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天皇裕仁
来源: 为世界创造价值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这句话来自于中国的古籍《尚书》，本来有着非常美好的寓意。
在1926年12月25日凌晨，大正天皇病逝的那个夜晚，日本内阁的大臣们从这句话中选出了“昭和”两个字，来作为新一任天皇的年号。
在皇族和群臣的注视下，裕仁从神官手中接过了天丛云剑和八尺琼勾玉，标志着昭和时代的开始。
但后来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对“昭和”这两个字残酷的嘲讽。
01
裕仁出生于1901年4月29日，和其他的二战领导人不同，裕仁没有个人奋斗、也没有从尸山血海中杀出的经历，他生来就注定成为天皇。
裕仁从小接受严格的帝王教育，他的老师包括东京帝国大学最优秀的学者和日本军队中最富名望的将领。
给裕仁上军事课的老师就有好几位大将，其中最显赫的莫过于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他们分别率领陆军和海军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了沙皇的军队。
但这种教育并非是完美无缺的。
裕仁的老师会教他怎么操作机关枪，怎么指挥一支小分队，但对于大的、整体性的国家战略却不够重视，甚至有一节课的内容就是“战术高于战略”。
当敌我力量比较接近、或者敌方力量略强于我方时，战术的确能发挥很关键的作用，日本人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就尝到了这样的甜头；但当双方实力悬殊时，再成功的战术都无法弥补战略上的失败，在很多年后的太平洋战争中，裕仁才会明白这个道理。
在文科教育上，裕仁的老师杉浦重刚非常热衷于维护天皇制，他告诉裕仁：
“天皇的权力是来自于‘皇祖皇宗’，即从天照大神开始，经神武天皇传下来的‘万世一系的血统’。”
这样一来，裕仁就对于祖先负有更多的责任，而不是他的臣民。臣民只是他行使权力的对象，是向他膜拜、为他奉献的人。
另一个老师清水澄也告诉他：
“在我国，统治权既属于国家又属于天皇，天皇与国家相互同化合二为一。”
因此，为天皇而死，就是为国家而死。
裕仁后来推动了千千万万日本人走上战场，他知道他们将要死去，但他的眼睛都不曾眨一下。
杉浦重刚还为裕仁树立了这样一种世界观：
“人类分为七大种族，其中只有黄种人和白种人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拥有先进的文明，世界的历史就是黄白两种人竞争角逐的历史，最近欧洲人渐渐东进，白种人企图压倒黄种人，暹罗（泰国）仅有独立之名，毫无实力可言，支那（日本人对中国的蔑称）虽是大国，然连年内乱，国家无统一之实，根本无法与白人抗争，远东唯有我日本帝国，才有可能遏制西人东侵。”
杉浦重刚的这种观点来源于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启蒙思想家，我们可以从他的经历中一窥日本人是如何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
福泽谕吉出生于1835年，在他23岁时，日本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安政五国条约》，福泽谕吉沉痛地写道：
“我日本国当前虽不及西洋诸国富强，但就一国的权义而言，却无丝毫轻重之分。”
福泽谕吉
他立志读书济世、挽救民族存亡，福泽谕吉将国家与国家之间看作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在《通俗国权论》中写道：
“百卷国际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各国交际的道理只有两条，一是消灭他人，二是为他人所灭。”
他对日本当时发生的反对天皇的自由民权运动感到不满，主战对外侵略、转移矛盾。他说：
“促使一国人心奋起、感动全体的最好方法，莫如对外一战。”
该向哪个国家开战呢？
福泽谕吉是不敢向欺压日本的西方列强宣战的，他知道打不过，于是他就将目标放在了朝鲜、中国。他是这样美化侵略的，他首先宣称：
“方今东亚诸国中，处于文明中心，作为魁首与西洋诸国抗衡者，舍我日本国民则为谁？保护亚细亚东方乃我日本的责任。”
福泽谕吉假装要为东亚各国出头，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旗号把整个东亚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对于中国和朝鲜，福泽谕吉提出要：
“以武保护之，以文诱导之，使其速效我例进入近代文明，在迫不得已的场合，以武力迫其进步！”
好一个“以武力迫其进步”！
这句话写尽了日本人的侵略观。
后来对朝鲜、中国的侵略、对东南亚各国的侵略，不过是在一遍遍地重复这句谎言。
福泽谕吉的这些主张，与明治天皇的“大陆政策”不谋而合，从丰臣秀吉开始，一代代日本的最高统治者，都希望能摆脱日本狭小的国土和贫瘠的资源，向大陆扩张。
明治天皇即位时发表的“天皇御笔信”中就明确宣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在日本官方和民间的宣传中，对中国的侵略被描绘成了建功立业的壮举。福泽谕吉就鼓动大家：
“去中国一行，四百余州（指中国）何患无建业之地，大则为国权扩张，小则有助于一身荣达。”
在这样的口号下，无数日军厉兵秣马，渴望通过奴役邻国的人民来建立自己的功业，乃木希典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在参与甲午战争之前（1894年10月9日）写下了一首诗：
肥马大刀尚未酬，
皇恩空浴几春秋。
斗瓢倾尽醉余梦，
踏破支那四百州。
其狼子野心，可见一斑。
在甲午战争日本胜利后，福泽谕吉激动地涕泪横流，这个曾经因为祖国被欺压而悲痛万分的人，如今却因为祖国终于能欺压别国而喜不自胜。
福泽谕吉的这种心态很能代表当时的日本人，乃木希典后来也凭借战功官至大将，被塑造成了军人的楷模。日本报纸谈起他战死的两个儿子时总是故作悲伤，却对旅顺大屠杀中惨死在他手下的中国人民熟视无睹。
可以说到了这一步，军国主义的狂热已经席卷了日本上下。
作为明治天皇的孙子、乃木希典的学生，裕仁全盘接受了这种观念，他把入侵中国、乃至于称霸东亚视作理所当然的事，他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狂奔。
02
和体弱多病的父亲不同，裕仁从小就流露出君主的气质。
在6岁那年，他曾与伊藤博文等众元老偶遇，伊藤博文当时受封了最高的贵族头衔“公爵”，已是位极人臣、如日中天，他靠近裕仁问道：
“是皇孙殿下吗？”
裕仁面无惧色地回答道：
“是。”
然后他反问伊藤博文：
“那你是谁？”
伊藤博文回答后，裕仁又详细询问了他身上那些勋章的来历，这让元老们很开心，裕仁看上去一点都不像6岁的小孩，已经流露出早熟的一面。
在后来的青少年时光里，裕仁都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皇宫里，他从没见过普通人是怎样生活的，甚至连自由读报的权利都没有，他外表看上去腼腆沉默，但内心里常常涌动着激烈的情感，他渴望摆脱乏味的宫廷生活，去见识更为广阔的世界。
等到20岁的时候，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
裕仁的父亲大正天皇嘉仁，长期疾病缠身、无法亲政，连续两年缺席了帝国议会的开幕式，引得舆论一片哗然。
大臣们提议，让太子裕仁去出访欧洲各国，维持皇室的权威，裕仁对这趟欧洲之行极为兴奋，他严格按照作息时间表安排学习和运动，为出行做了充足的准备。
各国元首们也都很给裕仁面子，因为在当年，日本接连打赢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国。
在英国，英王乔治五世和裕仁同坐一辆敞篷马车，在人群夹道的欢呼声中驶向白金汉宫。
在法国，贝当、霞飞、福煦三位元帅陪裕仁参观了陆军演习。
在意大利，国王埃马努埃莱三世给裕仁当向导，陪他游览了罗马、庞贝和那不勒斯。
在荷兰，威廉明娜女王亲自主持了欢迎晚宴。
欧洲一行让裕仁收获颇多：
一方面，他的民族自豪感大大增强了；
另一方面，他意识到过去的自己就像“一只笼中的鸟”，他终于见识了广阔的世界和统治世界的那群人，而他也将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裕仁沉睡的野心就此唤醒。
当他回到日本后，他受到了民众热烈的欢迎，按照常理，裕仁应该躲在车里、拉下窗帘，低调地通过，但这一次，他突然站在了民众面前，接受了人群的欢呼。
两个月后，裕仁成为摄政，代行天皇职权。并于1926年12月25日正式继位。
在裕仁作为新天皇向全体国民颁布的一系列诏书中，他保证军队仍然会享有特权，并着重谈到了他的爷爷——
“明治天皇以他文武兼备的卓越素质，于内广泛施教，于外屡建战功，建立了丰功伟业，我将不忘遗训，继承遗志。”
这些话都清晰地表明，裕仁将沿着军国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而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的东三省。
03
在明治天皇时期制定的“大陆政策”，一共包括五个步骤：
第一、征服中国的台湾；
第二、征服朝鲜；
第三、征服中国的满蒙；
第四、征服中国全境；
第五、征服世界。
明治天皇自己已经走完了前两步，现在轮到裕仁来走第三步了。
在与河井弥八、牧野伸显等近臣商量后，裕仁决定让田中义一来担任首相，田中义一是主张侵占东北的急先锋，他曾在1913年亲自潜入中国刺探情报，并写下了《滞满所感》一书，他提出：
“中国东北土地肥沃，可容纳很多移民，要把贫困的日本变为富裕的日本，唯一的方法是将中国变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利用中国的资源首先把东北作为日本人安居乐业之地。”
他还参与策划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并亲自主持制定《满蒙独立计划》，让这样的人当首相，裕仁的目的不言自明。
田中义一
田中义一上台后，于1927年6月27日召开了“东方会议”，会后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明确提出：
“把满蒙从支那本土隔离，使日本政治势力进入这块土地。”
但对于怎么实现这一点，日本内部出现了分歧。
关东军认为，应该换掉目前主掌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扶植傀儡、策划东三省自治，并且随时准备使用武力；但田中义一主张继续利用张作霖，迫使他出卖更多中国权益，一步步从政治、经济上加强对东北的控制，双方最后达成了一个折衷的方案——
如果张作霖愿意“尊重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那就给予他“适当的支持”；但如果“日本在中国的权益以及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就断然采取自卫措施”。
这样一来，张作霖就成了关键。他的态度将会深刻地影响局势的发展。
张作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
一方面，他为了获得日本的支持，卑躬屈膝、奴言婢色，他曾向日本驻奉天（今沈阳）总领事落合谦太郎表示：
“本人认为与其将东三省委于南方人之手，毋宁让予外人更为了当，当次时刻，日本国如对本人有所指令，本人自必奋力效命。”
在执掌东北的十几年里，张作霖向日本出卖了许多国家利益，并配合日方多次镇压抗日爱国运动；但另一方面，当日本人的要求和他自身利益出现重大冲突时，他也敢于斗争。
1915年5月，当张作霖听说袁世凯准备与日本人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他意识到这个条约一旦签订，自己将毫无独立可言。于是他致电袁世凯，表示：
“中日交涉，丝毫不可让步；如交涉破裂，愿率全师进行决战，驱逐日寇，否则一死殉国。”
在“二十一条”后来的谈判与具体执行过程中，张作霖也多有抵制。
在1916年日本人故意挑起的郑家屯事件中，张作霖处罚了自卫的中国士兵，镇压了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并亲自向日本人登门道歉。但对于在中国派驻日本警察、聘请日本军事顾问等实质性要求则一概回绝。
张作霖的这种复杂性还体现在他对日本人的态度上。
一方面，他的很多仗都是依赖日本人才打赢的；但另一方面，张作霖仍然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并不是百依百顺的傀儡。一旦有机会，他就会试图摆脱日本人的控制。
他的奉天兵工厂本是在日本支援下建立的，却很少雇佣日本技师、采购日本原料。他成立“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不顾日本人阻挠，坚持修建中国人自己的铁路，都是这种表现。
正是由于张作霖的这种复杂性，日本人才会分成两派，犹豫要不要和他保持合作。一开始是田中义一占了上风，他打算继续利用张作霖，逼迫张作霖交出中国东北七条铁路的筑路权。这个“筑路权”并不是日本人发善心，要帮中国人搞交通建设，这些铁路一旦修好，主权是完全属于日本人的，铁路要运什么东西、运多少，都取决于日本人，中国人想使用，得交钱。
而且日本人并不是只得到孤零零的两条铁轨，他们在铁路沿线还会获得大量“附属地”，这些附属地名义上是为了维护铁路而设立的，实际上就是殖民地，日本人会在附属地上派驻军队，修建工厂、医院、商店等各类设施，所以几条铁路也就成了关乎国家主权的大事。
张作霖之前已经出卖了一些铁路权，但这一次日本人的胃口格外大，他们想修的这七条铁路遍布中国东北，连接了各大城市，是想一步到位在经济、交通上彻底控制东北。
张作霖看到后非常惊讶，表示这就“好比怀里抱了个炸弹”，不能接受。
张作霖
当时正值第二次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正与张作霖的奉军作战，“中日事业公司”董事长江藤丰二借此威胁张作霖：
“如果你不合作，日军将帮助你的敌人蒋介石。”
经过江藤的再三游说，张作霖勉强同意了七条铁路中的五条，这就是《满蒙新五路协约》，但要正式签订承造合同时，张作霖却百般拖延，从1927年10月一直拖到了1928年5月，最后只签订了四条铁路的承造合同，而且签名都故意留下了法律瑕疵，其中两个合同是张作霖自己签的，但他没写名字，只写了个“阅”和“准行”，剩下两个合同是让航政司司长赵镇以“交通部代理次长”的名义签的，签署时间是5月13号，但赵镇的任命状却是5月14号才颁布的。
张作霖这种阳奉阴违、不情愿的态度，让田中义一非常苦恼，连他自己也担心张作霖：
“究竟有无诚意，倘若确无诚意，虽强使张作霖在正式文件上签字，恐张亦必将制造某种理由拒绝实行。”
就在田中义一还在想办法逼张作霖做出更多让步时，另一边的关东军已经没有耐心了。
04
早在东方会议上，关东军就指出：
“满洲问题依靠外交根本得不到解决，除依靠武力之外别无他途。”
会后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虽然没有将武力作为第一手段，但也提出“当日本在中国的权益有受非法侵害之虞，就断然采取自卫措施”，这就给了关东军很大的操作空间。如果他们能够制造一场动乱，让日本的权益看上去受到了侵害，那就有了出兵的理由。
正是基于这一点，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设计了一个暗杀张作霖的计划，他认为：
“只要把这个头子干掉，他们（奉系军阀）便会四分五裂，而奉张之没落，将成为于东三省建立新政权之契机。”
河本大作的想法得到了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的支持，最终于1928年6月2日付诸实施。
在这一天晚上，河本大作亲自率领一队工兵来到了皇姑屯，在张作霖专列将会经过的一处铁路交叉点上，安装了30麻袋的TNT炸药，他得意地将其称之为“必死之阵”。
6月4号凌晨，在一声巨响中，张作霖乘坐的火车被炸翻起火，黑烟高达两百米，这就是震惊世人的“皇姑屯事件”。
河本大作的计划看似已经成功了，但他仍然犯下了两个错误：
1．他并不能确定张作霖真的被炸死了，事实上，张作霖的确没有当场死亡，在日军赶到之前，他就被手下救了起来，用汽车送回了帅府。
这样一来，张作霖死没死，就全凭帅府里的人怎么说了。
2．河本大作在现场安排了三个中国人，他本来打算在爆炸前把他们杀死，然后将这场爆炸案嫁祸给他们，说他们是蒋介石派来的刺客，以此挑起南京政府和东北当局的矛盾，但他只杀掉了其中两人，最后一人早有戒心、侥幸逃脱了，而且这个人一路跑到了奉天向东北当局汇报了情况。
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便很快得知了事情真相，现在，东北的命运就全系于这位“少帅”之手了。
他该怎么做？
张作霖在死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说完不久，张作霖就去世了。
关东军本希望张作霖一死，奉系军阀便内部分裂、互相倾轧，或是与北伐军、关东军爆发激烈冲突，但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
帅府内部决定秘不发丧、对外隐瞒张作霖的死讯。每天厨师照常做饭、医生照常进府填写病案。
日本人几次打探消息，五太太都一口咬定张作霖只是受伤，而对于日军的几次挑衅，东北当局都采取了极端不抵抗主义，没有给日军留下口实。
6月18日，张学良秘密返回沈阳，迅速平稳地继承了政权，直到6月21日，才对外公布了张作霖的死讯。
至此东北大局已定。
当田中义一得知军部独走、杀死了张作霖后，气得大骂：
“我的事业是到此为止了。”
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建议，事到如今干脆认可关东军的做法，让他们出兵武力侵占东北。
日本内阁再三犹豫后，以沈阳城内未发生预想中的动乱为由，拒绝了这个提议。
到了这一步，日本方面还不甘心失败，他们打算利用奉军与北伐军的矛盾，支持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割据政权，再加以控制。
但张学良的行为大大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1928年12月29日，27岁的张学良做出了他这一生中最正确的两个决定之一。他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东北各省同时降下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升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是为“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
这是日本人所能想到的最糟糕的结局。
田中义一的计划失败了，河本大作的计划也失败了。
杀掉张作霖并没有增强他们对东北的控制，反倒促成了关内和关外的统一。
05
消息传回东京，引得裕仁勃然大怒，他起初想要严惩河本大作等军人，但军部的态度非常强硬，从陆军大臣到元帅再到参谋总长，为了维护军队形象，都反对向国内外公布真相并严肃处分。
在这样的局面下，裕仁做出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他妥协了。最后河本大作只是被停职并转入了预备役。
在军部自作主张、并且把事情完全搞砸了的情况下，裕仁都没有严肃追究，此后军部便更加飞扬跋扈、难以掣肘。
皇姑屯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东北易帜，是日本侵华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挫折，田中义一因此被迫辞去了首相职务，内阁垮台，由滨口雄幸重新组阁，日本的对外政策回到了温和的协调路线上来。
1930年4月，日本与英、法、美、意四国签订了《伦敦海军条约》，表现出了融入国际秩序、遏制军备竞赛的一面。一个月后，日本又与中国缔结了关税条约，两国关系有所回暖。
看起来，日本的军国主义好像有所收敛，但这一切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在温和的表面下，酝酿着更激进的反弹。
河本大作在离职时，与两个继任者发誓，要继续为武力侵占中国东北而努力。这两个继任者，一个叫板垣征四郎，一个叫石原莞尔。
板垣征四郎
石原莞尔
06
石原莞尔从小接受武士道教育，对于君主的忠诚、对于武力的追求，贯穿了他的一生。
他幼时就喜欢杀伐征战的游戏，长大后进入了日本军人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接受了全面的军国主义教育。
石原莞尔是一个很喜欢思考的人，他大半辈子都在思考一件事——战争。
在他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欧洲各民族的决战，下一次世界大战才是“人类最后的大战”，而且这场大战将是“以日（本）美（国）为中心的”，因为“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几千年来各自发挥其特点，不断进步，时至今日，这两大文明已形成隔着太平洋而互相对峙的局面”，即将到来的这场大战，是“东洋的王道”与“西洋的霸道”的较量，战后世界将迎来统一，人类会进入“黄金时代”。
不要被石原莞尔这些冠冕堂皇的话骗了，他不过是在无限拔高战争的意义，赋予战争正当性，他把目标说的越神圣，就越可以掩盖自己肮脏的手段。
石原莞尔花了大量篇幅论述日本与美国必有一战，最终还是要为入侵中国寻求合理性，他写道：
“若要准备对美作战，就要立即对中国开战，将满蒙政权掌握在我方手中，解决满蒙问题，乃日本唯一之活路。”
为了美化侵略，石原莞尔还抛出了“满洲无主论”，扬言东北“与中国本土不同，满洲大部分地区并非汉族的土地，且明治以后很多日本人来到满洲，或许从法律上看满洲是中国的，但现实中它是各民族的共同财产。”
石原莞尔的罪恶不仅在于他提出的这些理论，还在于他疯狂的实践。
1929年5月，他参加了法西斯军人组织“一夕会”，与永田铁三、铃木贞一、板垣征四郎等人狼狈为奸，不断宣传、推进他们的计划。
1931年3月，板垣征四郎向赶赴东北的日本军官演讲，鼓吹：
“满蒙是帝国国防第一线，是对美作战的补充源泉，是牵制俄国向东发展的战略据点。”
两个月后，他又和石原莞尔一起鼓动关东军，宣称：
“在当前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下，利用国内的手段，是解决不了日本的经济困难的，唯有开发满蒙、活跃经济，才有希望解决失业问题。”
在日本高层，白川义则、松冈洋右等人也和他们一样，鼓吹“占有满蒙”、“开拓大陆”，他们的这些论调，在日本上下产生了广泛影响。
而在另一边，民族意识觉醒的中国人民，已经无法忍受日本的经济掠夺和军事渗透，在东三省爆发了多起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
张学良为了摆脱日本控制，开始修建葫芦岛港和三条新铁路，南京国民政府也与列强们展开了谈判，试图废除治外法权、收回关税自主权，这些捍卫国权的正当行径，因为与日本的利益相冲突，便被日本的政客和媒体刻意歪曲，炒作成了“满蒙危机”，说什么“在满洲的日本人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压迫和蹂躏，中国爆发了排日运动，已经侵犯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 还说“满蒙是日本以十万英灵、二十亿国帑得来的圣域，是明治遗业的象征，是全民族感情的源泉，维护满蒙是日本的自卫权利”。
在这番宣传攻势愈演愈烈之际，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为核心的关东军军官已经设计出了一套具体的行动计划。
石原莞尔分析了世界形势，认为英美正忙于应付国内的经济危机，苏联正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日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早日动手，他们把行动时间确定在了1931年9月下旬，打算届时炸毁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将其嫁祸给张学良的东北军，以此为借口在一夜之内占领沈阳，随后要闪电般地行动，在各国还没有来得及干涉之前，占领东三省。他们把这个计划透露给了关东军司令、朝鲜军司令、台湾军司令和陆军参谋本部，得到了军方高层的一致支持。
但由于这个方案比较激进，与首相和外交大臣正在执行的协调外交路线不符，所以军部没有把这个计划告诉内阁，打算先斩后奏，等到事件爆发之后，再让内阁追认。
当然，裕仁和文臣们也并不是一无所知，他们早就听说了相关传言，但并没有采取严格的措施来制止，裕仁只是告诫陆军大臣要对年轻的将校们加强监督控制。
直到9月15号，当外交大臣得到了一份来自奉天总领事的情报，确认关东军马上就要采取军事行动时，内阁才要求军部调查此事，军部一边派人慢悠悠地去调查，一边电报关东军，“计划暴露”，“你们不要受干扰，尽快行动”。
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得到消息后，决定提前行动，在9月18号晚上动手。震惊后世的“九一八事变”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
当日军真的在那一天对沈阳发起进攻时，他们发现一切都顺利得不可思议，沈阳城里驻扎的八千名中国军警宪兵，几乎无一抵抗，要么缴械投降，要么四散逃跑，城里的26辆坦克、262架飞机、3000门大炮，被完好无损地留给了日军。
沈阳——这座军事重镇，“东北地区的心脏”在一夜之间就沦陷了，而这一切都源于张学良在那天晚上下达的一道指示：
“不抵抗。”
07
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
这首先是由于他的政策惯性，他并不是在918当天才决定不抵抗，而是从他上台开始，他就一直不抵抗，皇姑屯事件，他爹张作霖都被炸死了，他也没和日本人拼命，此后日方多次挑衅，挑起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张学良一概忍辱退让，他发现这种不抵抗策略在短期内是有效的，的确能阻止当下一两个事件进一步扩大，从此养成了一种“忍一忍就过去了”的心态，正如他自己晚年所说：
“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他捣了许多年，捣了许多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
张学良
蒋介石的态度也和张学良一样，在万宝山事件中（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仅剩两个月），他指示张学良“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际联盟，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
但长期来看，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反而助长了日本人的嚣张气焰，危害极大。一旦日本人决心越过底线，这种不抵抗政策就将铸成大错。
另一个原因，是张学良和蒋介石把解决事变的希望寄托于国联和日本内阁，当时的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和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对中国的态度向来比较缓和，币原喜重郎一上任就提出了“协调外交”，宣称：
“新内阁将以刷新日中邦交，敦睦善邻之谊，为当前之一大急务。”
他主张两国“共存共荣”，并决心“排斥一切侵略政策”，此后两国关系有所改善，贸易往来频繁。
所以张学良天真地以为“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的”。
当日本内阁刚知道关东军瞒着他们发起了军事行动时，的确感到很惊慌，首相若槻礼次郎抱怨说：
“我手上既没有外务省报告，也没有陆军省报告。”
他还质问陆军大臣：
“没有政府命令就从朝鲜出兵，有点太不像话了吧！”
但当天皇和大臣们意识到事变已经发生，而且进展地非常顺利后，他们立即与军部狼狈为奸。
在9月22日的内阁会议上，若槻礼次郎说道：
“既然已经出兵，那也没办法了。”
随后同意提供军费，这是内阁对侵略最有力的支持，因为要是没有大藏省（日本的中央政府财政机关，主管日本的财政、金融、税收）提供的军费，前线军队的行动将举步维艰。
军官们未经“御准”就擅自调动军队，明显触犯了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这本是《陆军刑法》所禁止的重罪，但裕仁没有追究这一点，而是追认了军官们的所作所为。对于前线的战事，裕仁也相当关心，当他知道日军战机轰炸了锦州后，认为这是“当然之事”，还关切地问道：
“关东军兵力是不是很少？如有必要可以扩大事件。”
在天皇的激励下，日军的侵略越发嚣张，但蒋介石和张学良仍然对于国联抱有很大期望。
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提出：
“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9月26日，张学良也向东北军指示：
“此次之所以命令不抵抗主义，是因将此次事变诉诸于国际公审，以外交求得最后胜利。”
国联在9月30号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日本在10月14号之前从东北占领区撤兵，但并没有提出任何监督措施以及违反决议的制裁办法。
这反映了当时国际社会的主流观点，他们在道义和精神上同情、支持中国，但并不打算为此和日本发生冲突，中国人还是只有靠自己。
1931年11月4号，当日军第二师团试图通过嫩江大桥，攻占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时，他们遭到了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在飞机和装甲车的掩护之下，他们竟然连续几天都无法击溃眼前的敌军，这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事。
而在他们对面指挥这支中国军队的人，叫马占山，十几天前，他才被任命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上任的时候说道：
“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求存亡，尔后凡入侵我省者，誓必死一战！”
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马占山亲临一线指挥军队，连续阻击日军15天，打响了抗日战争第一枪——江桥抗战。
日军遭受了大量伤亡，不得不从各处调集援兵。
第二师团师团长后来回国时，不敢面对日本群众欢迎，称自己“无言凯旋”。
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开始有了一点分歧，蒋介石发电报赞扬了马占山的抵抗行为，并提到自己已经命令张学良支援他，但张学良却按兵不动，只是让马占山“死守勿退却”。
在缺少支援的情况下，马占山不得不撤退，11月19号，齐齐哈尔被攻陷，日军主力随即调往辽西，准备攻占锦州。
锦州不可谓不重要，在沈阳沦陷后，东北军司令部和辽宁省政府都迁到了这里，而且锦州背后就是山海关，是阻挡日军侵入华北的咽喉要地。
所以到了这一步，连蒋介石都觉得该抵抗了。
11月26日，他致电张学良：
“如日方相逼太甚，我方应以实力防卫。”
但张学良却不打算保卫锦州，反而把驻扎在锦州的东北军不断撤出。
得知这个消息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慌了！
12月3号，外交部长顾维钧致电张学良：
“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
12月5号，顾维钧又和宋子文联名致电：
“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
蒋介石也发来电报：
“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
并派了一个中队的空军来支援张学良，但张学良不为所动，仍然要撤军。
顾维钧听说后又立即致电：
“缘日人诡计多端，我退则彼进，彼时新政权统一东北，则不可挽救也。”
12月25日、30日，南京政府又接连致电：
“无论如何，必须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收土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
但这些话语，都没能打动张学良，他看穿了蒋介石并不是真心保卫东北，只是迫于舆论喊喊口号罢了，如果蒋介石真的想保卫东北，他就应该调集军队北上，而不是一直在江西“剿共”，张学良多次要求蒋介石提供军械、军需和大部队增援，但蒋介石都没有满足，只是送了一个中队的空军过来，做个姿态。
而张学良认为仅靠东北军是绝不可能击败日军的，他说道：
“士气虽壮，款弹两缺，敌如大举前进，即举东北士兵尽数牺牲，亦难防守。”
有了这样的判断，军阀心理便在张学良心中占了上风，他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反正丢了东北，他还有华北，最重要的是自己手上的军队不能再有损失，怀着这样的想法，张学良背叛了生他养他的黑土地。
1932年1月3日，东北军主力全部撤出锦州一带，日本人得以兵不血刃地占领这座城市。
一个月后东北全境沦陷，日本人只花了140天，就得到了这片面积三倍于他们国土的土地，这片他们垂涎了几十年的土地。
裕仁作为天皇，为关东军亲自颁布“敕语”，这是最高级别的嘉奖。
《赐关东军敕语》裕仁
曩者满洲事变勃发，关东军将士基于自卫之必要，
果断神速，以寡克众，迅速完成芟伐。
此后，凌艰苦，冒祁寒，荡讨各地蜂起之匪贼，完成警备任务。
或在嫩江、齐齐哈尔地方，或在辽西、锦州地方，
冒冰雪，勇战力斗，拔除祸根，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
朕深嘉奖其忠烈。
尔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
我们可以从这些文字中，看到裕仁是如何歪曲事实、粉饰侵略的。虽然很多时候他并不是侵略行动的具体策划者和执行者，但他却是这些策划者和执行者最仰赖的后盾，他是河本大作的后盾；是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的后盾；是所有日本侵略者的后盾，他们知道不论自己犯下了怎样的罪行，天皇都会包庇他们、支持他们。
在九一八事变后，裕仁陆续批准了近3000名军人和文官的授勋晋升。
石原莞尔最后当上了作战部部长；板垣征四郎还得到了天皇的破格接见，最后官至陆军大臣、参谋总长，他们的飞黄腾达，为所有日本军人指明了道路——
那就是不择手段地侵略中国。
这种观念的形成，和裕仁是脱不了干系的。
1936年11月20号，在枢密院会议上，昭和天皇裕仁正式批准了日本与德国的结盟。
东西半球的两个法西斯国家就此携手，在“反共产国际”的旗帜下，一同走向了世界大战的深渊。
日本外交大臣松冈洋右评价道：
“日本民族的性格就是这样，一旦我们承诺合作，就会义无反顾，绝不和其他方合作，我们未来只会肩并着肩一同前进，即便是双双走向灭亡也不后悔。”
08
自从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日军在正面战场很少遭遇惨败，但裕仁却发现最终的胜利并没有离他越来越近、反而越来越远了。
他曾经幻想：
“派出大量部队，迅速摧毁中国，很快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但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军队和中国的人民，并非他想象中的那么不堪一击。
在太原会战中，日军北路指挥官板垣征四郎仗着自己是个“中国通”，大胆计划出奇兵攻击平型关，直抄雁门关后路，再迅速逼近太原城下。
当板垣征四郎得意于他的部队已经逐渐击溃平型关阵地上的国军时，他没有想到，他的辎重部队已经走进了八路军115师的伏击圈，林彪正在那里等他。
在115师的猛攻之下，1000余名日军被围歼，100多辆汽车被击毁，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被缴获，仅军大衣就够115师每人一件。
此后林彪又调集部队回首攻下了日军的战地指挥部（东跑池村），将六千日军压缩在了团城口阵地前，逼得日军不得不撤退、与援军汇合后才重新组织好阵地，是为平型关大捷。
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首次大胜。
正如续范亭所说：
“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忽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与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
在后来的徐州会战中，板垣征四郎仗着自己的第五师团素有“铁军”的威名，估计只需要24小时就能打下临沂，在此之前国军的援军绝无可能到达。
但他没想到的是，张自忠竟然带着59军连续急行军100公里，只花了12个小时就赶到了临沂，日军被突然出现的59军打乱了阵脚，据守在临沂城里的庞炳勋部也趁机反攻，双方里外夹攻，杀的第五师团尸横遍野、狼狈而逃。
庞炳勋和张自忠本有旧怨，但此刻胜利会师，两人抱头痛哭，多年军阀混战中形成的隔阂被一扫而光，印证了那句古话——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
临沂战斗的失败，令日本内阁受到巨大冲击、吵作一团，陆军大臣杉山元坚持继续进行徐州会战、打通津浦铁路，遭到了内务大臣马场瑛一的嘲笑和反对，杉山元不得不立下军令状，打不下就辞职，以此换得内阁的支持。
裕仁批准了他的计划，命令华中方面军继续向台儿庄挺进。
日军本以为不用费太大力气就可占领台儿庄，激烈的战斗大概会发生在徐州附近，但不料李宗仁却在台儿庄布下了重兵，又不断诱敌深入，使得日军遭遇了国军优势兵力的惨痛打击，此役国军将士莫不奋力用命、日夜血战，在战斗激烈的关头，蒋介石也亲赴台儿庄勉励将士，振奋了前线士气。
最终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甲种师团被打垮，从台儿庄全线败退，伤亡两万余人。这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胜。
李宗仁的报告中写道：
“台儿庄捷报传出之后，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在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曙光。”
大败的消息传回东京后，日本高层如丧考妣，在马场瑛一的提议下，全体内阁成员为阵亡的日军士兵鞠躬默哀，杉山元害怕受到指责，便丧事喜办，宣称台儿庄战役有一大收获，那就是发现了中国军队主力已经集结在了徐州地区，他坚决反对“不扩大方针”，主张现在就是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大好时机。
杉山元之前的承诺已经一再落空，但裕仁还是相信了他的话，正式发出了第84号大陆命：
“击破徐州附近之敌。”
由于指挥失误和配合不当，国军的确未能守住徐州，但也没让日军合围的计划成功。
作为主力的50个精锐师冲出了日军包围圈，为后来的武汉会战保存了有生力量。
日军陆军大本营只能无可奈何地向裕仁禀报道：
“我军虽以主力自徐州以西切断了中国部队的退路，将徐州地区如铁桶般包围了起来，但总计约50个师的中国军队，于5月中旬突然从西南方向跳出我军重围，战果之微出乎意料。”
现在，裕仁急了。
他已经打下了北平、上海、南京、太原、徐州，但胜利依旧遥遥无期，他比以往任何时刻都希望能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一战而定胜负。
为此，他同意了首相近卫文麿的提议，对内阁进行大换血。
近卫文麿
陆军大臣杉山元、外交大臣广田弘毅、大藏大臣贺屋兴宣统统被踢出了内阁，新上任的外交大臣宇垣一成与蒋介石有交情，裕仁一边派他去诱降蒋介石，一边改组军队准备进攻武汉。
宇垣一成
外交攻势与战争攻势齐发，幻想能彻底使中国屈服。
09
在诱降蒋介石这件事上，裕仁本来是很有希望的，宇垣一成一上任，蒋介石就派张群向他发来了贺电，并主动询问道：
“能让我们进行和平交涉吗？如有此意，可由汪兆铭（汪精卫）或者我本人（张群）出面接洽。”
宇垣答复称：
“我们期望和平谈判，但不能由张群或者汪精卫出面，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亲日派巨头，容易受到贵国国民的谴责。”
宇垣点名要由“与日本关系不深”的孔祥熙出面交涉，蒋介石很配合地同意了。
1938年6月26日，宇垣和孔祥熙的秘密谈判就开始了。
蒋介石授意孔祥熙做了诸多让步，竟然表示“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关于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甚至连承认伪满洲国这样的事，蒋介石都觉得可以“悄悄地逐步实行”，“首先设置领事，接下来再派公使或大使”。
但日方却提出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要求，他们要求“蒋介石下野”，这把孔祥熙都整无语了，他很直白地说道：
“蒋先生果真下野，将由谁人来同日本谈判呢？”
日方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出于他们一贯狂妄自大的心理，在他们看来，一直在明面上领导国军抗战的蒋介石还是有点太碍眼了，他们想在世人面前把蒋介石赶下台，以此彰显一个完全的胜利者姿态。
但这事实上根本不可能，蒋介石不可能接受，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也从来没有强大到可以推翻蒋介石再向日本投降的程度，面对日方如此荒谬的要求，蒋介石和孔祥熙也没有翻脸，而是照顾到日方的心态，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
孔祥熙说道：
“目前我本人为行政院院长，居蒋之次席，可否由本人以行政院院长负全责而辞职，至少在履行条约完毕之前，蒋先生依然居于其原有的地位。”
可以说，蒋介石真的是努力了，他已经很配合日本人了，但这种方案日本人都不能接受，尤其是以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为首的陆军强硬派，坚持要求蒋介石下野，他们甚至觉得宇垣一成过于软弱、要逼他辞职。
这次谈判最终告吹。
裕仁便把所有精力都花在了军事手段上，兵锋直指武汉。
武汉的战略位置极其关键，纵贯南北的平汉铁路、粤汉铁路、横穿东西的长江、汉江都在此交汇，素有“九省通衢”的美誉。
在南京沦陷后，武汉就成为了中国抗战的中心。
裕仁渴望通过攻占武汉来彻底打垮中国人的抗战意志，因此极为重视这次会战。
从江北侧攻武汉的第2军，由他的叔叔东久迩宫统率，而从江南正面进攻的第11军，则由被称为“侵华恶魔”的冈村宁次统率。
东久迩稔彦（左）、冈村宁次（右）
在1938年7月5号，冈村宁次即将出征之前，裕仁亲自召见了他，并御赐给他神酒、赏金还有皇后亲手缝制的围巾，以示激励和恩宠。
而在另一边，蒋介石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他动用看家血本，调集了120多个师、上百万人的军队，决心在武汉大战一场。
10
武汉会战的序幕是由兰封会战拉开的。
1938年5月中旬，由土肥原贤二率领的第14师团在河南连续攻城拔地，兵临兰封（今兰考）城下。
兰封是郑州和开封的东大门，一旦攻陷兰封，日军便有可能再下郑州，最后沿平汉铁路南下直取武汉。
意识到这一点后，蒋介石急忙赶到郑州，亲自坐镇指挥，调集了15万大军试图围歼土肥原的两万日军。
国军一度形成了对日军的合围态势，但第十四师团配有大量机械化部队，在豫东平原上战斗力强劲，往往能集中于一点冲击突破，而国军将领畏敌如虎，稍遇压力就擅自撤退。
5月23日，守卫兰封的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抗命不尊，擅自撤离，使日军轻易攻占兰封。
5月28号，驻守在商丘的黄杰第八军也违背上级命令，弃城而逃，致使豫东门户大开。
中国军队由东向西包抄的计划完全落空。
整个战局急转直下，本来有望围歼敌人的国军部队，现在反倒被日军追着向西溃败，气得蒋介石大骂：
“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
他后来枪毙了龙慕韩、撤职了黄杰。但战场的局势已经无力挽回。
6月6号，河南省会开封被攻陷。
6月7号，开封到郑州之间唯一的一座县城中牟也被攻陷。
6月8号，日军的前锋已经推到了白沙镇，距离郑州东面只有12公里，郑州形势危急。
郑州是当时中国在北部平原地区所能控制的最后一座军事重镇，贯通南北的平汉铁路、连接东西的陇海铁路都在此交汇，日军一旦攻陷郑州，向南可以取武汉，向西可以攻西安，对抗战形势极为不利。
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想出了一个昏招，炸掉花园口大坝，使黄河决堤，以水为障，阻挡日军西进。
1938年6月9日，在一声巨响中，滚滚黄河水从郑州东北面的花园口奔腾而出，河南、苏北、皖北四十余县即将被淹没，而那里的百姓对此一无所知。
花园口决堤最终变成了一场彻底的灾难。
上千万百姓流离失所，80余万人被淹死，军队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保护百姓，但现在却因为军事上的考虑而让这么多百姓无辜蒙难，蒋介石此举完全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遗患无穷。
当然，日军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兵临郑州的日军不得不向东撤退，郑州得以保全。
而且由于花园口决堤后黄河夺淮，在淮河流域形成了一个面积广大的黄泛区，本来计划沿淮河河谷向武汉推进的日本第2军，不得不将进攻路线南移，沿着地势较高的大别山北麓前进，这就要求他们转移部队、重新集结。
但在黄、淮泛滥的情况下，第2军的转移非常困难，直到8月底，他们才初步完成了重新集结。
而沿长江进攻武汉的日本第11军并未受到什么影响，他们照计划于6月12日进攻了安庆，打响了武汉会战。
这样一来，日军进攻武汉的两支部队就出现了时间差，在头两个月里，当第2军还在忙着转移集结的时候，第11军只能单打独斗，这就让日军陷入了非常不利的境地。
在此之前，中国政府一直担心日军由郑州或者信阳南下，将平汉铁路以东的国军包围歼灭，故而不敢在武汉以东的长江流域大量布防。
但现在日军已经不可能由郑州南下，试图由信阳南下的第2军也进展迟缓，中国军队便可以放手在长江流域布防，专心对付第11军。
李宗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黄河泛滥后，料敌由平汉线进犯公算较少，惟溯江一途，江水方涨，运输捷速，此时对策，应迅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将溯江西进之敌，聚而歼之。”
中国统帅部也因时制宜提出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应战于武汉之远方”。最终凭借长江两岸的众多湖泊和险峻山地，建立起了一套大纵深的防御体系。
这套战术很快让日军吃尽了苦头，从七月底开始，第11军在黄梅、九江一线就遭到了国军的强力阻击，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寸步难进、迟迟无法打开僵局，其中的第六师团更是在国军的猛烈反击之下，丢失了潜山、太湖、宿松等地，为了减轻第11军的压力，日军高层情急之下，强令第2军各师团“于8月下旬自现集中地开始行动”。
这也就意味着第2军将不会全部集结好之后再一起行动，而是哪个师团先抵达就先投入战斗，这种添油战术犯了兵家大忌，大大减轻了中国守军的压力。
日军还面临着一大难题，在淮河泛滥后，他们只能用长江运输部队和物资，使得长江航运不堪重负，陷入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窘境。
尽管大本营派出了以陆军部运输长官为首的特遣班，但问题仍然没能解决，蒋介石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命令第三战区“应尽量加强沿江炮兵，并派妥员指导施行有效之炮击，妨害敌输送为要”。
第三战区一共击伤敌船435艘，令日军运输困难的问题更加雪上加霜。反映到前线，那就是日军连添油都来不及了，一些较早抵达战场的日军师团，将会绝望地发现国军的兵力优势几倍于自己，而援军还迟迟不至。
在各种优势的加持下，国军将领们轮番上阵，打出了比较好的战绩。
在富金山上，宋希濂不顾自身安危，将指挥部建在视野良好、但距离前线很近的妙高寺，他利用扇形地势巧妙布置火力，居高临下痛击日军。
与宋希濂对阵的日军是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累累罪行的第13师团，在十天激战后，第13师团被打得伤亡过半、 不得不五次补充兵员。冈村宁次只能抽调第10师团的一个大队进行增援，试图迂回到富金山侧背，偷袭宋希濂所在的指挥部。
国军侦察部队发现后，将计就计，在日军前进路线上设伏，又消灭了三百多人，气得冈村宁次杀掉了带路的汉奸。
最终日军三个师团一共付出了一万多人的伤亡，仍然未能攻克富金山。
日本报纸惊呼：
“我军遇到强手宋希濂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大。”
蒋介石也发出全国通令予以嘉奖，是为富金山大捷。
直到固始的友军阵地沦陷后，宋希濂才带队撤出富金山。
在万家岭，日军106师团试图迂回前进偷袭德安，却犯了孤军深入的大错，这一点连蒋介石都看出来了，他在电报中将其称为“千载一机，望力图之”。
薛岳遂调集重兵将106师团包围，并不断收缩包围圈，在这个过程中，106师团为了避免围歼的命运，拼死向外突围，第27师团也不断向106师团靠拢，想要将其救出重围，战况因此格外激烈，每个山头、每个村庄都要反复争夺，往往一日数易其主，国军将士们清楚，只要包围圈上有一点被突破，就会前功尽弃，因此无不奋力用命。
日军为打破僵局，大量释放毒气，958团团长梁佐勋中毒后七窍流血，仍坚持指挥部下与敌人争夺阵地，毙敌数百人，最后壮烈牺牲。
为攻占张古山制高点，51师一部与日军展开激烈肉搏，团长唐生海、营长胡雄均负重伤，战至黄昏，终于取胜。
国军各部队中，尤以58师牺牲最为重大，这支部队辗转于万家岭战场的数个主要阵地，战至最后，全师战斗兵仅编为一营，干部已伤亡殆尽。
正是国军将士的奋不顾身，在血战九天九夜后，彻底击碎了106师团突围的希望。
本该救援106师团的27师团，信心崩溃，不顾上级命令丢下友军独自撤退，106师团除少数逃脱外，大部一万余人尽皆被歼，是为万家岭大捷。
这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全歼日本整整一个师团，消息传出后，引起全国振奋，报纸媒体争相报道，社会各界纷纷发来贺电，在叶挺给薛岳的贺电中写道：
“欣悉南浔大捷，尽歼丑类，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现在轮到日本人来发愁了。
日军大本营记录下了他们的窘境：
“华中派遣军攻击汉口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曾一度陷于焦虑，从1938年9月下旬到10月下旬，第101师团在庐山、德安附近陷入苦战，第2军突破大别山前进也意外受阻，陆军中央部也无增援的余力，至10月11日才勉强由华北方面军派骑兵第4旅团前往增援，而且弹药特别是炮弹消耗量极大，为其补充煞费苦心。”
在内阁会议上，身为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也饱受责难，处境极为狼狈，他急于摆脱目前的困境，便问计于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多田骏素来诡计多端，给他出了个主意：
“日军要攻取武汉，仅在武汉动手不行，还必须进攻广州。”
多田骏
11
欲取武汉，为何要进攻广州？
这是因为武汉的战略价值主要体现在穿城而过的三条交通线——平汉铁路，粤汉铁路和长江。
但在武汉会战期间，郑州以北的平汉铁路、九江以东的长江流域都已经被日军控制，武汉的战略价值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粤汉铁路。
广州是粤汉铁路的起点，也是中国当时对外交流最重要的窗口。
从外国购买的大量物资、军火，都是先经海运抵达广州，再由粤汉铁路送往内地。如果日军能够攻占广州，便能很大程度上削弱武汉的战略意义，促使国军早日放弃。
但当时日军兵力已经捉襟见肘，只能再勉强凑出三个师团，登陆作战的难度又比普通战斗要高很多，板垣征四郎非常怀疑仅靠三个师团能否拿下广州，多田骏打消了这个顾虑，他指出蒋介石为了支援武汉会战，已经从驻粤部队中抽调了兵力，广州地区防守空虚。
板垣征四郎这才同意，将计划提交到有天皇参与的御前会议审定。
从一般的军事角度来看，这个计划无疑是一招险棋，日军三个师团要先在台湾澎湖集结，再穿过中国东南沿海，最后在大亚湾登陆。
如果国军在广州一带严密布防，这种长途奔袭的登陆作战是有可能失败的，但裕仁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这个计划，他早就想这么干了。
早在1937年年底，日军还在进攻南京的时候，裕仁就想再派一支军队去攻击广州，他相信只要能够切断中国这条对外联络补给线，便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民党政府投降。
但进攻计划遭到了首相近卫文麿的强烈反对，裕仁只能作罢。
现在旧事重提，裕仁当然支持，而且他对日军很有信心，上一次他的方案更冒险，只打算用三万人打广州，现在兵力更多了，裕仁更觉得不是问题。
这一次，他赌对了。
国民党没想到日军真敢打广州，兵力分散、布防空虚，日军在10月11日晚上登陆大亚湾，十天之后就占领了广州，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余汉谋、广东省主席吴铁城相继仓皇败走，气得广东百姓大骂：
“余汉无谋，吴铁失城”。
广州沦陷的消息传出后，蒋介石深感震惊，再加上武汉北面的战略要地信阳也已经丢失，蒋介石便动了撤退的心思，他在日记里写道：
“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10月14日，他召集主要将领开会，做了撤出武汉的军事部署，这一次国民党政府组织的撤退，比起他们在上海、南京时要有进步多了。
武汉本地和长江沿岸的大批工厂都被迁往了后方，武汉城里的大部分人口也得到了疏散转移。
当日军走进武汉城时，他们发现自己在苦战四个月后得到的却是一座空城。
日军不仅没有达到消灭国军主力的目标，自身反倒付出了重大伤亡，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军都无力再发动像武汉会战这么大规模的战役，大踏步地推进前线也不可能了。
裕仁、内阁和参谋本部都承认：
“接下来的对华战争将是一场暂时维持现状的作战。”
这也就意味着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军的进攻之矛已经失去了锋芒。
当然，在对日本国内民众宣传时，日本政府依然将武汉会战渲染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鸣汽笛、出号外、举国欢庆。
裕仁也如当年918事变时一样，穿着全套军服、骑着白马在民众面前亮相，努力地让民众相信他们的国家正被尚武的天皇领导着走向胜利。
但裕仁自己心里清楚，中国的战局到底是怎样的。
到1938年底，日军一共也只有34个师团，裕仁把其中32个师团都派到了中国，却仍然无法征服这个国家。
他可以安慰自己已经打下了大片领土，但那些土地上的人民真的已经向他低头了吗？
中共组织的游击队无处不在，到1938年，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在敌后战场对日作战1600多次，牵制了四十万日军。
日军大本营不得不承认：
“华北地区恶劣的治安状况使兵力的抽调非常困难。”
晋察冀、苏南、淮南大大小小24个抗日根据地在沦陷区建立了起来，它们的存在逐渐架空了日军对中国基层的控制，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所说：
“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控制着华北的乡村，日军势力所及只能是铁路和大城市。”
日军徒劳地一次次进行着扫荡，却发现八路是杀不完的，每一个所谓的“良民”，都可能变成八路或者八路的协助者，侵略者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在打的是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
裕仁发现自己既无法在正面战场彻底击垮国军，也无法在占领区消灭游击队，他后来只能在侍从面前抱怨道：
“中国的强大超出预想，每个人都对这场战争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尤其是那些军事专家。”
到了1939年，裕仁将目光投向了欧洲，寄希望于国际局势的变化能够让日本摆脱当前的困境。
这一年的欧洲，也的确格外热闹。
12
自1936年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后，日本就与德国越走越近。
两国都渴望打破一战后由英法美维持的国际秩序。
德国想要称霸欧洲，而日本对于夺取西方列强在亚洲的殖民地很感兴趣，他们也都将苏联视为心腹大患，有着共同的敌人、出于共同的利益，两国关系迅速升温。
但在1939年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德国与日本出现了分歧，德国希望与日本结成彻底的军事同盟，不仅是针对苏联、而且要针对英法美，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好发动世界大战。
但在日本国内，以米内光政和山本五十六为代表的海军，坚决反对与德国结成一个如此紧密的同盟，他们认为现在还不是与英美摊牌的时候。
裕仁赞同这一点。
他同意跟希特勒缔结军事同盟，但必须附上两个限制条件，针对英法美的同盟条款必须保密，而且日本有权自主选择参战的时机，日本只保证“会拿出全部的诚意在力量许可时尽快参战”。
这两个条件大大削弱了日德同盟的意义，更像是一种礼貌含蓄的拒绝。
希特勒得知后，非常失望，他大骂道：
“日本天皇跟俄国的末代沙皇半斤八两，他软弱、怯懦、优柔寡断，可能轻易被革命推翻，这些日本人充其量就是涂了漆的半边猴。”
希特勒不再指望日本能为自己提供多少帮助，而是转头与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消息传出后，日本人只感到晴天霹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反共产国际协定》是根本矛盾的，而直到德国外长马上就要飞往莫斯科时，日本人才知道这件事，这让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国际舞台上的小丑，以平沼骐一郎为首的日本内阁集体辞职，理由是“欧洲发生了复杂离奇的新形势”，裕仁也感到非常愤怒，他将这次失利归咎于属下的无能，并决定干预新内阁的人选。
他亲自挑选了畑俊六作为新的陆军大臣，并嘱咐新首相阿部信行：
“尽量与英美协调，最重要的是维护内部秩序。”
畑俊六作（左） 阿部信行（右）
日本就此在国际舞台上走到了一个孤僻的角落里，一边努力缓和与英美的关系，一边冷眼旁观欧洲的战局，但裕仁很快就坐不住了，因为希特勒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九个月之后他就横扫西欧大陆，昂首阔步地踏上了巴黎的街道。
裕仁惊喜地看到，欧洲列强在亚洲的殖民地一夜之间突然失去了主人。
法属印度支那的橡胶、锡和钨；荷属东印度的石油，都成了丢在大街上只等人去捡拾的宝物。
正如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所说：
“德国耀眼的胜利，犹如烈酒一般冲昏了日本人的头脑。”
日本政坛迅速转向，亲英美的米内光政下台，而主张强硬扩张政策的近卫文麿、东条英机、松冈洋右纷纷入阁。
所有人都清楚，日本一旦向东南亚进军，必定会和英美发生冲突，因为这里有他们的殖民地、是他们的传统势力范围，但受德国胜利的鼓舞，日本军队中弥漫着一股盲目乐观的情绪。
陆军认为英国很快就会投降，而美国出于对日德同盟的畏惧，也不一定敢开战；海军就更自信了，在大本营政府联席会上，海军军令部次长近藤信竹宣称：
“海军虽然还没有准备好和美国开战，但在明年（1941年）4月前可以完成备战，到那时，我们所有的在役舰艇都装备齐全，还将武装250万吨商船，一旦完成备战，只要速战速决，我们有击败美国的能力。”
当然也不是所有日本高层都失去了理智，吉田善吾和山本五十六对于日美开战的前景就非常悲观，但这些理智的声音被短视狂热的民粹浪潮掩盖了，人人都在讨论“东亚新秩序”，只要一想到日本攻占东南亚后，就能结束对英美的资源依赖，建立起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圈，彻底称霸东亚，那一切风险都变得可以接受了。
松冈洋右以他雄辩的口才煽动道：
“放弃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希望，在未来半个世纪都听凭英美的颐指气使，这样的事情日本人民难道能忍受吗？那阵亡的10万英灵难道能满意吗？物质上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和德国、意大利结盟才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各方报告被交到了裕仁面前，由他做最后的裁夺。
裕仁非常清楚自己在做的是一个怎样的决定，他频频对手下发问，问题范围无所不包，最后他说道：
“尽管有些危险，但目前正是解决南方问题的好时机。”
骰子就此投下，日本迈入了和美国正面冲突的道路。
裕仁发出了第458号大陆命，命令日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他同样也批准了与德国、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用以针对美国。
1940年9月27日，在《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缔结当天，裕仁郑重地发布了诏书：
“宣扬大义于四海，合乾坤为一宇，实乃皇祖皇宗之大训，朕为此夙夜眷眷而无所措，朕切望早日勘定祸乱，恢复和平，使万邦各得其所，使兆民悉皆安堵，尔臣民愈益明征国体之观念，深谋远虑，戮力同心，克服非常之时局，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兹观三国间条约之缔结，朕深感欣慰。”
这份诏书用华丽的言辞继续欺骗着日本人民，使他们相信日本正在进行的战争和即将发动的战争，都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
日本外交部也开始了新一轮的舆论煽动，他们频繁提到一个词——
“盎格鲁——撒克逊阴谋”。
他们声称以盎撒人为主体的英国和美国一直在扼杀日本合理的海外诉求，“将亚洲从盎格鲁——撒克逊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将英美的资本主义从亚洲清除出去”，这是松冈洋右最喜欢喊的两句口号。
这些话语成功在日本国内煽动起了一股对英美的敌视，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了舆论动员，也令日军士兵们相信，他们并不是去侵略东南亚，而是去把那里的人民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救出来。
当日本民众在官方的诱导下变得越来越好战时，他们的天皇却并不如他在公共场合时表现得那么坚定，在私底下，裕仁的软弱、怯懦和犹豫都暴露无遗，他问近卫文麿：
“如果日本战败了该怎么办？你能作为首相和朕共同承担后果吗？”
近卫文麿流着泪诉说忠心，才让裕仁稍稍感到安慰，他还去了贤所祈祷，寄希望于皇祖皇宗能保佑自己。
明面上，裕仁一直在鼓励臣民走上战场，但在背地里，他已经在考虑如果战败自己该怎么逃脱审判，他要求两位长辈闲院宫和伏见宫分别辞去了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的职务，因为一旦战败，陆海军统帅是最容易被问责的，而如果皇室成员担任这些职务，裕仁就很可能被波及，这种种事迹都表明，在对美开战这件事上，裕仁并没有多大把握，他最期盼的是美国对他妥协，可能是出于孤立主义，可能是被日德同盟所震慑，也可能是被欧洲的战事所吸引、无暇顾及亚洲，总之，如果美国总统能对他绥靖、承认日本在东南亚享有特殊的地位，那是最好不过了。
但可惜，罗斯福要让他失望了。
13
罗斯福立即做出了反制措施，他宣布全面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铁，这对日本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在1940年，日本61.6%的废铁都依赖于进口，主要就是来自于美国。
罗斯福还宣布，将会加大对中国的援助。
到1940年11月30号，美国援华贷款总计达到1.7亿美元，这些措施都是在警告日本，你们已经越界了，而美国不会退让。
裕仁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他可以接受美国的警告，退回到原点，这也就意味着承认美国的统治地位；他也可以继续向前，使冲突升级，赌美国有没有胆子和他一起走向战争，赌日本能不能速战速决击败美国。
如果裕仁赢了，他将历史性地提升日本的地位，并成为日本人心中最伟大的天皇，这份诱惑吸引着他继续前进，但对战败的恐惧又拽着他的脚步。
直到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了。
在战争初期，德军一路势如破竹，这大大刺激了日本南进的野心，日本高层们相信，如果他们趁这个机会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慑于日德同盟的威力，再加上欧洲战局尚未明了，美国应该不会因为亚洲的这点事就轻举妄动，参谋本部总长杉山元说道：
“由于现在德国的战势有利，美国不会开战。”
御前会议上各位大臣也达成了共识：
“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派驻部队和飞机，不会刺激美国站出来反对日本。”
裕仁听取了他们的建议，决定继续南进，他又一次低估了罗斯福的决心，罗斯福并不是一个绥靖的人，当他知道日军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后，就立即宣布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并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一切资产，英国与荷属东印度也相继跟进，废除了与日本的通商条约。
一瞬间，日本就来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说废铁还可以回收利用的话，那石油就是彻底的消耗品，日本77.4%的石油都得从美国进口，现在失去了这一大来源，日本储备的石油仅供再使用两年，两年之后，不说发动战争，整个国家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裕仁面前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认怂，接受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苛刻条件，包括退出轴心国同盟、从中国和东南亚撤军；要么孤注一掷，入侵荷属东印度群岛获得那里的油田，再在太平洋上和美国决战。
饱经世事的外交官重光葵向裕仁建议，日本应当承认美国的确比自己更强大，在中国和东南亚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以此向美国妥协，这样日本在列强中仍会保有一席之地，并在战后世界继续发挥重要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建议，但裕仁已经很难这样做了。
在多年军国主义和民粹思想的熏陶下，日本下至普通平民，上至陆海军总长，都反对向美国妥协，所有试图理性讨论日美之间巨大差距的人，都会被指责为是“懦夫”、是“亲英美分子”，山本五十六就曾受到这样的待遇，因为他反对日德同盟，海军省经常收到投诉他的“锄奸书”，这位未来偷袭珍珠港的最大功臣，此时在狂热的民众看来，却是应该被铲除的奸佞。
另一个享受到这种待遇的人是近卫文麿，他此前虽然一直主张对美强硬，但真到了最后关头，还是认为应该用谈判和妥协来解决，就因为这一点，他两次遭到暗杀，朋友也劝告他：
“你也许没有命来执行你的政策。”
由裕仁煽动起的民粹，最后又反噬了他自身，只留给他一条他不愿去选择但又不得不选择的路。
裕仁这种挣扎的心理，尤其体现在他和两位陆海军总长的谈话中，他问陆军总长杉山元：
“一旦对美开战，日本胜算几何？”
杉山元回答说：
“日本可以在三个月内取得胜利。”
裕仁大怒道：
“在支那事变开始的时候，也是陆军告诉朕，可以用3个师团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打击，立即取胜获得和平，杉山元，你当时可就是陆相吧。”
杉山元小心地辩解道：
“中国幅员辽阔，日本在中国遇到了事先没有想到的困难。”
裕仁反问道：
“那太平洋不是更辽阔吗？杉山，你是在欺君么？”
海军总长永野修身这时插话进来，他承认不可能百分之百确保胜利，任何战争都不可能做到，他用手术做比喻：
“如果医生认为做手术有70%的机会挽救病人的生命，而不动手术病人必死无疑，那么就一定会选择手术，就算手术之后病人死了，那也只能如此，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形势，如果我方浪费时间，到为时太晚才挺身而战的话，就更回天乏术了。”
永野说完了，在这历史性的关头，如果说有谁能阻止日本对美开战的话，那就只能是裕仁了。
如果裕仁能够拿出天皇的威严，像他的首相所期待的那样（近卫文麿打算直接向天皇发电报，奏请天皇御准做出对美让步，以克服军部的反对意见），全力促进对美妥协，那日本的结局有可能和今天不一样，但这需要勇气，而裕仁是从来没有勇气的。
他听完永野修身的话后，只是平静了下来，渐渐接受了军方的说辞，他也开始一厢情愿地去相信，日本真的有可能取胜。
1941年12月1日，裕仁在开战的奏章上盖下了御印，在那一天，他就已经输了。
14
在那之后，裕仁度过了噩梦般的四年，他本以为偷袭珍珠港、打垮太平洋舰队就能促使罗斯福和谈，但在罗斯福最悲观的设想中，就算日本从西海岸登陆，一路打到芝加哥，他也不会和谈。
“这是罗斯福的大管家阿朗索·菲尔兹在珍珠港偷袭当天听到的，罗斯福当时非常悲观和霍普金斯一起设想了最坏的情况，但他们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能获胜。”
——《非常年代：罗斯夫妇在二战岁月中)多莉丝·基恩斯·古德温
战争就是这样，你可以随随便便开始它，却总是难以如愿结束，裕仁只能继续走下去，眼睁睁地看着美国巨大的工业实力，将他引以为傲的军队碾得粉碎。
在1942年，美国的钢产量是日本的11倍，飞机产量是日本的4.7倍，坦克产量是日本的18.3倍，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生产的主力航母数量是日本的8倍，这是任何战术都无法弥补的差距。
最让日军绝望的，不是输掉了中途岛海战，而是发现就算赢了中途岛海战也改变不了战争的结局。
但裕仁不愿接受现实，他一次又一次地不顾战场形势，强令部队进攻，哪怕是在输掉了决定性的瓜岛战役后，他也拒绝转入战略防守，理由是：
“放弃占领瓜岛让人难以接受，有必要在别的什么地方发动进攻。”
但他自己又毫无军事才能，只会反复质问手下：
“就不能狠狠地给美国一巴掌吗？究竟在什么地方才能好好地打一仗？在什么地方决战？”
在另一边的中国战场，裕仁也频频受到打击。
他的军队已经连大城市都打不下来了，日军发动了三次长沙会战，均以失败告终。
裕仁只能气急败坏地质问陆军总长：
“你就不能想个什么方法了结中国事变吗？”
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也令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对国家路线产生了怀疑，裕仁的亲弟弟崇仁在中国战场视察后，思想大为转变，他公开批评日本的侵华政策，还说：
“共军的军纪极其严明，绝非日军所能企及，中共若不猖獗，那才是奇迹。”
到了1945年2月，他又在会议上劝裕仁承担起战争责任、退位谢罪。
与会者记录下了裕仁的反映：
“陛下今日的脸色显出从未有过的苍白和神经质。”
当时日本的战败已经注定，要求天皇投降、退位的不止崇仁一个，但裕仁不顾百姓死活坚持要打下去，他说：
“我相信这场战争只要坚持就能获胜。”
一个月后，美军出动了334架B-29轰炸机，对东京进行燃烧弹轰炸，两天之内就烧死了十万人，裕仁乘车去视察了被轰炸的地区，据他的侍从回忆：
“那些在废墟中挖掘的受灾者，他们失去了亲人，烧毁了家财，他们的脸上似乎充满了怨恨，他们目送着天皇的御车而没有鞠躬。”
裕仁现在亲眼目睹了在战火中饱受摧残的百姓，他接下来又是怎么做的呢？
6月9号，裕仁在帝国议会开幕式上，号令全体国民：
“粉碎敌国野心，达成征战目的。”
受政府控制的媒体连日发起了“为天皇而死，感谢天皇仁慈之心”的活动。
哪怕是在《波茨坦宣言》发布后，盟军都已经明确警告“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时，裕仁都还在跟内大臣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象征皇权的三神器。
正是因为裕仁的一意孤行，日本终于迎来了最糟糕的结局。
8月6号上午，在空袭的警报声中，广岛民众见识了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武器，飞来的轰炸机只有一架，投下的炸弹只有一枚，但在那颗炸弹落下的瞬间，产生了强于太阳光3000倍的光线，巨大的火球升腾而起，将广岛市中心约12平方公里的地区夷为了平地，全市7.8万幢建筑中，有4.8万幢全部被毁，超过二十万人丧生，3天后，这样的爆炸又在长崎重复了一遍，与此同时，中国和苏联的军队也对侵华日军发起了全面反攻，裕仁这才松口，他说：
“既然如此，就不得不考虑了。”
8月14号，这位日本最大的战犯，终于走到了麦克风前，录下了投降的广播。
15
1945年8月30号，一架美军C-45运输机降落在了横滨，从中走出了日本未来的最高统治者——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美国联合参谋总部授予了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权限上无须接受日方的任何异议”。
裕仁现在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地位，他派侍从长拜访了麦克阿瑟，转达了自己谄媚的问候：
“元帅自开战以来各处作战，可否健康？日本的夏天异常炎热，还请元帅多保重贵体。”
过了一段时间后，裕仁也亲自上门拜访了麦克阿瑟，并留下了一张著名的照片，画面中的他看上去就像是麦克阿瑟的小跟班。
麦克阿瑟考虑到天皇巨大的影响力，想要利用他来协助美国控制日本，为日后的冷战格局做准备。
裕仁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皇位，也非常愿意配合，两人狼狈为奸，一起干扰了东京审判，当时中国、苏联、澳大利亚、英国的检察官，都主张审判裕仁，但在麦克阿瑟的操纵下，裕仁根本没有被列为起诉对象，彻底逃脱了审判。
美国政府的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了各个被侵略国，也背叛了他自己的士兵和人民。
在裕仁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中，超过十万美军士兵阵亡，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77%的美国人都要求惩办天皇，但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政府，不顾各方反对，始终包庇了他。
当然，裕仁也不是没有受到一点影响，他发表了《人间宣言》，打破了几十年来由日本官方塑造的天皇神话，他也失去了所有实权，在余生里只能扮演一个礼仪性质的角色。
纵观裕仁的一生，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失败的、错误的。
他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东亚历史上最恐怖的一场浩劫，给各个国家尤其是中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而就算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考虑，他也是失败的。
在裕仁上位之前，日本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但在二战中失去了两百多万人之后，日本又得到了什么呢？
几十年来的国运被打断，事实上沦为了美国的附庸，就算是从最微小的家族层面来讲，裕仁也是失败的。
他的祖父明治天皇，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掌握了实权，连带着整个皇室一起成为了日本最有权力的家族，但传到裕仁这里，不仅失去了所有实权，还害得许多亲戚连皇室的头衔都保不住了。
战败之后根据盟军的要求，除了裕仁的三个弟弟之外，其他11家皇族共51人全部被降为了平民，在告别仪式上，裕仁面对这一大帮亲戚，说出了一句他从来没有对战争受害者说过的话：
“对不起，请原谅！”
“没有一个臣民能违背天皇的意愿，日本政府高官就更是如此。”
——东条英机（珍珠港偷袭时的日本首相）在东京审判上说道——
“日本的宪法，以天皇亲政为前提，这与英美的体制是根本不同的；在军队统帅的问题上，政府完全没有发言权，能够控制政府和军队统帅部的，只有陛下一人。”
——近卫文麿（七七事变时的日本首相）于自杀前在回忆录中写道——
About The Auth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