可见此事并不那么简单。

6月29日，吴鼎昌就“纱交风潮”案公开对外发表谈话，称“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五月底交割时发生风暴，六月八、九日复停拍停市，情节重大”。而据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穆藕初说，“风潮起因系有人传说政府已借到外债，将用以归还内债，减轻利息，并膨胀通货，因之物价见涨；加以上海存纱五月底只约一万包，遂为投机者利用”，因此这场风潮显系“有人散布流言，或行使诡计”而造成。虽因账册太多，一时查核不易，但经实业部连日调查，亦已发现不少违法事实，决定严予处分。同日，实业部公布调查结果，并宣布纱布交易所理事吴瑞元因违反交易所法予以退职，第15号裕大号、35号申大号和38号华懋号等三名经纪人以撤销注册处分，53号经纪人所属大昌成号则予以暂行停止营业处分，另外还对其他九家违法的商号予以罚款5000元的处分。而“以上各经纪人，多与吴瑞元、徐懋昌有关系”。

原本这一风潮即可化解，虽然吴鼎昌对外并未公开有多名公务员参与投机之事，但外间仍然盛传此次纱交风潮与吴启鼎、盛升颐有关，幕后恐怕还涉及更多有权势人物的操纵投机。吴、盛是何许人，上海滩上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他们既牵扯进来，背后还会牵涉到哪些人？此案自然又生风波。

吴启鼎生于1892年，浙江慈溪人，是日本阪神财阀吴锦堂的侄子。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北方大学。回国后即从事金融，担任联合银行副经理，孙中山创建南方政府时曾出任广州军政府广州交通运输局局长，并参与北伐战争。吴启鼎与蒋介石的关系很好，1927年蒋介石下野到日本时就住在吴的家中。他也是孔祥熙的亲信，系“公馆系”重要成员，曾历任财政部缉私处秘书兼运输局局长、闽海关监督、江苏沙田局局长、浙江省印花烟酒税局局长等职，自1932年6月起即长期担任财政部税务署署长。1935年财政部以解救金融危机为名，在对中国、交通二行实施增资改组的同时，又对“小三行”(即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和四明银行)予以兼并，吴启鼎即以官股身份出任四明银行的董事长。

生于1901年的盛升颐，字萍臣，是晚清大官僚盛宣怀第七子，因而大家都称他“盛老七”。因宋霭龄早年曾任盛家的私人教师，盛升颐后来就通过这层关系结识了孔祥熙夫妇，从而成为孔家的座上客。盛升颐曾创办大陆运输公司、烟草公司，并成立东华足球队，后担任财政部苏浙皖统税局局长，在上海也是呼风唤雨的角色。

蒋介石之前对此事内情了解的程度如何，目前尚未有确切的证据予以说明，但就在“纱交风潮”爆发一天后即6月10日的晚上，孔令侃突然前来拜访他的小姨夫，蒋介石虽然只在当日的日记上写了“晚令侃来见”五个字，并未说明谈话的内容，但联想到日后他在日记中异常关注纱交风潮一案，估计孔令侃的到访应会与此事有关。

听闻吴、盛二人牵扯到“纱交风潮”一案，因为他们都是财政部大员，因此蒋介石即下令要求财政部先将二人扣押下来。这封电报于6月29日下午5时财政部次长邹琳和常务次长徐堪方收到，于是邹、徐二人立即遵命，“电饬本部特务秘书孔令侃先将盛升颐、吴启鼎二员扣押于中央银行，并加派总务司长许建屏飞沪负责”。当日蒋介石亦一面在日记中写下“纱布交易风潮之结束”，但接着却又说：“对盛、吴案处置太急，乃由好名心重之过也。急事缓处，切勿急制也。”此话何意，联想到前面提及的“伦敦电话”，值得推敲。

其实在6月29日行政院召开的院务会议上，先是由吴鼎昌报告调查及处理上海纱布交易所情形，但院会最后达成的结论却是“大致处分及吴瑞元、徐懋昌二商人为止，此外无所关也”。也就是说，调查“纱交风潮”本应到此就完了，可为什么后来还要再牵涉到吴、盛二人呢？蒋介石后来曾说此案系“内部取闹”，因而“心滋不悦”，外界也有人认为这是“财、实二部争权，殊于国体有损”，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耐人寻味。

吴鼎昌显然不同意院会的决议。6月30日，他再致函蒋介石，称“前因此案商人方面已予行政处分，官方无人，舆情不服，故请将有关系之盛、吴二员先予免职，乃蒙加以扣押”。然而这样还不够，他建议：“(一)必须指定扣押地点，否则内部串供，无法查询；(二)必须设临时查办机关，否则无人负责询究；(三)必须付此机关以权责，否则无法拘询”，且应与“吴瑞元、徐懋昌等并案查究”。但蒋介石并未理会吴的建议，只是对吴、盛二人“自投于财部”予以默认，并决定将实业部收集的资料转交给上海的地方法庭。

吴启鼎、盛升颐二人被扣押后即于翌日致电在庐山的蒋介石，称“窃闻实业部以此次纱花风潮启鼎、升颐等有投机之嫌，呈请钧座依法究办，闻令之□，莫名惶悚，谨于今晨自动到部，静候彻查，俾明真相”。同日，邹琳、徐堪亦致电蒋介石，称吴、盛二人听到密命后“自愿来京候讯，已于今晨八时抵京，在部静候”，并请求指示。于是蒋介石亦只好电令邹、徐，称“吴启鼎、盛升颐既已到部投案，则该案证据希即商同实业部从速彻查，秉公办理可也”。但同时他又在日记中责怪自己：“为纱布交易所案几费周折，自愧急忙愚钝也。”蒋介石原以为此案就是一桩普通的投机活动，没想到背后却牵涉出诸多事端，因此他专门致电徐恩曾，要他对盛、吴等人的指控要有证据，“更应以公明严正态度，彻底查究，不可稍涉徇私推诿，亦不得以意揣测，无故罗织人罪，被人利用，而失却彻查之真相”。蒋介石还特别提醒徐，“沪上派别纷歧，情形复杂，勾心斗角者不一而足，难免别有作用，不得不防”。徐恩曾自然能体会到蒋介石说这句话的良苦用心。

蒋介石此时正在庐山，准备邀请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前来举行谈话会，可谓日理万机，但“纱交风潮”却成为他十分关注的事件，在这前后几天的日记中几乎天天都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如“取缔纱布交易所风潮”(6月30日“本月反省录”)；“注意：交易所案之速解决”(7月1日)；“上午，为纱布交易所取缔案心神紧张，写达铨信，托子文查账”(7月2日)；“纱布交易风潮案之麻烦”(7月2日“本周反省录”)。可见此事在他心目中所占的重要位置了。

7月1日上午，财政部邹琳、徐堪二位次长奉蒋介石之令前往实业部与吴鼎昌部长面商，并于第二天向蒋介石报告了彼此间谈话经过。同时他们亦先后两次将此事经过电告正在国外访问的孔祥熙，第一封电称“纱交风潮实部向委座报告牵涉吴启鼎、盛升颐，该两员闻讯，当即自动到部候讯。昨奉委座电饬会商吴部长，从速彻查证据，秉公办理”。第二封电报则报告了与吴鼎昌会谈的经过，“据答启鼎本无关系，惟某经纪号簿据中公债进出项下注有吴启鼎名义，升颐并无证据。不过大家都如此说法等语。是事实业已明了，不日即可解决”，云云。下文即为双方谈话的主要内容：

邹琳、徐堪问：本部吴启鼎、盛升颐两人因闻此次查办纱交有牵涉之说，已自行到京候讯。昨奉院长电令，会商贵部长，从速彻查，秉公办理，究竟该两人证据如何？

吴鼎昌答：吴启鼎于此事本无关系，不过社会局调查各经纪人簿据之时，发见一证券号兼营纱花者，在公债进出项下注有吴启鼎名义；盛升颐并无证据，但大家都如此说。此事本部不愿意再查，只能将调查所得抄送贵部自行酌办。根本上交易所原系投机场合，公务员投机，其罪亦不过停职而已。本部对于商人方面，凡交易所法所赋予之职权，如罚金、停业，均已照最高限度办理，现因急求结束，拟即请示院长将法院控案撤销，但商人既已分别处分，公务员方面不论有无确证，亦应借别种题目，停职一二，以对社会。

邹、徐再问：处分公务员若无确证，实难折服。

又问：除此两人外，尚有其他公务员否？

吴答：其他机关之人亦有做五十包、一百包者，若予查办，未免可怜。

邹、徐问：本部其他公务员尚有牵涉者否？如有嫌疑者，无论何人，绝不袒护。

吴答：并无发见。

邹、徐又问：那么“川记”到底是什么人呢？

吴答：“川记”在中汇银行大楼，系一张姓。又谓：簿据中某记某记甚难辨别，且簿中尚有“昌记”“鼎记”“吴达记”等户名，还有人说我的弟弟吴鼎臣大做纱花，其实他根本不在上海，“吴达记”亦经查明，系某纱号云云。

实业部的调查并未能解决“纱交风潮”的疑云，紧接着进行的则是上海地方法院的公开审讯。

三 法院庭审

在此之前，因此案牵连到财政部的高级官员，故蒋介石已下令，要求财政部“商同部外协助人等，汇集人证，从速秉公审明”，为此财政部向部内部外相关人员发出命令，要他们迅速来京商办。6月29日，实业部以沪交字第十五号公函致送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内称：“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本年五月底交割时发生风潮，六月八、九两日复因价格激涨，以致停拍停市。经查明，有公务员勾结商人，散布流言，或行使诡计，意图变动交易所市价，借以从中渔利，检送账据，并开具清单，请严密侦查。”上海第一特区地区法院旋即介入此案，而且行动可谓快矣，在进行例行调查等程序之后，即向吴启鼎、盛升颐等一干关系人发出传票，并订于7月3日上午9时第一次开庭。因吴、盛二人在此之前已被财政部移送南京候讯，无法出席庭审，所以财政部即向上海法院致电，说明吴、盛二人“确系因事留京，相应电达查照”。7月3日上午9时，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首次开庭审理“纱交风潮”案，因重要涉案人员吴启鼎、盛升颐二人不在上海，所以最先出庭接受讯问的是上海纱布交易所的理事长穆藕初。据穆藕初所称：纱布涨价始于最近两个月，4月24日每包价为256元，5月20日涨到270元，25日为280元，6月8日为295元，前后一个半月，价格上涨40余元。至于涨价的原因，他的解释是：一是由于谣传通货膨胀，二是因为市场现货减少。以前市场一般均有十余万包存货，到了5月忽然减到两万包，而通货膨胀的消息大都皆为谣传，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现货缺乏，销路奇畅。接着检查官讯问穆与吴、盛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否知道他们参与投机的情形。穆回答说：与他们原先并不相识，只是最近因调查此案才和他们见过面，但对其商号是否参与交易就不清楚了。穆自称：虽然本人为纱交所的理事长，但除重大事件之外并不过问他事，更不介入经纪人之间的交易。因此这次调查时本人曾对吴鼎昌部长说过盛老七是多头，但这只是风闻而已，常务理事闻兰亭说盛是多头，亦是听到的传闻，至于吴启鼎就没有听说什么。

其后实业部商业司第一科邝运文科长报告调查经过：“吴启鼎在元大以‘元记甲’名义做买空卖空交易，由戴行骅代表，有元大客户草册为据，显与法令违背”。而“盛升颐为此次操纵市场最为重要之人”，并举出若干事例予以说明，故“人证甚多，嫌疑极重”。邝运文强调：“吴、盛皆为政府机关管理各种税务(纱布统税在内)重要职员，吴即有元大户名草册可凭，无论为经营纱花或为公债，均属买空卖空交易，有违法令；而盛此次以巨金操纵标纱，抬高市价，致使小资本商人顿受亏折，无法挣扎。外商乘机侵入，国家经济损失不可数计”。由此可说明吴、盛二人“为借职务上之机会，直接或间接图利，事实昭然，情节重大”。

首次庭审的当日下午，财政部次长邹琳偕同财政部公债司司长蒋履福、秘书谭光、科长宗伯宣等一行人又到纱布交易所召见穆藕初、闻兰亭、邵文楣、周少康等理事，调查“此次风潮经过，及有无公务员从中操纵情形”，重点是询问吴启鼎、盛升颐等公务员是否参加投机活动。穆对此回答为全然不知，至于之前吴鼎昌说是他曾提及吴、盛等人参与全属风闻，“系根据吴部长不负责任之一种风传报告”。随即邹琳等人又拿出事先预备好的“具结书”，让诸经纪人签名盖章，声明未曾代理吴启鼎、盛升颐二人买卖棉纱，“如经查有上开各项情事，甘受法律上之制裁”。

与财政部调查的同时，孔令侃又致电宋美龄，称“吴、盛纱交事，财部现已查过，未得证据，即吴部长亦因无证据为憾。昨日下午邹次长个别详询经纪人等，结果有说从未为彼二人做过者，有说根本不认识此二人者，亦有说人云亦云者，故亦不能作为证据。现吴部长所持理由，为穆藕初当时之陈述，但穆云当时所陈均系吴所声明，可不负责任之传述性质。今既查无确据，当然不能令我伪造证据，强入人以罪，致伤德行”。

在此之前，蒋介石还让宋子文前去上海，通过上海市社会局进行查账。此时孔祥熙正以国民政府特使的身份前往欧美寻求借款，因此宋子文提醒蒋介石，“所谓吴启鼎、盛升颐两人投机操纵，仅系一种谣传，并无确实证据”，眼下若惩处二人，“于财部威信固有损碍，而庸之兄现在国外进行一切，尤足重大影响”，不要因此而影响对外借款。就在第一次庭审之后，宋子文致电宋美龄并转呈蒋介石，称吴、盛之案查无证据。因为市政府不便径行查账，所以他建议让银行总经理予以书面答复，这样“既可明了真相，而同时社会金融亦不致受其摇动”。为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注意：吴、盛之案。”他认为纱交所及财政部职员被扣押之事系“内部取闹”，因而“心滋不悦”，而且“精神大受打击，终夜未得一眠也”。由是他又检讨自己是“急遽操疏忽，是余一生大病，今又覆蹈也”。

第一次庭审结束后，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向哲浚又向财政部发去公函，称7月3日庭审吴、盛二人并未出庭，“兹再定期七月九日上午九时侦讯，已发票径行传唤。查该被告等均系贵部属员，相应函请查照，转饬该被告等届时遵传到庭候讯。又，七月四日上海各报登载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风潮一案，贵部邹政务次长已莅该交易所彻查。所有贵部调查情形及证据，并请函送过处，以备参考”。

此时蒋介石一方面表示“交易所案，移归法院办理”，并向财政部发出手谕：“纱布交易所案既归法院侦查，所有原派查办人员及行政部分一律停止进行，听候司法解决，免涉干预司法之嫌。”但就在这时，报章传闻7月8日宋霭龄从九江飞往庐山，要求蒋介石释放吴、盛，其后二人便交保释放，吴启鼎并于“十日起到税署正常办公”。这一传闻亦经财政部秘书长鲁佩璋致孔令侃的电报予以证实：“吴、盛两君于本午十一时十分乘汽车赴沪，由边(科长)、张(龙章)两君护送。”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以行政院长的名义邀请上海地方协会会长杜月笙、商界元老虞洽卿、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叶琢堂和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穆藕初等大老飞抵庐山，亲自查询此案经过，而交易所的其他几位涉案经纪人徐懋昌、吴瑞元、孙煜峰、洪佐尧等，则由水路前往九江再上山。在庐山期间，蒋介石曾接见交易所诸位理事及经纪人，“对于商人买卖关切面谕，顷顾及国民经济，确(恪)守商人道德，安分守己，共谋国家复兴为重”，并希望纱布交易所“今后将真正以实理调剂市场、流通纱布为目的，由投机一变而为投资”。与此同时，蒋介石身边的情报人员也参与了这次“纱交风潮”的调查，据经纪人孙煜峰回忆，他们在庐山的时候军统头子戴笠就曾找过他们，并请他们吃饭。开始孙等人并不知道戴是什么身份，还是穆藕初说出了他的来历，并吩咐他们说话一定要小心。其后戴笠分别与各人谈话，并让他们撰写自传。蒋介石后来亦接见过他们，除了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之外，重点是告诫他们以后不可再做投机。离开庐山前戴笠又曾出面请他们吃饭，表示此次风潮已经查明，与你们无关，你们可以回去了。

7月14日，徐恩曾、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询问吴瑞元、徐懋昌、洪佐尧和孙煜峰的情况，并附有四人的询问笔录。其中吴瑞元“绝不认其与公务人员合作经营投机事业，并谓与公务人员绝无往来”；而徐懋昌则坚决否认与傅秉常、许崇智等共同操纵纱布交易之事，只承认与他们素有交谊，往还密切，但所谓“勾结公务人员、操纵纱花市场一节，极言冤枉，并谓如查有其事，愿受枪毙处分”。虽然徐、戴二人认为吴的态度并未坦白，说辞亦存在诸多疑点，而“徐为人比较狡猾”，但因上述四人都是由穆藕初、闻兰亭、杜月笙等人所做的担保，所以徐恩曾、戴笠拟议的处置方案为“目前暂准回沪，限半月内搜检凭证，来牯密报”。蒋介石亦于7月15日上午“亲审纱布交所案”，之后亦同意了徐、戴的建议，由此亦可见他对此案的重视程度。

就在上述人物远在庐山之际，上海的地方法院于7月9日上午9时又开始了第二次庭审，这次吴启鼎、盛升颐等人均出庭接受讯问，但他们对所有指控全部予以否认。以下便是当时开庭的原始记录：

报到人：(1)27号经纪人陈唐山；(2)经纪人公会副会长邵文楣；(3)闻兰亭；(4)其他等。

问闻[兰亭]：与吴、盛有何关系？答：与吴、盛均无关系。问：平日他们交易你知道吗？答：不知道，交易所系经济人的事。问：大宗交易你总知道，外间盛传盛作大交易，你知道吗？答：不知道。问：穆君说听你说盛系大户。答：曾听穆说有风声，我们须向经纪人调查，否则风闻不足凭，我没说盛是大户。问：你究竟听说什么？答：什么均未听说。问：盛素与哪个经纪人往来？答：不知道。问：此案与交易所前途颇有关系，你要说实话。答：实不知道。问：穆藕初到庐山去了吗？答：是的。

问王晓籁：上月三十日开庭到过么？答：到过。问：你曾说传闻盛系大户？答：六月初纱价大涨时听见传说。问：听何人说？答：很多经纪人亦说。问：究竟盛是大户，有多少数量？答：不知道。问：他来京与哪个经纪人往来？答：不知道。

问虞洽卿代理江一平：江答：虞被委员长电召，我代表声明，内容我不知道。

问邵文楣：本月四日何人与你说过话？答：严司长及陈参事。问：曾问你风潮系盛买进很多，你说是的。答：我说听说(三、四月)盛卖出买进都很多。问：哪个经纪有多头？答：15、35、50、52、42、54，都是多头大户。

问盛升颐：交易所五月底风潮你有刑事嫌疑，故侦查。答：前奉委员长电，到京投案。问：在上海多年，熟人甚多？答：是。问：你家中几人？答：三弟兄，三侄儿，八姊妹。问：五小姐、七小姐均在上海吗？答：是。问：你与虞洽卿很熟？答：在招商局时很熟，现在不常来往。问：有无恶感？答：很难说。问：与穆湘玥如何？答：认得。问：你在交易所做交易吗？答：公务员是不能做的。问：你们姊妹呢？答：已分家多年，不知。问：均说传闻如此。答：无证据，传闻我亦听说。问：经纪人均如此说，你若无关系，何以如此？答：部里大约根据报纸的，不能以传人入罪。问：你与哪个经纪人有往来？答：没有。问：我方才问你交游很多，你为何不认得经纪人？答：官界熟人多。问：你与徐懋昌认得吗？答：与其兄徐懋棠认得，与徐懋昌不相识，且未说过话。问：上海有七星公司，你知道吗？答：不知道。问：穆藕初等说你是大户。答：无证据。

问吴启鼎：在交易所(源[元]大)证券号做交易吗？答：否。问：与戴行骅认得吗？答：是。问：你很信任他吗？答：[未回答]问：你银行内尚有姓孙的？答：也许有的，叫什么名字不知道。问：你是否委托戴做交易？答：未。问：源[元]大号账上如此记载。答：没有。问：既没有，他们为什么记你的名字？答：不知道。

问陈康山：盛升颐委托你做生意吗？答：没有，是盛五小姐用盛盈记、盛威记，去年及今年三月间的事。问：你说57号代盛做交易，很多的吗？答：听见场内人说的。问：盛盈记等做了多少呢？答：二、三千包。

问孙玉[煜]峰：他是57号经纪人？答：经纪人另有一人，沈是经理。问：盛做交易事你知道否？答：不知道。

问实业部代表陈郁：报载实部向银行查账吗？答：事实上很困难，又奉委员长电，听司法解决，均停止调查。又，七月六日与经纪人谈话记录两件，可以呈庭。问：经纪人在交易所做交易，然后转入公会，是吗？答：系交易所法经纪人外不许其他公司，但现在事实上有小公司接收交易，再转给经纪人，源[元]大亦是一小公司。问：交易所票据在银行账上，可以查吗？答：一部分账实业部已调到，日内转送贵院，当时系会计主任去的，但银行不许立时查账，颇为困难。问：传何人来较好？答：王复炎。问：尚有其他方法呢？答：没有，因为公务员做交易，经纪人亦犯罪，故经纪人供述多所规避，颇难调查。邵文楣亦说过，公务员总是托人做交易的。

问至此。庭谕：被告交保。遂退庭。

第二次开庭时，所有证人的回答不是“听说”，就是“不知道”，而盛、吴二人皆更是竭力否认参与纱交风潮之事。盛称自己任职税局多年，在立场上恐有开罪他人之处，但绝对不曾参与交易所买卖之事，此次风传不知从何而起，本案究竟有什么证据，不能仅凭风传就以定罪。吴则说自己虽然认识戴行骅，但从未委托他做过事，自己亦从未在交易所作过买卖，更不知元大号是怎么回事。检察官认为本案还要继续调查证据，但因案情重大，要求盛、吴二人分别交付现金取保候讯。

此次庭上实业部代表再次提供书面陈述，认为吴启鼎部分已提交元大客户留底备函等证据，不再述及，重点是指证盛升颐。除了穆、虞、王等人均指认盛为参与投机之人，其他多位经纪人亦都言及，因此“各方所闻盛老七操纵市面之盛传，益足证明风声之大”；亦正因如此，“盛氏本人已有戒心，其非虚诬，概可想见”。而且经纪人公会副会长邵文楣就承认，“近来公务员做交易往往辗转他人买卖，本人不签名，不直接付款收款，名叫‘活法’”。1935年4月由实业部制定的《修正交易所法》经修正予以公布，其中规定“经纪人或会员不得受公务员之委托为买空卖空之交易”(第41条)，若有违反，“经纪人或会员及公务员各处以买卖价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之罚款，其涉及刑事者依法处断”(第49条)等项规定。然而“公务员投机者规避方法，日益工巧，不独本身不肯显然自承，即经纪人方面亦皆讳莫如深，况历次操纵饶有经验之人，岂肯以真实姓名直接交易，自投罗网？”根据该部的调查，再“参之各经纪人、各商号耳闻目睹之言，益可证实，断非无稽”，因而断定此次“盛升颐利用职务机会，操纵市面，实涉有重大嫌疑”，云云。

就在法院第二次庭审的同时，蒋介石认为该案已经有了结论，即“为财部职员不能究办，与内部意气争执，令人厌烦”。令人深思的是，他在这段话之后又接着写道：“阴气之极端，不宜参预政治，孔姨太露锋芒，受忌必甚。”其后又有“下午访孔姨，会客”(7月14日)，“本日批阅各方情报，亲审纱布交所案”(7月15日)等记载。而在这之后，蒋介石就再也没有在日记中提及“纱交风潮”这件事了。

四 不了了之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纱交风潮”爆发后实业部即奉命前往上海进行调查，希图多头与空头相互调解，但双方矛盾至深，无法解决。其后蒋介石又委派实业部部长吴鼎昌亲自前往上海，在调查中却发现税务署署长吴启鼎有利用其名号投机之嫌，从穆藕初、闻兰亭等众多海上闻人之口中，亦都传说苏浙皖统税局局长盛升颐曾介入此案之中。于是吴鼎昌就将这些情形报告给蒋介石，致使蒋极为震怒，要求财政部立即扣押二人。但不知为何，后来在法庭开庭审讯时，穆、闻等人又突然改口，称所谓盛老七卷入投机全系风闻，并无实据，而吴启鼎更是矢口否认他曾参与交易所的投机。

照理说，实业部是主管各地证券交易所的直接职能部门，“纱交风潮”发生后，由实业部前去调查事件经过理所当然，而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此案又牵涉到财政部多名高级官员牵连其中，因而即向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汇报，蒋为之震怒，要求严加处理亦可以理解。然而吴、盛二人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与孔家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外界还盛传宋霭龄等人的“三龄公司”“七星公司”亦参与其中。虽然吴、盛二人在庭审中竭力予以否认，所谓“三龄公司”可能也是空穴来风，但此案究竟如何处理，是铁面无私、公事公办，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蒙混过关，这就让蒋介石面临着两难的困境，最终他还是决定“纱布交易所案既归法院侦查，所有原派查办人员及行政部分一律停止进行，听候司法解决，免涉干预司法之嫌”。

吴鼎昌对于这样的处理自然感到不满，7月11日他致函蒋介石，一面称“纱布交易所查办案，八日奉面谕，立刻通知徐恩曾兄分别电告驻沪查账人员，即行结束遵办矣”，但同时又将他所调查涉案公务员的嫌疑各点随函抄呈。然而蒋介石并不接受他的意见，反在其函上批注：“看此报告，所谓盛老七者，完全系庄盛氏女老七，所谓盛家者，只有盛五小姐与盛七小姐，而事实与盛男老七盛升颐无关，可断言也。”一句话就否定了吴鼎昌的调查。

吴鼎昌呈送的密件共有七页，详细记录了盛升颐、吴启鼎涉案的证据，如6月22日穆藕初回答：“据传说，多头大户许崇智系与徐懋昌合作，尚有盛老七、吴瑞元等”；6月30日，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对吴鼎昌说：“盛升颐为操纵市场主使之重要人物，人人皆知。”7月1日，虞洽卿说：“至于七星公司关系，闻系由七人所组成，与盛老七当然有重要关系。我虽没有证据，但外间几乎无人不知，盛此次赚至数百万之多。”“至于吴启鼎，平心的说，上次纱布交易所的事是有他份的，这次是没有参加。他们这班人常在徐懋昌的公馆里，据说在同孚路布置了很豪阔的舞厅，天天叫舞女混在一起，就做这种事情。”然而这些都是听说传言，并没有证据，最后到了法庭上，穆、王、虞等人全都矢口否认，吴鼎昌此时的心情真是情何以堪！

蒋介石究竟对此案的实情到底了解多少，恐怕这是一个永远猜不透的谜，但他对“纱交风潮”异常关心却是肯定的。此过程已如前叙，不再赘述，但蒋态度的转变及所说的“阴气”等语无疑会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

“纱交风潮”引起朝野上下的广泛注意，各大报刊连篇累牍予以追踪报道，事件爆发后张元济、胡适等人曾致信《大公报》，要求法院严惩投机贪污官员，必须加强对贪污投机行为的监督，报纸尤应发挥其作用。《大公报》亦为此发表社评称：“追忆两三年来，全国盛传有一部分中上级官员，在沪为组织的投机，绘影绘声，通国皆晓，上海市上更皆了解为公然之秘密。然而报纸不能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者，盖其人大都接近权势，藏身甚深，而方法甚巧，寻常人所不敢撄其锋，寻常方法断不能得其底蕴。政府不问，谁人敢问？法律不究，谁人敢究？”在国民党的高层中对此案亦不乏议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二级上将徐永昌就在日记中写道：“上海棉纱投机案，盛七及某某皆某副院长之攫钱使者。世界有知识者亦多好权利，然未有中国人之甚，尤其是中国人好权而不思作事，好利而迷非其道。”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亦在日记中记载《国闻周报》的报道，称“上海纱布操纵案，财政部要员吴启鼎、盛升颐有大力者庇护！”甚至于“纱交风潮”一年之后，傅斯年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还不忘提及此事：“自信望言之，孔院长实为国人所痛恶也。夫国民之指责孔院长，大体言之，不外纵容其夫人、儿子如何如何敛财耳，此中经历，〇〇等既非参与之人，亦无侦探之友，自不能举其证据。然而国人纷纷言之，则亦不可忽略者也，只恨监察当局未能调查宣布。如其实也，国法犹在；如其虚也，亦可为彼洗白。惟就形迹可指者言之，可骇叹者已不少矣。”信中接着说：“又如去年纱布交易所风潮事，我公雷霆震怒，全国欣然仰望，欲其水落石出。然沈(吴)、盛二人被押之时，即孔夫人飞往牯岭之日。据传闻云，彼虽不敢面谒我公，却亦多所活动。此事卒以财政部不协助实业部及法院之调查人，含糊了事。去年庐山谈话会中，会中谈国家大计，会外则群聚谈此事，至于一般国人心中观感如何，不言而喻也。且孔氏一家生活之奢侈，一门举动之豪华，固不能不蒙物议。”

此时如何处理“纱交风潮”，对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应该说蒋介石对于贪腐行径是极为痛恨的，因此最初听闻此案后即多次下令，要求实业部与财政部进行深入调查；当他得知有财政部高级官员牵连此案时，更是震怒不已，并下令要财政部将其扣留。但后来不知为何，他的态度又发生变化，一方面他在日记中认为自己“对盛、吴案处置太急”，而应“急事缓处，切勿急制”(6月29日)；“为纱布交易所案几费周折，自愧急忙愚钝”(6月30日)；“为纱布交易所取缔案心神紧张”，同时他还写信给吴鼎昌，并让宋子文查账，而且还在同日的“本周反省录”上记道：“纱布交易风潮案之麻烦”(7月2日)。他甚至认为此案系“内部取闹”，因而“心滋不悦”，且“精神大受打击，终夜未得一眠”(7月4日)。蒋介石为何会对“几费周折”而“心神紧张”，又为何认为此案“麻烦”，甚至“终夜未得一眠？”他在日记中虽然没有明说，但字里行间，却可以看出他此刻心情的矛盾和紧张。

当蒋介石听到宋子文报告，称“吴、盛之案查无证据”时，才总算放下心中大石，他一面指示“纱布交易所案既归法院侦查，所有原派查办人员及行政部分一律停止进行，听候司法解决，免涉干预司法之嫌”，同时又分别召见所有涉案人员前往庐山见面，一方面予以慰藉，但又由情报部门出面招待，又带有一种恫吓的意味。在这般安排之后，蒋介石就下令让吴、盛二人返职工作，下面就等待法院最终的宣判结果了。

应该留意的是，在“纱交风潮”的爆发以及处理的整个过程中，报刊舆论一直都能予以深入的公开报道，虽然报道的内容对于该案的某些细节或背景介绍得并不完全可靠，但至少可以引起普通民众对此案的关注。另一方面，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为了维护其党国的统治，对于贪腐行径自然是十分重视，此案发生后，蒋介石即欲坚决予以制裁；然而随后风闻此案或许有其他背景，他又表现得十分担心，恐牵连到至亲而难以收拾，这种犹豫和矛盾的心情在他的日记中表露无遗。虽然“纱交风潮”一案至今仍存在着许多疑问未能搞清，最终亦草草收场，但从中还是可以反映出此刻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处理贪腐案件中所面对的这种两难和暧昧态度。

此案虽经上海地方法院多次开庭审理，除了风潮爆发后实业部曾于6月17日拟具《取缔上海纱布交易所投机办法》，后经行政院第319次会议决议修正通过，7月1日行政院再以第陆12808号指令抄发实业部，并于7月6日正式公布。该办法共12条，各条内容之后并附有详细说明，主要内容就是禁止经纪人受非纱厂或花纱号之委托代为期货买卖。7月6日，实业部又拟定取缔上海纱布、面粉、杂粮交易所投机办法，对于证券交易所的投机活动均有所规范。但就在这个办法公布的第二天，卢沟桥的上空就响起了日军侵略者的枪声，随后平津危机日益加深，而且战火也开始向东南蔓延。此时不但蒋介石无暇再过问此事，就连京沪各大报刊亦都将注意力聚焦于日见危急的战况中了。

1937年7月30日，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检察官宣布，该案经“检察官偕同会计师赴各银行调查票据时，尚未发现不利于被告之事实，此外又无其他证据足以认定被告有直接或间接散布流言，或行使诡计，意图变动交易所市价情事，其犯罪嫌疑不足，甚为明显”。因此，“经缜密侦查，该被告等之犯罪嫌疑均属不足，依法不应起诉”。值此中日大战即将全面爆发之际，这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纱交风潮”就此便大事化小，终于不了了之；蒋介石的态度也从最初的“彻底严惩”，到后来的“心神紧张”，以致最终决定“不使事件扩大”，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上海纱布交易所也在10多天后爆发的淞沪战争炮火中就此完全结业，一场来势汹涌的“纱交风潮”，至此也就烟消云散，然而却留给后人众多遐想和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