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民主共和稀里糊涂;张勋复辟值得同情

张鸣认为，张勋复辟在当时有着民意和军意的基础，反映了当时民主共和制在设计上的不成熟，导致府院之争，导致民主共和成为夹生饭。结果无论选择民主共和还是帝制，都成了一场场儿戏，进一步导致了革命，革命又成了绞肉机。

张鸣说，民主制度需要知识、智慧和时间，不要太着急玩革命。“我写完这本书，实际我对当年那些保守主义者，怂恿张勋复辟的老先生们有了一些理解和同情。”

以下是演讲内容：

我为什么不讲袁世凯，讲张勋复辟？

今天下午有人采访我说，你为什么不写袁世凯复辟？不写洪宪帝制，写张勋复辟？我说原因很简单，写袁世凯复辟太多了，写张勋复辟太少。对我来说，写张勋复辟更传达出我要写的意义，就是中国的共和制或民国这个制度出问题了。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它刚刚办了几年就出现了制度的危机。

张勋复辟可能更加能够凸现出这个危机的特性来，也就是说刚刚一个大人物称帝失败，刚刚失败紧接着又来一个，显然张勋和袁世凯是不能比的。他又称帝了，他又复辟了，又把皇帝拉出来了。为什么这样呢？教科书里写得很好，两次复辟失败，是因为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于是他们就失败了。

既然深入人心它为啥两次复辟呢？我就想这个事儿实际不是那么简单。而且即使帝制复辟失败了，后面中国的历史是往越来越往激进的道路上走。

民国历史其实挺短的，国民党和北洋时期两段加起来没有多长时间，不出半个世纪，但这实际是中国历史最宝贵的十几年，它是唯一一段没有皇帝的历史。以后我们还是争取在一个没有皇帝的历史下生活，所以，这个历史尤其珍视。

为什么会有两次帝制复辟？我们讲历史最大的问题，要我看就是个进步史观或者漫画式的历史描述，我们认为，后面一定会比前面的好，历史是进步的。君主立宪一直比专制好，民主共和一定会比君主立宪好。我们一定会把某一个人定为一个身份或阶级，或者你是什么样的地位，定在格里就是什么样子了。所以我们描述历史都会有强烈意味的，你现在的军阀就不叫军阀了呢？我们一定要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当年孙中山是心甘情愿把政权交给他的啊；说张勋如小丑，复辟丑史，一定要用褒贬的词来说这句话。

民国时的军阀并没有这么坏

我通过研究发现，实际上那个时代的人，包括掌权的军人没有这么坏。某些程度上，他们的个人品质比我们某些大人物还要好太多了。

两次帝制，是怎么会发生的呢？首先，民国制度，就是共和制它本身的诞生就比较勉强，相当牵强。当年袁世凯和起义的各省在谈判的时候就商量过这个事情，说我们以后是什么体制？最好还是君主立宪，但双方在谁当君主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袁世凯就说让清帝继续当，但南方各省都不同意，包括立宪派都不同意。

皇帝没了，人们不适应，总统没权威

清帝已经破产了。怎么办呢？找人找不到啊，找谁呢？现任的皇帝不能当，那找谁呢？说找姓朱的，回到明朝吧，姓朱的100多万人口都说朱元璋的后代，怎么当皇帝？没法当。说朱家不靠谱，找孔家吧，孔家说我们祖先就是庶王，我们不当皇帝。朱家人不当，孔家人不敢当，找不到皇帝，只好共和了。对中国最适合转型的方式是英国道路，就是上一次讲的，从德国、美国道路上走，最后转到英国，这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我们有2000年的历史传统，这样转型是最合适的。一下子皇帝没有了，这个事儿就弄大了。

我们知道，用梁漱溟的话说中国是个伦理性的国度，就是伦理道德是我们这个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成分，以及老百姓的行为基本准则。什么叫中国的传统的伦理道德？不就是忠孝仁义吗？三纲五常吗？它的核心是君主，一旦君主没有了，中国的伦理就开始摇晃了。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辛亥，摇晃的中国》，这个摇晃是从上到下都摇晃。

袁世凯当了总统之后发现第一个问题，由此感到困惑，他这个体系无法建立起效忠，这个效忠体系无法建立，他自己作为总统开国务会议，总理和各部长们早上说9点钟开会，10点都不来，干嘛呢？在家打麻将，昨天晚上通宵赌博，起不来。他就没有办法处罚他们，把他们罢免了。因为他是总统，他不是皇帝。各省的督军如果不兼任底下师的师长就要被推翻，如果师长不兼任底下的旅长就当不了这个师长，就是我没有力量把你看住，就管不了你。所以，这就很麻烦。这是上层的问题。

下面老百姓说皇粮国税，皇帝没有了就没有王法，正常的老百姓很困惑，那些刁民欢欣鼓舞，所以辛亥革命之后天下秩序大乱，底层社会非常动荡，那些土匪、帮会、流氓全出来了，有人回忆说私盐贩子可以在衙门门前卖私盐，我吆喝你都不敢抓我。原来的知县有权威，现在新政令任命的县知事没权威，你是总统批的算个屁啊。

所以这对当总统的人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民主共和在制度设计上稀里糊涂

另一方面，设计民主制度的人又相当糊涂。那时候的革命党说我们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民主，我们知道排满。革命党就是当时同盟会，同盟会里最明白的人是宋教仁，宋教仁的民主知识是从章士钊那儿得来的，章士钊是从英国报纸那儿看来的，他当时没有学过像英国的法律。所以，他们设计的制度漏洞百出，而且缺乏起码的真诚。

开始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是美国体制，总统直接统帅内阁。等到他交班给袁世凯的时候莫名其妙在中间加了一个总理，然后这个制度就不知道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了，没有人说。作为临时宪法的《临时约法》也不说，一个字不提，只是说多了一个总理，然后就总理来统领内阁了。

至于今后选出的国会和行政体系是什么关系？怎么处理关系？没有。如果国会的议案总统不满意怎么办？能不能否决？否决完了之后怎么办？国会是不是还可以再议，如果国会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内阁是不是有权把国会给解散了？没有。这些条文全部都是空的，极其粗疏的一个临时约法，设计者就把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东西端出来了。因为大家都没有知识。

袁世凯当然也没有，袁世凯对这个问题也是稀里糊涂，而他对于共和制非常不以为然，他问过他的英文秘书顾维钧，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什么是共和？顾维钧说众人一起管理这个公众事务。袁世凯说中国老百姓还可以管公共事务？为什么？没信心。

我觉得孙中山也没有信心，也没有想把这个事儿做好。在孙中山、革命党这边权力思维都要压过程序思维或规律思维，事情还是用权术、权力的模式来管理这个国家，去做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很快，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发生了冲突，打起来了。本来宋教仁案可以通过法律解决的，孙中山就要打，我们满清都推翻了，袁世凯算个屁，结果一打他土崩瓦解。

袁世凯发现，我用权力运作的方式消灭国民党很容易，他就让国民党占优的议会把他选成大总统，然后把议会散了，收缴国民党议员的党证，不让他们出席议会。这样议会构不成多数，这个会就瘫痪了。

所以袁世凯解决民国的思路是向后走，用传统的方式解决问题。读经、祭天，甚至营造出浓烈的复辟气氛。很多遗老对此很高兴，说袁世凯真好，原来答应共和制是假的，现在要还政于清朝了。哪知道，袁世凯不是想回到清朝，他只是向往以后走，一时半会儿不敢复辟。

但有人说你还是复辟吧，现在这个局面很乱，内忧外患，总统权威不够。这是湖南人杨度出的主意，这主意出了之后袁世凯还小心翼翼张罗，最后他发现大家都同意了，包括后来揭旗讨袁的蔡锷都表示同意，一致拥戴。

所以中国人说假话受不了，害死人了。大家都说，对。而称帝了，蔡锷逃出去，讨袁了。最后政权动荡，原来心腹大将同意的都不同意了，袁世凯的失败不是在于蔡锷打到北京，蔡锷没有出过四川，而是他整个体系晃动。

如果按老理，想建立新朝，想当新皇帝必须对外打一仗，如果袁世凯有本事和日本人打一仗，打赢了，他爱怎么当怎么当，没人拦得住他。问题是你不但没打，还签了《21条》，按老理你没法当这个皇帝。

新道理是达尔文进化论，进化论的意思是说制度是演进的，到了民主共和不能往后退的，新理你更不能当皇帝。老理、新理你都不占。袁世凯又比较好色，经常吃补进，女人比较多，他女儿回忆说，老山参、鹿茸当崩豆这么吃。不上火还好，一上火就麻烦了，他们家又没人活过60岁，正好袁世凯59岁就翘了，也因为没什么好中医或好西医了。

实际上袁世凯当年不是自己想干这个皇帝，是情势就在那儿摆着，他是想解制度之困。但他死之后，民国复元了，民元国会恢复了，我们讲的《临时约法》，全都回去了，就袁世凯死了，问题解决了吗？没有解决啊，问题还是这样啊。

国会和行政职权混乱，上演府院之争

国会和行政体系之间根本搞不明白，大家不知道怎么运作这个体制。国会打架就无所谓了，国会打架肯定打的，那时候打的比较凶，墨盒比较重，拿起来就扔，能把人砸死。最后国会要求把墨盒钉在桌上，顶多把笔扔过去甩一点儿墨。关键是他们自己办不了事儿，行政体系也办不了事儿，所以府院之争，府就是总统府，院就是总理。当时总理是段祺瑞，段祺瑞是袁世凯手下三员之一，北洋之虎段祺瑞当时是北洋系统最有声望的，他当总理，认为袁世凯死后我们就恢复到内阁制了，所以总理是有事权的。但那时候总统是黎元洪，武昌首义的旅长，黎元洪周边人认为我们现在是总统制，总统说了算。这就不行了，所以马上开始府院打起来了，而且国务院在中间搅合。其他时候都可以妥协，打的不可开交了，有人出来说和一下就好了，但有一个事儿无论如何调不了，就是参战问题。

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原本两个大集团，同盟国和协约国都没有人认为会打那么长时间，以为就打一年算了，结果从1914年打到1917年还没有见底，双方根本没有停的可能。战事旷日持久，人力损失很大，双方都感到很困难，尤其协约国认为没有人抬担架，没有人挖战豪。劳动力严重短缺，本来没有选择中国，结果打中国人主意了，说中国人吃苦耐劳，可以给我们提供劳动力。但中国不愿意当劳工，协约国就一个劲让中国参战，当时同盟国在中国的势力被日本干掉了，日本当时是协约国，日本是和英法站在一边。他们就在鼓动中国参战。

中国人中只有少数人觉得我们可以参战，其中就有梁启超，梁启超认为这是我们的机会，只要中国参战了，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会得到改善。他说服了段祺瑞，他说反正我觉得，不管他们怎么打，德国政府打不赢英国，因为他跨不过海去。打到最后肯定是德国失败，段祺瑞被他说服了。

其实段祺瑞被说服还有更实际的利益，协约国说，因为段祺瑞当家以后的中国政府特别得穷，各个省、督军都不把钱往上交，不像今天，富裕省份80%的钱得交到中央来，那时候一分钱不交，中央政府就靠什么东西过日子呢？主要是靠当时中央管的几条铁路，比如京张铁路、京汉线几条铁路线的收入，还有就是关余和盐余，当时庚子赔款是靠关税和盐税来抵押的，每次扣完之后还剩下一点，就是关余和盐余。当时中央政府钱很紧，没钱。当时有人告诉他，如果你参战了德奥的那份赔款你就不用支付了，你还可以暂停，日本还说了我们可以给你贷款。

当家人对钱比较敏感，段祺瑞就很高兴，愿意干。但大多数人，包括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反对，铺天盖地反对的声音，从媒体、政界、学界都反对，两个壮汉、高个子打仗，我们是小矮子，我们掺乎什么？一脚把我们踩死怎么办。

黎元洪认为别的事儿我可以让你，但这个事儿关系到中国的命运，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于是府院在这个问题上就掐死了。但奇怪的是，从国会到舆论，一般都支持黎元洪，段祺瑞又觉得这事儿非干不可，黎元洪又说这事儿非不干不可，双方打得不可开交。后来段祺瑞没招，用他主公的老招，用公民团、包围议会都不行，越干越杂，声望越干越低。最后黎元洪一生气就把他给免职了。这个又出问题了。按当时的制度，如果总统要免总理的职必须总理签字。段祺瑞说你不合法，段祺瑞不干了，他跑天津去了，当时中国的政局就是，天津是北京的后台，只要不干了就退天津去，所有人都这样。

这个事儿还不是不合法的问题，因为当时的天下还是北洋系的，段祺瑞是北洋的老大。中国政治就是这样，你不能撕破脸皮。你不能说免就免了，这哪行，必须私下弄明白才行，你公开把我们老大免了，等于把我们面子全卷了，不给他面子就等于不给我们面子。所以各种督军马上就炸了，性急的就说出兵，在天津筹备参谋处，说要出兵北京，黎元洪是个光杆司令，根本没有一兵一卒，一看这阵势慌了，请北洋系另外的老大出来调停，人家都躲了。因为你没给段祺瑞面子，我们就不能出来接手了，中国就是这样，求谁谁都不干。这时候张勋出来了。

张勋复辟，当时有民意和军意基础

张勋按道理也是北洋系，但他是旁系，北洋系是北洋新军，是正规军，而张勋的军队是巡防营，近似于武警，但比武警的地位低。晚清巡防营装备不太好，训练也比较差，但老被派去打仗缴费，所以有的巡防营实力比较强，还有张作霖，广西陆荣廷的部队，他们也能打。

张勋带的巡防营中有一部分是水匪，也是盐贩子，他们也是很能打仗的。张勋这个人是苦出身，真正的贫下中农，房无一个地无一垅，他是自己硬干上去的。但这个人有个特点，对清王朝很有感情，据说光绪和西太后死的时候哭的简直是比他爹死还要惨；第二他这个人打仗有那么一套，很能打。当时江浙联军进攻北京，守城的就是张勋。江南军很有办法，最后还是让张勋安然撤退了，所以他很能打仗。

那时候他的身份是安徽督军，但安徽不是他的地盘，是他的哥们儿倪嗣冲的，倪嗣冲以省长身份统治着安徽。所以他没有地方待，只好待在徐州和海州，也就是今天的连云港及附近。而徐州和海州是冯国璋的地盘儿，他以安徽督军的名义赖在那儿。按道理他是个小军阀，别人都是一省的督军，他只占了苏北那么点儿小地方。

但是张勋有个特点，他很会经营，特别会做买卖，投资了很多新兴工业。加上他又敢在驻地种大烟，所以他很大方，为人很豪爽。袁世凯失败那会儿各省督军比较惶恐，找地方开会商量对策，本来督军们是想找江苏督军冯国璋到南京开会，但冯国璋那个人特抠，说一个督军带几百人到我这儿来，连吃带嫖的我还不好意思收你钱，就不让他们来。张勋说没有问题，你到我这儿开会。各省督军都到他这儿开会，所以形成一个机制，有事就到徐州开会，叫徐州会议机制。东道主就是盟主。那时候军人干政不好听，所以当时督军乐意让张勋当盟主，张勋时间一长真觉得自己是盟主了，所以俨然以盟主自居。

由于他这个地位，他又不太同意中国参战，所以当他表示你们府院争的不行的时候，我出来调停，黎元洪就同意了。黎元洪非常高兴，连发密电催他赶紧进北京。等张勋带了5000辫子军到天津，黎元洪发现不太对了，你调停带部队干嘛，张勋说不让我带兵我就不来；下次再来，就说不好以什么身份来了。黎元洪说这样不好，你来吧，张勋说我来也行，你得把国会解散。黎元洪说我没有权力解散国会。张勋说这我不管，你必须把国会解散了。黎元洪请他来了，到门口了，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吧，黎元洪就把国会解散了。临时约法没有总统解散国会的提法，根本没有，就把国会解散了。张勋就进了北京，张勋一进北京根本就不理黎元洪，北京军政各界请他吃饭看大戏，有天晚上唱着唱着，他就拉着门进宫了，把小皇帝抬出来，就复辟了。为什么呢？

他身边早就有一帮遗老，那帮遗老认为民国出了问题，玩不下去了，只能复辟，为什么袁世凯复辟失败你还要复辟呢？袁世凯失败是因为没有让他的故主回来，人们喜欢的是清朝的皇帝，所以，这时候我们只要把清朝的皇帝请回来，中国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人们是不是这么想的？真是。那时候街谈巷议，在旧中国人们议论的都是民国不好，都觉得晚清时候不错，我们现在说晚清改革不好是我们后来的问题，实际当时它还是不错的，老百姓日子过的还是不错的，所以，人们都是怀旧，都觉得那时候好，都觉得皇帝回来好，所以张勋一宣布复辟，北京老百姓欢天喜地，我们老说他们用纸糊的龙旗，因为布的龙旗供不应求，没有卖的了。说张勋逼各家各户挂龙旗，不可能，那时候政府对老百姓没有控制，老百姓是心甘情愿，非常高兴挂龙旗，他们认为皇帝有了，好日子来了。

有民意基础，也有军意基础，第四次徐州会议的时候，张勋整训过这帮督军和督军代表的意见，他们都说同意，没有人说反对。你想军头们也同意，老百姓也同意，那帮遗老，号称中国最有学问的人沈曾植这样的人，都想复辟。

共和制还是帝制就像儿戏，人们只是看客

但没想到，复辟第三天，段祺瑞在马场誓师宣布讨伐复辟，叫讨逆。在此之前黎元洪从总统府躲到法国医院的时候下了一道命令，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授权他全权讨逆。段祺瑞也有合法性，于是便开始讨逆了。

段祺瑞虽然是老大，但他没有嫡系武力，没有一支军队是他直系的，怎么办呢？说我们先搞钱，有了钱就好办。所以就先找来曹汝霖，就是号称大卖国贼的家伙。当时曹汝霖向日本借了100万，当时CPI非常低，100万很有钱了。当时最容易动用的是第八师李长泰部，他和段祺瑞两个人不熟，他说不要紧，李长泰特别怕老婆，我们把他老婆收买就可以了，把钱一递过去，他老婆枕边风一吹，李长泰就来了。李长泰老婆还不放心，跑到段祺瑞那儿说给你大哥一个肥缺，我们师长当得太难受，没钱，当时也答应了。第二支武力是16混成旅北洋冯玉祥部。冯玉祥是辛亥革命时候北洋唯一一位起义讨清的，是唯一一个有了钱就招兵、买武器的，所以别人的一个旅2000、3000人，他一个旅就1万，相当于一个师。此前他已经和段祺瑞手下一个陆军部长闹翻了，把他重新请回来官复原职，这个旅就搞定了，有这两只生力军就已经超过辫子军了。其他的部队，像曹锟的部队也过来了，段祺瑞一生讨逆，所有北洋军队都和段祺瑞走了。这时候张勋才恍然大悟，原来你让我当盟主是假的，我不是真老大，真老大是段老大，不仅仅是各省的军人都反了，包括张勋，张勋的哥们儿倪嗣冲，就是他们安徽的头，这时候就任讨逆军南方司令，都反了。

包括2万多北京驻军一夜之间就变了，所以张勋就变成5000人了，这5000人又被人家收买了3000人，他没法打了。但张勋就不撤，把军队排在东交民巷那一带。他认为一打起来就会打到外国人，所以外国人不会让打的。但这时候外国人不一样，外国人同意打，你可以打，这时候很多人就去劝，说张勋你赶紧撤吧，暗示他赶紧走，张勋就不走，我看你怎么打，来倔劲了，他就不走。

所以这个战争是很滑稽的，这是个战争游戏，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当时住在南池子附近，说我观战，当时消耗了几百万发子弹，但只打死了几十个人。有座影壁，子弹就从顶上飞，影壁基本没烧着，但把天空的飞鸟打死了，所以，他建议中国军队以后改用弓箭算了，还给国库省点银子。这个战争并不是军人战斗力下降，他们并不想真打张勋，他们一直在谈让张勋走，张勋不走，到最后关口不得不解决了，就要开炮了。张勋还在家里不走，这时候来了一辆荷兰使馆的汽车，里面全是德国人，几个德国大汉来到张勋家，不由分说架起张勋就走。车一开，炮就响了，把张勋家炸得粉碎。讨逆结束了。

后来大家觉得很奇怪，复辟的时候大家都赞同，讨逆的时候又赞同，老百姓真心实意欢迎复辟，但他也不帮忙，也不说给张勋辫子军送点儿干粮，送点儿水。大家都看热闹，搬出凳子来，搭凉棚，看热闹。这都是怎么回事呢？实际，张勋本身复辟的理由是有道理的，你已经搞不下去了，这个制度已经搞到这个份上，最后什么都没有了，你这个共和制怎么运转呢？搞不下去了，你就得把皇帝抬出来。但问题是当初的中国已经变了。张勋周围的那些有学问的老先生们，他们完全跟不上形势，他们在媒体中一点声音都没有，那个时候没有微博，但是像梁启超这样的经常会在报纸上发文章，经常出去演讲，他有声音，他声音很大。但张勋周围那些人一个都没有声音，复辟一发生所有的报纸除了康有为自己办的报纸以外，所有的报纸都一边倒地声讨复辟，这时候中国已经变了，愿意复辟的老百姓没有权力，而且他们对政治不关心，皇帝来了我高兴，皇帝坐不住那和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皇帝有难我们不会帮忙。他们是看客而已。

中国那么早的共和，实际上是错了，但是你把它翻过来，翻成帝制还错，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事儿——纠结。

共和制是个夹生饭，相对革命，我同情复辟

中国的共和制当时实际是个“夹生饭”，你不能说我们不好把锅砸了，唯一只能把这锅饭煮熟。张勋之后实际出现了很多人想办法，比如他们的实业救国派，教育救国派，搞乡村建设的，他们好多人说我们做这个实事，就一点点做。实际我们今天称到民国的东西，民国给我们留的遗产最好的就是教育、文化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政治变换变换出来的，都是这些人自己做出来的。包括文化灿烂实际是一帮作家都在骂政府，因为那时候政府对他们有这样的宽容度，所以他们做得很好。

但这个思路他干不过另一个思路，我们总是要把它变了，就找一个捷径，从后面超过去，或者学日本，最后是学苏联，我们超过去，跨越式地进步，通过一次次的革命，先是换人，后来是革命，一次次超越，讲一劳永逸的问题。后来这个思路是压倒性的，这个思路一旦成功之后，民国原来获得的成绩最后都全被风吹掉了。民国留下来的东西，留下的问题，留下的教育成果，留下的企业家、法学家也好，我们民国的时候，中国已经涌现出世界知名的法学家，当时一风吹掉，法学教育也一风吹掉，南东吴、北朝阳全干掉，立法全书全干掉，什么都没有，这是革命。

我们要一个新的东西，新的东西就像仙女的棒一样，一点整个世界就变了。人们都是这样想，就走过去了，实际上就我说，煮夹生饭我们的失败在于夹生饭的要件，能把它煮熟第一要有知识，不能像孙中山、袁世凯那样，没有知识，对民主制度根本没有起码的知识；第二你需要有智慧，怎么运用这些知识；第三我们要有时间，给他们上来的人有一点时间。不要太着急玩革命。

我写完这本书，实际我对当年那些保守主义者，怂恿张勋复辟的先生中有了一些理解和同情，这些老先生就有我们学界现在非常称道的人王国维，他当年是力主复辟的，我对他们的主张有了一点理解和同情。我最近和好朋友李零，他新出一本书，他对革命很称道，看起来他是左派我是右派，我说我们俩没有分歧，唯一的分歧是在革命的看法上。说实在的，我对中国近代的革命，无论是孙中山的革命，还是后来的国民革命，还是后来的共产主义革命我都没有好感。什么叫革命？就是一次比一次坏的变革，最后的革命成了绞肉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