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和他的军统武装（交警总队）历史

来自专栏军事杂谈

又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历史片段，不过我喜欢 ，如有不严谨之处，请大家指正。

一、从别动队开始

抗战期间戴笠是很有野心的，一直想掌握自己的独立武装，必定那个年代，有枪才有权，抗战军兴，1937年，戴笠通过与各方面合作，以配合正规军对日作战的名义，组成了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总兵力1.1万人。出身桂系而且和杜月笙同为青帮“悟”字辈的刘志陆为总指挥，参谋长是原来87师参谋长杨振华。五个支队的支队长分别是何行健、陆京士、朱学范、张邺和陶一珊，特务大队大队长赵理君（其中何行健、张邺、陶一珊和赵理君都是黄埔军校毕业）。除了在上海地区组建的这五个支队外，还在华北地区组成了别动队北方支队，正副总指挥分别是军统的干将王天木和陈恭澍担任。

具体来说，在别动队所辖的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中：除了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的帮会分子较多以外，第四、第五支队以及特务大队基本上都是由军统人员以及受过军事训练的工人和学生组成，而第一支队第三大队，成员大多是张执一、余纪一等共产党人和左翼进步人士，大队长任达就是共产党员。

戴笠为了提高别动队的军事素质，想方设法从各处调来懂军事的精英人才，其中包括：600多名正规军校毕业的尉校级军官、100多名南京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生、200多名南京特务处本部的中高级干部，还从正在浦东作战的第8集团军张发奎部队抽调600名班长、副班长作为基层骨干。戴笠注意到别动队成员中有不少青年学生后，还曾先后设立了青浦技术训练班、松江特训班、佘山教导团，专门从别动队的青年学生中选拔人员进行培训。

二、敌后作战

由于淞沪会战的形势日益紧张，刚刚组建还没经过多少训练的别动队也被紧急派往火线。在沪西、南市、浦东、苏州河两岸及京沪、沪杭两条铁路沿线，维护交通，掩护主力作战与转移，同时以游击战对日军进行突袭、狙杀、侦察、破坏。随着战局的逆转，别动队在苏州河、南市、奉贤和上海县，这支连统一的军装都没有，只装备步枪手榴弹的部队甚至投入了和日军的正面作战，伤亡自然十分惨重，别动队在淞沪会战中的阵亡者超过2700人，几乎相当于别动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受伤也有5000多人，几乎达到了别动队总人数的一半。年底，北方支队也在河北宝坻附近遭到日军合围，全军覆没。

11月上旬上海沦陷后，别动队第一、第二支队余部在浦东转入敌后游击战，第三支队余部撤入租界继续在军统领导下进行抗日活动，第四支队基本损失殆尽，第五支队余部则化整为零转入地下。

1937年12月，苏浙行动委员会军事组长俞作柏率别动队余部1700余人撤至安徽省祁门县历口镇。1938年1月，第一支队余部由何行健率领经奉化撤至遂安，与军统毛森在浙江江山开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在东阳合编为别动队浙东支队。随后，戴笠将安徽和浙江两地的别动队余部统一整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团，其中在安徽的部队整编为教导第1团，在浙江的部队整编为教导第2团，戴笠兼任总团长，俞作伯任副总团长，负实际指挥责任。

1938年3月，蒋介石又命令戴笠“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沪杭沿线的国军，加强敌后游击工作”，于是戴笠在武汉成立别动队总指挥部（1944年以后代号“平定”），自任总指挥，并立即指派得力干部，深入敌后收容流落在江浙皖沪地区的国军残部，当时日军正忙于组织武汉会战，在这一地区的兵力薄弱，实际控制力并不严，因此戴笠在江浙皖沪敌后收容整训了大批在淞沪会战中溃散的正规军部队，迄4月底，别动队已经发展到五个支队、一个直属大队以及南京行动总队、上海行动总队，连同教导第1团、第2团，总兵力又恢复到一万余人。为避免与康泽所领导的别动队混淆，经委座批准，军统武装于1938年5月将别动队改称“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仍然是由戴笠兼任。可以说抗日期间戴笠的军统武装，也干了不少抗日的事情，击毙日伪军多人，破坏敌后交通等等，当然汉贼不两立，像拉拢收编伪军，攻击敌后武装、新四军的事情，戴笠也没少干。

1940年3月，忠义救国军全部集中到孝丰进行整训，全军整编为四个纵队、两个行动总队、一个特务大队、一个军官训练队，总共下辖26个大队和2个直属队，总人数近3万，活跃在长江以南以京沪杭三角为重点的苏浙沪皖敌后地区，这一地区也是日军在中国战场最为核心的占领区，忠义救国军能在这一地区坚持抗战，肯定也是很不容易的。毋庸置疑，忠义救国军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不但消灭日伪军的有生力量，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也振奋了沦陷区民众的抗战信心。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忠义救国军兵分四路重新进入宁沪杭地区，第一路苏嘉沪挺进纵队，以原来第三支队阮清源部及淞沪行动总队为基干，活动在太湖以东的苏州、嘉兴与上海之间的地区；第二路澄锡虞挺进纵队，以第一支队郭墨涛部为基干，活动在阳澄湖、常熟、昆山之间的地区；第三路锡武宜挺进纵队，以第二支队文德部为基干，活动在太湖西岸的宜兴、无锡、苏州、江阴之间地区；第四路京丹溧挺进纵队，以南京行动总队为基干，活动在南京、江浦、丹阳之间地区。

不过，由于日伪大力开展“清乡”活动，部分忠义救国军在严峻的斗争面前叛变投敌，再加上与新四军的磨擦中也经常处在下风，忠义救国军损失严重，综合作战能力大为削弱，不得不于1942年底退回浙江天目山游击区重新进行整训。因此，客观而言，忠义救国军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对日作战还是比较坚决的，把他们说成是与日伪勾结的汉奸部队，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

三、接受美援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上海的英国驻华情报部门首脑门德内哥罗就是在军统和忠义救国军的救助下逃出上海来到重庆，因此他切身体会到军统游击武装的作用和价值，便提出和中国合作成立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提供武器装备和专家帮助中国组建、训练敌后游击部队。于是，军统随即在重庆沙坪坝建起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尽管1942年4月这项合作就因为中英双方的意见分歧严重而结束，但是军统却因为这次合作于1942年1月成立了别动军司令部，并且将忠义救国军改称“军事委员会别动忠义救国军”，这可不仅仅是番号上的改变，而是将原来战区下属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升格到了直接由最高统帅部下属的“军事委员会别动忠义救国军”，部队级别跃升了一个大台阶。戴笠还从汤恩伯、李仙洲等正规军部队中挑选了部分官兵，充实到忠义救国军，并将忠义救国军扩大到七个纵队，总兵力达到了约5万人。

不过英国人向来自私，大家合作没多久，英国人就跑了，1942年5月，美国海军情报署梅乐斯来到重庆，经过和戴笠的协商，双方同意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其中美方对军统下属的武装部队也就是忠义救国军5万人进行全面更新装备和训练，也是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1943年10月，为了更有效地配合美方的换装和训练，提高忠义救国军的作战实力和指挥效率，戴笠将代理总指挥阮清源调去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另外由黄埔一期的马志超中将出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黄埔六期的郭履洲少将任参谋长。

1943年3月，忠义救国军的第一个训练班在总指挥部所在地安徽歙县雄村成立，所以也叫雄村班或第一营地，由戴笠兼任训练班主任，美方教官有三十多人，开始分批轮训忠义救国军官兵，受训内容包括武器使用、爆破、投弹、防毒、拼刺、射击、游泳、通讯、特工、情报、化装、擒拿、搜索、筑城、测绘等科目，每期训练时间约三个月，训练结束后发给柯尔特半自动手枪、M1卡宾枪、汤姆森冲锋枪、火箭筒等美式武器。雄村班是所有中美合作训练班中时间最长的，总共轮训了九期，受训人员共计15885人。

此后，又先后开设了贵州镇远、陕西西安、绥远陕坝、广西南宁、福建华安、福建建瓯、浙江瑞安、贵州息烽、安徽临泉、浙江淳安、广东梅县等十二个训练班，总受训人员超过5万人，除了原来忠义救国军人员外，还组建了65个教导营，为军统扩建武装储备了干部人才。

通过这些训练班，梅乐斯也对忠义救国军有了较多了解，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就曾经专门辟出一章，专门介绍了忠义救国军：“除了中美合作所的通常营地和军事单位外，戴将军还悄悄的建立了一支非常特殊的游击部队，称作忠义救国军。……这支部队大半时候都在离上海并不很远之处活动。……日本人充分明白这个地区的重要，因此在珍珠港袭击前四年，便已开始在那边驻扎了大批军力，……但戴将军就在这一地区，维持着他的忠义救国军——一支为数两万余人，穿着制服，极有效力的军队。他们不但与一半以上由日本所供养维持的大批伪军，经常保持联络，而且还一贯的得到他们的协助。至1944年秋，设在距这一异常重要的地区不到一天步行路程的徽州附近的第一营地，便曾训练了约有八千忠义救国军的官兵，还设法供应了他们的枪支。忠义救国军在七年半对日本人的作战活动中，曾经牺牲了一万多人，这批训练的官兵，差不多就补充了这批损失的人数。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对这些部队越多给以训练，越多供以枪支，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便越多。在十个月中间，他们击毙了将近一万敌人，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了他们的效率。这个数字固然还不能与那些在华中受有同样训练的人所有的收获相比，但这个收获已是平均一杆枪杀死一个多敌人，而且这个工作是在中国受到敌人最充分控制的最艰苦地区进行的。”

经过美式训练和装备的忠义救国军，面貌焕然一新，为了便于敌后作战，美国人给配备了较高比例的冲锋枪和卡宾枪，部队战斗力也有了显著提升，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抗日期间的全美械部队，也就是驻印军的5个师，伞兵的20个队（加强连）加上戴笠的忠义救国军了，至1944年春，忠义救国军经过整编，下辖有3个纵队、5个行动总队、若干地方支队和独立大队，总兵力3.1万余人，骨干大都是中央军校或警官学校的毕业生，基本都接受了美式训练和装备。主要活动区域在长江以南，以京沪杭三角地区为重点的苏浙沪皖后地区，主要任务是侦察监视日军动向，收集情报；相机策反汪伪军；迎接盟军在东南沿海的登陆。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戴笠正和梅乐斯在浙江敌后视察，听到消息，立即命令忠义救国军火速进入上海近郊、浙江杭州和富阳地区，并确保京沪铁路、沪杭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

四、改编为交通警察部队

抗战胜利后，全国和平呼声高涨，陈诚看到别动军及忠义救国军都是美械装备，企图把它并吞到他的嫡系部队，因而将这些武装列为第一批“复员裁军”的对象，令其开到指定地点集中，听候编遣，并规定自1946年2月份起停发该军的经费。其它一些军政要员，诸如陈立夫、陈果夫、邓文仪、康泽等人，出于各自的目的，也想趁机瓜分军统的势力。

为了应对这种不利的局面，戴笠设计出了“化整为零”的方案，并呈请蒋介石批准。不久，他与交通部张嘉王敖部长说定，要求在交通部成立一个交通警察总署来统驭全国铁路、公路的警务机构系统，并将本局的所有武装改编为交通警察部队。1946年3月1日，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在南京正式成立，下辖18个交通警察总队和1个直属大队。交通警察部队由军委会别动军、军委会忠义救国军、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军委会交通巡查部队、汪伪税警总团等武装改编，总计7万余人。具体情况如下：

第1总队：由别动军第5纵队和华北先遣支队合编而成，总队长为刘宗舒。

第2总队：由别动军第2纵队和第11纵队合编而成，总队长为张绩武。

第3总队：由别动军第1纵队和第6纵队合编而成，总队长为李恺荣。

第4总队：由别动军第1纵队和一部和第3纵队合编而成，总队长为李穰。

第5总队：由别动军第4纵队江南行动总队和水上爆破大队合编而成，总队长为聂宗焕。

第6总队：由中美合作所第6班和第13班合编而成，总队长为汤毅生。

第7总队：由汪伪税警总团一部（抗战胜利后改编为别动军第13纵队）改编，总队长为熊剑东。

第8总队：由中美合作所第一班一部和交通巡查第1总队合编而成，总队长为甘炎庆。

第9总队：由交通巡查第8总队和第9总队合编而成，总队长为李敦宗。

第10总队：由中美合作所第1班一部改编，总队长为吉猛。

第11总队：由忠义救国军第1纵队改编，总队长为雷镇钟。

第12总队：由忠义救国军总部直属部改编，总队长为王春晖。

第13总队：由忠义救国军第2纵队改编，总队长为姜建中。

第14总队：由忠义救国军第3纵队改编，总队长为鲍步超。

第15总队：由汪伪税警总团一部（抗战胜利后改编为别动军第14纵队）改编，总队长为徐肇明。

第16总队：由交通巡查第5总队和第6总队合编而成，总队长为邝飞雄。

第17总队：由交通巡查第2总队、第3总队、第4总队和第7总队合编而成，总队长为李慎言。

第18总队：由中美合作所第6班、第7班、别动直属部队、交通巡查部队一部、汪伪船艇部队等合编而成，总队长为郭履洲。

直属大队，由交通巡查第1总队一部改编，大队长为周文新。

五、交通警察部队的编制、装备和隶属关系

一个交通警察总队的编制相当于一个陆军加强团，一般下辖4个步兵大队和迫炮、平炮、通讯、特务4个直属中队。第18总队除此之外还别辖一个铁甲车大队、一个坦克车大队和一个炮艇大队。步兵大队相当于步兵营的编制，辖3个步兵中队和1个重机枪中队，中队以下为三三制，每班14个人，整个总队约有3800余人。部队是精良的全美械装备。步兵中队配备美制步枪90支，轻机枪9挺，60步兵炮3门（原有掷弹筒的部队不配60炮），卡宾枪10支，冲锋枪20支。重机枪中队配备美制重机枪4挺，美制步枪40支，卡宾枪10支，冲锋机枪20支。直属部队的配备是：特务中队配备步枪、卡宾枪、冲锋枪各30支，轻机枪9挺，掷弹筒9个，平射炮中队配备重机枪4挺，60火箭筒4支，步枪、卡宾枪、冲锋枪各20支，迫击炮中队配备81迫炮6门，步枪40支，卡宾枪、冲锋枪各20支；通讯中队配备步枪、卡宾枪、冲锋枪各20支，30-50瓦无线电收发报机2部，5瓦无线电收发报机5部，10-20门有线电话总机2部，手提式话机30部，10轮和6轮卡车6辆。分队长以上官佐还都配有五轮或六轮手枪，或德制10响或20响驳壳枪。

交通警察总队的总队部内设总队长一名，一般为少将军阶，也有个别上校军阶；副总队长一名，上校军阶，总队附一名，上校或中校军队。还设有政工、督察、军需、军械、军医、副官、书记七个室，主任一般为中校军阶。大队长一般是上校军阶，中队长也都是少校军阶。同其它武装相比，交通警察部队中官佐的军阶是较高的。

交通警察部队的官佐和士兵大都接受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训练班和军统各种训练班的训练，在抗战期间还积累了一定的实战经验，再加上令人羡慕的全美械装备，为国民党其它武装部队所不及。由于它火力猛，机动灵活，战斗力机。被视为委座的“袖珍王牌军”，并有“亲信之亲信，心腹之心腹”之美称。

交通警察部队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交通部，所需经费由交通部拨付，但其一切内部行政、人事任免、调动、日常军事训练、指挥作战等权力，却由保密局来负责，而主、副食、衣服等补给品又由国防部负担。因此有人说交通警察部队是非驴非马的隶属关系。

六、参加内战

1946年6月26日，委座以重兵围攻孤立无援的中原解放区为突破口，展开了向全国各解放区的大举进攻。交通警察部队在此后不久，也陆续投入各个内战战场。6月下旬，国军集中15个旅约12万人企图首先攻占如臬、海安，尔后继续沿通榆公路和运河北犯，策应由徐州东进南下的国军会攻两淮。华中野战军先机制敌，于7月13日发起苏中战役。当月中旬，交通警察第7、11总队奉调北上驻守丁堰、林梓。8月21日，华中野战军集中11个步兵营和8个炮兵连围攻丁堰、林梓，战至22日夜，共歼其5个大队3000余人，第7总队总队长熊剑东阵亡。

1946年夏，交通警察第1、3、5、10、12、15总队陆续投入山东战场。9月份，成立“交警总局山东办事处”，副局长马志超兼办事处主任、郭墨涛任副主任。办事处的任务是：统一指挥在胶济铁路线上的6个交警总队，担任防守任务。1947年2月，第15总队在山被解放军胶东军区歼灭，总队长张古良、副总队长陈嵩伟均被俘虏。 山战争之后，第3、5、10、12总队先后放弃阵地撤往青岛。1948年3月，第1总队被全歼、总队长黄锡畴被俘。

交警部队投入东北战场的最初为第13、14总队。1947年6月，两个总队被改编为陆军第169师，隶属于第6军。1948年10月，第169师在辽西被歼灭，师长张羽仙被俘。1947年，交警第3总队从山东海运到东北。1948年2月在营口被全歼。1946年夏，交警第8总队驻守山海关，1947年，第5、10、12总队先后调驻北宁铁路一线。1948年6月，第5、8总队在昌黎被东北野战军贺晋年部消灭，总队长周铭勋，李资深均被俘虏。1948年6月底黄伯韬整编第25师及第3快速纵队、交警第2总队合编为第7兵团，用于豫东战役。1948年12月，第10总队在塘沽覆灭。仅有第12总队逃回上海。

鉴于交警部队在战场中屡屡被歼，蒋介石于1948年初撤掉了吉章简的局长职务，由周伟龙继任。周伟龙到任后，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改革，并成立了4个教导总队，重建了一些被歼灭的总队。1949年初，周伟龙因密谋起义而被捕，马志超升任局长。他到任后把周伟龙的亲信全部撤换，并成立了4个交通警察旅，指挥各总队作战。旅长分别为周文新、王春晖、杨遇春和鲍步超。

1949年4月，渡江战役爆发，交通总局机关撤至上海，集结上海的交警部队共有6个总队和2个大队。5月份汤恩伯成立上海市区守备兵团指挥部，以局长马志超为指挥官、副局长郭履洲为副指挥官，担任上海市区守备任务。至5月下旬上海解放、交警部队大部分被歼灭，少部分主动投降。10月中旬，交警第9总队在浙江舟山桃花岛被消灭。11月，交警管13、14、17、18总队先后在湖南被消灭。12月，在四川的交通部队继续被歼灭。1950年3月，只有第4、6、11总队和其他交通警察部队的余部在1950年3月被补充给国军第43、11、118师，撤到台湾。

七、起义情况

交通警察部队是军统武装的延续，其成员大都接受过各种训练，思想十分顽固。但在4年的解放战争中，却不断有交警部队认清形势，弃暗投明。从而也可以看出人民战争的正义性。

1946年7月，交警第15总队开抵胶东，驻防南泉车站。而此时第1大队大队长王一藩已经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十分痛恨。王一藩，河北蓟县人，原系东北军军官。1939年投靠汪伪，历任伪警卫师第1团少校团附。伪中央税警学校干训班上校大队长，伪中央税警总团管3总队少将总队长兼上海市保安特务团团长。日军投降后，王一藩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别动军上海行动总队第14纵队少将司令，继而任交警第15总队第1大队上校大队长。

1946年7月，部队开赴山东省，王一藩通过妹夫李华仆联系共产党待机起义。李华仆和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后立即向谭震林汇报了情况，中共华中分局派李华仆和朱进前往山东策动王一藩起义。8月10夜，王一藩率部400余人成功起义。不久，王一藩任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副司令员，部队改编为胶东军区第6师第18团。

周伟龙任交警总局局长后，积极拥护程潜竞选副总统。程潜竞选失败，周伟龙对时局形势也越来越清，他的公馆每天都有客人来访，同中共高级干部李卓然的弟弟常常谈到深夜。程潜趋向革命后，周伟龙积极同他和唐生智联系，并将交警部队向湖南集中，拟成立一个兵团。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奉化，命周伟龙派两个加强总队承担任务，他却只派了两个急待整补的总队。同一时期，汤恩伯命令交警部队集中宁沪铁路一线，他又是尽力拖延。周伟龙的反常举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和保密局的怀疑。1949年2月`6日，周伟龙在上海秘密被捕。1950年在台湾新竹被杀。同时，周伟龙的亲信总队长邓季之、李雪华也在被捕后牺牲。周伟龙被捕后，张先正率领交警第1教导总队起义，改编为解放军江南地下第4军暂5师。1949年冬，第17、18总队在湖南先后放下武装投降。

1949年4月，交警第2、10、13总队驻守重庆。11月重庆国民党危在旦夕，交通警察总局命令3个总队合编为暂编交警第3师，由陈某任师长，部队在撤退中陈师长擅自离队，部队由参谋长何海峰负责。12月16日，暂编交警第3师和第16兵团驻扎一地，在兵团司令董宋衍的策动下，在什邡县举行起义。起义后交警部队编入第16兵团第301、302师。

八、交通警察总局历任局长

吉章简，字夏迪，海南人，1900年生。黄埔军校第2期工兵科毕业，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津浦铁路护路大队长。宪兵第4团团长，上海保安总团少将总团长。抗战爆发后，由胡宗南保荐为甘肃省保安处处长，第80军副军长、新7军军长，成为胡宗南的亲信。1943年由戴笠调任为交通部交通巡查处处长。1946年成为交通警察总局首任中将局长。吉章简并非军统分子，因此不受戴笠的信任。戴笠死后，郑介民接管军统局，吉同郑都是海南人，同为黄埔二期，从此吉章简才开始掌权。

周伟龙，字道三，湖南湘乡人。1901年生，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入陆军大学学习。原为唐生智部的宪兵营长，后投靠军统，历任汉口警察局分局长，军统汉口站站长，复兴社特务处书记，军统上海区区长，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别动军总司令、国防部第一军法执行部主任。

马志超，字承武，甘肃平凉人，1903年生。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