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徐贲 来源: 东方历史评论“感谢你，伟大的斯大林，把我们从黑暗的深渊带进来光明和幸福”——苏联诗人亚历山大·特里福诺维奇1在苏联，“人民必须感恩”在1932年之后成为官媒宣传的主调，也形成了一种大众文化。在这之前，由于经济的匮乏，苏联政权强调的是“自我牺牲”，还保留了一些苏联人的个人主观动因；1932年后，随着“自我牺牲”转变为“必须感恩”，苏联人落入了一种外加的精神强制之中，主观动因便也随之消失。布鲁克斯称这种精神强制为“礼物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 of gift），“经济”指的是一种交换关系。礼物代表一种以施恩交换报答的象征性交换关系。施恩的是斯大林和党国，报恩的开始是享受特殊待遇的苏联社会精英——布鲁克斯称他们为“高等公民”（super citizens），后来则包括了所有的苏联人。尽管他们什么待遇都没有，但“他们必须将自己的生活，以及由苏联社会所分配提供的一切物质和服务都归功于斯大林和国家”。（Jeffrey Brooks, Thank You, Comrade Stalin! : Soviet Public Culture from Revolution to Col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p81）苏联的高等公民们——那些享有职位、头衔、特殊待遇的精英人士，还有劳动模范、生产标兵——都是苏联社会的杰出贡献者，他们“挑战时间、科学和人的耐力”，但是“他们的贡献没有一样足以充分回报他们所受到的恩惠”。争取进入这样的人群，接受特别的恩赐，是每个人积极表现的动力。党告诉苏联人，不管一个人的能力或贡献多么不凡，他都报不尽斯大林和党国的恩情。每个人都不过是渺小的个体，这样的想法“消弭了每一个人作为创造者和能动个体的价值”。布鲁克斯指出，“人民报恩”的观念在列宁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列宁把他的‘先进政党’打造成了社会的恩人，而斯大林及其政府则将之加以夸大，宣传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者”。与创世主的上帝一样，党对苏联社会有创世之恩，这种恩情可不一般，它是一种造物主的圣恩。斯大林在理解党的圣恩之时，有必要了解党恩的另外两层的意思，一个是“礼物”的一般收礼和还礼关系，这是一种可以还得清的恩情回报。另一个是有家庭暗示的受恩与回报关系，它已经有了一种还不清的“债务”含义。在这两层礼物关系之后或之上才有了进一层的创造与被创造的圣恩关系，圣恩是永远还不清，绝对还不清的，是一种比天高，比海深的恩情。这三层道德礼物关系都对受恩者形成了不同的强制性操控力，迫使他服从和屈服于施恩者的意志和意图。布鲁克斯用法国社会学家莫斯(M. Mauss)的礼物理论来说明苏联人与国家政权和领袖的屈从关系。这种交换模式的三个阶段(或因素)是“送礼”、“收礼”和“回礼”。礼物交换仅仅在表面上是自愿和无偿的。礼物必然带有具约束性的义务。礼物关系的潜规则是,受赠礼物者必须回礼。这种交换的义务关系与现代社会中经由货币进行的商品交换的强制性交换关系有相似之处。但是，礼物交换的实质毕竟与实利性的商品交换不同。礼物交换和商品交换体现的是性质不同的强制性，前者是一种类似于涂尔干(E. Durkheim)所说的外在于个人的社会联系的强制性， 而后者则是出于个人功利利益考量的强制性。涂尔干指出，决定人的行为方式的是人与他人的联系(association)，“与他人的联系是一切其它动因之源”。这里的“他人”不只包括我能选择的,也包括我不能选择的，“我一出生，就不能不与某一群体有所联系”。涂尔干所说的那种社会制约和义务对送礼者和还礼者都有效。 (Emil 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al Method.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p104)苏联高等公民们对国家和领袖给予他们的荣誉、地位、特殊待遇怀有感恩戴德之情，并表现出无比感激。布鲁特斯指出，只有“在斯大林及其同伙控制着公共资源分配的社会里”才会有这种公开感激政治人物个人赐予的事情，这是极权社会的“利出一孔”效应。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劳动模范主要是受到荣誉的奖励，“很少有物质的好处”，但是，后来那些被称为斯达汉诺夫 (Stakhanovite)突击手的模范人物就都是名利双收的了。这个称号后来又被扩大到集体农庄或甚至军队中的模范人物。斯达汉诺夫是一位前苏联被载入史册的采煤工人，是一位苏联的雷锋式英雄，后来的劳动模范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1935年8月31日，他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煤一百零二吨，超过普通采煤定额十三倍，他获得的奖项包括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他于1977年病死在精神病院。1935年9月他在《劳动报》接受采访时说，他的劳动记录是为了响应“我们斯大林”的号召，2个月后，他又公开对斯大林表示感谢，“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美丽祖国的快乐和荣耀，都应该归功于他，伟大的斯大林”。像斯达汉诺夫这样的苏联高等公民夸张地表现高度“忠诚”和“热爱”，是对领袖恩赐的一种虔敬“回礼”。这种回礼具有莫斯所说的“强制性”，收礼者不能不对礼物作出感谢的表示。但是，仅仅看到回礼阶段的强制性(义务)并不充分。事实上，莫斯明确提到,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在布尔什维克的礼物关系中，赠与者有义务与被赠与者——也就是领袖与人民——保持一种融洽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在官方话语中,这叫“不脱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至少在理论上是领袖的一项义务。不过，这样的官方话语对普通人很难具有像对高等公民那样的说服力，普通人也许会说，我们又没有得到特别的赏赐，为什么要感谢呢？所以需要借用另一种更通俗的，更与传统文化接轨的礼物话语，那就是“家庭”。2家庭是社会中最能体现人际礼物关系的地方,也是儿童开始学习这种关系的地方。“家庭”因此成为我们认知其它人际礼物关系的一个核心观念。在传统的家庭中，尽管一个人进入家庭并不是自愿选择的结果，但他的存在本身就被视为一种“赐予”的结果。“肌肤毛发受之父母”，一个人获得生命的“感激”规定了他“回报”父母的义务,即所谓的“孝”。父母与子女的血亲关系形成了家庭的自然黏合。这在传统家庭和家族观中最为突出，也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血浓于水”。与传统家庭观念的“自然黏合”不同。现代家庭观念中有限地添加了“自愿”因素。现代家庭的组成是两个原本陌生的人自愿地选择结成一种特殊的黏合关系。这种自愿更具礼物的性质。除非两个陌生人各自把“自我”当作礼物赠与对方，以感激和回报来相互接受，他们不能形成夫妻家庭这种特殊的黏合关系。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认为，外族人的相互通婚，对一切包含相互回赠义务的关系都是一个原型，正是就礼物与家庭的原型关系而说的。（Claude Levi-Strauss, Les structures elementaires de la parente. Paris: Mouton, 1967, p.551）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布鲁克斯在研究中发现，斯大林在苏联的“国家父亲”形象是党媒通过图片、称谓、暗示等手段精心打造的，显得十分自然，因此有效。例如，“1930年代末，报纸经常刊登斯大林和妇女、儿童在一起的照片”，在这些照片里没有男人，斯大林就是那个“男人”，“工会的报纸甚至把他称为俄国的圣诞老人”。1936年12月30日，报纸刊登了斯大林看着孩子围着“新年树”跳舞，“一面微笑，一面拍手”。1937年新年那天，《真理报》刊登一则消息：斯大林派医生救治了一位妇女。妇女和儿童衬托的是斯大林的父亲角色，这个形象很容易就扩大为“国家之父”。俄语中的“祖国”一向是“母亲国”(motherland) 或“家国”(homeland)，1931年，斯大林成为国家之父后，祖国就叫了“父亲国”（fatherland）。“Fatherland 是斯大林修辞的创新，取义于革命前的过去：‘过去我们没有Fatherland，如今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夺取了政权，人民有了权力，我们有了Fatherland ’”。斯大林就是这个祖国的父亲。微妙的暗示还有，“许多人在报纸上对斯大林用亲昵的称呼（ty），就像他们属于以斯大林为父亲的家庭一样。这个昵称通常是在家庭内部使用的，使用者是亲密的朋友或孩子”。斯大林是人民和他们国家的父亲，一旦这个形象角色神圣化了，他所赐予人民和国家的礼物也就成了神的礼物，因而获得了一种宗教特性。神圣化的礼物在基督教传统中来自“上帝”，是一种“原初礼物”，一种至高的“恩宠”或者“恩惠”。“恩宠”之所以至高至大，是因为它普及众生，大慈大悲，完全不求回报，所以也无以回报。一切其它形式的礼物，包括亲朋之间、陌生人之间或者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礼物，都因为从“原初礼物”获得意义，这才涉及不求回报的“爱”和“赠与”。在基督教传统中，神圣礼物还与“牺牲”和“得救”联系在一起。出于这种联系，“无以回报的礼物变成一种从束缚下得到的解放，……放弃世俗的自我,赎罪，因此成为一种解救”。因此，最高的博爱是模仿上帝的爱，以牺牲自己来拯救他人。神圣礼物为神治世界提供了合法性，这种宰制要求把“现世”与“来世”区隔开来，“不断地贬抑现世(contemptus mundi)，导致一种灭人欲的制度，用世俗的禁欲苦行,来表现(自己)那种博爱的礼物”。（ Jonathan Parry, “The Gift, the Indian Gift, and the ‘Indian Gift’.” Man (N.S.) 21 (1986): 453-73, p.468）在苏联的世俗语言里，为某某“事业”或“使命”贡献一切”的口号包含着与基督教相似的礼物逻辑。革命和社会主义被神秘化和神圣化为某种超然至上的目的。这样的使命一方面被神圣化，另一方面又被庸俗化，变成残酷迫害异己的工具。神圣化和庸俗化看上去相互矛盾，其实互为表里。以宗教名义进行的迫害残忍酷烈，它的极端残忍和酷烈必须从神那里获得正当性，才能在人间获得合法性。而且，暴力一旦以神的名义进行，就必须进行到极致，否则不足以表现神的威严和人必须对神奉献的极度虔诚。3布鲁克斯指出，斯大林政权是以敌我划分和敌我殊死斗争来奠定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1930年代的大规模政治迫害和作秀公审”（莫斯科审判）便是由革命之神（斯大林是它的化身）来进行的。二战中的法西斯同样也是苏联革命的敌人，斯大林成功地打败了所有国内和国外敌人，这使得斯大林崇拜在战后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不仅是苏联人崇拜的神，也是全世界共产国际共同崇拜的神，“斯大林的70大寿成为苏联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的盛大节日”。斯大林生日的第二天，12月22日，苏联诗人亚历山大·特里福诺维奇（Aleksandr T. Tvardovsky）热情澎湃地写道，“感谢你，伟大的斯大林，把我们从黑暗的深渊带进来光明和幸福”。斯大林就像是上帝，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
人们举着斯大林像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