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大鹏
拍摄于1950年代的《茜茜公主》三部曲是奥地利历史上最成功的电影，也是中国观众念念不忘的银幕经典。茜茜公主的高贵气质，奥地利皇室的奢华风范，令人对一战前的欧洲宫廷充满向往。然而，茜茜公主的时代，也是奥地利的落日余晖，那些高雅贵族，终将沦为落魄王孙，世界大战会为他们带来何等的命运呢？
说到奥地利贵族，忍不住先讲几个笑话。
鲍比伯爵招待客人，大家聊起了童年。一位客人说：“我在慕尼黑出生，后来去维也纳上学。”鲍比伯爵惊呼：“您上学要走那么远的路！”
鲍比伯爵应征入伍。“您打算怎么度过军队生涯？”“当然是当将军了。”“您疯了吗？”“怎么？非得疯了才能当将军？”
1918年11月，鲍比伯爵喝着劣质的代用咖啡说：“我真不明白！我们的军队多么雄壮！骠骑兵、龙骑兵、高头大马！多么慷慨激昂的军乐！多么光辉灿烂！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怎么可以把这么好的军队送去打仗呢！”
鲍比伯爵（Graf Bobby）是大约1900年前后，也就是奥匈帝国末期出现的虚构的笑话人物，至今仍然是奥地利家喻户晓的幽默人物。鲍比伯爵没受过很好的教育，蠢笨、幼稚，常常神气活现地摆出贵族气派，但有时也不失可爱。有的笑话可能有市民阶层挖苦贵族的意味，但大多应当代表维也纳民间的幽默感，以及对战争和糟糕时局的苦涩与无奈。鲍比伯爵不是奥地利贵族的光辉代表，但说不定是奥地利最有名的一位伯爵。
德国贵族的“富人版近亲”
奥地利贵族与德国贵族非常相似，也有区别。
首先，奥地利贵族生活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多民族、多文化大帝国，所以奥地利贵族往往更显得国际化和多元化，比如他们或许在维也纳有冬季宅邸，在波西米亚、摩拉维亚有城堡，在巴尔干有地产等。哈布斯堡家族曾经统治的地区非常广袤，奥地利贵族包括大量非德意志裔的群体，比如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兰、意大利、尼德兰与法国贵族。这些非德意志贵族的头衔在奥地利都得到承认。我们很难用现代的民族观念来衡量奥地利贵族。比如奥地利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欧根公子（Prinz Eugen），可以算作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但没人会否认他是奥地利的大贵族。
其次，绝大多数奥地利贵族信奉天主教 ，这是他们与德国贵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德国贵族有多种宗教信仰，后来由普鲁士主导的第二帝国更是把新教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对德国南部和西部的天主教世界长期持敌视和不信任态度。典型的奥地利贵族倾向于和非天主教徒保持距离，只和其他天主教徒结婚。所以北德的新教贵族和奥地利贵族之间很少联姻。奥地利贵族可以和南德的天主教贵族结婚，比方说巴伐利亚贵族，或者和意大利与法国的天主教徒结婚。也就是因为宗教原因，奥地利贵族和英国贵族的联系也极少。
第三，一般来讲，奥地利贵族比德国贵族（尤其是德国北部和东部贵族）更富裕。一个重要原因是，哈布斯堡家族长期垄断神圣罗马皇帝的位置，维也纳长期是帝国的中心，大量财富和资源集中到维也纳和奥地利。奥地利贵族的宫殿和城堡，尤其在文艺复兴时代和巴洛克时代，往往比德意志其他地区的贵族宅邸更为豪华和美丽。也正是因为奥地利贵族比普鲁士贵族富裕，从军的奥地利贵族也比普鲁士贵族少得多。家里有财产保障，奥地利贵族的幼子们不一定需要走严酷的从军之路，而且哈布斯堡帝国广袤，有充裕的行政和外交岗位可以给奥地利贵族提供职业路径。
1900年，霍夫堡皇宫的一次舞会上，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被贵妇们簇拥
第四，大多数情况下，奥地利贵族对哈布斯堡皇帝非常忠诚，贵族与皇帝的摩擦和冲突较少。在哈布斯堡统治的诸邦，除了哈布斯堡家族自己之外，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也没有直属于帝国的主权诸侯，所以减少了冲突的可能性。 相比之下，德意志西南部一度有大量直属于帝国的主权男爵和骑士，他们在19世纪初丧失了主权，被巴登、符腾堡等大邦吞并，这些曾经（至少在理论上）与巴登和符腾堡君主平起平坐，甚至血统比他们更古老的男爵和骑士们往往很不服气。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贵族对霍亨索伦皇帝的忠诚也是打折扣的。相比之下，对奥地利贵族来讲，社会金字塔的最顶端永远是皇帝。另外，至少在宗教改革造成的冲突结束之后，奥地利统治者哈布斯堡家族与贵族的关系比较融洽，对抗和冲突较少。当然匈牙利贵族是另一回事，他们时常密谋反对哈布斯堡家族，为马扎尔民族争取更多权益和自由。
现代国家的“幸存者”
奥地利开明专制时代的重臣文策尔·安东·冯·考尼茨-李特贝格伯爵
神圣罗马帝国利奥波德一世（1640—1705）在位时期，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还是君主与贵族等级的二头政治，贵族还拥有相当强大的政治权力和诸多特权。他的次子查理六世在位期间已经开始凝聚君主的权力，往现代绝对主义专制政权的方向发展。而查理六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及其儿子约瑟夫二世皇帝则通过一系列改革，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现代国家。君主与贵族的二头政治让位于君主专制。贵族等级的权力和特权被大幅度削减。从此，中央政府征税不再需要贵族等级会议批准；听命于君主的行政机关与职业官僚从中央渗透到地方，逐渐蚕食贵族领主的统治权；司法部门与行政部门分离，使得贵族等级失去了司法裁判权；刑法与民法的整理编纂使得国家的权力逐渐统一且集中于维也纳朝廷；税务和财政改革也削减了贵族的权利；约瑟夫二世拒绝召开波西米亚的地方议会，并解散了它的执行机构，于是贵族与君主平行统治的最后残余也消失了。奥地利开明专制时代的重臣文策尔·安东·冯·考尼茨-李特贝格伯爵（Wenzel Anton von Kaunitz-Rietberg，1711—1794）曾对玛丽亚·特蕾西亚皇后说：“我不能同意重新抬举贵族。我自己是波西米亚贵族和地主。但我对陛下的责任比我自己阶层的利益更重要。我必须在上帝和陛下面前承认，我认为，假如恢复贵族的统治，那么国家的改良和希望就全完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将受到严重打击。” 专制君主及其代表的中央集权和现代化国家，逐渐取代了封建时代的政治制度。在这过程中，贵族损失了很多，但他们很快找寻到了自己的新位置。他们积极参与现代国家的建设，出任行政官员，为君主效力，从更强大也更富于的现代国家那里获得胜过封建时代的物质利益和资源。普鲁士等德意志邦国也发生了类似的进程。
奥地利上议院，1902年
1867年奥匈帝国的《12月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907年，开始实行议会下院的全体男性公民普选制。但一直到1918年，贵族仍然享有社会上的优越地位和许多特权。1861—1918年，奥地利议会上院（贵族院）除了皇室和教会领导人之外，有106个贵族家族享有世袭席位。这106个家族常被称为“高级贵族”（Hochadel），尽管这个词一般仅指在神圣罗马帝国框架内享有或曾享有主权的诸侯，而这106个家族里包括一些从来没有享有过主权的伯爵和男爵。匈牙利王国在布达佩斯有自己的贵族院，与这106个家族无关。贵族院成员参政的程度不同，有的人从来没有去参加过会议。1907年起，贵族院成员也可以参选下议院。皇帝有时会把平民或者从资产阶级跃升为贵族的人抬举到贵族院。
旧日贵族的头衔与等级
1918年时，除了皇室成员之外，奥地利贵族主要分成以下几个等级，从低到高分别为：
1无头衔贵族，仅有“冯”字，或有贵人（Edler）称号；
2骑士，姓氏前有“Ritter von”；
3男爵（Freiherr），日常可称呼Baron；
4伯爵（Graf）；
5侯爵（Fürst）。
少数侯爵也享有公爵头衔，如列支敦士登侯爵同时享有特罗保（Troppau）和耶根多夫公爵头衔。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有的也享有一些公爵头衔。另外，哈布斯堡家族的男性成员出生便自动享有大公（Erzherzog）头衔，女性则是女大公（Erzherzogin）。
1901年的一次赛马会，赛马是奥地利贵族喜爱的运动
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在这之前就获得贵族身份的家族常常在自己的头衔前加一个“帝国”，如“帝国男爵”“帝国伯爵”等，以区分1806年之后获得贵族身份的暴发户。不过二者之间没有法律地位上的区别。
奥地利贵族当中有大量外国人，其头衔是外国君主封授的，但在奥地利也得到承认，比如来自法国的罗昂公爵（Duc de Rohan）。
与普鲁士不同的是，奥地利贵族的头衔放在名与姓之间，而不是全名之前。比如，在普鲁士是Freiherr Manfred von Richthofen，在奥地利则是Manfre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新老贵族的鄙视链
至迟到1400年前后获得贵族身份的贵族，称为原始贵族（Uradel）。此后通过皇帝/国王等封授的诏书而获得贵族身份的，称为诏书贵族（Briefadel）。奥地利和匈牙利常用的一种说法 “老贵族”（Alter Adel）包括原始贵族和一些早期的诏书贵族。
如果是神圣罗马皇帝封授的诏书贵族，在整个帝国范围内享有相应的身份和地位；而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还能够以波西米亚国王、匈牙利国王、奥地利大公等身份，封授仅在这些地区得到承认的贵族。
1878年，册封威廉和阿尔弗雷德·贝格尔兄弟为男爵的诏书
从1757到1918年，所有出身资产阶级的哈布斯堡军官，只要满足一定条件（不间断地服役满三十年 ），就可以获得世袭贵族身份。哈布斯堡帝国著名的女君主玛丽亚·特蕾西亚皇后在七年战争期间颁布了这道法令，为的是吸引资产阶级的人才为皇室所用。 1798年，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又增加了一个条件，即必须亲身参加过战斗。后来即便没有参加过战斗，只要有特殊贡献，也可以获得贵族身份。1896年起，即便没有参加过战斗，只要服役满四十年，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也可以成为贵族。和平时期，大家只能苦熬时间；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很多军官凭借参战和特殊贡献等条件，获得了贵族身份。1916年到战争结束，卡尔皇帝共封授了超过700人。 这些凭借服兵役而获得身份的新贵族被称为“体制贵族”。
1917年，一位“体制贵族”的纹章设计得到批准
被提升为无头衔贵族的话，申请者无需向国家缴费。但如果想要“贵人”头衔和包含地名的头衔，就需要缴费。体制贵族的头衔不与实际的领土挂钩 ，可以自己挑选，可以是立功的地点、可以是服兵役的地点，有的头衔甚至是完全虚构的，用来表达对皇朝的忠诚，比如“冯·皇冠之盾”（von Kronenschild）。另外，申请者可以自行设计纹章，但需得到政府批准。
奥匈帝国陆军少校“冯·皇冠之盾”的墓碑
除了从军为国效力之外，行政官员、企业主、银行家、金融家、艺术家、自由职业者也可能获得皇帝的封授，成为贵族。与欧洲其他国家，包括德意志其他邦国相比，奥地利封授贵族时是相当慷慨的。1701年至1918年一共提升了12408人的阶层地位，其中10567人被从平民提升为贵族，其他的是晋升贵族衔级。按照职业划分的话，其中有5133人是军官，3463人是官员，1242人是商人、工业家和银行家，520人是艺术家和科学家。 体制贵族中有一些犹太人。
1893年，一名上尉获得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贵族封授，成为“体制贵族”
新贵族的心态和精神面貌仍然保持资产阶级特色，而老贵族通过自己的财富、土地、互相通婚结盟和与宫廷的紧密联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总的来讲，19世纪后半期的体制贵族代表着正在冉冉升起的、部分信奉自由主义的、忠于皇帝的资产阶级人士。
老贵族被称为“第一社会”，从资产阶级攀升起来的新贵族被称为“第二社会”，二者之间很少通婚。 “第一社会”和“第二社会”之间存在森严的壁垒和复杂的鄙视链。前者鄙视后者，这是毋庸置疑的。据曾在维也纳担任使馆武官的普鲁士将军克拉夫特·霍亨洛厄-英格尔芬根公子（Kraft zu Hohenlohe-Ingelfingen，1827—1892）描述，有的属于“第二社会”的大财主因为特别有权有势，大家不得不把他们算作“第一社会”。于是“第一社会”分成两个群体：A，原先的“第一社会”；和B，从“第二社会”上升来的暴发户，后者往往比前者富裕得多。A和B这两个群体的男性可以交往，因为他们往往是政府和军队的同僚。但这两个群体的女性几乎从来不交往。如果A群体的男性娶了B群体的女性，就会被A群体排斥。在宫廷的大舞会上，两个群体都受邀请；但所谓的“小舞会”从来不邀请B群体。霍亨洛厄-英格尔芬根公子说，“第一社会”也分成高低两个群体，这是维也纳独有的现象。
皇帝远去，贵族落寞
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幕即将落下，奥匈帝国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10月16日，卡尔皇帝颁布宣言，提议将奥匈帝国改组为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这种妥协来得太晚了，因为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成功独立建国，南斯拉夫人也于29日建立了一个国家（后与塞尔维亚王国合并，组成后来的南斯拉夫王国）。在帝国崩溃的边缘，原奥匈帝国德语区的议员紧急联合起来，代表帝国境内德意志人的利益。11月11日，卡尔皇帝放弃权力，不过没有正式宣布退位。12日，议会宣布建立“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即后来的奥地利第一共和国。
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与奥匈帝国相比，领土大幅缩水，经济实力也减弱许多。很多人觉得这样一个小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难以维系，所以希望与德国合并，但受到西方列强的阻挠，因为西方不愿意看到战败的德国疆域还能扩张。所以，现代奥地利共和国不是历史上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被政治形势逼迫而产生的。在此之前，奥匈帝国境内的德意志人群并没有“奥地利人”这样一个身份认同。
犹太裔奥地利贵族，阿尔方斯·詹姆斯·冯·罗特希尔德男爵
1919年4月3日，奥地利议会颁布《废除贵族法》（Adelsaufhebungsgesetz），废除了贵族制度。 并且，奥地利废除贵族比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更严厉。魏玛共和国还允许贵族保留头衔和“冯”，作为其姓氏的一部分，而奥地利则干脆彻底禁止一切贵族头衔和“冯”等称号，违者将被处以2万克朗罚款或至多6个月的徒刑。1948年宪法把这个处罚改为4000奥地利先令，后来一直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始终是这个数额，今天相当于约290欧元。于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族长在奥地利就只能叫奥托·哈布斯堡，而不是奥托·冯·哈布斯堡。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是，1919年阿达尔贝特·冯·施特恩贝格伯爵（Adalbert Graf v. Sternberg）在维也纳说：“你们看看我的名片！现在我叫阿达尔贝特·施特恩贝格。卡尔大帝给了我贵族身份，而卡尔·伦纳剥夺了我的贵族身份！”（卡尔大帝即查理曼，卡尔·伦纳是奥地利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 不过，艺术家、演员的名字或艺名不受该法律的影响，所以赫伯特·冯·卡拉扬仍然可以用“冯”字。很多贵族为自己准备两套名片和信纸，一套遵照法律，没有贵族头衔和纹章，用于和公共机关打交道；另一套有头衔和纹章，用于和商界与其他贵族打交道。
共和国的敌意甚于德国！
2018年，奥地利贵族彼得·施托尔贝格-施托尔贝格伯爵（Graf Peter zu Stolberg-Stolberg，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外孙女黑德维希的孙子）给我做了解释。他指出，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德皇正式宣布退位，从帝国到共和国的过渡是合法的。而在奥地利，末代皇帝卡尔和皇后济塔并没有退位，也从来没有举行过废除帝制的全民公投。所以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本质上没有合法性。正是因为心知肚明自己缺乏合法性，第一共和国的领导者非常害怕旧的精英集团，即贵族，会卷土重来；害怕贵族会起来质疑和反对自己，于是共和国决心要打压贵族阶层。所以奥地利共和国对贵族非常严苛，不准他们用“冯”和各种头衔。哈布斯堡家族甚至长期被禁止返回奥地利，还被剥夺成为奥地利总统的权利。后来哈布斯堡家族的大部分成员都放弃了成为皇帝的权利。但卡尔皇帝的两个儿子罗伯特和菲利克斯没有放弃这个权利。
1912年，工业家萨克斯·冯·萨克森哈尔被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封为贵族
施托尔贝格伯爵的说法听起来有道理，但我没有找到旁证，姑且在此转述，期待读者批评和指教。不过第一共和国政府的确对贵族抱有敌视和不信任的态度，用各种手段阻止贵族在共和国政府获得重要职位。
虽然有明文禁止，但在奥地利日常生活中，用贵族头衔和“冯”称呼，还是很常见的事情，往往不会受到“叫真”的处罚。
对施特恩贝格伯爵这样的大贵族来说，失去头衔并不重要，他的宫殿、城堡、土地、金钱、人脉、教育和社会地位都还在。有一个著名的段子是，弗兰奇斯卡·冯·施塔尔亨贝格侯爵夫人（Franziska Fürstin von Starhemberg）说：“废除贵族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不管有没有头衔，我们都是施塔尔亨贝格家族。”
那么废除贵族头衔对什么人影响最大？是那些在帝国时期辛劳一生为国效力从而获得贵族身份的“第二社会”。他们的薪水不多，生活清贫，但为皇帝服务几十年之后，可以获得低级贵族身份。这对他们是一种褒奖和鼓励，也把很多人与皇朝联系起来，让他们对皇帝忠诚。这种意义上，贵族身份是一种社会黏合剂。1918年废除贵族，对这些人群的打击最大。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下子失去了工作、社会地位和最后一点点荣誉。
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也没有恢复奥地利贵族的头衔。战后的奥地利第二共和国则对贵族“维持原判”。
奥地利贵族认为《废除贵族法》是对他们的歧视和侵犯人权，怒斥其为“反贵族法”和“暴民法”；并坚持表示，贵族之所以是贵族，与头衔无关，而主要与精神面貌有关，所以共和国希望通过废除头衔来消灭贵族，是一种妄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建立的“奥地利天主教贵族协会”在共和国时期才真正活跃起来，向政府递交各种请愿和申诉，建立和维持图书馆，建立帮助贫穷贵族的基金会，管理贵族名册等等。该协会一度拥有3000成员，相当于几乎全部高级贵族，还有部分低级贵族。协会的首任主席是海因里希·冯·克拉姆-马提尼克伯爵（Heinrich von Clam-Martinic，1863—1932，曾任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部分的总理）。
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匈牙利
1918年12月10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废除贵族制度，禁止贵族头衔，并实施土地改革，剥夺贵族的部分土地。一些贵族逃往奥地利、德国、匈牙利等国，也有一些贵族留在捷克，接受了捷克国籍。纳粹时期，这部分捷克籍德意志裔贵族的财产被纳粹没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群曾受纳粹迫害的贵族收回了财产。但1948年，共产主义政权再次剥夺了贵族的财产和土地。1992年，曾经的捷克贵族，比如施瓦岑贝格家族，从新的捷克共和国政府手中收回了自己久违的财产。
在萨拉热窝被刺杀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后代，即霍恩贝格家族，未能收回在捷克境内的土地和宫殿。列支敦士登统治家族在捷克的土地也未能收回。
匈牙利在1946年之前都是君主国，卡尔皇帝曾试图在匈牙利复辟，成为匈牙利国王，但都失败了。在西方列强要求下，匈牙利政府禁止卡尔及其后代成为匈牙利国王，于是匈牙利成了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1947年，匈牙利废除了贵族制度。
纳粹伸出危险的橄榄枝
两个因素让奥地利贵族较少接受纳粹的“统战”：君主主义，即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忠诚；天主教信仰。
德国历史学家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Stephan Malinowski）写了一本书《从国王到元首》，讲德国贵族与纳粹的关系。据他的研究，天主教信仰是一种疫苗，让德国南部和西部的天主教贵族天然地对极端思想和纳粹思想有一种抵抗力，所以天主教贵族较少支持纳粹。
与德国的情况类似，奥地利的天主教贵族较少支持纳粹。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菲斯滕贝格侯爵马克西米利安·埃贡二世（Max Egon II. zu Fürstenberg，1863—1941），不过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德国，而且曾是威廉二世的密友，对德国更为亲近。也有一些奥地利贵族甚至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前就试图加入纳粹党。 典型的奥地利贵族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天主教要求信徒对罗马教会、梵蒂冈和教皇绝对忠诚，而纳粹敌视天主教会，所以他们较难接受纳粹。真正的天主教徒如果接受阿道夫·希特勒及其很多非基督教的理念，需要克服极大的心理障碍。大多数奥地利贵族与纳粹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距离。不能说这些人都是反纳粹的英雄，但他们也绝不是纳粹分子。
当然，也就是因为天主教信仰，奥地利贵族也较难接受左翼思想，他们大多属于保守派。有一个著名的特例是阿洛伊斯·列支敦士登公子（Aloys Prinz von und zu Liechtenstein，1846—1920），他比较接近左翼政党，被称为“红色公子”。不过他天生是个浪漫主义者。
在1938—1945年间，大部分奥地利贵族都进行“内在移民”（Innere Emigration），退缩到自己的城堡和小圈子，希望糟糕的时代能够早点过去。他们没有积极支持纳粹，也没有积极站出来反抗。
自奥匈帝国灭亡、1918年奥地利第一共和国建立以来，奥地利贵族就在社会上渐渐边缘化，广泛的民众对他们不再感兴趣。所以贵族的“内在移民”和对政治避而不谈，开始得很早，比纳粹兴起早得多。从1918年到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奥地利贵族有差不多二十年时间来练习和实践“低调”和“内在移民”。即便在第一共和国时期，他们也必须小心谨慎，避免吸引过多的注意力，避免抛头露面。所以他们对纳粹的回避也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
纳粹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奥地利贵族。首先，奥地利贵族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国际主义者，他们的亲人和朋友遍布欧洲。奥地利贵族可能说德语，或主要说德语，但他们可能在波西米亚或意大利有城堡和地产。用国籍、母语、血统这些东西来衡量人，不是奥地利贵族的习惯。从这个角度看，奥地利贵族是开放和开明的。纳粹的雅利安种族主义与德意志血统优越论，对奥地利贵族没有什么吸引力。
哈布斯堡家族的族长奥托·冯·哈布斯堡大公与霍亨索伦家族的威廉二世和几位亲纳粹皇子不同，坚决反对纳粹。他坚决抵抗纳粹国防军吞并奥地利，而德军的此次行动代号为“奥托行动”，可能就是以他为敌。奥托·冯·哈布斯堡曾建议许士尼格总理把总理职位交给他，由他来组织军事力量反抗纳粹，并提出要发动工人阶级。而许士尼格没有抵抗纳粹的意志，向希特勒屈服。
果然，纳粹占领奥地利之后，奥托大公就被以叛国罪通缉，哈布斯堡家族的财产被没收。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儿子们被纳粹逮捕，他的孙子们被从学校里赶走。哈布斯堡家族多位成员被投入集中营。奥托大公及家人逃往比利时。1940年5月，德军进攻比利时，哈布斯堡家族居住的宫殿遭到轰炸。副元首鲁道夫·赫斯命令，逮捕奥托大公及其兄弟之后，立即将其枪决。奥托大公及其母亲和兄弟姐妹历经艰辛流亡到美国。奥托大公还曾返回法国，帮助反纳粹的奥地利人逃亡，据说挽救了15000人的生命。 1941年8月，希特勒命令剥夺济塔皇后及其子女的德国国籍。 在英国和美国，奥托大公与丘吉尔和罗斯福交往甚密，推动国际承认奥地利为“被占领国家”；推动英美缩小战后苏联在奥地利的占领区，并由英法美苏四国占领维也纳 ；他还试图组建一个奥地利营，在美军框架内作战，不过没有成功。 对于奥地利在战后的地位（避免被苏联控制、走上亲西方道路），奥托大公有不小贡献。他还和丘吉尔讨论过建立一个新的多民族联邦制多瑙河君主国的可能性。
第一个死于纳粹集中营的奥地利人是笃信天主教的君主主义者汉斯·卡尔·蔡斯纳-施比岑贝格男爵。很多奥地利贵族以各种方式抵抗和反对纳粹，这些抵抗分子包括埃尔温·冯·拉胡森-维夫勒蒙将军（Erwin Lahousen Edler von Vivremont，1897—1955）、约瑟夫·冯·弗兰肯施泰因男爵（Joseph Freiherr von und zu Franckenstein，1910—1963）、约瑟夫·特劳特曼斯多夫-魏因斯贝格伯爵和夫人（Josef Graf von Trauttmansdorff-Weinsberg，1945年4月被纳粹杀害）、汉斯·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Hans Freiherr von Hammerstein-Equord，1881—1947），以及马克西米利安和恩斯特·霍恩贝格兄弟（他们是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儿子）。
奉行君主主义的“奥地利天主教贵族协会”也反对纳粹，1938年被禁。
1945年之后的身份复兴
二战结束之后，苏联在奥地利的占领区实施土地改革，剥夺了贵族的土地。但后来奥地利第二共和国建立，苏联撤军，这些土地于1955年物归原主。哈布斯堡家族的私产和土地于1919年被奥地利共和国政府没收，1935年被许士尼格总理部分归还，1938年又被纳粹没收，1945年之后属于奥地利共和国。奥地利农业土地的5%和森林的10%在今天属于贵族。 200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奥地利贵族进入经济精英阶层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六倍。 毕竟施瓦岑贝格、金斯基、列支敦士登、霍恩贝格甚至哈布斯堡这样的赫赫威名，会给贵族自动加分，而且这些豪门多年来积累的资本与人脉在当代社会的商界、金融界等流域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列支敦士登侯爵家族今天是银行业大亨。汉斯·冯·劳达骑士（Hans Ritter von Lauda，1896—1974）是奥地利工业协会主席。
所以奥地利贵族大多仍然能过着地主和富人生活，尽管没有任何政治和法律上的特殊地位。奥匈帝国时期首相马克斯·冯·贝克男爵的后人马克斯·冯·阿尔迈尔-贝克男爵（Max Freiherr von Allmayer-Beck）在1979年说：“作为一个群体的奥地利贵族已经完全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
不过，在战后初期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已经变成共产主义势力范围的地国家逃亡到奥地利的贵族往往除了背包和身上的衣服之外一无所有。逃往西德的前德国东部贵族会得到政府的一定补偿，以弥补他们损失的土地和财产，但逃往奥地利的贵族得不到类似的补偿。如果得不到亲戚的搭救，他们大多为了谋生而选择市民阶级的工作，比如酒店经理、电工、汽车修理工、银行职员等等。所以奥地利贵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鲜明的阶层，而是在很大程度时与资产阶级融合了。 两个阶层之间的关系也比过去放松了很多。
1954年，奥地利贵族组建了“圣约翰俱乐部”（St. Johanns Club），算是“奥地利天主教贵族协会”的非正式后继者。俱乐部组织的舞会就像帝国时期霍夫堡皇宫的舞会一样，豪门贵族汇聚一堂。不过该俱乐部的750名成员有三分之一不是贵族。
2005年，有人在奥地利组建了“奥地利贵族协会”在，以“奥地利天主教贵族协会”的后继者自居。奥地利政府曾打算禁止该组织，后来又允许它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