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和杨绛，为何没有成为夫妻？

因为费孝通很爱杨绛，杨绛不爱费孝通！

1932年初，杨绛大学毕业，她放弃出国留学机会，考入清华研究院做外国语研究生。杨绛之所以宁愿不出国而来清华，用她母亲的话说，就是“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初到清华，杨绛发现这里的女学生都很洋气，相形之下，自己不免显得朴素。可她毕竟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大律师杨荫杭的女儿，名门闺秀，又从美国教会大学毕业，比起国内一般国立私立大学来，东吴大学的毕业生气质更佳。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自然深受男生的爱慕。据称：“杨绛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杨为七十二煞。”

杨绛是费孝通的初恋，两人相识于苏州振华女中。那时候费孝通似乎就爱上了杨绛，后来，两人又都求学于东吴大学。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里写道：东吴许多男生追求杨先生，费孝通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费孝通背后的小算盘乃是阻止其他男生追求杨绛而已，爱情永远具有排他性。可惜，对于费孝通的爱慕，杨绛似乎一直无动于衷，诚可谓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了。

1932年，杨绛去清华大学读书，为防其他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让他的好友孙令衔宣传“杨绛已有男朋友”的消息。结果，当钱锺书与杨绛第二次见面时，钱锺书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订婚。”在杨绛面前，钱锺书针对别人传言他已订婚所做的澄清，其意不言自明。对此，杨绛跟钱锺书说：“我也没有男朋友。”彼此钟情的才子佳人很快陷入热恋。

陷入热恋的杨绛还专门给费孝通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有男朋友了。结果，费孝通很快找杨绛理论，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一来他们已经认识多年，二来当时成绩优秀的费孝通必然不服气，他很快知道了那个够格做杨绛的男友的人叫钱锺书。

两个男人爱上了同一个女生，暗中较劲是免不了的，可惜，费孝通遭遇的是清华第一才子钱锺书。不过，这似乎更刺激了费孝通的进取心，他更加努力学习，希望在未来的日子树立自己的地位，来向杨绛证明自己的能力。费孝通的这种心理，在1950年代思想检讨中有所体现。据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中记录：陈岱孙、费孝通做了全校性的“师范报告”，杨绛没听。袁震告诉她，费孝通检讨他“向上爬”的思想最初是“因为他的女朋友看不起他”。

1933年，杨绛与钱锺书订婚，这意味着费孝通初恋的幻灭。一年后，费孝通跟王同惠相恋。跟费孝通一样，王同惠也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两人在学业上有相同的爱好，也正是在相互学习与彼此帮助中，爱情的火苗不期而遇。

需要指出的是，费孝通苦恋杨绛这件事，钱锺书也非常清楚，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访美，费孝通与钱锺书一路同行并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据《听杨绛谈往事》：

钱先生出国前新买的一双皮鞋，刚下飞机就鞋跟脱落了。费老对外联系多，手头有外币，马上借钱给他修好。钱先生每天为杨先生记下详细的日记，留待面交，所以不寄家信。费老主动送他邮票让他寄信。钱先生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赵辛湄和方鸿渐说的话跟杨先生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

在钱锺书与费孝通之间，这同一个“情人”不言而喻是指杨绛了。

费老直到晚年作文时，还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恋女友，杨绛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彻底撇清费孝通为暗恋一场。

1998年，钱锺书逝世之后，费孝通似乎依旧没有忘记他的初恋。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这就等于谢绝了他的访问。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汉族，江苏吴江人。一生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学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题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该书成为欧洲一些学院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他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35年，钱锺书和杨绛结婚的一个月之后，费孝通与王同惠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结婚，证婚人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出席他们婚礼的还有费孝通的导师吴文藻。

结婚几天之后，费孝通与王同惠这对新人前往广西瑶山做社会调查。调查期间，费孝通不幸陷入瑶山猎人为逮捕野兽而制造的陷阱之中。为了营救费孝通，王同惠连夜下山寻求救援，不慎坠崖落水而死。也就是说，两人结婚仅仅过了108天，王同惠就死去了。

在吴文藻的安排下，费孝通前往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学习。经过几年努力，费孝通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在书的首页上，他写道：请允许我以此书来纪念我的妻子。1935年，我们考察瑶山时，她为人类学献出了生命。她的庄严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永远跟随着她。

《江村经济》出版于1938年，那一年，费孝通年仅28岁。不满三十岁的费孝通就写出了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这一奇迹，除了归功于吴文藻、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等名师的指导之外，似乎也有杨绛、王同惠的一份功劳吧。

拿到博士学位的费孝通，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刻毅然选择了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在此期间，费孝通与孟吟结了婚。孟吟是他的哥哥费振东给他介绍的。自1939年两人结婚，至1994年孟吟逝世，两人一起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流光。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有二十多年是非常痛苦的，这段时期就是费孝通从1957年的著名“右派”熬到改革开放的漫长时光。在那个丈夫被打成右派妻子往往迅速跟丈夫离婚的年代，孟吟对费孝通不离不弃。

在孟吟相依相伴、相爱相慰之下，费孝通先后写出无数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论著，并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毋庸置疑，在费孝通丰硕的成果里，必然也浸透了爱妻孟吟的心血。

1994年12月1日，爱妻孟吟病逝。费孝通感慨万千，作诗悼亡。

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费孝通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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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府举行正式婚礼。结婚不久，他们便结伴到英国牛津大学去了。由于杨绛不愿意增加老父亲的经济负担，也不愿意和丈夫分开来求学，所以她在牛津只是一个旁听生，1937年女儿出世，杨绛的主要任务是带孩子、照顾钱钟书的饮食起居和学习。每当钱钟书被灯泡坏了等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总是说“不要紧，有我呢”。就连钱钟书因为枯燥不喜欢而考不及格时，也是杨绛帮助他复习过关。

家在杨绛心中是人生的核心。自从嫁给钱钟书后，杨绛一直甘愿做“灶下婢”，不辞辛劳地操持家务。以至于心疼女儿的父亲不免有不平地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1938年，钱钟书杨绛携女儿提前回国。杨绛的父母先后去世。这以后，钱钟书杨绛相依为命，颠沛流离，在上海沦陷期间，他们曾一度生活艰难，钱钟书为维持这个家，不得不多地代课，有时一别妻女就是很长时间，又一次，钱钟书久别刚回到妻女身边时，陌生的女儿看着这个男人把行李放在自己妈妈床边就提醒道：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说着小手指着奶奶床的方向。钱钟书尴尬地道：“怎么？到底是你认识你妈妈早还是我认识早？”女儿毫不迟疑地道：“当然是我早，我一生出来就认识我妈妈，你是后来才认识的。”钱钟书回家的任务是带女儿玩，而杨绛则包揽了一切杂活。

杨绛这个“灶下婢”不光要对付一切家庭琐事，还要有惊人的胆识保护丈夫的手稿。1945年在上海，杨绛在日军传唤她时，拼命地把钱钟书《谈艺录》手稿藏好。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如果说专家们总是把人生的主要时间花在专业上，那么杨绛的专业应该是守望家园的园丁，而且无怨无悔。

杨绛开始初露写作才华是在清华，1934年，出国留学前夕，为了赶时间，老师朱自清同意杨绛用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代替大考，结果这篇小说被朱先生投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了杨绛第一篇创作并公开发表的小说，还被林徽因编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在上海“孤岛”时期，为了分担家庭的经济重负，杨绛一方面辞退保姆，甘当“灶下婢”，另一方面给阔小姐做家庭教师，还做了一段时期上海振华女校的校长，这时期杨绛也开始致力于创作，写作剧本来补贴家用。

1942年冬，陈麟瑞、李健吾两位戏剧专家在聚餐时建议杨绛写写剧本。杨绛写出了《称心如意》，被大导演黄佐临看中，一炮打响。1943、1944年，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相继在上海公演，一时盛况空前，以至于1946年2月《围城》在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上连载后，人们问：“钱钟书是谁？”有人答：“杨绛的丈夫。”《称心如意》得到剧作家李健吾高度评价，被誉为世纪著名剧作家丁西林之后中国现代文学中喜剧的第二个里程碑。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说：“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1949年5月，钱钟书夫妇入职清华大学，按清华的旧规，夫妻不能同时在本校任正教授，杨绛只能做兼职教授。1953年，杨绛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新中国建立后，知识分子普遍遭受冷板凳的待遇，翻译无疑更为“安全”。杨绛的翻译生涯最早追溯到清华读研时，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饭后拿出本英文刊物，让杨绛译出其中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她当时心想：莫非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在此之前，她英文虽棒，也从未学过、做过翻译，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应考”。交稿时叶公超却连连称赞“很好”，推举发表到《新月》杂志。从此杨绛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翻译的道路。抗战胜利后，储安平办《观察》杂志约杨绛写稿，杨绛把自己正在看的散文《世界公民》翻译了一段投稿，居然得到了大翻译家傅雷的好评。

1958年，她47岁，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翻译西班牙不朽名著《堂吉诃德》。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在20世纪50年代，著名美学家、翻译家朱光潜在回答学生提问时说，中国的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杨绛的作品中特别引起国内外关注的是杨绛在国内率先出版的几部描写极“左”思潮下乃至“文革”中知识分子命运的散文集和小说，如《干校六记》，胡乔木评价说：“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干校六记》被译为多国文字，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价为：“20世纪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洗澡》堪称是杨绛的文学创作的顶峰。施蛰存评价《洗澡》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并说“（杨绛）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杨绛自谦道：“《洗澡》是我的试作，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写小说。”杨绛的一切都是“试”，从散文、翻译到剧本、小说，而每试即拔头筹。这个“试”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平常心，没有一丝跳着跑着争名夺利的浮躁。

1994年，在杨绛的力促下，钱钟书编定了自己的《槐聚诗存》，杨绛把全书抄完后，钱钟书拉起妻子的手说：“你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新中国成立了，杨绛一家安心地等待祖国的解放，然而想不到的是，当他们终于走过了列强凌辱的艰辛年代，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胜利的喜悦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阴云却已悄悄遮住天空。“三反五反”、“下放干校”等政治运动相继袭来，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是一次身心的考验。这一时期的所见所闻也必然铸就成杨绛心中难以磨灭的情思。

“三反”运动期间，杨绛因讲课涉及恋爱等人性主题而被学生控诉，之后便是大会小会自我批评，不但要遭受各种无理的辱骂，还要默默忍受，没有丝毫辩驳的机会。这时的杨绛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其内心的苦楚无处诉说。这场思想改造的威力给敏感的杨绛留下的不可忘却的记忆。

1966年8月9日，杨绛在“文革”中首先被揪出来，三天后，钱钟书也被揪了出来。运动中，杨绛还被蛮不讲理的造反派剃了阴阳头，对于这样的奇耻大辱，她泰然处之，回家后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戴在头上照样和钱钟书手挽手地去买菜，她还自嘲地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头。果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只是变了样。”

戴高帽，游街，每天挂着牌子去挨批斗，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杨绛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倒也无人打扰。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河南的干校，杨绛被安排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钱钟书则担任干校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在翻译家叶廷芳的印象里，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而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亲人离散：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但是沉重的伤悲未把两人压垮，在此期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评论著作《管锥篇》，而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诃德》。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赞赏杨绛文字朴实简白，笔调冷峻，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就这么淡淡地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

那时候，钱钟书在文学所，杨绛在外文所，同属学部，命运也相同。每天上班，他俩各自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子，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他们在这场灾难中不消沉，不畏缩，不卑不亢地做人。

从1994年开始，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钱钟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钱钟书这才溘然长逝，杨绛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锺书离世后,杨绛对友人说：“如果我走在女儿和锺书前面,你想想,钱瑗、锺书受得了吗?所以,这并不是坏事,你往深处想想,让痛苦的担子由我来挑,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杨绛在丧夫丧女之痛缓过来之后，以92岁高龄重新开始创作，她在打扫他们一家人生的“战场”。首先，她得帮助女儿完成心愿，女儿钱瑗生前一直想写一部反映他们一家生活的书，并且已经拟好了目录，可惜因为英年早逝，心愿未及完成，2003年，杨绛的《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杨绛说：“我们仨失散了，留下我独自打扫现场，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其次，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以及自己对世事的理解和洞察，这本书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第三，她要整理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这些书稿由于年代久远和颠沛流离，很多纸张已经发黄发脆，且多达7万余页，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四，钱钟书去世后，杨绛还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杨绛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这位百岁老人的意志和精力，让所有人惊叹！她曾对上海一家媒体说：“自己很好，很乖，虽然年老，不想懒懒散散，愿意每天都有一点进步”，她每天都用小楷抄写钱钟书的《槐聚诗存》，由此“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另外，杨绛还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大棒骨敲碎了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硬朗。她还习惯每日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高龄后，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直到现在她还能弯腰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

杨绛高寿的秘籍除了修身养性外，更多的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淡泊。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杨绛与钱钟书一样，出了名的不喜过生日，九十岁寿辰时，她就为逃避打扰，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杨绛在自己百岁寿辰时感言：“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随时准备回家。”

杨绛在80岁寿诞时苗地为其画像，夏衍题词：“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才有识，独铸伟词。”这确实是对杨绛一生绝好的概括。杨绛是一个爱生活、爱读书、爱写作的有心人；是一个洞察世事、处事机敏、爱“探险”的智者；是一个爱父母、爱丈夫、爱女儿的贤妻良母；也是一个百折不挠、笑面人生的女强人。杨绛式的智慧，杨绛式的温情，杨绛式的坚韧，构成了杨绛的独特魅力。她的的百年人生是智慧人生、传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