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精锐步23团与砥平里大战

作者：西点教授     汉伯格上校

序言

我初次来到第82空降师时，还只是一名刚毕业的中尉。炮兵营副官办公室的一张彩色油画，使我首次知道第23步兵团和砥平里战斗。美国陆军为使士兵们了解部队的辉煌历史，印制了一些关于著名战斗的招贴画。在我的记忆中，画的基调是蓝色，战斗场面繁杂混乱—在冰雪覆盖的战场上，激动的士兵们正在肉搏。这幅画贴在办公桌后的墙壁上，每当我被召去第一眼就会看到它。当时我很纳闷儿，是否所有战斗都象画上描绘的那样混乱不堪。几乎整整20年后，当我作为炮兵营长驻防韩国时，发现当地许多办公室仍然贴着那幅画。后来到了西点军校，为开设关于朝战和越战的选修课，我开始着手认真研究朝鲜战争，才将这幅画与战史资料联系起来。我发现，砥平里战斗原来是那场战争中最著名的作战行动。我越深入研究，就越感兴趣，同时也深感困惑。这场战斗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数量不多且四面被围的联合国军是如何获胜的？对我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是，古往今来的人们是如何鼓起勇气以面对极端不利的形势？领导者应如何引导并鼓励士兵们英勇战斗？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往往会形成牢固的纽带，可以使人们为战友和事业而牺牲生命。这同时也是军事史上难以解释的一个谜团，甚至曾经亲历战斗的老兵们也说不清楚。在本书中，我试图对此问题作一番探索性研究。

在西点军校历史系期间，我曾尽可能详细地研究这场战斗，并利用一次教官假期，集中精力进行了深入研究。历史系主任及教授罗伯特·道蒂（Robert Doughty）上校积极支持该项课题，“西点军校毕业生协会”则提供了研究经费。驻汉城的第8集团军军史专家汤姆·瑞安（Tom Ryan），陪我踏勘了战场，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美国陆军训练和理论司令部驻巴黎联络办公室，协助我对联合国军法国营的档案资料进行了调研，该营当年曾隶属于第23团。当我在法国期间，斯蒂夫·阿拉塔（Steve Arata）和丹尼斯·阿拉塔（Danise Arata）热情招待了我，斯蒂夫提供的法军资料尤其重要。在文森斯堡的圣西尔军校和法军档案馆查找资料期间，凯茜·罗伯特（Cathy Robert）作为助手和翻译付出了大量心血。宾夕法尼亚州卡尔斯军营的美国陆军军史研究所和马里兰州苏特兰的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帮助。特别需要感谢的还有卡尔斯军营的理查德·萨莫斯（Richard Summers）和戴夫·凯奥格（Dave Keough）。

一些朋友主动提出阅读部分或全部手稿，并且提出了修改意见，以使本书更加通俗易懂，既适于初学者也符合专业人士的需要。

然而，关于双洞和砥平里战斗的资料，主要应归功于那些参战的老兵。由于我曾经答应他们保守秘密，所以在文稿中没有标出具体引用了哪封信件或采访记录。我将把在写作本书时所使用的全部信件和笔记都存放在美国陆军战史研究所，以供其他历史学家使用。在回忆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事件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诸多冲突，但大多数内容仍令人惊奇地一致。无论本书到底有何价值，其荣誉应归功于这些老兵。不少法国老兵也提供了他们的故事。

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提供回忆录的老兵，对我如何使用资料及作出何种解释不负任何责任。我几乎可以肯定，书中部分观点甚至会遭到某些老兵的坚决反对。任何事实上的出入或理解上的错误，都由我负完全责任。

最后，我必须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对我那单调沉闷的写作生活毫不在意，并且给予了巨大支持。凯特和丹阅读了部分稿件，她们提出的问题促使我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我的妻子珍妮全心全意支持我的写作，并且提供了舒适的工作环境；她提出的一些修改意见，也使本书文字显得更加生动。

双洞和砥平里战斗的故事，使我们能够对在极端条件下拼死作战的人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我唯一的希望便是忠实地纪录参战者的功绩，并能为未来战斗的领导者提供一点有用的借鉴。

前言

本书深入分析了第23步兵团战斗群和联合国军法国营在朝鲜战争头8个月的作战行动，特别是1951年2月关键性的双洞和砥平里战斗。本书的目的是研究从最低级别到最高级别的领导艺术，力图弄清领导者和追随者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期间是如何行动的，无论他们是取得了成功还是遭到了失败。本书希望能够忠实记录这两支部队的作战行动，并对促使人们在战斗中追随领导者的种种原因有所揭示。

本书的原始资料来源于多个渠道，包括官方战史以及对参战者的采访记录，都提供了重要的内幕消息。在韩国静谧的群山之间，当年的阵地仍清晰可辨。我漫步其间并仔细观察，往往会顿悟指挥官们为何会做出那些重要决定。不过，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仍然是参战老兵们提供的回忆录。共300余名老兵在采访中或来信里向我提供了素材。他们对自己参与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提供了生动的回忆。

本书进行的是历史性研究，其主旨并非是要僵死地、科学实验般精确地记录历史，或是指望在其它情况下可以如法应对。作战行动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混乱而无序的现象。没有哪两次作战行动是完全相同的，即使是在时间、空间上十分接近的两次行动也会存在诸多差异。关于双洞和砥平里战斗的记录，往往会有半打左右的说法可供选择。甚至官方公报、战后报告都尽可能地揽功推过，对犯下的错误、丧失的战机轻描淡写，极力推卸自己对失败应负的责任。目击者的报告很少有意作假，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会下意识地修改记忆中的所谓“真相”。鉴此，历史学家唯一能做的，是对各种记录进行分析，重视距事件发生更为切近的记录，并就事件发生的真实进程，独立地作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

《百炼成钢》一书的开端，是1950年美国太平洋沿岸西北部一个绿树成荫的军营，第23步兵团在那里进行和平时期的日常训练。朝鲜战争爆发后，新指挥官保罗·弗里曼上校率领该团前往远东。洛东江防线上的绝望形势，很快便使该团官兵都获得了战斗经验，并使这支凝聚力很强的部队更加团结。仁川登陆成功后，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联合国军其它部队一道，该团向中朝边境迅猛推进。但在“感恩节”后，中共军队又迫使联合国军迅速后撤。

1951年，第8集团军迎来了一位新指挥官，即马修·B·李奇微中将。法国也派出一个步兵营，由颇具传奇色彩的拉尔夫·蒙克拉尔中校率领，来到了朝鲜战场。在短短两个月里，法国营和第23团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在朝鲜战争中几乎无与伦比。1月底，这两支部队在双洞地区与中共军队进行了一场激烈而艰险的战斗。2月中旬，约两个军的中共军队在砥平里包围了第23团和法国营，对他们进行了三天的猛烈进攻，直到一支坦克特遣部队突破包围圈。

这两支部队及其战斗故事，主要是关于成功或不成功的指挥官们的领导艺术。它还是关于那些在艰苦环境中共同生活和战斗者的故事，其中许多人得以幸存，而更多的人则已死去。他们将人类的忍耐力发挥到了极限，他们的故事才是这部著作的关键所在。

一、第23步兵团和保罗·弗里曼中校

一条至高无上的原则需谨记在心：永远不要虚伪地对待自己的士兵。士兵们一眼就会看穿你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

——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

谁要认为以武力建立的权威，要比以感情铸就的权威更为有效，那他就犯了大错。

——泰伦斯（古罗马剧作家）

纪律必须强迫，忠诚只能争取——只有上下级相互忠诚，才会有真正可靠的纪律。

——奥布雷·“雷德”·纽曼少将

在1950年炎热的夏季，第23步兵团的官兵们，还根本想象不到将在朝鲜遭际的命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该团将连续两次荣获“总统部队嘉奖”。这是美国授予作战部队的最高荣誉，所有官兵都将获得政府授予战斗英雄的全套勋章。不幸的是，许多人都是在死后被追授这一最高荣誉。战争的恐怖和荣耀，永远地改变了第23团全体官兵的命运。

第23步兵团

二战欧洲战事结束后，第23团返回美国，进驻德克萨斯州斯威夫特兵营，位于奥斯汀市以东约40英里。该团在那里一直呆到1947年，随后迁往华盛顿的路易斯堡。第23团隶属于第2步兵师，后者是战后美军第一个整编步兵师。尽管如此，第23团也面临着战后所有步兵团都存在的问题。兵员很不充实，装备皆剩余物资，大多数需要修理。该团还需要应付日常杂役等任务，各步兵连往往只剩少数人可以训练。战后陆军高度重视体育竞赛，其要求往往达到半职业水准。无论在哪一方面，第23团大概都可视作1950年6月时美军步兵团的典型代表。不过，在这些表面现象之下，该团还有许多独特之处。[1]

第23团驻扎在北路易斯堡，距路易斯堡主营区很远。部队住在战争动员时建造的木屋里，躲开了师部参谋们的日常检查，后者则住在主营区的砖房里。按照陆军的俚语，第23团的官兵们“离旗杆很远”。这意味着在安排日常活动时，他们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种独立状态，似乎有利于培养第23团官兵的团队精神，因为他们很自然地觉得自己有别于其它团队。在北路易斯堡，第23团拥有自己的军官俱乐部、士官俱乐部和士兵俱乐部，都以食物精美和娱乐高档著称。

第23团与“普通”步兵团最大的差异，即它是第2步兵师的一部分，而该师是美国大陆唯一常备步兵师。美国大陆上驻扎的其它步兵师，只是用于训练新兵的所谓“训练师”。1948年前，第2师也一直在做这种工作。二战中，陆军在作战部队之外设立了专门机构，以便对新兵进行军事基础训练。二战后，陆军大幅裁减兵员，作战部队以外的机构都被认为纯属浪费。为解决军训问题，使用现役陆军师训练新兵，被认为是个不错的办法，尽管效率可能不高。在这些训练师中的士兵，可以进行队列、单兵和班组武器等基本军事训练。执行训练任务的部队，并非是要将士兵们训练成一支具有内在凝聚力、可以随时投入战斗的作战部队。对大多数军人而言，这项任务没有什么吸引力。许多职业军士从欧洲、日本回国后，为避免去训练师便都申请到第2师。大多数士兵都宁愿呆在一支进行集体军事训练的部队。士兵们在紧张的高级军事科目训练中，可以建立起极其牢固的战友情谊。

第23团的另一特点，是拥有大量身经百战的军士，许多人都在二战中积累了丰富战斗经验。许多步兵排的军士曾在战场上被任命为预备军官，至少有一个排拥有多达7名此类军士，至少有一名军士曾获得“荣誉勋章”。在战后裁军时，这些“火线军官”为留在现役部队，大多数又都降为士官军衔。第23团堪称人才和经验的宝库，这一点在朝鲜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团拥有大量“士兵领袖”，知道如何使新兵融入部队，并将生存技巧传授给他们。此外，这还意味着该团拥有许多有望成为顶尖职业军官的优秀士兵。

军官们来自于陆军规定的各种渠道。少数军官是西点军校毕业生，大多数来自各大学“预备军官训练团”，或是各兵种的“候补军官学校”。另外，还有极少数军官是被特许保留其军衔的“火线军官”。

1949年夏，第2师不再训练新兵，被定为常备步兵师。当年秋季，该师开始代号为“米基行动”的军事训练，即对夏威夷进行两栖攻击演习。准备和实施此次演习的过程，成为将第2师锻成纯钢的催化剂，同时使官兵们得以专心进行实战训练。虽然无法逼真地模仿实战行动的高强度和紧急性，但那种24小时不间断的团队训练、艰苦工作与协同行动，与敌我两军真实交战倒也相距不远。这次演习对于提高多兵种联合作战能力特别有效，即步兵、坦克和炮兵在近距离空中支援配合下协同作战。另外，士兵和军官之间也增进了了解，明白什么人可以完全信赖，什么人需要加强监督。虽然在赴朝作战前，第23团的义务兵大都离队，但军官和军士骨干都保留了下来。

1950年春，第23步兵团进行了班、排、连训练，包括与炮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训练。此次艰苦训练为军官和军士们打下了坚实基础，使他们可以作为一支多兵种团队协同作战。无论是在夏威夷演习中，还是在协同作战训练中，共同经历近似实战的巨大压力，对于官兵之间形成牢固纽带无疑是一种最好的体验。这样做有助于使该师官兵团结紧密，大大增强了团队精神。这一点意义极其重大。因为第23团的普通士兵虽然优秀，但大多出身贫寒且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少人之所以参军，是因为法官让他们在坐牢与参军之间作出抉择。（译注：暗指他们是轻罪犯。）一名军官回忆，他指挥的士兵中只有1%是高中毕业生。

当士兵们集体艰苦训练时，相互间形成了牢固纽带，使其合力超过了简单相加的总和。他们不再只是一群身着军装的单个士兵，而是形成了一支似乎具有生命力的作战部队，可以协同动作以完成任务。最终，激烈的战斗使他们形成为一个整体。一位颇具洞察力的学者曾就人们在战斗中的体验提出过如下看法：

在战斗中，领导者应明白，战友情谊产生于共同努力克服困难的过程。一支士气高昂的作战部队，就是官兵们都有共同的想法和决心，自觉自愿地为实现共同目标，克制个人的欲望……

在极端情况下，战友情谊会表现为一种狂热……大多数人本能地渴望与其他人沟通和交流，但在实现过程中经常会感到尴尬和无助。一些极端性的经验—如死亡的威胁或毁灭的危险—却会使我们同战友们融为一体，或者说能够满足我们本能的渴望。当然这非常遗憾，因为只要人们愿意去寻找，应该是存在更为积极且不那么恐怖的其它途径。自古至今，战争之所以富有魅力，正是由于我们在那可怕的死亡深渊中，能够体验到集体性欢悦的神秘力量。战斗可以培养钢铁般牢不可破的战友情谊。[2]

虽然演习风险小，胜负无关大局，但上述效果也很突出，只是不那么明显罢了。因此，通过野外演习来培养团队精神，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50年时，步兵团的编制是3781人。每团辖3个步兵营，每营编制919人。此外，其建制中还包括一个指挥部连、一个重迫击炮连、一个中型坦克连和一个卫生连。[3]在二战中，美军认识到，在一个基本作战单位中，要善于使用各种地面作战武器协同作战。1950年，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提出了团级战斗群的概念。高级指挥部，往往是师部，可根据任务需要，对步兵团进行编组，为其配属额外作战部队，以组成团级战斗群。指挥和控制则由该团负责。配属部队一般包括一个野炮营、一个高炮连和一个战斗工兵连。当执行特殊任务时，还可配属额外的步兵、坦克、重炮、通信、宪兵和游骑兵。经过加强的团级战斗群，一般要比普通步兵团多两千人。这种组织形式可使各部队相互了解彼此的能力、技术和缺点，士兵和指挥官之间也可相互熟悉并产生信任感。

团级战斗群是支“自力更生”的作战部队，拥有很强的作战能力。它的任务是，“通过火力和机动接近敌军，以便俘虏或摧毁对方；或者通过火力和近战，击退敌军的进攻。”它的功能包括建立一个火力基地，随后向其它部队所在位置机动；夺取并坚守某地；在任何地形或天气条件下进行机动；提供反坦克防护和支援；提供自身所需的通讯、侦察和医疗服务，进行自我补给和维修保养。另外，团级战斗群在必要时可脱离上级指挥部单独行动。[4]

1950年6月，当杜鲁门总统决定美国将保卫南朝鲜时，决定第23步兵团命运的骰子便已掷下。1950年7月9日即周日清晨，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被任命为驻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后的次日，五角大楼命令第2步兵师转归麦克阿瑟的远东司令部指挥。没有经历过这种突然变动的人可能会认为，参战通知会使部队士气下降。但对第23团而言绝非如此。相反，该团许多职业士兵的士气极度高涨。当官兵们积极准备启程前，违纪事件也下降到令人惊讶的水平。为准备启程，士兵们24小时不停地作着装备和人员方面的准备。师里谣传说，此次行动不会比演习更紧张。不过是与外国军队进行的实弹演习，而且对方顶多算支二流军队。士兵们奉命带上礼服，以便在战后执行占领任务。这点与二战截然不同，当时步兵们在参战时被告知，他们将面临艰难困苦，甚至可能会战死。这种过度的自信，使士兵们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去面对朝鲜战场上的严峻形势。[5]

为使该团齐装满员，向其它部队发出了征召志愿者的号召。从别的师还抽调了一些兵员，不少人只受过基本的军事训练。补充兵员里也有些老兵，二战后曾在朝鲜执行过占领任务。很多根本未受过步兵训练的士兵，很不情愿地从其它部队或兵种来到路易斯堡。许多补充兵员身体素质不佳，达不到普通步兵的标准。[6]

一名士兵来到第23团时的情绪如何，往往取决于他是自愿前来的，还是从其它部队征调来补充空额的。心怀不满的战士，对领导者而言是个挑战。一等兵卡尔顿·C·克莱克（Carlton C. Kluck）就是从其它部队征调来的：

我是被运兵列车从堪萨斯州的雷利堡（Fort Riley）运到路易斯堡，以便第2师在出兵海外前补足空额。那会儿，我是一等兵，是个坦克手。在去路易斯堡的路上，有人告诉我，由于地形原因，朝鲜用不着坦克，所以现在我成了步兵。这使我很不愉快，我在1948年参军时就是坦克兵。我的要求并不高……

很多补充兵员都被重新分类以填补空缺，而不是按照我们的能力或受过何种训练。不久，我们就发现，这种犯罪行径不仅发生在低级士兵身上，在一些士官身上也是如此。

克莱克的不满可以理解。正是由于从未受过步兵训练，他在抵达朝鲜不到一周后即负伤。

与来自其它部队的征调兵员不同，二等兵霍夫曼（D. W. Hoffman）是志愿参战，被分配到路易斯堡的工兵营。霍夫曼高中退学一年后参军，时年19岁。他的连长站在营房前面的街道上，号召全连官兵志愿参加第2步兵师。全连共250人，有200多人志愿参战。后来，霍夫曼回忆道，那些不愿参战的都是拖家带口，或是岁数太大不宜作战。他记得，当时的主要动机还是强烈的责任感。

在发布动员令两周后，第23团便从普吉特海湾出发，登上了驶往朝鲜的7艘运输船。横渡太平洋的旅程波澜不惊。一些部队为缺乏步兵训练的士兵们作了安排，让他们在船尾练习射击，熟悉自己的武器。当时，一等兵克莱克心里很不痛快。他对训练活动有如下回忆：

军官们把木块扔到海里，这就是你要射击的目标。我觉得，这很象是从电梯里朝反向运动的电梯射击。我们都按舱室为单位被叫到船尾甲板。有些人不愿弄脏他们的枪，便溜到别的舱室。管理极其松懈。

在主甲板上，教官们训练士兵们分解并重装M1步枪、勃朗宁自动步枪和点30英寸机枪。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并非船上最笨的步兵。

我不记得船尾甲板的打靶是什么时候停止的。有传言说，一些家伙朝着海鸥射击，据说比射击木块容易得多。结果，[船上的]水手们强烈抗议。这触犯了国际惯例，同时也是个恶兆。

其它部队也开设了课程，声称北朝鲜士兵素质极其低劣。他们说，北朝鲜兵不会射击，不会开炮，害怕黑夜。在太平洋上的运输船上，大多数人对即将到来的艰苦战斗毫无思想准备。他们唯一能够记得的，就是在两周航程中所感到的极度无聊。

弗里曼上校

1950年6月，陆军挑选小保罗·拉马尔·弗里曼（Paul Lamar Freeman Jr.）担任第23团团长。弗里曼是名军医的儿子，在东亚度过了童年大半时光。他的父亲在菲律宾和日本服役，后半生则在美国一些偏僻的军营里当军医。弗里曼时年43岁，是西点军校1929届毕业生。弗里曼退休后曾回忆道，成为军官“似乎是唯一自然和正常的事情。对我而言从未有过任何其它想法。”1925年，共有200名候选人去争取区区12名军校总统提名，弗里曼名列第13。[7]他们家的一位朋友回忆道：“于是，就开始疯狂地搜索有总督岛—弗里曼父亲的部队驻地—附近军校空额的国会议员。当只剩10天时，他接到来自位于布鲁克林的纽约第3国会选区的电话，问他是否还有兴趣。保罗答道，‘当然！’当他到了那个选区后，才明白为何连续几年都没人上军校。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保罗立即在布鲁克林租房住下，1925年7月进入西点军校，成为1929届学员。”[8]

在西点军校，弗里曼表现并不出色。整整4年时间，他始终是名二等兵学员。按照他自己的评价，他的“军校生涯平淡无奇”。后来，弗里曼回忆道，西点军校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教育水平是一流的。尽管如此，他认为军校教育在写作、外语及军事知识方面存在缺陷，尚不足以为未来的优秀军官奠定坚实基础。[9]在西点军校校刊《榴弹炮》（1929年）里，他的同学写道：“保罗性格温和可亲，在进入野兽营（译注：即新兵营）时，几乎无人注意他。但不久之后，他便成为许多人的亲密好友，并且得到所有人的喜爱。他性格无忧无虑，但并非大大咧咧。他能够以极其顽强的决心，解决非常棘手的问题，完成自己应尽的职责。这是他独有的性格。”[10]

虽然他希望加入陆军航空兵，但在军校期间视力不断下降，最后只能被任命为步兵军官。在佐治亚州本宁堡，他完成了步兵训练，随后到德克萨斯州的胡德堡报道。他开始服役是在第2步兵师的第9步兵团。

1933年，他开始了首次远东之旅：在天津的第15步兵团呆了3年。不少老兵及熟人都将弗里曼在朝鲜战争中的成功，归因于战前他与中国人的长期交往。作为本宁堡步兵学校教官，他去了全国许多地方，随后又返回中国学习汉语。1941年，他被派往重庆担任助理武官，直到日本轰炸珍珠港。当约瑟夫·W·史迪威中将来到新成立的中缅印战区时，弗里曼给他当了几年后勤参谋。[11]一位朋友曾如此描述过他的战时职务，“就象福赛斯（Forsyth）小说里的情节：由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的一名中国人陪同，开着破旧的福特牌汽车前往中国西北执行任务，对苏联在中苏边境上的活动进行调查；在仰光会见海明威；去缅甸眉苗（Maymyo）的英国突击队学校；开车沿着残破的缅甸公路由仰光到重庆，担任陈纳德将军及其飞虎队的联络官；与英国人和中国人组成的巡逻队在日军后方活动。”[12]

结束在中国的任务后，弗里曼在陆军部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呆了几个月。在那里，他为美军重返菲律宾制订了作战计划。随后，弗里曼担任了驻菲律宾第77步兵师参谋长，执行了他刚参与制订的作战计划中规定的一些任务。占领马尼拉后，他奉命返回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担任太平洋战场麦克阿瑟司令部的联络官，任务是指导麦克阿瑟遵守雅尔塔协议条款。[13]

弗里曼随后去巴西呆了两年，担任“巴美联合军事委员会”陆军分部主任。在那里，他的上级是马修·B·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中将，后者当时任“美洲防务委员会”主席。李奇微对弗里曼影响极大。弗里曼回忆与李奇微在巴西和朝鲜共事的经历，将李奇微称为“对我影响最大的作战指挥官”。[14]

弗里曼是位帅气的军官，身材笔直而修长，看上去比实际高得多。朝鲜战争后，老兵们在见到他时，经常会说“他在朝鲜时似乎要高得多”。一名老兵说道：“上帝，我以为那人有7英尺高，原来只比我高1英寸，大概5英尺8英寸。”弗里曼不事张扬。他不象有些指挥官，吉普车上既无军衔符号，也无闪光灯或警报器。在第23团团部，从来不插上校的旗帜。他的部下都记得，弗里曼在朝鲜从不戴钢盔，只在脖子上系条蓝色的步兵围巾。在士兵们眼中，弗里曼“象是刚从乐池里走出来的琴师”。虽然他佩戴上校军衔，“但不知为何不太显眼”（显然他本人的气场太强，以致于大家都不注意外在的东西）。

弗里曼以其行动展示了自己的指挥理念，与美军许多优秀指挥官基本相同。他认为，自己必须走出去，要让部下看得见。他深信，一般来讲，无论形势多么艰难，美国大兵都会尽力完成任务，只要他信任上级指挥官并知道后者正在竭力提供支援。当弗里曼和部下熟识后，他只是下达命令而已，相信他们会尽力执行，并不亲自进行监督。当任务十分危险时，弗里曼会尽可能地亲自召见部下并下达命令。他会微笑着同对方握握手，或说上一两句鼓励的话（你必须在第一线）。弗里曼总是口头发布具体命令，很少下达正式的命令书。[15]第23团到朝鲜数周后，他完全放弃了下达正式书面命令的做法（效率才是生命，别扯TMD蛋）。

弗里曼待人友善、毫不做作，在士兵面前从不摆架子，许多士兵都记得，他们在朝鲜曾同弗里曼随意地聊过天。弗里曼虽态度随和，但决非松松垮垮。他态度十分坚定，必要时甚至会十分粗鲁。例如，他在坚守阵地问题上态度决不妥协：他认为在敌军未冲上阵地的情况下，一支部队如果主动放弃阵地，在撤退过程中会遭受严重伤亡，在奉命反攻时又会死伤更多人。在敌军实力占压倒性优势时，他可以理解手下部队被敌军冲垮，但决不原谅主动放弃阵地的行为。由于这一作战理念，弗里曼的部队在朝鲜战场以防守顽强而著称。第23团以其坚毅顽强，不止一次让敌军大吃一惊。

最重要的是，弗里曼理解自己的士兵，并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这种奉献精神也得到了百倍的回报。曾在弗里曼手下服役的第23团老兵，在回忆往事时都对弗里曼充满感激之情。

战争爆发前几天，弗里曼被任命为第23团团长。战争一爆发，他便卖掉了华盛顿的房子，匆匆前往路易斯堡，在第23团出发前就职。在挑选弗里曼担任团长问题上，李奇微似乎发挥了作用。不管怎样，弗里曼很高兴，他觉得第23步兵团战斗力强、训练良好，营长们的能力也都很强。[16]

在出发前疯狂备战的日子里，弗里曼视察了该团所有24个连队。他不拘形迹地同士兵交谈，站在食堂大厅台阶上或其它类似地方讲话。他的讲话绝不虚张声势，态度十分真诚。他善于同士兵沟通，在这方面很有技巧。即使弗里曼是对一群人讲话，每个人都会感到团长是在直接同自己交流。下士莱斯利·盖恩斯（Leslie Gains）记得，弗里曼告诉他和他的战友，在战斗中所有人都会害怕。如果有人不怕，那他不是骗子，就是傻瓜，第23团可不需要这种人。他还告诉他们，永远不要自高自大，以至于认为不必祈祷上帝。盖恩斯说，这些话伴着他度过了朝鲜最艰苦的战斗。没有哪个老兵还清楚地记得这次讲话，但许多人都记得弗里曼给士兵放3天假处理个人事务。当时各种事务纷乱如麻，这个承诺未免过于慷慨，但他一言既出便信守到底。

当第23团接到赴朝参战命令后，在一位军士身上出了件事儿，显示出弗里曼对士兵福利的关心。中士弗兰克·巴特勒（Frank Butler）原计划于下半年结婚。结婚预告已经发布，未婚妻也于动员令下达前一天来到路易斯堡。巴特勒中士找到天主教堂教士，告诉他婚礼必须提前举行。教士拒绝了，声称不能随便举行婚礼。绝望的中士将此事告诉了连长，后者则报告了弗里曼上校。当天晚上，弗里曼立即安排在该团小教堂举行婚礼。

上校对所有官兵都和蔼可亲，但如果所有人都一团和气的话，一支部队将无法运转。在必要时，必须有人扮演恶人。正如许多优秀团队一样，这个重任落在了二把手身上。弗里曼的副团长（开始时是少校作战参谋）是弗兰克·梅斯扎尔（Frank Meszar）中校，他以士兵身份考入西点军校，毕业于1940年。

在西点军校，梅斯扎尔更象是士兵而非学者。在整个军旅生涯中，他都以出色的野战军官而闻名。当第23团启程赴朝时，梅斯扎尔还未到35岁，与弗里曼一同上船。两人在船上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在随后半年共同度过艰苦的战斗岁月。

弗里曼并非刻板的纪律主义者，非常不愿意触怒任何人。梅斯扎尔便充当起弗里曼的“宪兵”。他会毫不犹豫指出部下的错误，不管其军衔和职务为何。梅斯扎尔具有一种特殊能力，能够以几乎称得上“温和”的方式，处理一些不得不干的“脏活”。当然，在形势要求采取更为粗暴的方式时，他也决不会怯阵。[17]

弗里曼和梅斯扎尔这两个人的组合，使该团有了美军历史上最杰出的一对搭档。知人善任的弗里曼成为全团官兵慈祥睿智的父亲，强硬严厉的梅斯扎尔则是负责管教他们的兄长（弗里曼是俺兄弟，NND）。

二、洛东江畔的战火洗礼

我们战死在这里，因为我们不愿生而羞辱我们生长于斯的土地。同样，我们也不愿使战友或自己蒙羞。

——A.E.豪斯曼

我相信，一个人如果能去做他害怕的事情，便可以征服恐惧心理。只要他坚持去做，并且尝到了成功的甜头。

—艾莉诺·罗斯福

士兵的首要素质是能够忍耐艰苦，勇气倒还在其次。贫穷、艰苦和匮乏是培养优秀军人的学校。

—拿破仑·波拿巴

第23团来到朝鲜后，发现自己置身其中的战争，与以往美军经历的完全不同。他们也从未预料到会这个地方进行战斗。无论是美国人民还是他们的士兵，都未曾预料美军会在遥远的亚洲大陆作战，同时没几个人能在地图上找到朝鲜的位置。几乎没人认为，这场战争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

战争爆发及初期作战

朝鲜半岛是由亚洲大陆向日本列岛伸出的一长条不规则的陆地。半岛长约500英里，宽约150英里。在汉城与平壤附近地区，半岛宽度缩至100英里左右。在向北延伸到鸭绿江畔的边界时，半岛宽度又增至约500英里。1950年，这条北部边界线将朝鲜与新中国和苏联分隔开来。朝鲜的纬度大致相当于洛杉矶至波特兰之间，但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气候上都截然不同。朝鲜半岛崎岖多山，小块平原镶嵌其间，对当地农民而言异常珍贵。一名美国大兵说道，“如果有人能把朝鲜砸平，这可真他妈的是块好地方”。在朝鲜处于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残存的森林几乎被砍伐净尽。山脉纵横交错，甚至对强壮的步兵而言，都是个严峻的考验。气候有些极端，夏季短暂而炎热，冬季漫长而寒冷。每年的气温低至华氏零下，高至华氏100度。[1]

1945年8月，当太平洋战争突然结束时，获得胜利的美苏两国漫不经心地达成协议，沿着北纬三十八度线划分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当时，所有美国人都认为，这纯粹是为了便于接受驻朝日军的投降。然而，在随后的岁月里，它成为冷战的象征之一。美国不久便成为南方政府的恩主，而苏联则竭力培养北方政权。不过，直到战争爆发，南北朝鲜各自保护人在态度上的差异才显现出来。俄国人支持曾在苏联受训的金日成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美国人则竭力使南朝鲜实现自立以图脱身。美国陆军尤其希望能将占领军撤回国内。南朝鲜领袖是李承晚，是个头脑固执、思想保守的家伙，拼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维护本国的利益。

战争起因过去一直笼罩于神话和传说之中，其真相近年来正逐渐地浮出海面。随着中国和前苏联档案的解密，学者们正试图理清错综复杂的事实。但只要北朝鲜档案没有完全解密，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彻底澄清。[2]不过，作战行动的具体经过倒是很清楚。1950年6月25日，周日凌晨时分，北朝鲜人民军的精锐步兵，在大量坦克和重炮的掩护下，对南朝鲜发动了闪电战。美国训练的南朝鲜军队没有坦克、重炮也不多，遭到进攻后迅速崩溃。朝鲜半岛上似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南朝鲜的覆灭。

东京麦克阿瑟的参谋部和华盛顿的军政要员们，匆匆忙忙地对朝鲜局势进行了评估。虽然杜鲁门政府将朝鲜半岛划在了西太平洋防御圈之外，但对这种狂妄无理的征服行动视而不见似乎不可思议。在杜鲁门总统看来，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动，将成为未来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他毫不犹豫地告诉国务卿艾奇逊：“我们必须挡住那帮狗崽子，不论付出什么代价。”[3]

杜鲁门将此提交安理会，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可以派遣军队到朝鲜，协助南朝鲜抵抗侵略。距离冲突最近的美军部队，是驻扎在日本的占领军。麦克阿瑟作为远东美军司令，立即派部队前往南朝鲜。

当6月底美国决定插手朝鲜半岛事务时，军队内部几乎一致认为不会有什么麻烦。麦克阿瑟参谋部拟订的计划，多少反映了他们的这种一厢情愿。最早的计划乐观到了荒谬的程度，包括立即派部队在仁川登陆。这是汉城附近的港口，位于朝鲜西海岸中部。在仁川的两栖登陆行动，将与在釜山的登陆行动相互呼应。麦克阿瑟的参谋长爱德华·M·“内德”·阿尔蒙德（Edward M.“Ned”Almond）少将，指派第1骑兵师准备于7月份在仁川登陆。他告诉师长，行动一定要快，否则第24步兵师可能会先进汉城，而第1骑兵师只能跟在屁股后头。事实证明，此言荒谬之极。

事实证明，美国训练的南朝鲜军队，根本不是苏联训练的北朝鲜人民军的对手。开战仅几天，南朝鲜军队便被北朝鲜人民军打得溃不成军。在最初几次战斗中，美军同样被北朝鲜人民军打得步步后撤。8月初，当第23团抵达时，北朝鲜人民军已经将联合国军挤到了釜山港周围的防御圈内。这就是著名的釜山防御圈，也称作洛东江防线。[4]

北朝鲜人民军远优于南朝鲜军队。二战结束后，苏联顾问就开始训练北朝鲜人民军，不少人直到1950年下半年仍呆在部队里。不过，苏联顾问并未参与入侵南方，在战争前夕便被召回国内。斯大林担心这些顾问可能被俘，就会成为苏联支持侵略的罪证。北朝鲜人民军兵力两倍于南朝鲜军队，其中约1/3是打过内战的中共老兵。他们受过良好训练，战斗经验丰富，成为北朝鲜人民军的核心。南朝鲜军队完全不具备这些优越条件。

按照20世纪50年代的标准，美国训练的南朝鲜军装备低劣，实在算不上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其最大弱点是缺少坦克和重炮。南朝鲜军只拥有105毫米榴弹炮，射程仅为7500米。相比之下，北朝鲜人民军的师属76毫米加农炮的射程则达到14000米。但在1950年，无论是南朝鲜人还是美国顾问，都未能看出北朝鲜人民军的优越性。在战前谈及此事时，美国军方总是信心十足，声称南朝鲜军有能力保卫自己。美军顾问团长夸口说，南朝鲜军是“亚洲最精锐的军队”。[5]

第23步兵团参战

8月5日，第23团在釜山登陆。在正式参战前，该团用了两周时间进行休整，接收武器装备并进行作战训练。卡车司机努力掌握在复杂地形驾驶车辆的技能，通信兵、炊事员和机械师都认真地进行了全天野外作战训练。全天24小时进行全方位防御，逐渐成为全体官兵的“本能”。华盛顿的官僚们对北朝鲜军极为蔑视，其标志就是五角大楼的参谋们决定，第2步兵师在海运时不必“战斗装载”。也就是说，一支部队的所有人员和装备，并非尽可能地集中装载在同一艘船上；而是为充分利用船舱空间，将人员和装备分散装载在多艘船上，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迅速投入战斗。第23团的官兵先抵达朝鲜，武器装备几天后才到港。在这段时间里，第23团大抓训练工作，特别是强行军训练，以便锻炼官兵身体，提高他们的忍耐力。

虽然有些人中暑，弗里曼仍然认为，身体素质锻炼对提高战斗力极有好处。无论如何，全体官兵迅速适应了当地气候和地形。许多刚刚编入该团的补充兵员，在训练中也完全融入了各自连队。[6]

刚到朝鲜，弗里曼立即着手将第23团打造成一个团级战斗群。第2师给该团配属了第37野炮营、第82高炮营的一个连、第2工兵营的一个连。野炮营包括3个炮兵连，装备有105毫米榴弹炮。高炮连拥有8个炮兵排，每排装备一辆双管40毫米高射炮和一辆四管点50英寸高射机枪。这些二战时期的老式武器，被士兵们称为“防空炮车”。四管点50高射机枪装在半履带车上，双管40高射炮装在坦克底盘上。这两种防空武器为步兵们提供了可怕的火力。在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的对手几乎没有实施过近距离空中支援。于是，指挥官们便将防空武器作为额外的火力支援。战斗工兵连拥有9个排，负责建造或摧毁野战工事和掩蔽部，必要时也可作步兵参战。如果所有支援部队都齐装满员，将使总兵力3781人的第23团又增加约1100名战斗员。但在实际上，所有部队都存在缺编现象。[7]

8月中旬，第23团所有指挥官都明白局势危急。在随后的一个月，直到仁川登陆在北方开始实施，负责指挥朝鲜半岛所有联合国军部队的第8集团军不得不为生存而拼死战斗。8月19日，第23团奉命在第2师由釜山至大丘的主补给线上占领防御阵地。此时，其它部队正与企图攻占大丘的大批北朝鲜人民军拼死作战。大丘是洛东江防线的关键，是前线与釜山间的交通枢纽。如果大丘陷落，第8集团军必须考虑由朝鲜半岛撤退。[8]

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尔顿·H·沃克（Walton H. Walker）中将认为，第23团在朝鲜首次参战便拯救了大丘。8月22日，北朝鲜人民军发动了一次进攻，伤亡十分惨重。8月22日至23日的夜间，弗里曼上校和梅斯扎尔少校都赶到前沿，指挥作战行动。凌晨时分，第23团发动了反击。两个营发起了坚决的进攻，夺取了攻击目标，并顶住了敌军整天的疯狂反攻，一直坚持到深夜。21时许，第2营F连遭到敌军全力攻击。他们消灭了大量敌人，最终击退了进攻。团属重迫击炮连与野炮营密切配合，迫使敌军无法在阵地前沿集结兵力。8月24日凌晨，战斗终于平息下来，敌军伤亡极为惨重，守军损失极微。第23团的伤亡微不足道，北朝鲜人仅在阵地前沿便遗尸约500具，间接射击造成的伤亡不计在内。据被俘的一名北朝鲜中尉后来交待，他所属的步兵团在此次作战中“几乎打光”。[9]

第23团的许多军官和士官都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很了解首次遭到敌火射击时的恐惧心理。不过，大多数低级军官和普通士兵都是在洛东江畔首次接受战火洗礼。D·W·霍夫曼（D. W. Hoffman）在坟墓登记队里呆了几周，负责掩埋阵亡者的尸体，随后才被派到作战部队。他对首次参战作了生动的描述：

一到F连，我们就被介绍给军士长。当时，连长不在，前一天刚受伤。我记得，连里只有4名军官；都是少尉，而且都是火线任命。随后的17个昼夜，F连几乎是不停地遭到暴打。

我被带到第3排排长詹姆斯·D·居里（James. D. Currie）少尉面前，上周他还只是排里的士官。他没什么废话，总是直截了当，安排我和一名有经验的老兵呆在散兵坑里。他拿走我的M-1步枪，给了我一支M-2卡宾枪，上面插着两个用胶布捆在一起的“香蕉型”弹匣，另外还给了6个同样的双弹匣。[10]他告诉我，要听战友的话，“你会干好的”。我的散兵坑“战友”是斯坦·莱德拜特（Stan Ledbetter）。他是名下士，到第2师已有两年。

在我上前线后的第一个晚上，大约凌晨3点钟，便经受了首次战火洗礼。北朝鲜人似乎用所有的武器向我们猛攻。在我看来，战斗似乎持续了数小时之久，但实际上只有45分钟。

我一枪没开，一颗手榴弹也没扔。我就是象个婴儿一样蜷缩在坑底，乞求万能的上帝救命。天亮时，我终于醒了过来。斯坦背靠坑壁，坐在那儿，M1步枪搁在大腿上。他问道，感觉如何？我说，挺好。实际上，我觉得自己象头蠢驴。他说：“别担心。你会好的，就是需要时间。”

居里少尉四处转悠，检查所有的散兵坑。他走到我们这里，询问情况如何。斯坦说挺好。随后，居里少尉要看我的枪。看过后，他说：“你没用这支枪开火，是吗？”我说：“没有。”于是，他有意用缓慢的语调，向我解释什么是最重要的事儿？为了保命必须怎么做？

从此之后，我们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彻底的信任和尊重的关系。哪怕是下地狱，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追随他。他是个极其优秀的军人。他从来不大声叫唤，说话不急不躁，总是就事论事。他似乎不怕任何事情，也不怕任何人。我不断地调整自己，最终成为第3排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正是这种信任和尊重的关系，伴随着霍夫曼顺利闯过更多更艰苦的战斗，一直熬到了战争结束。

当一名平民参军后，便开始了向军人转变的过程。当他加入一支部队后，通过基础训练和班组训练，会不断取得进步。但是，他可能会在数月甚至数年内都不会有一次实战经验。在和平时期，无论指挥官们多么努力地企图通过艰苦训练和军事演习，使士兵们处于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精神状态，但仍无法使每个士兵在实战时整齐划一地作出合理反应。有些士兵可能会想象得到将要面临的危险局面，并使自己在思想上做好承受重担的准备。但是，激烈的战斗仍然会使许多人精神崩溃。这决非轻而易举之事—习惯于亲眼看到朋友们受伤或阵亡，承认杀死其他人类的绝对必要性，接受自己可能负伤甚至死亡的风险。一般来讲，这需要人们能够预见危险，并决心采取任何必要行动，以争取自己的生存。一旦军人经历过这种精神上的“巨变”，要想回到“正常”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奥迪·墨菲（Audie Murphy）是二战中获得勋章最多的美国军人，他的看法大概最能反映大多数老兵们的感受。有人问他，如何才能在战争中幸存？墨菲答道：“我不认为有人能做到这一点。”[11]

中士道格·格雷尼（Doug Graney）是E连通信班长，他还记得在洛东江畔头几天的感觉：

我不好说其他人如何，但在我们刚刚投入釜山防御作战时，生存是压倒一切的问题，因为认识的人死得太多了。可能和你并不熟，但在一起训练过，不是死了，就是负重伤，离开了连队。肾上腺素经常会喷涌而出，你会感到浑身颤抖，似乎永无休止。无烟火药的刺鼻气味，腐烂尸体的恶臭之气，缭绕在洛东江阵地周围，就象是把脑袋伸进了死老鼠的肚子，并且一直留在那里。[12]

后来，至少我变得不那么紧张、害怕了，看到人们被杀死或炸成碎片也不怎么在乎。到了最后，甚至觉得这是正常现象。浑身臭哄哄，破衣烂衫也不以为意；住在灌满雨水的散兵坑里，挖掘坚硬的冻土，像野兽一样活着，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至少感觉是这样。

有时，我觉得自己“刀枪不入”；有时，则唯恐散兵坑挖得不深。我坚信自己会安全地回到家乡。

第23团有理由对自己在朝鲜战争中的首次战斗感到自豪，但它不可能躺在荣誉上睡大觉。随后3周里，第23团经历了自己在朝鲜战争中最激烈的几次战斗。

随着战斗日夜不停地持续进行，守军伤亡数字也不断攀升。在洛东江畔的残酷战斗中，大量下级军官在敌军的进攻中伤亡。不久，第23团就必须从有经验的军士中选拔军官。在步兵部队中，下级军官的领导才能至关重要；而激烈战斗的特性，又决定了优秀下级军官伤亡率极高。不久，对尉官的需求迫使整个第8集团军各支部队，都开始拼命从军士中挑选具有担任合格尉官潜力的人员。不少军士曾在二战中接受过战地委任，但在战后又降到了军士军衔。由于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们对再次接受战地委任十分犹豫。其中不少人来自农村，惯于艰苦劳动，颇富主动精神。但是，他们往往缺乏良好教育且不擅社交，不能满足和平时期对军官的要求。战争结束后，美军只是简单地通知他们，或者降为军士，或者复员回家。第2营的军士长罗伯特·W·寇蒂斯（Robert W. Curtis）便是一名“火线军官”，他坚决拒绝接受委任。第2营营长詹姆斯·爱德华兹中校和绰号“荷兰人”的第2师师长劳伦斯·B·凯瑟（Laurence B. Keiser）少将耍了个花招，才使寇蒂斯勉强接受了尉官军衔。爱德华兹通知寇蒂斯去师部报到，参加授勋仪式。到师部后，凯瑟将军便把军衔别到了他的军装上。寇蒂斯摘下军衔递还将军，但在劝说之下最终只好接受，以免让将军下不来台。在洛东江畔及后来的关键性战斗中，寇蒂斯中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朝战初期，弹药不足是个严重问题，指挥官不得不节约使用，特别是野炮营和高炮营。正如弗里曼所说：“我们的弹药总是快要打光。我们总是吓得要死，生怕那时遭到进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与二次大战和越南战争不同，美军炮兵很少进行骚扰和阻断射击—即炮兵对可能或怀疑藏有敌军的地点进行炮击。[13]

虽然弹药不太充足，官兵们还是利用手头的装备，采取了颇具创意的炮击方法。在洛东江防线的一次战斗中，第23团高炮连连长肯尼斯·布里昂（Kenneth Bullion）上尉向弗里曼建议，可以使用高射炮扫清敌军山脊阵地，而不是象以往那样使用榴弹炮。40毫米高射炮弹安装有定时引信，可在预定高度的飞机附近爆炸。布里昂发明了一种巧妙的作战方式，后被陆军定为标准战术动作。他将双管40高射炮开上前沿，与山脊保持适当距离，随后开始猛烈射击。炮弹飞至山脊上空时，定时引信使其凌空爆炸，弹片如暴雨般倾盆而下，将敌军阵地打得稀巴烂。由于布里昂的高射炮能够“清扫山头”，弗里曼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吸尘器”。[14]

8月底，北朝鲜人民军的指挥官拟订了新作战计划，并预计这将结束整个战争。虽然美国大兵们对此一无所知，但第8集团军的情报部门却已基本掌握其内容。北朝鲜人民军并不准备针对某处薄弱地点发起突破行动，而是打算使用几支师规模的纵队从几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沃克将军明白，自己只能将部队全都部署在150英里长的防线上，各部队的防御正面扩大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例如，第23团第1营的防线长达16公里。这意味着防线不可能连绵不断，而是由相隔数英里的几个连阵地构成。[15]

当时，弗里曼率第23团位于釜山防御圈西南角。第3营被抽去增援北面的第1骑兵师，使该团战斗力减少了约1/3。第23团将一个营部署在前沿，另一个营部署在后方，团部位于两营之间。

在意大利的安齐奥战役中，第2师师长凯瑟将军曾任第6军参谋长。在那次两栖登陆中，美国兵缺乏攻击精神，不愿离开散兵坑，不愿向内陆突进，遭到舆论界的猛烈抨击。可能是由于这一惨痛教训，凯瑟将军发下话来，禁止建造强固工事，以免削弱攻击精神。凯瑟的指示颇欠考虑，导致美军防御阵地十分脆弱。8月31日23时许，先头营左翼各阵地同时遭到进攻。北朝鲜人民军约4个营的部队，在重炮火力掩护下，对左翼C连阵地发动了猛攻。同时，阵地中央的B连也遭到了大约同等兵力的攻击。虽然两个连顽强抵抗，北朝鲜军仍冲破了美军阵地，对A连阵地南翼发动攻击，并直接威胁到营指挥所的安全。9月1日凌晨，前沿所有部队都遭到攻击，伤亡十分惨重。[16]

不久，C连显然已经无法坚守阵地。于是，弗里曼上校命令后方的第2营，立即建立强固的阻击阵地，防止北朝鲜人民军通过。[17]第2营副营长劳埃德·K·詹森（Lloyd K. Jenson）少校，率F连及H连一部立即行动，夺取了控制C连后方公路的高地。此处靠近该营前沿电话交换台，所以被称作交换台阵地。同时，弗里曼将G连配属给第1营，命该连在高地上建立阻击阵地，以确保第1营各连顺利撤退。

弗里曼强调，在G连到达前，第1营一定要守住阵地。他命令C连一个排坚守阵地，等待G连抵达。他给该排配备了大量重武器，包括一个75无座力炮排、一辆双管40高射炮车和一个坦克排。尽管形势极端不利，这个加强排仍进行了顽强阻击。无座力炮、防空炮车和坦克等重武器提供了火力支援，掩护步兵向后方撤退。

北朝鲜人民军不断向前推进，排长在决定撤退前引爆了预先埋设的凝固汽油桶（“fougasse”，古法语意为陷阱或地雷）。在朝鲜战争中，这是指装满汽油与机油混合物的55加仑汽油桶。在准备防御阵地时，士兵们将汽油桶以一定角度埋好，对准敌军可能接近的方向。桶底埋有白磷手榴弹、迫击炮弹或梯恩梯炸药包，士兵们可从远处用导火索引爆，使汽油桶里的混合燃料发生爆轰，如火山爆发般喷射出类似凝固汽油弹的烈焰，吞没阵地前沿大片地区，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北朝鲜军被烧得焦头烂额，后卫排得以顺利撤退，几乎没有什么伤亡。

北朝鲜军在攻击开始时，将C连与该营其它部队割裂。午夜后不久，敌军将C连彻底打垮。C连残部33人设法逃到詹森少校刚建立的交换台阵地，连长和大多数士兵在战斗中失踪。

在C连阵地陷落的同时，A连南翼也遭到攻击。营长克莱尔·E·哈金（Claire E. Hutchin）中校命令他们依托左翼固守阵地。哈金是在第23团参战时才接任营长。由于他以前担任参谋，到作战部队只有一年，手下军官都有些担心。不过，该营参谋能力很强，哈金也从善如流。在此次防御战的表现，使他赢得在朝战期间的首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18]

经过一夜艰苦战斗，哈金中校命A连于7时30分向“交换台阵地”撤退。下午，第1营的残部在此建立了阵地。几个相连山头为营部提供了掩护，对建立环形防御圈十分有利。[19]威廉·R·古斯瑞（William R. Guthrie）上尉是重武器连即D连连长。他对这个环形防御圈有如下回忆：

哈金中校命我返回后方，在两辆坦克掩护下，带着伤员和[缴获的]秘密文件，再运回弹药、食品和水。去团部的路上很有意思。我们看见北朝鲜人民军的一个营正向第1营后方挺进，经过正以最快速率开火的第555中型炮兵营，最后挺进到了第23团团部附近。我向弗里曼上校报到，搜集了弹药、食品和水，准备返回第1营阵地。恰在此时，北朝鲜人的自行火炮击毁了头一辆卡车的轮胎。弗里曼上校命我在环形防线上找个空位协助防守。我还没走开，弗里曼上校便打电话，批准哈金中校可以撤退。哈金中校答道：“不，我宁愿呆在原地不动。”弗里曼上校表示同意。

9月1日早晨，弗里曼所在的团部，在只有一个指挥部连保卫的情况下，经受住了约400名北朝鲜人持续3小时的进攻。最后，团部后撤至数百米外的第2营营部。

下午，哈金中校派A连的一个排，在一个坦克排的掩护下，对后方情况进行侦察，看东面的山头是否安全。不久，这支部队返回后报告，至少一个营的北朝鲜军占领了重要山口，可能是昨晚夜战时渗透过来的部队。鉴此，哈金中校认为坚守不动才是上策，并通过电话报告了弗里曼上校，后者再次表示同意。哈金中校遂指挥部队，利用白天余下时间大挖工事，拼命加固环形防御圈，准备迎击北朝鲜人的再次进攻。[20]

当天下午，凯瑟将军组织了一支特遣部队，以便巩固并守住阵地，防止敌军切断第23团后方主补给线。这支部队由师炮兵指挥官罗亚尔·M·海恩斯（LoyalM.Haynes）准将指挥，所以称作“海恩斯特遣部队”，包括第38团和第23团，还有师属炮兵分队和一个坦克连。特遣部队立即开始着手建立防御阵地。当晚有消息传来，麦克阿瑟和沃克将军命令，驻朝鲜各部队“不得再放弃一寸土地，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21]

弗里曼和海恩斯之间磨擦不断。弗里曼后来回忆道：

海恩斯对来到决死肉搏的前沿毫无兴趣—这是往好听了说。我和海恩斯的头一次冲突，是他要求我到后方几英里的指挥部报到。当时我们正在击退敌军的猛烈进攻，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连打两次电话。我不仅需要离开指挥部，而且需要冲过敌军渗透部队的阻击阵地，才能到达海恩斯的指挥所。最后，我十分“尊重地”告诉他，在激战中将指挥官召回后方的做法极其不妥；并且，建议他派一名参谋到我的指挥部来，如果他本人不愿意来的话。此外，他还调走了一个原本要增援我们的坦克连，去保卫他自己的指挥所。[22]

双方的关系急剧恶化，海恩斯打算撤销弗里曼的职务。他破天荒地跑到第23团团部，命令弗里曼去师部报到。弗里曼气呼呼地驱车前往师部，刚到那里便疲惫地倒在地上睡着了。凯瑟少将曾是弗里曼在西点军校的战术教官，后者几度在其手下服役。在弗里曼呼呼大睡时，凯瑟派作战参谋莫里斯·霍登（MauriceHolden）上校到前沿调查。在听取了第23团军官的汇报后，霍登上校建议凯瑟少将不要撤销弗里曼的职务。师长表示同意。[23]

正是在洛东江畔，第23团的士兵们成长为真正的老兵。道格·格雷尼中士回忆了E连连长佩里·萨戈尔（Perry Sager）上尉在洛东江战斗中接管该连的原委。当时，由于上级无法及时了解前沿战斗，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连长]是个好军官。我是他的报务员。他带着这个连从路易斯堡来到朝鲜。他是那种思维严密的人。他知道连里大多数人的名字，如果一件任务完成得好，他会毫不犹豫地公开表扬。我们连的防线位于距洛东江约1000码的山头上，我们在那儿挨了顿胖揍。我们被打垮了，丢失了山头。上级命令我们，必须夺回山头。

我们组织了突击排……眼前的这座山头，与丢掉的山头很像，有着刀锋般的山脊，伸向我们连的右侧。北朝鲜人有一挺机枪，封锁了正面的山坡。我们打算冲过山脊，跑到反斜面，以避开那挺机枪。攻击部队翻越山脊时，遇到了麻烦。反斜面被另一挺机枪封锁，我们当场损失两人。

[连长]研究了地图，取消了这次进攻。我们使用的是日本人绘制的地图，上面未标出反斜面上的一块巨石，北朝鲜人的机枪阵地就设在那里。[他]试图向爱德华兹中校解释此事。谈话通过我负责的电台进行。最后，爱德华兹中校下令，必须立即拿下山头，否则[上尉]将被撤职。[他]选择了被撤职。副连长奉命接替指挥，并下令继续发动攻击。士兵们冲了没几步，便被机枪打死两人。副连长精神崩溃，哭了起来。一名中士赶忙取消了进攻。

爱德华兹中校通过电台告诉我们，萨戈尔上尉正前来接管E连。直到萨戈尔赶到，爱德华兹中校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萨戈尔建议，应命令位于机枪阵地上方的F连压制其火力—F连这么做了，我们没费什么劲，便顺顺当当走了过去。我听说[前连长]被称作懦夫—他当然不是。这事儿其实很简单，就是地图、联络和信任方面出了乱子。

萨戈尔上尉是我见过的最优秀军官……他有幽默感，总能在最危急的时刻，使部队保持高昂士气。他总是走在最前面，在开始攻击前仔细指出敌军的部署、可能会遭遇的情况。他身高6英尺，脸色红润。即使子弹飞舞，身板总是挺得笔直，在战士们眼中显得更为高大。他从未流露过对敌军或对死亡的丝毫恐惧……

二战时，萨戈尔曾在第1骑兵师—我记得他是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生……如果所有指挥官都象他那样，我们就会有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当士兵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当众臭骂其指挥官。对此我们都很理解。他在火线上极其冷静—总是如此—我从未见到他犹豫或紧张。这当然也是他成为一名优秀军官的原因之一……他精通步兵战术，非常熟悉地图。

9月2日，各营都进行了空投补给。现在，弗里曼实际上已完全无视海恩斯的存在，而是直接指挥这支特遣部队。他派出一支巡逻队，为第1营寻找撤退路线。巡逻队发现了未设防的一条小道，弗里曼从第38团抽调了一个营，前去增援被围的第1营。在随后3天里，特遣部队击退了北朝鲜人不分昼夜的进攻。8月3日，第1营及第38团的部队终于撤至特遣部队阵地。两个团随即大修工事，建立起强固的防御阵地。

大约就在此时，士兵们开始了解到对手的残暴无情。北朝鲜人在进攻时，往往驱赶平民冲在前头，迫使美国兵朝着他们开枪。命令士兵向平民开火需要极大的决心，但如果不开枪便会被紧随其后的人民军冲垮。另外，在洛东江防线的其它地区，美军发现北朝鲜人枪杀了数十名双手反绑的战俘。[24]

9月6日，弗里曼信心十足地下令反攻，夺回先前丢失的阵地。当晚，第23团重新返回洛东江畔的阵地。次日，该团接收了374名南朝鲜补充兵。这些士兵被戏称为“卡秋莎（KATUSAs）”，即“美国军队的朝鲜补充兵”的缩写。在战争头一年，这些南朝鲜士兵不过是穿军装的老百姓而已。实际上，他们未受任何训练，没有武器装备，大多不懂英语。第23团将他们分配给美军士兵，由后者以手势教他们如何打仗。虽然“卡秋莎”们从未真正融入该团，但大多数都忠诚于自己的美国战友。反过来也是如此。不少美国兵充满感情地回忆自己的南朝鲜战友，深信在必要时他们都会为援救对方而牺牲性命。[25]

9月7日，第23团发现敌军正在阵地前集结，立即以榴弹炮进行了猛烈炮击。次日凌晨，北朝鲜人民军对该团发起了凶猛的攻击，由重炮和自行火炮提供火力支援。不久，他们便在F连阵地上冲开了口子。缺口不断扩大，敌军士兵开始涌入。如果不能堵住缺口，整个阵地都将陷入危机。弗里曼从第1营抽调援兵去堵缺口。在漆黑的夜晚，援兵冒着敌火，冲到了缺口处，成功地挡住了敌军，坚守阵地直到天亮。最后，敌军的进攻被击退。增援部队重新编组并深挖工事，准备迎接下一轮进攻。[26]

北朝鲜人如期而至。虽然当天凌晨没有形成突破，但B连、F连和G连都遭到了猛烈攻击。伤亡十分惨重，天亮后不久，所有前沿部队都呼叫增援。弗里曼只好从未遭进攻的地点抽调兵力，以便增援压力最大的地点。局势不断恶化，弗里曼动员了所有非战斗人员，包括文书、厨子、司机和机械兵。最后，几乎全团官兵都上了前线。有那么一阵子，弗里曼的预备队仅剩6人。形势已经绝望，如果北朝鲜人继续进攻，第23团肯定会崩溃。幸运的是，午后不久攻势逐渐平息，前线重新恢复了平静。[27]如果进攻部队在通讯和协同方面更好一些，他们可以很轻松地打垮美军防御部队。在朝鲜战场上，敌军经常暴露出这一弱点，而且从未真正弥补这方面的缺陷（认识决定了死活，指挥啊！）。

在上述战斗中，第23团官兵将忍耐力发挥到了极限，而弗里曼亲临前线对他们而言无异于一针兴奋剂。有位老兵对这位团长作了如下描述：

当战斗开始时，他让营长们全权负责指挥，让他们按照自己认为适宜的方式，安排各步兵连的战斗。他总是能够及时赶到杀戮场，从一个散兵坑到另一个散兵坑，在敌军冲锋时站得笔直。他希望部下看到自己，知道团长冒着同样的风险。一次，他乘吉普车行驶在山路上，不断有迫击炮弹从天而降。他告诉司机，立即把时速减到5英里。

“如果当兵的看见时速超过5英里，他们会以为我害怕了，”他叫道。

作战参谋约翰·杜梅因（JohnDumaine）少校，当时正和弗里曼在一起。

“您不怕吗？”他天真地问道。

“你疯了吗？我当然怕得要死，”弗里曼答道。

……当巡逻队出动执行危险的任务，或者某个营遭到敌军猛攻时，他会不吃不睡，直到巡逻队脱险，或那个营摆脱困境。

他会说道：“我要去那儿，看看那些家伙到底是他妈的怎么回事儿。”然后，便跳上吉普出发。团部里会显得十分紧张，所有人都会担心团长的安危，直到他安全归来。

“如果有消息传来，说老保罗在某个地方被朝鲜佬围住了，”[中校弗兰克·]梅斯扎尔说道，“团部所有人，包括厨子们，都会拿起枪，冲出去救他。”[28]

弗里曼有能力战胜或至少是掩饰恐惧心理，能够在前沿部队面前表现得英勇无畏，是许多优秀作战指挥官共有的特点。他们知道，在可以安全地呆在后方指挥部时，亲临险境与官兵们同甘共苦，对于保持高昂士气至关重要。一名指挥官在前沿阵地可能没什么用，但至少他体验了自己要求部下忍受的艰苦环境，同时也表达了对士兵们的慈父般的关怀。

随后几天，第23团遭到了连续不断的进攻，但其程度已经不那么猛烈。该团召唤炮兵和空军火力，对前沿敌军进行打击。如果北朝鲜人能够继续发动9月8、9日那样猛烈的进攻，第23团将很难坚持下去。作战实力已经下降到38%，预备队已经完全用光。[29]在9月11日，一名空中观察员报告，第23团阵地前约有1500具敌军尸体；第23团对敌军的惩罚性打击，耗光了攻击部队，也几乎耗光自己。[30]

不少老兵在回忆空袭行动时，一般都会对空军的援救表示感激。不过，他们有时也会悲痛于空袭造成的误伤，并反思应如何提高空袭效率。中士道格·格雷尼记得有一次空袭因缺少地面联络而造成误伤：

“野马”式战斗机对敌军阵地前沿的山坡进行了扫射，但似乎只是浪费弹药而已。空军能使敌军迫击炮和榴弹炮暂时平息，但只要它们一离开便又立刻开火。当E连攻击俯瞰洛东江的山头时，两架“野马”式战斗机打死打伤了许多人。当时，我就在突击排，通过电台要求营部取消[空袭]，但却被告知那里没有空军联络官，因此空袭便继续进行。我能将这些事儿写给你纯属运气。突击排的大部分人都无辜受戮。没有掩蔽。我们只是坐在那儿，看着飞机向我们扫射，随后又投掷了凝固汽油弹。最后，他们才得知正在屠杀自己人。

这会给人们留下痛苦的回忆，但毫无疑问空中支援极其必要。不过，空军和步兵应该进行联合作战训练—就象海军陆战队那样。

官僚机构间的争权夺利，使空军不太关心近距离空中支援，并导致空地协同作战效率不高。下士詹姆斯·卡迪纳（James Cardinal）对此有着更为惨痛的回忆：

空军和海军为争夺地盘和预算而尖酸刻薄地争吵不休，陆军要求更好地支援地面部队以赢得战争的呼吁则无人过问。朝鲜战争前，陆军默认空军带着所有装备脱离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

由于陆军的疏忽大意和空军的玩忽职守，步兵在朝鲜战争头几个月付出了惨重代价。由于空中支援不足，数以百计的官兵毫无意义的死去。空军花了几个月时间，才重新掌握二战后便荒疏了的战术，其代价则是大量官兵的生命，有些人是死于机枪扫射或被凝固汽油弹烧死。有一次，我看到8名士兵的残骸。由于飞机瞄错了目标，他们都被烧成了一小块焦炭。

海军陆战队非常明智，坚持完全掌控自己的空中支援力量。在向地面部队尤其是陆战队员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方面，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受过非常全面的训练。这也是陆战队航空兵能够保留至今的主要原因。

联合国军反攻

第8集团军在洛东江畔的形势岌岌可危，不过官兵们至少在某些方面还拥有优势。虽然第8集团军也存在物资短缺问题，但毕竟比对手要强得多。北朝鲜人民军处于其后勤供应系统的末端，其运输线在汉城至北朝鲜之间存在“瓶颈”。在白天，麦克阿瑟的远东空军不断对运输线进行轰炸扫射。除了搬运工所能背运的少量物资，没有多少可通过南朝鲜糟糕的公路运上前线。不过，最重要的是，麦克阿瑟正准备采取行动，美军的命运将一夜间戏剧性地改变。

只要军史专家们还喜欢说“如果……就会……”，那么仁川登陆便永远会是人们争论的话题。这次行动困难重重，令人担忧。海军陆战队认为，成功可能性为1/5000。然而，仁川登陆却取得了成功。洛东江防线的压力顿然减轻，守军甚至可以向北挺进，在几天内便与登陆部队会师。在短短几周内，联合国军便插入北朝鲜境内纵深。

9月15日，凯瑟将军解散了海恩斯特遣部队。第23团第3营也由第1骑兵师归建，使第23团战斗群恢复了正常作战实力。第8集团军计划向洛东江对岸发起攻势，以配合150英里以外的仁川登陆。兵力相对充实的第3营充当本团先锋，在洛东江上占领桥头阵地。

9月16日，北朝鲜人民军对第23团发动了最后的进攻。凌晨时分，敌军发动攻击，冲进了C连阵地。经过残酷的肉搏战，该连收复了阵地，但损失极为惨重。C连的几乎全体军官，以及配属该连的D连重武器排排长，都在战斗中阵亡，仅有一名军官幸存。7时15分，在击退北朝鲜人的进攻后，第3营在第72坦克营C连支援下，从第2营的阵地发起进攻，一路狂奔冲向洛东江。与此同时，损失惨重的第1营，也对第23团左翼的山脊发起进攻。第3营遭遇到一些抵抗，但都迅速予以清除。10时许，弗里曼报告师部，由于第9团行动缓慢，其当面敌军对突前的第23团左翼形成威胁。16时许，第23团当面敌军终于崩溃，该团在洛东江东岸建立防御阵地。他们估计，北朝鲜人民军当天损失约1200人。同时，第23团准备渡过洛东江，官兵自到朝鲜后便一直在这条江边呆着。

由于缺少架桥器材，弗里曼必须采取应急措施。士兵们用沙袋垒成渡口，供车辆驶过清浅的江水。他们计划使用冲锋舟，将首批士兵运过江。[31]9月20日凌晨，第37野炮营停止对敌军的骚扰性炮击。3时30分，第3营官兵乘坐冲锋舟，静悄悄地滑过江面。

由于冲锋舟数量有限，不少士兵抓着船舷渡江。突击行动出敌不意，取得了彻底的成功。L连进至目标时，发现一名敌军中校和参谋们正呼呼大睡。当晚，第23团其余部队全部渡过了洛东江。次日，该团在西岸建立了巩固的桥头阵地。[32]

不幸的是，在随后4天里，高级军官之间的磨擦，要比美朝两军之间的战斗多得多。凯瑟将军为了向汉城挺进，仿效此前的海恩斯特遣部队，又组织了一支特遣部队。这次，他派师长助理斯拉登·布雷德利（Sladen Bradley）准将，负责指挥第23团和第38团。

弗里曼将他的第3营“机械化”，以使整个部队的前进速度，不再受限于步兵的速度。为达此目的，他动用了团属坦克连和一个配属坦克连，机动火力也得到了大大加强。同时，他还为该营配属了更多车辆，以便在未与敌军接触时，可以提高推进速度。这意味着，步兵在行军结束时不至于太累，因为沿途都是乘车行军。弗里曼提高第3营的机动能力，也使该团在朝下一个目标高敞（Kochang）村前进时，远远地超过了第38团。但是，布雷德利准将命第23团的坦克让路，让第38团的部队优先通过，从而获得攻占该村的荣誉。弗里曼愤怒之极，并将此事归咎于第38团战斗群指挥官乔治·派普洛（George Peploe）上校的嫉妒。第23团的士兵们听到了上校和将军们的争论，都认为特遣部队指挥官出卖了自己。正如第3营营长罗伯特·施拉德（Robert Sherrard）中校所说：“保罗·弗里曼是位出类拔萃的士兵领袖；我们都觉得，斯拉登·布雷德利的命令是对他的叛卖。对士气的打击太大了，‘高贵的第23步兵团’的全体官兵都十分沮丧。这个傲慢无礼、爱慕虚荣的暴发户，在士兵们拼死作战、团队精神至关重要的时刻，却对自己的宠儿滥施恩惠。”[33]

9月26日下午，当指挥官之间的磨擦结束后，布雷德利命弗里曼攻占高敞村西南几英里外的安义（Anui）村。第23团天黑后才进抵该村，发现那里的稻田都灌满了水，与几天来经过的其它地方截然不同。官兵们别无选择，只能在村子里扎营。学校是唯一的空地，整洁干净得出奇，桌子上甚至摆着鲜花，弗里曼对此心怀疑虑。不过，他觉得既然周围稻田有水，布雷德利也明确下令占领该村，那么除了进村外便别无选择。事实证明，弗里曼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敌军炮兵事先已瞄好校园。次日拂晓，安义村遭到榴弹炮和迫击炮的猛烈炮击，第3营副营长和4名参谋被炸死，施拉德中校和25名士兵负伤。[34]

很快，每日作战行动成了平淡无奇的例行公事，士兵们没费什么力气便不断向前推进。随后两周，直到10月11日，第23团战斗群一直向北挺进，并派出巡逻队搜剿附近敌军残部。最后，该团抵达汉城附近，花了10天时间进行补给和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小部队战术、巡逻行动、武器保养和轻武器射击等。指挥官们特别重视火箭筒射击训练，因为洛东江之战后配备了大量火箭筒。各级官兵都学习了如何校正迫击炮和榴弹炮射击。

自突破釜山包围圈后，快速挺进耗尽了第2师的后勤能力，导致许多物资都十分缺乏。所有武器、车辆都需要维修保养和重新校正。实际上，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武器装备也需定期维修保养。第23团战斗群装备的那些老爷车，何止是“进行了正常的训练”，但却只有最低限度的保养，只要能够继续使用就行。在一系列的战斗中，第2师的兵员损失数量惊人。直到10月初，补充兵员和归队人员的数量才首次超过伤亡总数。[35]

三、北方的灾难

我一直认为，在激烈的战斗中作决定，可能并非最难。面对一些愚蠢的计划，部队被投入必败的行动，这时说出自己的想法可能要更难。无论如何，对任何国家而言，年青人才是最宝贵的财产。对作战指挥官而言，浪费士兵的生命罪恶滔天。在任何行动中，在必须付出的牺牲与希望达到的目标之间，你必须学会保持平衡。除非有证据表明，为完成作战行动而付出的生命是必要而合理的，否则我宁可选择放弃。

——马修·B·李奇微将军

与高超的战略家相比，我更看重高超的战术大师，特别是那些能够将一手烂牌玩得很漂亮的战术大师。

——陆军元帅阿奇博尔德·P·韦维尔爵士

在任何环境下都保持冷静和不动声色，可使一个人对其他任何人都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托马斯·杰斐逊总统

11月1日，第23团部署在海州（Haeju）附近，这是平壤西南海岸的一个深水港。士兵们，甚至也包括保罗·弗里曼上校在内，都认为战争即将结束，而第2师将首先被调往欧洲。士兵们猜测，几周内他们就会乘运兵船离开朝鲜。当然，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梦幻泡影。10月31日，第2师《定期情报报告》已经预示了他们的命运。该报告估计：约有31.6万名中国士兵，由44个师组成的12个军，集结在北朝鲜与满洲边界上。[1]

1950年11月底参战的中国军队，堪称现代历史上最精锐的轻装步兵。他们自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手们则称其为“中共军队”。许多指挥员都身经百战。自1927年以来，这支军队便一直在为民族独立而战斗，在二战中还曾与日军长期作战。

朝战初期，中共军队的武器装备并不比内战时期强多少。但是，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提出了“机动游击战”理论，并据此对中共军队进行了训练。实际上，中共军队的战术并不新鲜，也没有进行革命性的创造。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中共军队参战时美军对他们了如指掌。中共军队的战术简单而有效，包括组织周密侦察、集中兵力攻击要害、在夜间发动奇袭、胜利后迅速撤退等。[2]

中共军队入朝参战时，装备杂牌轻型武器。弹药带得不多，主要依靠缴获。他们有少量火炮、坦克，几乎没有空中支援。士兵冬装包括一套厚厚的竖绗棉衣，带帽舌的棉帽，鞋底很厚的棉鞋。与美军配备背包不同，他们肩上斜挎一条布袋，盛满斯巴达风格的粗糙口粮。

士兵们完全依赖自身携带的口粮和弹药：100发子弹、3枚手榴弹、2至10天的口粮。补给主要依赖大批苦力，使用A形背架，可运70至100磅。在进攻时，一支部队依赖自身携带物资，可进行一两次短促攻击。[3]

这种后勤支援水平，意味着每名中国士兵每天所需物资不过10磅，而每名美国士兵每天需要60磅物资。一个8000到10000人的中国师每天需40吨物资，而一个美军师则需要600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廉价后勤”也为自身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当与美军作战时，一旦后者充分发挥强大的后勤优势，中共军队就将付出惨重代价。

为避开联合国军空军和炮兵的压倒性优势，中共军队白天习惯于隐蔽起来，午夜至3时之间发起攻击。天气良好时很少在昼间发动进攻。朝战期间天气不太好，空军经常无法进行空袭，这一点对中共军队帮助很大。他们极其擅长隐蔽和伪装，常常会放巡逻队走过伏击阵地，然后再发动突然袭击。当中共军队进攻时，联合国军士兵感觉攻击者似乎“是从地里突然冒出来”。他们极其擅长渗透守军阵地，在战争初期常常渗透到美军阵地内部而不被察觉。他们的通讯手段包括军号、哨子、喊叫、闪光灯和火炬。电话只装备到营级单位。

中共军队编制的关键环节是步兵班。每个班包括由3名士兵组成的3个作战小组，再加上一名班长。这就组成了一个团结高效的战斗单位。同一个班的士兵们共同生活，吃饭、工作、训练和战斗都在一起。他们相互照顾也相互监视，防止战斗小组成员的行为越轨。他们的主要战术是以压倒性兵力猛攻，寻找漏洞并蜂拥而入，或从侧翼包抄并切断补给线。一般而言，中国士兵多是十几岁到二十出头的农民：身强体壮、吃苦耐劳、严肃认真、聪明机智。此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信仰，进一步增强了部队的纪律观念。

中共军队武器装备简陋，在一定程度上倒是掩饰了士兵们所受军事教育之不足。在现代化武器装备面前，中国士兵伤亡极其惨重，但所表现出的坚忍精神，常令西方军人手足无措。中国士兵攻击勇猛，几乎可以称得上狂热，第一冲击波的许多士兵有时连枪都不带。（译注：对投弹组及爆破手的误解。）中共军队机动能力令人震惊，一般在山地每天可走10英里。他们是严肃认真的对手，往往带着仇恨投入战斗，当然不排除还有其它动机。总而言之，中国步兵装备极其轻便，极能吃苦耐劳，攻击性极强，机动性极强。[4]

中国人十分羡慕美军的武器装备。在首次与美军交火后，中方总结道：

迫击炮和坦克的协同行动是构成其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他们的火力极具威力……他们的火炮极其活跃……他们的飞机扫射、轰炸我们的运输线，威胁很大……他们的运输系统极其有效……他们的步兵火力极其猛烈，远程火力威力更大。[5]

他们极为蔑视美国士兵的作战能力。当后方被切断后，美国士兵就会：

抛弃所有重型武器，扔得满地都是，然后落荒而逃……他们的步兵极其虚弱怕死，无论攻防都缺乏勇气。他们依赖于他们的飞机、坦克和大炮。同时，他们害怕我们的火力。前进时只要一听到枪声，便会趴在地上不敢前进。他们害怕继续前进……他们只敢在白天作战。他们不熟悉夜战或肉搏……如果被击败，他们就会乱作一团。如果没有迫击炮火支援的话，他们就会完全不知所措……他们会晕头转向，完全丧失士气……在云山，他们被包围了几天，却无所作为。当后方被切断时，他们就会害怕。当运输线被切断时，他们的步兵便丧失战斗的意志。[6]

其它不利因素

对于联合国军官兵而言，严寒如同北朝鲜人或中共军队一样，都是同样致命的敌军。1950年至1951年的冬季，气温降低至华氏零下30度，大风更是雪上加霜。这个“敌人”无所不在，士兵们根本无法回避。中共军队可能会许多天都不进攻，寒冷却无时无刻不在身边，士兵们可能会被冻成轻伤，甚至可能会终身残疾。在最好的情况下，士兵们穿上更多衣服或躲进掩蔽所便可御寒。然而，当气温降至华氏零下20度时，30节的风速会使风寒度达到华氏零下80度。此时，防寒便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士兵们必须吃得更多，以维持身体的能量，为防冻伤还要注意防风。寒冷消耗了人体的能量储备，使思维变得迟钝，判断力水平下降。部队指挥官必须集中全力完成看似简单的任务，那就是让士兵们以尽量少的代价熬过严寒天气。

如同敌军的子弹一样，严寒也会造成伤亡，各级指挥官必须时时防备这一威胁。卫生员可对轻微冻伤作处理，但如果伤势比较严重，就要通过医疗渠道撤往后方。北方兵往往知道如何对付寒冷天气，而在热带长大的士兵则必须学习如何防冻。一名从未经历过严寒天气的士兵，在感到疼痛时会以为正常反应，而意识不到这是冻伤的先兆而已。士兵们必须经常活动手脚，以保持全身血液流通。[7]

唯一可以抵御严寒的是防寒服或掩蔽所，但在朝鲜战争头一个可怕的冬季里，联合国军司令部两样装备都没有。士兵们没有厚实的羊毛服装，只好依靠棉质法兰绒衬衫和外套应付严寒，最多时会穿7层之多。典型的服装包括：下身服装包括棉质或羊毛内衣、羊毛裤子和吊带野战军裤；上身服装包括一件内衣、一件或更多的羊毛衬衫、羊毛背心、野战夹克和带活动衬里的派克短大衣。身穿多层服装当然会严重影响人体活动，特别是他们处于敌火下的时候，许多朝战老兵都清楚地记得这一点。直到1951年，手套都是很罕见的装备，大多数士兵宁愿不要普通手套，而要那种拇指、食指与其它三指分开的连指手套，虽然后者在操纵武器时要笨拙一些。军棉帽十分短缺，从来不能保证所有人都有，没有的人只好用羊毛围巾包住头。无论棉帽或头巾都会影响戴钢盔，士兵们经常会将帽子或头巾干脆扔掉。

为解决脚部防寒问题，陆军配发了既保暖又防潮的军靴。它类似于缅因狩猎靴（L. L. Bean），靴面是皮质，靴底是橡胶。士兵们穿靴子时要穿羊毛袜子，出汗后应将湿透的袜子换下。但在作战时，士兵们往往既没干净袜子也没时间去换。结果就会导致双脚受潮并被冻伤，严重时甚至会切除脚趾甚至整只脚。当气温高于冰点时，湿脚则会导致“战壕足”。在冰点至华氏50度间，由于橡胶靴底不透气，可能导致“浸水脚”或“军靴足”。患者的脚后跟会变得象浸透水的厚纸板。士兵们往往不愿穿这种军靴，而是在他们普通皮鞋外再套上橡胶长筒靴。

一般而言，士兵们只有在活动时，比如行军或挖壕时，才会感到暖和。当活动量够大时，他们会出汗甚至感到很舒服。但一旦停下汗湿的衣服会迅速变得冰凉，使他们感到更加寒冷且冻伤的可能性也加大。上述防冻措施并不会使士兵们真正暖和，只能防止严寒造成严重的冻伤。

在食物和掩蔽所方面也存在困难。前沿附近无法生火，所以不能取暖、做饭。在吃饭时，士兵们经常得用刺刀将C口粮罐头切成小块再吃下去。连队炊事班长经常会作出超人的努力，将热腾腾的饭菜送上前沿阵地。但往往还未分发完毕，饭菜便都变得冰凉。热咖啡几分钟后便会结冰，士兵们都学会了迅速喝光。当他们的饭盒结冰后，必须用加热燃料片化开，才能喝上一口饮料。[8]

前线附近的掩蔽所十分稀少。当离村子较近时，士兵们尤其是指挥部人员，可以搬到屋子里住。一般来讲，士兵们只能依靠在坚硬的冻土上挖出的散兵坑。有时，他们使用锤头和钢钎，先在冻土上凿个洞，再继续挖宽挖深。一般情况下，每个散兵坑里会安排两名士兵挤在一起。这样就可以让一名士兵裹着两条军毯睡觉，另一名士兵则在此期间担任警戒任务。哨兵决不会玩忽职守，严寒会使他保持足够警惕。而对其他士兵而言，即使寒风呼啸也能安然入睡。除了繁重的日常活动外，严寒也非常消耗体力。当回忆朝鲜之旅时，老兵们都会记得总是感到疲惫不堪。直到1951年1月份，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美军才向作战部队下发了极地睡袋NND！。首次配发睡袋时，每个散兵坑只发一个，以防止两名士兵同时睡觉。过了一段时间，才给全体官兵都配发了睡袋。士兵们常会坐在睡袋里，上半身露在外面，因为害怕遭到袭击时出不来。如果士兵们幸运地呆在地堡里，就会在两脚之间点燃鲸油蜡烛，将披风象帐篷一样蒙在头顶，以尽可能地保存热量。

严寒对士兵们的武器影响很大。在严寒天气里，无论自动步枪还是卡宾枪，都会冻住并无法使用。在战场上，应急的办法是往枪机上撒尿，再打出几发子弹以彻底解冻。当气温降至一定程度时，火炮润滑油会冻住，后座装置将失效。迫击炮座钣、榴弹炮大架等铸铁件都会变脆，一旦开炮便会震裂。柴油变得浓稠，车辆难以行驶。甚至在不太冷时，铅酸电池就会失效，必须从车上取下并保持一定温度。而在严寒条件下，铅酸电池会彻底冻住，蓄电池外壳甚至可能撑破并彻底报废。

许多士兵都记得，在朝鲜头一个冬天里，最令人难忘的便是那无所不在的严寒。

中国人来了！

对于谨慎的指挥官而言，中国在可能参战的问题上已经给予了足够的警告。从这一点来看，麦克阿瑟无论如何算不上谨慎小心。他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拒绝相信中国军队干涉的可能性。他认为，中国军队早些时候参战，才会取得预期效果，现在已经毫无意义。他安慰华盛顿，如果中国人胆敢轻举妄动，远东空军将大肆屠杀他们。然而，大量情报表明，中国军事干涉不是“可能”，而是“很可能”。这些情报包括来自外交渠道的警告、中国军队在满州的集结、毫无疑问来自不同部队的中国战俘、10月下旬与大批中国军队的血腥苦战。尽管如此，麦克阿瑟的参谋人员只会溜须拍马，竟然对所有迹象都作出了解释，有时费尽心机亦难自圆其说，而几乎所有解释都大错特错。例如，关于外交渠道传来的警告，他们认为都来自不可靠的共产党国家或中立国家；关于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他们声称远东空军的报告表明，朝鲜境内没有中共军大部队；虽然发现了许多部队番号，但在情报分析人员看来，这只不过证明朝鲜境内的中国志愿兵来自不同部队；关于10月份南朝鲜军某部被消灭和美军一个团惨败，他们声称这并非由于中国人伏击行动的巧妙，而是由于这两支部队鲁莽地闯进中国人的阵地。[9]

但是，在中国军事干预问题上，确实有一个美国人不抱任何幻想，那就是保罗·弗里曼上校。10月初，中国人将第8骑兵团歼灭大半，迅速结束战争的希望立成泡影，第8集团军命令第2师由海州港迅速北进。11月底，弗里曼率第23团进至鸭绿江以南约60英里处。11月23日，他带着部下吃了顿传统火鸡大餐，庆祝感恩节。麦克阿瑟命令沃克将军，于11月24日发动“最后的攻势”。

11月25日，星期六，弗里曼的第23团部署在第9团和第38团后方，位于清川江（Chong chon）岸边，担任师预备队。次日，该团计划超越第9团，发起攻势。稍早些时候，第23团抓了几名中国战俘。弗里曼亲自进行审讯，用他们各自的方言进行交谈。精通中国各地方言，对弗里曼而言始终是笔巨大的财富。审讯结果令人满意。弗里曼断定，大批中国军队已经进入北朝鲜，并且打算进行军事干预。他将研判结果上报师部，但后者根本不予置理。尽管如此，弗里曼仍向所有指挥官发出了警告，并使全团官兵都明白了中国人参战迫在眉睫。第23团的巡逻队发现了更多中国兵。士兵们都提高了警惕，心里惴惴不安。[10]

第23团部署在第2师主补给线两旁。第1营位于西侧，与团属坦克连和重迫击炮连在一起，恰好位于第1骑兵师第61野炮营后方。弗里曼警告哈金中校，要做好准备以防意外情况。第1营建立了牢固的防御工事。A、B、D（重武器）连面对清川江掘壕固守，与团坦克连、重迫击炮连保持密切联系。团部位于中国帽山（因形状而得名）下的一个小山包上。这里易受中国帽山方向的威胁，但当时山上并无敌军活动。

第2营充当师预备队位于南面，第3营临时配属给第38团。直到次日清晨进攻开始后，这两个营才归还第23团建制。弗里曼认为，这两个营归建时间太晚。另外，第23团配属的野炮营也有变动。由于第9团团长和配属野炮营营长发生矛盾，师炮兵指挥官下令进行调整。第23团的火力支援改由第15野炮营负责。[11]

入夜后，天气酷寒，一片寂静。22时许，中国王牌军之一即第40军，进至第23团西北侧的清川江北岸并开始渡江。一些中国士兵脱光后，将衣服举过头顶，陡涉冰冷的清川江。江水在不少地方只有齐腰深，中国士兵只需脱掉胶鞋和棉裤便可过江。有些人登上东南岸后，甚至顾不上穿鞋和裤子，便冲上了A连阵地，从后方突入第61野炮营。不少敌军士兵手无寸铁，只使用炸药包进行战斗。炸药包大小类似公文包，中国人喜欢用其炸坦克和火炮。中国军队进攻时，信号弹四处乱飞，军号声、哨子声和叫喊声响成一片。有个号手模仿美军军号，甚至能模仿出敲门声，在深夜中形同鬼魅来临。

大群炮兵惊慌溃逃，具体数目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许多美国兵乱糟糟地冲过第23团阵地，嘴里喊着“美国兵、美国兵”，以免守军向他们开火。炮兵们愤怒之极，因为前进观察员早就发现敌军接近，但炮兵指挥所却拒不批准开炮。D连连长威廉·古斯瑞上尉和他的军士长都被枪声惊醒，只见惊慌失措的炮兵如万马奔腾溃退下来，将步兵工事顶盖踩得稀烂。

几分钟后，中国人对第1营左翼发起进攻。哈金中校的士兵和坦克猛烈开火，击退了攻击部队。A连部分阵地失陷，炊事班帐篷也落入敌手。班长率厨子们疯狂反扑，夺回了他的厨房。当晚，第1营击退了4次进攻，使攻击部队遭到可怕的损失。第23团抓了百余名中国俘虏，这也是开战以来最多的一次。弗里曼再次审问了战俘，发现“中国人极不愿意参战，他们害怕得要死，担心会遭到美军痛击。”[12]

中国人清楚首轮攻势已经失败，便将进攻方向转向C连，该连封锁着通向中国帽山的接近路。如果他们夺占这座山头，便可攻击山脚下的团部。C连击退了头几轮进攻，但天亮后终于被中国人赶下山头。弗里曼派A连协助C连夺回阵地，营长哈金负责指挥。

中士约翰·皮特曼（John Pittman）自愿率一个班领头冲锋。当他们前进时，皮特曼被迫击炮弹片击伤，但仍坚持冲锋。一枚手榴弹突然落到战斗队形中间，皮特曼扑了上去，用身体将其捂住（MLGBD，怎么美国鬼子也有这种牺牲精神啊）。当卫生员赶到时，皮特曼头一句话便是：“班里有几人受伤？”不久，他被授予“荣誉勋章”。[13]

敌军最后夺占了中国帽山，居高临下威胁着团指挥所。凯瑟将军得知第23团情况后，立即命令该团第2营归建，并加强以第72坦克营B连。

第2营抵达后，弗里曼组织了一支强大的步兵，对中国帽山发动反攻。空军以火箭弹、凝固汽油弹扫荡了山头，第23团所有支援武器猛烈开火，E连和G连于黄昏时发起进攻。当美军接近目标时，敌军发射绿、白信号弹，并点燃鞭炮引诱美军射击。美国兵在陡峭山坡上缓慢推进，中国人抵抗得异常顽强。18时许，E连和G连都停止了前进。后来，当中共军队撤退时，释放了两名美国战俘。中国人为他们包扎了伤口，并派卫兵将其带到山脚下。当美军打回山脚附近时，一名中国人用英语告诉美国战俘，他们马上就要撤退。他给了战俘两枚手榴弹，并解释说“如果遇到北朝鲜人民军，你们可以用手榴弹自杀。绝不要落到北朝鲜人手里，否则必会遭到残酷折磨”。次日，美军救回了这两名伤兵。

19时45分，中国人从山头上冲下来，攻占E连阵地和团指挥所。21时许，团部临时组织了部队，企图夺回指挥所。反攻遭到失败，带队少校阵亡。当晚形势混乱，士兵极其紧张。一个无座力炮小组看到前方影影绰绰，为防误伤自己人便命他们回答口令。

“我们是B连，”对方答道。

炮手们知道中国人会说英语，便问道：“谁赢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

对方骂道：“鬼才知道谁打的？”

尽管没答对问题，炮手们仍判断他们是美国兵，毕竟中国人不大可能会说俚语。

天亮后，中国人已经悄悄撤退，弗里曼率团部返回了指挥所。他惊讶地发现，指挥所纹丝未动，保持了仓惶撤退时的原样。地图和密码本原封不动地搁着，中国兵显然不清楚这些东西的情报价值。[14]

当第23团在本防区进行防御作战时，第9团和第38团正艰难地抵抗中国人的进攻。第9团伤亡尤其惨重。在向前开进的路上，第23团第2营的车队遇到了第9团停在路边的一支运输队。一名K连的士兵问卡车上的一名士兵，第9团打得怎么样？这名士兵没有回答，只是握起拳头，大拇指朝下，指向后方。没人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直到第2营的车队继续向前开进。K连官兵目瞪口呆，只见所有卡车的车厢里都堆满了担架，每副担架上都放着一具美国兵的尸体。这些尸体使第23团官兵首次感受到，自从中国人参战后战斗伤亡有多么惨重。[15]

29日7时，师长命令各部队向南撤退。由于第23团损失较小，他指定该团配属第9团一个营担任后卫，迟滞中国人的追击，直到各团撤退完毕。第23团建立了收容站，接收南撤各团掉队人员，并向敌军阵地猛烈开火。

第9团和第38团撤完后，弗里曼决定本团也开始撤退。他命令各营，以“蛙跳式”动作逐次后撤。詹姆斯·爱德华兹中校的第2营担任本团后卫。第1营在南面几英里的路口球场洞（Kujang-Dong）设立路障，确保公路畅通直至其它各营撤退完毕。但当第1营抵达目标后，即遭到猛烈的炮火袭击。哈金中校不得不让部队在球场洞以北设立路障。[16]

第8集团军撤退

当军官们通知士兵们南撤时，许多人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们觉得能够守住阵地。只是当得知侧翼各团损失惨重、位于第2师右翼的南朝鲜第2军无影无踪后，他们才开始明白战争已经发生决定性转折。A连连长召集起士兵，叫他们不必过于担心后路被切断甚至被包围。他向士兵们保证，可以建立环形防御圈，即使遭到更多敌军攻击，也完全能够顶得住。他充满军人气概地说道，很希望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就可以向你们证明，被包围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17]

第2营在中国帽山的后卫是G连。最后撤退的是罗伯特·寇蒂斯中尉率领的步兵排。他的任务是防止中国人追击，然后搜索附近地区，将所有伤员带走。在撤退之前，寇蒂斯接到电令，指示他在指挥所附近寻找一辆拖车，并将车牌号告诉了他。寇蒂斯找到了那辆拖车，发现上面装满了波旁威士忌。在寇蒂斯开始撤退前，一群中国军人挥舞白旗，走近美军防御阵地。这些人非常有礼貌，甚至会说纯正的英语。（译注：40军英语工作队。）他们表示，希望寇蒂斯能将伤员全部运走。他可以在任何时间离开，后方美军已被全歼，战争已经结束。美国兵问道，你们怎么会有美式军装和武器？他们解释说，这些都是美国援助蒋介石的物资。当寇蒂斯准备撤离时，就在中国人眼皮底下，命令士兵们爬上卡车。中国人喊着口号，向美国人挥手致意。寇蒂斯走上山头时，也向他们挥手告别。交战双方的这种骑士风范，在朝鲜战争中极其罕见（这是赢得尊重的理由之一吧）。

28日黄昏，第2营和第3营通过了路障。随后，第1营也开始撤退，A连负责掩护。经过3天的艰苦战斗，士兵们已经精疲力竭。哈金中校下令，当车队暂停前进时，每名军官都要下车走到下一名军官的汽车，检查两车之间的所有司机清醒与否，车队再次前进时再回到自己车上。哈金与后卫部队呆在一起。当第1营通过路障后，中国人向A连发起猛攻。A连在坦克掩护下后撤，并与装甲部队呆在一起。公路上挤满了南撤车辆，每当美军队伍暂停前进时，便会遭到约两营敌军步兵的攻击。哈金亲自率部发动了5次反击，在冲锋时脸部受重伤。22时30分，第1营通过了第9团第2营设下的路障，进至其后方区域。午夜时分，第1营得知刚刚路过的第9团部队陷入苦战。第1营奉命停止撤退，就地设立路障，以掩护第9团第2营脱离战斗并向南撤退。哈金率部控制了道路，不仅使第9团第2营得以撤退，而且使经第2师路线撤退的第24团也成功脱逃。

在一昼夜完美无缺的后卫行动中，哈金中校利用步坦联合部队的猛烈火力，击退了敌军多次攻击，竟未损失一名士兵。弗里曼再次请求授予其“优异服务十字勋章”，但是申请书又被上级否决。原因很简单：“我们不能因后撤行动授勋”。弗里曼亲自拿着申请书去师部申诉，才得到了批准。[18]

29日凌晨3、4点钟，凯瑟将军再次指定第23团担任后卫。此时，该团刚刚通过军隅里，距顺川约20英里。由于第9团和第38团伤亡惨重，第23团成为本师唯一还有战斗力的部队。该团要完成后卫任务，就必须守住军隅里的路口。当第2师其它各团都通过第23团阵地后，弗里曼命令部队开始向顺川撤退。在夜间的撤退行动中，第2师的人员、车辆将公路堵得水泄不通。下午，第23团第1营和第2营在军隅里以南占领阵地。第3营仍呆在军隅里以北，作为整个师的后卫部队。当晚，第23团击退了敌军的几次进攻并守住了阵地，其它各团川流不息地通过该团设立的路障。凌晨时分，仍有数以百计的联合国军掉队官兵—包括美国人、土耳其人和南朝鲜人—经过该团阵地，稀稀拉拉地向南走去。[19]

11月30日凌晨，约百名中国士兵进攻了位于军隅里西南山头上的B连。几名中国兵在山脚处架起一挺机枪，向第23团的坦克开火。坦克猛烈还击，但却瞄得太高，打到B连阵地，迫使不少人逃离山头。最终，共有20人被击毙，70人负伤。直到哈金中校出面制止，美军坦克才停止了对美军步兵的屠杀。在一片混乱中，中国人趁机夺取了山头。梅尔文·斯泰（Melvin Stai）上尉率A连反攻，天亮时又夺回了山头。被坦克火力赶下山头的B连伤亡惨重，还有19名士兵失踪。[20]

第2师官兵并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正在朝着屠场前进。沃克将军得到麦克阿瑟的批准，决定将整个第8集团军撤到三八线以南。他指定第2师阻挡中国人的进攻，直到其余部队安全撤至南方。在弗里曼看来，麦克阿瑟“是在牺牲第2师，以拯救第8集团军”。前几天，在联合国军撤退纵队两翼，大批中国军队向南狂奔，占领了军隅里—顺川公路两侧高地。当第2师进入峡谷后，中国士兵居高临下，以火力“痛加鞭笞”，不少连队被全歼。11月30日凌晨后，在整整一天的战斗中，第2师阵亡、负伤或被俘官兵总数达到数千人。[21]

与此同时，在远东空军大力协助下，弗里曼率第23团封锁了峡谷北口。当天，远东空军将军隅里放在了首要位置，共出动287架次飞机，向第23团提供火力支援。尽管如此，中国人在该地区的兵力仍不断增加。[22]

整整一天，弗里曼都在密切关注师电台网上的消息。他收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报告，大致能够勾划出军隅里—顺川公路上的悲惨世界。尽管空军进行了数十次空袭，但整个地区的美军官兵都能看到，中国人正从北、西、东三个方向攻击，有时甚至是成建制列队行军。弗里曼在白天逐渐将自己的部队收缩，直到全体官兵组成严密的环形防御圈。电台报务员突然受伤，弗里曼看了看周围，问谁会操作无线电台？D·W·霍夫曼，就是那名在洛东江畔首次夜战中蜷缩在散兵坑底的士兵，主动要求充当报务员。

到了下午，第2师似已陷入绝境。在中国人的一次攻击中，弗里曼、梅斯扎尔及其身边官兵，将所有武器弹药都摆在手边，准备进行拼死一搏。尽管如此，霍夫曼仍记得，弗里曼在掌握部队和自我控制方面令人敬佩。整整一天，他说话都不慌不忙，从未显出惊慌失措。[23]在危机当中，高级军官的沉着冷静，对于安抚部队情绪的作用，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正如中国帽山下的那位连长安慰士兵们说被包围并非世界末日一样，弗里曼的冷静沉着也使部下感到事情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糟糕，他们的长官仍然控制着局面。士兵们看到弗里曼后，便逐渐恢复了信心。他们告诉其他人，“老头子”正在想办法，带部队逃出陷阱。

但是，弗里曼仍然需要率领第23团闯过“死亡峡谷”。

弗里曼上校清楚，通向西南方安州（Anju）的公路是安全的，第1军刚刚经那里撤退。这条公路位于第1军防区内，第9军如未取得第1军的同意，第2师便不能使用。弗里曼从师部间接地得到了经安州公路撤退的许可，第9团团长向他转达了这条命令。另外，他与师长助理布雷德利准将通过电台进行了交谈。他告诉布雷德利，第23团所处位置几乎是在自杀，天黑后将永远无法从军隅里脱身。

最后，当布雷德利明白第2师在军隅里—顺川公路上所遭遇的灾难后，便告诉弗里曼：“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不能再损失部队。”大约同时，一架联络机飞越上空，投下一纸命令，通知弗里曼将第23团带往安州公路。[24]

弗里曼随即组织部队撤退，爱德华兹的第2营在前开路，哈金的第1营随后跟进，凯恩的第3营担任后卫。他放出话来，如果遭到阻击，无法突破路障，官兵们可以进山，尽可能保持队形，分头向南撤退。士兵们理解他的用意，并决心完成任务。弗里曼和炮兵营长约翰·凯斯（John Keith）中校碰了个头，研究是否拖着18门榴弹炮一起撤退。当地公路是典型冻土路，蜿蜒曲折于山间，一般十分狭窄，拐弯、狭路极多。两位指挥官都担心，如果有一门榴弹炮翻倒，就会将公路彻底堵住。于是他们决定，将剩余弹药打光后，抛弃所有榴弹炮。这可不是件轻松事儿：凯斯共有3206发炮弹。他动员了野炮营附近所有人员运送炮弹，甚至包括厨子、文书和卫生员。黄昏时分开始炮击，18门榴弹炮用了不到20分钟，便将所有弹药全部打光。也就是说，几乎是每门炮每分钟发射9发炮弹；换句话说，每门炮不到7秒钟便发射一发炮弹。在遭到炮击的地区，每分钟约有160发炮弹爆炸。火炮被硝烟熏得乌黑，漆皮因高温而剥落。随后，炮兵用铝热剂手榴弹将榴弹炮全部烧毁。前沿观察员看到，大批中国兵遭到炮击后开始掘壕据守，似乎以为美军将要发动进攻。[25]

第23团官兵都记得出发时的情景。指挥官们决定将所有士兵都用车辆带走，即便只是坐在吉普车盖上或搭乘坦克和防空炮车。炮兵开始射击时，联络机飞临上空，下面是一群美军士兵，正在抢劫小卖部里的香烟糖果。联络机投下一张纸条，二等兵小莫里斯·V·伊文斯（Morris V. Evans Jr.）捡了起来，看到上面写着“3个中国师正在迂回包围你们。”伊文斯飞奔交给弗里曼。上校看完后，告诉伊文斯：“回到部队去，我们几分钟后就出发。”[26]

天刚擦黑，第23团即开始行动。按照计划，行军顺序是第2营、第1营和第3营。但是，撤退行动很快便失去了控制。士兵们纷纷爬上最近的车辆，许多人骑在坦克和防空炮车上。几小时后，第23团便抵达第24师第5团战斗群的前哨线，不久又继续向南开往汉城。这是全体官兵永远无法忘记的一次旅程。在滴水成冰的严寒天气中，他们向南连续行驶了3天。士兵们没有饭吃，只有从小卖部和食堂里抢来的零食，有水果罐头、全麦饼干、玉米片和糖果。

唐·托马斯（Don Thomas）中士—当时是K连一名步枪兵—还记得，开始撤退时自己被塞进一辆卡车。有人在车厢里找到一筒咸牛肉马铃薯罐头，打开后在车上轮流传递，“使每人都能吃上一块冻肉汤，味道就象排骨汤。罐头在车上传了两三圈，便被吃得一干二净。”在撤退途中一次大休息后，他趁乱爬上了一辆坦克。“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寒冷的行军。”托马斯回忆道：

我们有一打人爬上坦克。我最后爬上去，只能呆在炮塔后的通风口，发动机风扇从那里吸进冷空气。我精疲力尽，又冷又饿，躺倒在通风口上便睡着了。在这段撤退路上，气温降到零下20度。坦克飞驰，寒风嗖嗖。对我来说，还有发动机风扇吸气时产生的彻骨寒流。车队沿着道路行进，轰隆隆开了一整夜。我在通风口上睡了8小时。我不知道坦克什么时候停下,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下了坦克。总之我被揪了下来，加入了步行的队伍，走了一阵才突然“醒过来”。

同其他许多士兵一样，这次行军导致托马斯的手指和脚趾严重冻伤。[27]

南方的安全港

12月3日，第23团最终抵达汶山里（Munsan）。此地虽处汉城以北，但依托着天然屏障临津江。连续作战多日之后，士兵们首次能够补充睡眠、大吃大喝、洗澡换衣。弗里曼上校立即行动起来，努力使该团恢复到3个月前刚到朝鲜时的状态。来自路易斯堡的第23团部队核心基本完整，但也有一些人员伤亡。在随后几周里，补充兵员陆续抵达，后勤部门补充了毁弃在北方的武器装备。该团开始进行训练，花了大量的时间，使新兵员融入团队。[28]

弗里曼改走安州公路的决定遭到了猛烈抨击。许多军官认为，他应当向顺川攻击前进；如果那样的话，第2师的伤亡不至于如此惨重。有人认为，弗里曼未能尽到职责；正是由于他改走安州公路，才使顺川公路上的伤亡猛增。第8集团军内部对弗里曼的批评势如潮涌。第2师参谋部谣传，弗里曼未得批准便擅自撤退；还有传言说，弗里曼应为其行为而受惩罚。如弗里曼随其它部队沿顺川公路撤退，究竟会发生什么结果谁也说不准。不过，半个世纪后反思此事，弗里曼如率部走上军隅里—顺川公路，很难想像那些已经处于火力夹击中的部队的命运会有何不同？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第23步兵团的伤亡必将因此而剧增。[29]

弗里曼对这些抨击心知肚明，但从未怀疑过自己行动的正确性。弗里曼在撤退一周后写道：“[我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我的部队没法在后卫阵地上再呆一小时。在我看来，所采取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我觉得，第23团战斗群已经对第2师的撤退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贡献。如果再打下去，势必全团覆没。”[30]

弗里曼决定改道撤退，从而拯救了第23团。这段传奇至今仍为其部下津津乐道。无论是传奇还是争议，实际上都建立在一个神话基础上：即弗里曼是在未得到上级批准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凯瑟将军正全神贯注于军隅里—顺川公路上的战斗，他的部队正在那里遭到血腥地屠杀。这一点当然可以理解。他不记得自己批准过撤退行动，也不记得对弗里曼的行动表示过赞同。不过，弗里曼和第9团团长查尔斯·C·斯隆（Charles C. Sloane）上校，都清楚地确定凯瑟将军批准了撤退行动。斯隆上校当时转达了命令。

当罗伊·艾波曼为撰写陆军战史而研究此次作战时，师长助理斯拉登·布雷德利准将提供了书面证明，承认当师长不在时是他批准了撤退行动。弗兰克·梅斯扎尔清楚地记得他们在电台上的谈话。导致此事出现混乱的部分原因，在于马歇尔（S. L. A. Marshal）准将。他是首位撰写此次行动详细过程的军史专家。他声称，弗里曼是通过含混不清的电台通讯获得批准命令的。无论真相到底如何，改道安州公路撤退这一颇具浪漫色彩的行动，进一步增强了弗里曼与部下之间的牢固纽带。直到半个世纪后，这一纽带仍存在于第23团老兵心中。[31]

（无论你做了多少贡献和牺牲，谣言和中伤一样紧追着你，地球人都这样。不要因此怀疑自己的意志品质，以及在压力下所作的正确决定。）

注释：

1.参见“弗里曼口述史”。这份情报报告引自克拉克·C·门罗（Clark C. Munroe）著《第二步兵师在朝鲜，1950-51》（The Second Infantry Division in Korea,1950-51），1952年初版；纳什维尔：炮台出版社1992年再版，P51。

2.除非另有说明，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材料均来自约翰·A·英格里士（John A. English）的杰作《步兵》（On Infantry），纽约：Praeger出版社，1981年版，P168-P184。目前，来自中方的关于他们在朝鲜战争中作战行动的可靠资料不多，特别是关于外交、战争目的、动机、战略和战术。除英文资料外，也摘引了其它国家关于人民解放军的资料。可参看《朝鲜战争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The Chinese People’s Army of Liberation in the Korean War），国防部，总参谋部，926EMGFA/2/D/S/；陆军总参谋部，历史部，文森斯堡，法国（Etat-Majordel’Armeede Terre, Service Historique, Vincennes, France），简称EMAT；“联合国军法国营在朝鲜：城市步兵”（Infanterie Metropolitaine, Battalion Francaisdel’ONUenCoree），box271，EMAT。

3.引自《中国人民的军队》（Chinese People’s Army）。

4.参见法国营第2连连长于沙（Huchard）上尉的谈话，未标明日期；原文由热拉尔·儒奈特提供给本书作者，作者留有副本；《中国人民的军队》（Chinese People’s Army）。

5.参见《ATIS敌军文件》（ATIS Enemy Documents），Issue11，P74-P82，1950年11月26日由南朝鲜第1师缴获，引自艾波曼著《南下洛东江》一书，P720。

6.同上。

7.这一段及以下几段关于朝鲜寒冷气候的描述，主要依据唐纳德·M·托马斯（Donald M. Thomas）著《朝鲜，1950-1951》（Korea,1950-1951），本书作者保存有未出版打字稿；第23团军医罗伯特·豪尔（Robert Hall）上尉的信；以及作者本人于1980-1981年在朝鲜任营长时的亲身体验。

8.加热燃料片，可用于加热罐头，大小如同方糖，可燃烧五分钟。

9.关于中国人参战的详细著作，可参看布莱尔著《被遗忘的战争》，第7章“重大失策”和第8章“灾难和撤退”。关于麦克阿瑟的心理以及他的“一意孤行”，可参看D·克莱顿·詹姆斯（D. Clayton James）关于麦克阿瑟的权威性著作《麦克阿瑟的岁月：胜利和灾难，1945-1964》（The Years of MacArthur: Triumph and Disaster,1945-1964），波士顿：豪顿·米夫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15章-第18章。

10.参见《第23步兵团指挥报告，1950年11月份》；“弗里曼口述史”；布莱尔著《被遗忘的战争》，P445；托马斯著《朝鲜，1950-51》，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