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东德’”——关于德国东部愤怒与失落的随感

作者：Jan Bachmann

要想向西德人解释“东德”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是完全不可能的：它太过模棱两可，太过复杂，包含了太多感情……记忆在人生的过程中会逐渐褪色，变得模糊，自以为是。但对于东德，我至今仍能够确信的就是我在那里有过一段人生。那是另一种人生。有时我会痛苦地回到那段过去。
——Anja Maier

“完成变革”(“Vollende die Wende!”)，“变革2.0”(“Wende 2.0”)[1]——德国另择党(AfD)在两个前东德联邦州大选之前为自己的选战打出了这样的口号，直接指涉了三十年前推翻东德政权的那场大规模民众抗议。他们在标牌上附带了89年10月莱比锡抗议示威的黑白照片[2]，此番想要传达的信息很明确：推翻“体制”至今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这种信息传达方式看起来十分有效。2019年9月1日的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州议会选举中，有四分之一的选民投票给AfD，使其跃升为州议会第二大党，AfD在萨克森的得票率更是同比翻了三番。这样的结果正是长期以来关于认同、移民与民族主义的辩论所带来的初步爆发。至今长达五年来，排外主义的“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运动都在德累斯顿举行每周一次的集会示威，抗议移民政策和“默克尔体制”。与之类似，一位国际知名的东德画家近期也被指“与新右翼眉来眼去”，还有一位著作颇丰的作家为反移民运动发出呼声。

面对民众来自投票站和大街上的与日俱增的愤怒情绪，德国政客们主要有两种应对方法：一是认真对待这些“愤怒的同胞”(“Wutbürger”)，二是直接放弃东部地区。这两种方法可能都有一定可取之处，但从大局上来看却都是完全错误的。选择前者就可能会有向极端派屈从的风险，并且会伤害到那些维持按兵不动以及并不愿意让种族主义者接管地方媒体和足球俱乐部的大众所组成的“草根网络”。选择后者就意味着接受一个惨痛的事实：东部地区相当大一部分的人口现在都无法，并且以后也不能接触到多元主义和民主化的声音。

观察德国东部各州，很容易就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民族主义与排外的表达在德国东部实际上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现象，几十年来居住在东部的移民日常都会经历各种出于种族主义的攻击。其次，就算在东德倒台三十年后，东德人对政府的治理手段和决策制定过程的信任度仍然很低。只有不到一半的东德人认为“代议制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西德人常常抱着一种难以置信的眼光来看东德人：尽管有了焕然一新的城市中心、雄伟的高速公路网、几十亿马克和欧元的资金注入，以及1990年来获得的自由权利，但好像还是没办法保证这些东德人开心。西德的评论家一直都在纳闷：为什么会有这种挫败感、抱怨以及倒退呢？

九十年代：历史并未终结

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热门的解答：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90年代，那个“实质上的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双重贫乏的灰色十年。这种说法认为，长期的威权统治和缺少活跃的民主制度所带来的弊端并不是只用寥寥数年就能够解决的；更甚的是，民主是需要学习的过程，而对威权体制的服从是不需要学习的。然而这个近乎生硬地将DDR作为单一解释因素的说法却掩盖了更重要的事实：正是在东德转向西方的几年后，社会与经济的动荡才真正来临。聚焦上世纪90年代数百万东德人的生活经历或许能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东德人深刻的政治挫败感存在的真正原因。简而言之：对东德人而言，90年代并不是“历史的终结”。恰恰相反，90年代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形成阶段。许多生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作家的优秀作品都能够证明这一点。对时年正值青春期的年轻一代人而言，这十年充满了兴奋、尝试和放纵，但对当时35-50岁的上一辈人而言，这十年则意味着一场深刻而漫长的危机。

成人礼是崩溃与不稳

和平的经济转型往往需要耗时数十年，但东德实质上的去工业化却在几年之内就完成了。在1990年7月1日不计后果地以2:1的奇怪汇率用“硬通货”德国马克取代东德马克之后，东德经济几乎是立刻崩溃了。工资根本发不出，订单也全部取消，因为所有账目都需要连夜改成用德国马克结算。这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从90年到92年，大约有250万人失去了工作，还有数百万人被迫前往西德工作谋生。所有大型国有工业企业要么关门，要么被臭名昭著的国有资产托管局(Treuhandanstalt)[3]拆得七零八落。更加悲惨的是，许多人将失业前的最后几个月时间花在了解散自己的工厂上，从而彻底毁掉了自己的人生履历。在成百上千的大型工业区倒闭之后，百万东德人不仅失去了工作，他们的社交关系网、社会与文化生活的一大部分也毁于一旦，因为在东德这些事务都是基于国有企业和国家团体来组织的。

我的家乡阿尔滕堡位于莱比锡和卡尔马克思城(今开姆尼茨)之间，曾是东德的工业核心区，在那里就有四分之一的人立刻陷入了失业。接下来的十五年间，阿尔滕堡的失业率就没有低于过20%。人们不仅失去了工作，还被迫背井离乡：自1990年以来东德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流入了西德。曾在1990年之前作为采矿、重工业与制造业的阿尔滕堡流失了40%的人口。在乡村地带许多人都认为这个新政权在服务方面是失败的，那些去买菜、上学、乘坐城际巴士以及就医的人们也有同样的感受。正因如此，媒体工作者Jana Hensel与社会学家Wolfgang Engler所讨论的“成为东德人”与一种崩溃、损失与不确定的体验紧密相关就令人毫不吃惊了。

(新自由主义下的)新先锋

与此同时，人们都期望那些移民西德和留在东德的人能够慢慢适应市场的需求，几十年来人们由集体意识形态所塑造的习惯将不得不被创业精神所取代。灵活性是其中的关键，它的表现形式包括低工资、临时合同、再培训，以及工作场所(西德)与家庭(东德)的空间区隔。在这方面，东德劳动者即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完美主体。毕竟，冷战结束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胜利都伴随着从制造业经济向基于服务与知识的经济形态的转变。

这数十万人并没有办法应付随时萦绕在四周的要求他们“更加努力”的呼声，失业——短期培训——临时就业——再失业无限循环的经历也不会让人轻易对新体制产生信任。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把“更加努力”理解为“更加努力地表现得不像个东德人”，许多去西德工作的东德人都尽可能对自己的东德出身绝口不提。毕竟人们要放眼未来，而在现在的人们看来毫无意义的出身经历之上，是不可能发展出至关重要的未来前途的。对提及出身的抵触已经成为东德人的一项典型品质——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就深谙此道。

解放与反动

许多观察者都想知道东德人是如何重新利用那些过去认为是错误或者无关紧要的原则的。要将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和社会动荡纳入一种新的(尽管模棱两可的程度并未减少)叙事当中自然是需要时间的。在这方面，过去四年间关于移民、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崛起以及东西德之间经济差距日益缩小而开展的激烈讨论似乎加速了这一进程。直至今日，德国公众才开始在更平等的基础上讨论东西德之间的现状——通常是痛苦的，但是更加诚实。只有在最近，在对于什么才是对不平等、再分配或重新认知的恰当补偿这一问题的讨论，人们才开始着眼诚实的重要性。

面对AfD与日俱增的影响力，西德政客们终于有兴趣倾听并认可人们在90年代的经历了。与此同时，更多的东德人也开始重视自己非线性的人生履历。不过，尚在襁褓中的东德自信却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显而易见的狭隘观念。看起来对民族主义势力和新东德自信的支持，解放与反动，似乎是相辅相成的。移民研究在这方面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例如，Naika Fourutan认为东德人与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群体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经历。在经济上二者相对而言都是最贫困的，同时这两个群体都在总体的德国社会中缺乏代表、参与和认知，并倾向于将过去浪漫化。过度的类比可能也会抹消重要的差异，不过，在某些方面共同的经验却可能会成为团结的基础，并导致共同的诉求宣扬。在实践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往往表现为对立与排斥(在一份有趣的对比研究当中，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对美国农村保守派选民对移民的看法得出了类似的观察结果)。

Pegida那些“愤怒同胞”们的目标是在东德创造一种关于“我们是谁”的单一叙事。不过，除了他们以外，在书籍、文章、对话和博客当中，不同世代的东德人同样也在努力适应过去三十年的形成期。他们的故事表明，想要以一种声音代表整个东德是不可能的，甚至连我自己的个人经历中都包含许多不同版本的“东德”：小镇中作为少先队员的生活，在一个美丽(但日渐衰落)的小镇中与新纳粹对质从而政治化，然后是在城市中学习，过去充满混乱和创造力的地方现在变得空无一物(并且需要两份薪水才能付得起房租)。因此，关于东德的事情如此难以解释也就不足为奇了：要将三十年间的体验和情感编织为一种连贯的叙事，何其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