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天使还是魔鬼

来源: 微信公众号“厉无咎先生”

壹、开篇

1946年3月17日，黄历上说：诸事不宜。

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首长——戴笠，乘坐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那日南京上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飞机临时决定迫降徐州，不料在南京西郊岱山失事，戴笠身亡。

4月1日，重庆，戴笠葬礼，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讲话中数度落泪，第二日蒋介石又率数百名军政要员送葬，并亲自为其扶灵。

若干年后，蒋介石退守台湾，当他回首往事时，不甚唏嘘：“若雨农（戴笠字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周恩来也曾坦诚评价：“戴笠之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贰、修罗场

修罗场是佛家语，指的是修罗之间的死斗坑，人们通常用“修罗场”来形容惨烈的战场。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便是一个修罗场，清廷、列强、民国、北洋、国民政府等，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态势，战争频繁发生，百姓民不聊生、苟且度日，权贵之间的角斗却又无处不在。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戴春风出生于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保安乡，日后他改名为戴笠，一般历史记载重要人物出生时都会天现异象，但戴春风出生时，却毫无波澜。

戴春风的曾祖父戴启明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发迹，成了当地的地主，在当地显赫一时，而他的二儿子戴顺旺同样获得过清廷赐予的荣誉，凭此又将家业做得更大。但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这份家业到了戴春风父亲戴士富手上之时，便被挥霍了一大部分，到戴士富去世时，原来200亩的地只剩下了20亩。

戴春风的母亲蓝月喜不得不挣钱维持生计，蓝月喜曾是江山县贵族蓝氏的后代，她识字、勤劳、懂礼数，在教育孩子方面不余遗力。故在戴春风7岁时，蓝月喜便将他送入私塾，在私塾中戴春风通读了“四书”，11岁时，蓝月喜又将他送入当地的小学念书。这个阶段对戴春风今后的人生有莫大的影响，正是通过对传统“儒”学的学习，才养成了贯穿他一生的忠孝之心，戴春风此生对他母亲非常孝顺和尊敬。

戴笠和母亲蓝月喜

但年少的戴春风并非一个严格律己之人，他从小放荡不羁、嫖赌成性，甚至时常做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他书读得并不好，但他天资聪慧、记忆力超群，这或多或少弥补了他并不用心的读书，使得他在高小毕业时，考取的了全班第一名的成绩。

1914年，戴春风考入了浙江省一中，两年之后，他因偷窃被学校开除，成了无业游民，无所事事的戴春风此时已经年满18岁，他身体健壮，仅是抱着为了找份差事的目的，加入了潘国刚的浙江陆军一师。

参军之后的戴春风仍然顽劣不堪，他虽在军中，但常混迹于当地的流氓、帮会之中，他通过赌博赢得了钱，便用这些钱去结交当地流氓地痞，无非是请这些人喝喝酒吃吃零食之类的，但虽如此，这也让戴春风开始结交上了当时的黑社会组织青帮的人。

戴春风在军队中也混得不好，没过多久便当了逃兵。由此他又混迹了两三年时间，挣过钱，也通过考试进入师范学校，但他并不甘于此。1921年时，戴春风利用他和青帮的关系去了上海，此时他认识了青帮大佬黄金荣，尽管如此，他也只是一个跑腿的，常常是穷得叮当响。但戴春风这个时期总是打扮得人模狗样，他仅有一套西装，每晚都要清洗，第二天起床后便穿上这身整洁的衣服，从这个细节便看出他绝非一个自甘堕落之人。

在上海之时，戴春风结交了后来的青帮大哥杜月笙，那个时候杜月笙便认定戴春风是个“人才”，日后定会有一番作为，后来戴春风和杜月笙成了结拜兄弟。与此同时，戴春风加入了他家乡“保安村”的团兵队，他在团兵队时，他性格中好勇斗狠的特质使他成了主力打手。

在此期间，戴春风认识了两个人，对他今后人生至关重要，一是结交了胡宗南，胡宗南那时还是一名小学教师，谁会料到他日后将会成为蒋介石的三大嫡系部队之一的头领，号称“天子第一门生”，并成为戴春风日后的重要政治盟友（他们在后来协商要继承蒋介石之位，胡宗南管军队、戴春风管政治和经济，当然后来戴春风死了，不然两人也会闹掰）。二是认识了蒋介石，戴春风通过青帮的关系做了“小瘪三”，以此认识了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由于他聪慧过人办事得力，戴季陶开始留意戴春风，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但那时的蒋介石还并未成为国民党的领袖，所以那时的戴春风也并未在蒋介石身上下赌注。

毛人凤（后来成为戴春风的下属，官至保密局局长）和戴春风两人是同乡，也是在高小和师范学校的同学，毛人凤于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四期，来年毛人凤父亲去世，他回乡奔丧时偶遇戴春风，两人相谈甚欢，使得戴春风了解到了黄埔军校，他认识到黄埔军校对于他来讲将是一次改变人生的机遇。那时戴春风已年满30岁，他通过青帮大佬黄金荣的推荐信，通过考试进入了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六期的学生。

此时戴春风给自己改名为戴笠，取晋周处《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之意立志。以此便能够看出戴笠对于自己人生的定位是非常准确的，他知道自己不能成为领袖，但要成为领袖的斗笠，为领袖挡风遮雨。

戴笠与蒋介石

在黄埔时，戴笠当过校长蒋介石的“勤务兵”，小小的勤务兵撑不下戴笠的梦想，他想要成为蒋介石的犬马。故此时的他每日都会收集各种蒋介石感兴趣的信息，定期摘要写成文件送到蒋介石办公室，一开始蒋介石根本就不看，直接扔进垃圾桶，但戴笠并不就此放弃，他会将这些摘要捡回来，铺平后再放回蒋介石桌子上。慢慢的，蒋介石才开始注意到，并逐渐把戴笠当成了自己秘密安插在黄埔军校的耳目。

黄埔时期的戴笠一改往日顽劣的性格，他拼命学习、寡言少语、察言观色，同时努力与要人结交。戴笠呈给给蒋介石的信息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一，黄埔学生的思想状况，主要是针对共产党学员和国民党左派学员；二，黄埔军官们的生活状况，是否有腐败现象。

此时的戴笠，一部分角色已经是个实习特工。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蒋介石开始在黄埔系中清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翼，据戴笠自己说，在清洗过程中，有75名共产党员学生是他交给蒋介石的，为此他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戴笠同其他学员一起，奉命北伐。到了江浙一带，由于他此前在青帮等组织中的关系网络，得到了更多的信息以呈给蒋介石。

此时的蒋介石经历了一场政治变故，他辞去总司令职位，短暂流亡日本。而戴笠也最终没有从黄埔六期正式毕业，他流落到南京，投奔到老友胡宗南手下，当了个护卫官，后来胡宗南又推荐戴笠去了黄埔校友会毕业学生调查处。

这个调查处前身便是“孙文主义研究会”，后来成为中国革命同志会的前沿机构，而同志会便是臭名昭著的“蓝衣社”的关键部分。

戴笠在黄埔校友会调查处中，结交了一批没有工作的黄埔毕业生，通过他们，戴笠开始收集各种信息和情报。此时的蒋介石重新上台，而戴笠又重回了蒋介石的警卫队，他利用自己警卫的位置，把这些情报间接的呈给蒋介石，蒋介石又开始注意到戴笠这个人，并让戴笠到他的侍卫队“情报小组”中当一名情报员，并给戴笠每月3000元的活动费，戴笠用这笔经费开始收买自己的网络，逐渐形成了有名的“十人团”，这个“十人团”便是戴笠和其他青年官员的组成的特务组织。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反蒋，孙连仲率兵袭击蒋介石的总部，那次又是多亏了戴笠的军事情报，不然蒋介石有可能便会被一网打尽。蒋介石看到了戴笠的才干和忠诚，戴笠也成为了蒋介石“身边的人”，这使得他原本在众多国民党元老和黄埔精英中浅薄的资历变得充实。

叁、蒋介石的佩剑

1928年至1931年间，蒋介石授权建立了中央总部的密查组，以陈立夫为首，它的任务是对付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这个调查组分为三个科，一科是由徐恩曾领导，戴笠负责二科。

也正是此时，戴笠的“十人团”开始建立，其成员有王天木、唐纵、张炎元、徐亮、胡天秋、周伟龙、黄雍，以及马策、郑锡麟（后换为刘恢先和裴西度）。十人团的正式名称是“调查通讯小组”，总部设在南京鸡鹅巷53号。

此时蒋介石秘密授权的非正式特工机构很多，蒋介石的目的便是让这些机构互相斗争，以达到权利制衡的作用，戴笠只是他众多特工中的一员。

1931年到1932年间，蒋介石再次遭遇严重的政治危机，一个由黄埔一到六期毕业生开始秘密组织建立了一个崇尚法西斯，并在最高领袖蒋介石领导下的军事团体，它的全称为“三民主义力行社”。

“力行社”的主要成员有滕杰、贺衷寒、潘佑强、酆悌、孙常钧、杜心如、桂永清、邓文仪、肖赞育、葛武启、蔡劲军、周复、康泽、韩文焕、李一民、黄仲翔、邱开基、骆德荣、娄绍凯、干国勋、彭孟辑、易德明、戴笠、刘诚之、陈祺、胡宗南、曾扩情、叶维等人。在他们第一次会议上，戴笠负责警卫工作，他是那次会议唯一的警卫，由此可以看出戴笠此时的地位还很低，至少在蒋介石的黄埔系核心成员中，他只是一个跑腿的而已。

会议上，蒋介石重申了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说：“日本军阀准备侵略中国已五十年了，其陆海空均已现代化。一旦战起，我们官兵在前线，几不能抬头瞄准射击，只有挨打牺牲。牺牲完了，只有后退，退到最后无可再退之地，亦无可用之兵时，便只有订城下之盟，亡国灭种。”又说：“我能做的是忍辱负重。”

那时国民党内部政治斗争严重，而国民党的军队本来就是由各军阀七平八凑起来的，各自心怀鬼胎，而蒋介石又一向排斥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才使得蒋介石产生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它的核心是：中国贫弱混乱，若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损失将会十分严重，此时应争取和平，建立个人集权，安定国内，积蓄力量后再与日本一战。

他的言论感动了力行社的成员，他们通过考试和帮会的形式秘密成立了这样一个非正式的团体。这个团体是蒋介石的小集团，后来它的一系列附属组织及它本身被大多数人认为就是“蓝衣社”，执行法西斯和恐怖主义。

力行社除书记处外还有四个部门：郑介民负责总务处，萧赞育负责组织处，康泽负责宣传处，戴笠（最初是桂永清）负责特工处。

戴笠的特工处正式成立于1932年4月1日（后来的军统每年都会举行四一大会），这也是他的特务组织（包括后来的军统）的官方纪念日。这个特务处总部设在南京鸡鹅巷53号，与力行社分开。

力行社有诸多外围附属组织，其中最重要的附属组织是“复兴社”，复兴社下设一个特务处，也是由戴笠领导。

戴笠的特务处从一开始便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由蒋介石亲自领导，并且这种独立性与日俱增，但他也离不开“复兴社”，因为他特务处的经费是来自于“复兴社”，他可以向蒋介石直接申请年度预算。这使得戴笠的特务系统不断强化壮大，他组织了特务处的附属团体，名为“忠义救国会”，也就是后来“忠义救国军”的前身，又设立了特务训练班，效仿黄埔军校与蒋介石的模式，其以后都成为戴笠特务系统的重要力量。

1932年至1935年间，戴笠的特务处与它的上级组织复兴社逐渐分裂。而在这期间，戴笠的工作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绩”，主要有：

1、建立布置全国特务网络；

2、残害共产党,主要集中在上海，因为上海曾是中共中央所在之地，其次是各民主党派和反蒋人士利用上海租界作为掩护；

3、建立暗杀、绑票、破坏、盯梢等组织，替蒋介石清除异己和卖国贼，被暗杀的重要人物有：张敬尧、吉鸿昌、杨杏佛、邓演达、史量才等，不胜枚举。在这方面上，甚至还研究过如何恐吓宋庆龄，因为宋庆龄同情共产党，当时的策略是制造交通事故，将宋庆龄撞成重伤，计划由沈醉（戴笠的得力干将，后来投诚中共）来执行，但最终迫于宋美龄和宋子文的压力而罢休。由此可见，蒋介石眼中哪有什么对“总理孙中山”的情谊，只有政治而已。

4、通过接管邓文仪的南昌行营间谍组织等方式，扩充特务处；

这些成绩集聚了戴笠的政治资本和实力，然而量变到质变需要一个点来引爆，这个点戴笠等来了，但它却凶险无比，对于戴笠来讲，成败皆在此一举，这就是“西安事变”。

戴笠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强化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成为蒋介石的佩剑。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这个机会来了，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和杨虎城软禁。

当时国民党内以何应钦等为首的势力主张反攻轰炸西安城，名为惩戒张学良、杨虎城，实则是想把蒋介石也炸死。而此时宋美龄主张和平解决，她与宋子文、端纳、戴笠一同飞往西安与张学良谈判，营救蒋介石。

那时戴笠是主动提出要飞往西安，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处境的危险，他在西安敌人太多，共产党及同盟者对戴笠恨之入骨，戴笠此去是九死一生，但他想到蒋介石当年也是亲自赴难营救孙中山，才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成为孙中山的革命继承人。念及此，戴笠不顾一切，带了两只左轮手枪飞去西安。据说他见到蒋介石时，跪倒在地，抱住蒋介石的腿痛哭自责。

无论他的演技如何，他还是在西安事变中赢得了蒋介石的无比信任，同时他借此击倒了比他资历更深的贺衷寒等人，因为他们在西安事变中产生过对蒋介石的动摇。

万事俱备，戴笠之差大干一场了。

肆、间谍王

戴笠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主要工作还是集中在打击共产党和替蒋介石清除异己，虽然对蒋介石本人来讲他战功卓越，但这些仅能让他被称作蒋介石的爪牙。要成就一个人，大奸大恶只能遭人唾弃，建功于民族，才能名留青史。真正让他获得“间谍王”的称号，还要归功于在抗日战争中的对日战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标志着全面抗战的开始，此时戴笠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上海。他通过自己与青帮的关系，促成以黑帮组织为基底的别动队（忠义救国军的前身），开展武装抗日的游击战争。

这支叫“淞沪别动总队”的队伍由5个支队组成，共有8000人，骨干都是由戴笠的特务处或杜月笙的青帮成员担任。当然这支别动队可谓“乌合之众”，在日本军队面前不堪一击，但它后来成为了一支地下斗争部队，在上海展开了对日的特工恐怖活动。

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培养特工，戴笠早在1935年便在杭州警官学校内成立了一个“特别训练班”，这些学员主要都是特务处的干部，他们被分到六个纵队，一到三队是训练普通秘密警察和治安人员的，五队训练驾驶员，六队训练无线电通讯，而四队声望最高，训练密码术、侦查、监视、爆炸、摄影、驾驶、射击、政治和外语，他们被要求绝对的忠诚。

1938年，临灃训练班在长沙成立，戴笠选派到这个班去工作的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这些人曾经都是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叛徒，从这一点来看，不难看出这个班有何目的。

临灃训练班除了思想教育是重中之重外，间谍术是学员的主要课程，课程包括手机情报和评价分析、秘密情报组织的部署和领导特工、盯梢和摆脱追踪、发送情报、特别行动、侦查、伪装、邮电材料调查和使用毒药和炸药。学完之后根据每个人的特点被分别分配到情报队、行动队、谍参队、军事队。这些学员中不乏有许多武艺高强之人，据说有人从拔枪到射击中目标可以快到让人看不见，有人会胸口碎大石，他们毕业后组成了戴笠统治的特务系统的骨干力量，他们中至少有5个人在戴笠和蒋介石的部门里被提升为少将，戴笠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犹如蒋介石与黄埔毕业生的关系。

1938年3月29日，中央调查统计局成立（中统），这个组织是由原陈立夫主持的联合机构的第一处为基底建成，由徐恩曾领导，于此同时，戴笠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第二处的班底正式接管整个军统，至此，军统成为了戴笠的军统。

但由于戴笠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不够，在黄埔系中他也只是六期学员，所以蒋介石担心他不能服众，便让自己的侍从室长担任军统局局长，戴笠任副局长。但这只是名义上的而已，戴笠拥有对军统的绝对指挥权力，局长只是个象征，局长对军统的工作、人事、财政等各方面从不过问，由戴笠直接向蒋介石汇报工作，局长只会在每年的“四一大会”（特务处成立纪念日）上来露个脸而已。到1940年时，戴笠才被正式任命为正局长。

中统和军统的分工十分难划分清楚，简而言之，两个都是特务组织，中统负责社会上的工作（可以理解为秘密警察），军统就负责军事上的工作（可以理解为军事特工），但实际上军统把两方面工作都做了。而那时正值全面抗日战争，军统的工作自然便会显得更加重要。戴笠在与自己的政敌（陈氏兄弟的cc系）抗衡中，取得了上风。

在对日作战中，戴笠十分重视密码战争，1940年，他向蒋介石建议将密码破译集中管理，4月1日，一个叫“特种技术研究室”的全国密码中心成立，在此之前美国密码专家雅得利在重庆，便替中国培养了许多密码破译人才，在1939年时便破译了日本空军的密码，向中国空军和陈纳德的飞虎队提供了日本一次重大空袭的情报。

1941年，中国密码破译专家和日本俘虏破译出日本空军一些密码，通过这些情报分析得出，日本正准备偷袭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戴笠通过关系网络将这一情报传达到了美国海军情报处，但美国人不相信中国具有获得如此重大情报的能力，所以对戴笠的这一情报一笑置之。然而在12月7日，日本果然偷袭珍珠港，这使得美国人对戴笠刮目相看，也促使了美国人与戴笠的合作。

1942年，美国人梅乐斯来到重庆，他来中国的目的便是与中国合作，建立“中美合作所”，1943年，“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

它成立的目的在美国版的协议中有明确的表述：“为了在中国沿海、沦陷区和其他被日本人占领的区域打击共同的敌人，在中国组织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它的目标是通过共同的努力，采用美国的设备和技术训练及中国战区为基地，在远东各部分领土上的日本占领区里有效地打击日本海军、日本商船和日本空军，以及他们的矿区、工厂、仓库、车站及其他军事设施。”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使得戴笠在政治上的地位又大幅提高，同时梅乐斯在美国国内也大肆宣传这位中国的间谍王，戴笠的名声空前的响彻，开罗会议上，美国罗斯福总统还当面向蒋介石提出希望能够见一见戴笠的要求。

中美合作所的总部设立在重庆的歌乐山，有2500个美国人轮流来到中国为中美合作所服役。26794名学生正式从中美合作所训练毕业，为戴笠的军队培养了4万到5万名人员。

实际由戴笠领导的中美合作所在抗日战争和太平战场上战功卓越，它帮助美国潜水艇击沉了数十艘日本轮船，又向空军提供了情报，协助他们轰炸日本的军需供应站、船只、卡车、火车和部队，并从空中投放水雷，迫使日本船只进入美国海军攻击水域。

除此之外，从1944年6月到1945年7月，中美合作所的部队击毙日军2.3万人，伤9000人，俘虏300人，捣毁209座桥梁、84辆摩托车、141艘船只和97个军械库和仓库。

这也使得戴笠本人在1945年时，达到了个人政治权利的顶峰。

美国军事情报机构估计，戴笠统治了18万便衣特工，其中4万人全天候为他工作。总数加起来有32.5万的实际或潜在的人员为他效力。他的特工无处不在，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在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福摩萨、暹罗、马来半岛、南太平洋群岛、锡兰、缅甸、印度，都有戴笠的特工如幽灵一般漂浮在人群之中。

戴笠如此庞大的军事特务系统，需要有雄厚的资金来支撑其运转，除了财政拨款之外，自身的盈利和造血是至关重要的。戴笠在战时便建立了一个全国走私网络，同时他自己又垄断了反走私系统，这使得有源源不断的资金进到自己系统，用这些资金来维持和扩充自己的特务系统，如此循环往复。

在抗战时期的中国，国土基本上分为了国统区和沦陷区，两个区域之间本身处于交战状态从而阻碍了贸易，所以这两种区域之间的贸易只能通过走私来完成，对于沦陷区的日本人来讲，他们需要农产品和原材料，而对于国统区的中国人来讲，他们需要成品的医药和必需物品，敢于做这种走私的人要么是不要命的，要么便是有雄厚实力背景的，比如黑帮、军方或政界要员，戴笠的特务机构遍布各处，做走私生意是得心应手，获取暴利。

戴笠统治了一个叫做“战时货运管理局”的机构，这个部门是用来和敌人进行秘密走私交易并向军统提供其他财源的。戴笠的人员在各省建立了“货运管理处”，在各地的商号掩护下与沦陷区的傀儡政权的商业机构交易。

而戴笠又领导了财政部下面一个6万人的“缉私署”，如此一来，戴笠凭借自己的走私与反走私的垄断地位，大发横财，其他经营者要想参与进走私生意，只能向戴笠进贡。

伍、陨落

1946年春天，已有风言风语在传戴笠的将来，有人说他会继续现在的工作，也有人说他会退休照顾自己的母亲，还有人说他会去领导一个水利工程，这些只是传说，只有戴笠自己心里才清楚。

那时蒋介石准备召开一次特务系统的会议，来重组整个特务系统，戴笠肯定蒋介石是要对他的军统动手了，因为他的力量过于强大，兼职太多，特别是自从和美国发生关系后，野心越来越大（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他死后军统改为保密局，由唐纵的湖南派、毛人凤浙江派、郑介民广东派等划分为几派势力，大不如从前的军统）。

戴笠在这次会议之前，便大肆开展活动，他飞往各地，表面上是为了工作，实际上是去争取政治同盟。在国外，美国海军是他的主要支持者，美国海军方面的一部分势力是希望戴笠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戴笠那时甚至已将自己的海军制服都做好了。

然而各种信息表明，事情的走向是不利于戴笠的，此时他的部下向他建议，目前以退为进才是上策，并举例说蒋介石在危难时也三次下野以躲避危机，戴笠采纳了这样的建议，正着手准备处理完一些事情后便飞往美国，等国共内战不利时，蒋介石自然会召他回国。

1946年，戴笠49岁，3月17日，天气恶劣，戴笠不理会旁人的劝阻，坚持要从青岛飞往上海，上海上空雷雨交加，飞机转向准备降落在南京，当飞到南京上空之时，发现仍是磅礴大雨，空军出动了4架飞机护航，但也无法与戴笠的专机取得联系。

当天下午，南京西南岱山困雨沟，戴笠的专机在此坠毁，升起万丈火焰，机上人员无一人幸存。

戴笠葬礼

戴笠因故而死的消息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各种关于他死亡原因的猜测和谣言铺天盖地。但诸多调查和事实表明，戴笠之死确实是死于事故，没有其他阴谋。

陆、天使还是魔鬼

对于戴笠，如果我们用历史的、客观的眼光去看待他，是很难将他分清是天使还是魔鬼，一方面他残忍、不择手段、残害同胞，但目的是为了政治；另一方面，他天资聪慧，积极抗日，对拯救中华民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恐怕他的目的也并非民族大义，而是服从领袖的命令和个人政治生涯的仕途。

那些被他残害过的共产党员及其他人士的家属，对戴笠恨之入骨，但中国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戴笠也功不可没。

我们不禁要思考，对于中国、对于历史、对于人类，究竟是需要一个默默无闻的戴春风，还是需要一个魔鬼和天使同体的戴笠。

他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抗战之前，他的主要工作是替蒋介石铲除异己，我在前文中说过，当时的整个中国是一盘散沙，土匪、黑帮、军阀各自混战，还有文人、列强、党派各自的斗争，中国积弱不堪，在这种局面下，中国急需一位领袖来领导集中各种力量，才能发展自身，抵抗外敌，孙中山死后，蒋介石无疑是具备这样条件的人。所以戴笠替蒋介石清除异己，其实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他手段卑鄙残忍，灭绝人性，是蒋介石执行法西斯政策的代表性人物，另一方面来讲他的确又推动了中国力量的集聚。

抗战之时，戴笠在对日战争中取得重大成绩，可以说是他和他的战友把中国从最黑暗的敌人手里拯救了出来。而在此过程中，他也并非如此有民族大义，比如说中美合作所，实际上，中美合作所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对日作战，而且也是为了培养对内的清剿，至少在戴笠看来是这样。戴笠认为，中美合作所协议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是按美国执法机构的模式对自己的特工进行训练，从而使他能够与陈立夫的中统相抗衡。之前讲过，中统的职能相当于秘密警察，军统的职能相当于军事特工，戴笠希望通过中美合作所，训练自己的秘密警察，插足中统事务。

对此，中国战区美国司令魏德迈曾提出过抗议：“不想让中国战区里的任何美方人员或军事设备用于政治组织。”又说：“不同意美国人卷入任何杀害或惩罚中国人的行动。”而戴笠的回答是：“没有任何美国人会被要求那么做，他们的工作室训练中国人来做。”

纵观戴笠的一生，他从一名普通的过气地主富二代变成一名叱咤风云的人物，除了他自身的聪慧、忠孝、狡诈、阴沉的多种品质之外，还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其一是他对自己的认识非常清楚，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明确；其二是他察言观色，善于揣摩上意。

在自身定位方面，他明白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分别在哪里，扬长避短，比方说他虽出身于黄埔，但他的优势并不在于军事，而是在于政治和经济领域，所以他一直在特务系统工作，直到最后羽翼丰满时，才有心出任海军总司令。

在揣摩上意方面，他能够深得蒋介石信任，必须有过人之处才行。据沈醉回忆，每次胡宗南来重庆见蒋介石之前，总是要先和戴笠研究一下准备向蒋提出的问题，并向戴笠打听蒋介石那几天心情如何，遇到蒋不痛快的时候，便迟一两天去，以免碰钉子，当蒋高兴的时候，戴笠便会催促他赶快去。由此可见，戴笠对蒋介石的性情和心里的揣摩有多细致。

柒、尾声

鉴于篇幅，这篇文章只是将戴笠一生中重要的事件提炼叙述了一下，他这个人的复杂性很强，绝非三言两语可以讲得清楚，我自知自己并非有如此才能可以将戴笠讲清楚。而我本身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并非研究历史的学者，所以在文章中难免有些地方或细节与史实有出入，在此还请各位多多包涵。

我在很小的时候便听说过戴笠，那时只知道他是国民党的大特务，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坏蛋，后来随着成长，自己的思维体系在逐渐成熟，才开始渐渐的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戴笠这个人。

这篇文章主要借鉴了魏斐德先生的《间谍王》一书和沈醉先生的《军统内幕》一书，如果大家有兴趣再深入了解戴笠，可以去看看这两本书，里面记载了大量的史实。通过对这两本书的阅读，我仿佛看到一个鲜活的戴笠，他在历史中，如此之近，看着他从小的顽劣不堪，到成长为一名心机颇重的少年，又看着他渐渐被社会同化，变得阴暗残忍，他努力抓住每一个机遇，不择手段，最后死亡化为灰烬。

我写这篇文章时，尽可能做到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希望还原一个真实的戴笠给别人，但这很难，因为他仿佛就在我面前经历了他的一生，我怎么可能不对他有丝毫的喜爱或者憎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