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家书信看早期宋美龄的婚姻观

作者: 杨雨青

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时，那时蒋介石已年届40，而宋美龄也快30了。在那个年代，这对男人来说很正常，但对女性而言却不寻常。想必很多人都有些疑惑，也会好奇，在女性大多早早就被婚配嫁人的时代，宋美龄为何一直久居闺阁？在蒋介石之前，她是否有过其他男朋友？盛传的她曾与别人订过婚是真是假？她为什么最后嫁给了已有妻妾和两子的中年蒋介石呢？也许，从她与闺蜜的通信中，我们可以找到部分答案，并且从中读出代表了一些新女性的婚恋观和价值观。

宋美龄8岁时到美国读书，14岁后，宋美龄进入名校韦斯里学院，据教过宋美龄的教授回忆，“美龄有很多的倾慕者。”

宋美龄的情感历程

1917年夏，18岁的宋美龄毕业，回到上海。她经常与最要好的大学同班同学埃玛通信，在信中，宋美龄透露了她个人的感情状况。

第一个提到的人是H.K.。H.K.的父亲是上海江南造船厂的经理，H.K.将去任这家兵工厂的秘书。宋美龄说他去过她家多次，但她已经一点也不在乎他了。从宋美龄回国后，她就感到他是很不完美。看来，这是宋美龄以前喜欢过的一个男生，但现在已对其无感了，虽然男方对她仍是始终如一的。H.K.为宋美龄在卡尔登(Carlton)举办过一次盛大的晚宴，没想到他的一位朋友对宋美龄产生了爱意。这让H.K.醋意大发，专门写了一封信，挖苦说什么一个女人为新奇事物所吸引，总是有理由的。这让宋美龄很生气，恨他平素所为，都让人以为宋美龄是属于他的，是他的未婚妻。可少女的心难以捉摸，宋美龄虽然生气，并没有否认与他订婚，而是任其自然，这大概就是人们一直以为宋美龄订过婚的缘由吧。为了获得未来事业的突破口，H.K.非常希望宋美龄嫁给他，这让宋美龄觉得很为难。最后，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不要宋美龄嫁给他，宋美龄默认了母亲的意愿，并最终决定跟他分手。宋美龄对好友埃玛说，她的亲戚认为她要是不嫁给这样一个百万富翁，她就是一个笨蛋。宋美龄承认自己“确实是个笨蛋”，她说：“离开学院的这半年使我认识了金钱的价值，同时也使我认识了自尊的价值！我永远不会没有钱就结婚，同样也绝不会为了钱而结婚。”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后，宋美龄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婚姻观，既要有女性的自我，又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第二个是宋美龄在回国的船上认识的瑞士人，也经常去她家，他们用法语聊得很开心。宋美龄的两个姐姐宋霭龄和宋庆龄，计划在当年秋天为她举办一个盛大的招待会，也就是“亮相”的派对。不过宋美龄的父母极其反对她和男人见面，因为他们不想在未来的三年内把她嫁出去。宋美龄自己也十分愿意留在家里，因为她心里放不下在船上遇到的那个人。她在致埃玛·德隆·米尔斯的信函中说：“既然我不能嫁给我真正在乎的人，那我今后除了有名望的或有钱的，就什么人都不嫁。我知道你会认为我是个唯利是图的人，但是亲爱的达达，经过那一切之后，所有男人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

这大概是宋美龄曾经想嫁的人，但因为男子是外国人，而受到宋美龄家人的反对，宋美龄一气之下说出了上面的话，也许这就是她一直不嫁并且后来更看重名望的原因吧。后来，为了这个人，宋美龄还曾跟家里大吵了一场，因为家人不同意他来中国看宋美龄。宋家不能接受子女与外国人结婚，这限制了宋美龄在对象上的选择。

宋美龄变得不爱开口说话，沉默、腼腆和不自在，完全不是那个“小霹雳火”。不管她到什么地方去，总是由姐姐或母亲陪着，她也不反抗。她跟埃玛说她不喜欢见人，特别是男人。

尽管宋家将所有子女都送到美国受教育，全家信奉基督教，受美国影响不小，但在婚姻这件事上，仍然无法摆脱中国社会的传统。尽管宋美龄的父母希望她过几年再结婚，但她已经嫁人的两个姐姐却非常想把她也嫁出去。宋美龄毕业回到家以后，虽然还只有18岁，两个姐姐已在合计为她缔结一门“高贵的亲事”。姐姐们对她说：“现在是你结门亲事的最佳时机，如果你不乘年轻时嫁出去，那你将来怎么办？”她们还为宋美龄挑选对象，但宋美龄并不喜欢，因为“一切都对他有利，就是不考虑对我有利。”从早到晚，宋美龄的耳际都响起“结婚”的絮叨，以至于她产生了逆反心理，一听到大姐或二姐对她说有关婚姻的事，她就像个沉默寡言的人闭上嘴巴，一声不吭离开饭桌。有时还不肯下楼吃饭。她知道姐姐们都是好意，但她最不爱被人摆布。她对好友埃玛说：“我很高兴看到两个姐姐的婚姻都很美满，以致她们就想促成我也结婚。但是这又怎么样呢？我就是不愿意。”讨厌被催婚，讨厌婚姻被安排，这大概是美龄一直不嫁的另一个原因吧。

第三个提到的是个已婚的男人。宋美龄对埃玛说，她喜欢他，可他有妻子，是几年前从美国回来后由父母做主强加给他的。宋美龄与这个男人互相爱慕，“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但两个人都不能越雷池一步，不会做出不光彩的事情，因此两个人的痛苦难以言表。尤其是宋美龄，一个19岁的姑娘，从来没有尝过这种滋味，心情更是难受。虽然这个男人说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他也要成为自由身，但宋美龄知道一切皆枉然。

回国后不到一年时间，接连三次不顺利的恋爱经历，让宋美龄心灰意冷，对爱情和婚姻失望，她在信中对埃玛说：“我可以告诉你，将来有一天我结婚的话，不会是出于爱情，因为我已经不幸喜欢上了一个已婚的男人……我已经无法说服自己嫁给别人了。”爱上了这个不能与之结婚的男人，使宋美龄不想结婚。此时的宋美龄，顾忌家里对离婚的态度，顾忌男方妻子的无辜。

第四个是大宋美龄15岁的男人。这个男人想娶宋美龄，尽管他知道宋美龄并不爱他，但他还是要娶。宋美龄表示喜欢并且尊重他，认为他是一个很有行政能力的男人，话很少，不做作，而且思想还很保守。他还很有钱，如果嫁给他，宋美龄可以帮他工厂里的几百个劳工做些社会工作，可以为他的劳工在教育和社会改善方面做很多事情。宋美龄愿意为工厂劳工和受训的社会工作人员办一所学校、一座体育馆、一座娱乐中心，向这些男男女女的头脑里灌输礼貌、民主、人文的思想。宋美龄想在这项伟大的工作中出一份力，但是她又拿不定主意，她希望能和好友埃玛一起商量。宋美龄对这个男人印象不错，认为他是位绅士，他的家庭和社会关系都非常好。他心地善良，能体谅人，人很温柔，不会像宋美龄那样发脾气。但是，宋美龄心里清楚：“我不能把爱给他，如果我愿意，我会争取做他的一个好伴侣，一个体贴他的同志。”因此，宋美龄感到要作决定很复杂、很难，不知道什么才是最该做的。这段经历令宋美龄产生的想法是：“我要嫁的男人从我身上得到的只会是友情。”

回到中国三年后，宋美龄萌生了重返美国学医的想法。在上海的三年，宋美龄基本上待在家里，学中文，学音乐，打理家务，虽然也参与过一些慈善公益或社会福利工作，但她并不满足，她觉得社会服务空谈太多，收效甚微。她想成为一名医生，给人治病，也能让她自觉保持一颗仁爱的心。她说，在事业和婚姻二者之间，她选择事业。她看到在中国，女人除了结婚和教书外，没有别的出路。女人不可能去做生意，要做就必定有人说三道四，招来一大堆闲言碎语。显然，宋美龄对中国女性的地位和出路颇为不满，她不想以结婚生子为追求，而想获得自身的发展。

回到家后的第四年即1921年宋美龄22岁时，她开始反思自己这四年的生活，感觉“一年又一年就这么悄悄地、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这四年来我一事无成，或者说没有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宋美龄自我审视，自我反省，痛感碌碌无为，虽然也组织过一些社会活动，当上了好几个慈善机构的董事，被公认为有公德心，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但她明白这一切不过由于她家庭的地位。宋美龄甚至认为，那些所谓称她起到了良好的社会作用、是中国女子投身公益的榜样等言辞，都是不折不扣的胡说八道。她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值得做的事情，如何才能获得充满活力的人生乐趣。她看那些去教书的女子，并没觉得有多大收获和成绩；她也想过干脆结婚算了，可是她在家这四年中，算是把男人看透了，所以一旦让她选一个做丈夫，她就犯难了。她认为男人不可靠，她害怕结婚后成为平庸的家庭妇女，这种担心一直在她心头，让她无法忍受，让她想都不敢想。看得出来，宋美龄是个有思想有追求的女性，对那个时代的中国式婚姻不抱希望，而想有能施展才华和抱负的舞台。当然，她最后没有走上独立自我的事业道路，仍然选择了婚姻和权力的平台实现其价值。

第五个又是个外国人，叫比尔尼(Birnie)。1921年5月，宋美龄在朋友家里认识了比尔尼，并与他在船上共处了三天，一起玩得很开心。回到家，家里人对她很恼火，说给他们丢脸了，责备宋美龄大胆轻率。但是宋美龄非常喜欢这个外国男人，她写信告诉埃玛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胜过我见过的任何男人，也许胜过我不久可能要和他订婚的那个人。他有一些在其他人身上很难见到的品质。”不过宋美龄知道这次艳遇十有八九止于一般友情，因为她的家庭非常保守，宁可宋美龄死也不会同意她嫁给外国人。

第六个男子宋美龄曾认真考虑过是否要接受他。她喜欢这个才华出众的年轻人，他的家庭很优秀，受过良好的教育，人品也好。可是宋美龄仍在犹豫，因为理性上确信可行的事情在感性上未必如此。看来，宋美龄对这个年轻人不够爱，尽管条件很好，她仍把感情看得更重。

宋美龄的婚姻观

宋美龄在上海的生活很富足，周围的亲朋好友都羡慕她，说她拥有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但是宋美龄感到生活很空虚，感到厌倦，感到生活没有意思。她尝试过各种可能的方式以寻求幸福，应对枯燥，比如社会服务、自我完善等，她想过丰富、充实的生活，但都没有成功。逐渐地，在大姐宋霭龄的影响下，她开始信奉上帝，以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找到生活的信念，获得心灵的安宁，克服厌世情绪。由此可见，宋美龄是个不仅仅满足于生活富足的女性，她有理想，有抱负，想做事，她想当医生，想翻译中国文学经典作品，就是不想仅待在家里虚度光阴。宋美龄的信教与后来婚姻，都有这方面的原因。

1934年3月，宋美龄发表《我的宗教经验》一文，谈到她的宗教观及与蒋介石结合的原因，她说：“我有惊人的热忱和爱国，要为国家做点事。我的机会在此。我偕同外子不住的要使中国富强，我的打算很好，但缺少权能，因我依靠自己。”

“回忆我若干年来的结婚生活，我与宗教发生关系，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欲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总之，在我看来，宗教是很简单的事情。其意义就是尽我心、我力、我意，以实行上帝的意志。我觉得上帝给我一份为国家出力的工作。”

宋美龄公开所说的这些话，当然不是她嫁给蒋介石的全部原因，我们不能全信。如果不看她未婚时与密友的私信，也很难让人相信这些话的真实性，只会觉得冠冕堂皇。但是，抛开各种传言和揣测，了解到宋美龄的情感历程和所思所想，大体上还是能体会到她为何晚婚，又为何嫁给权力。宋美龄自认为是个“十分独立、无拘无束、不听话、不卑躬屈膝”的人，这样的一个女性，注定不会嫁给平庸。宋美龄所受到的宗教影响、所接受的教育、所看到的中国现状，使其成为一个有追求、理想和野心的人，但她身为女性，如果仅依靠自己，就缺少权能，直到她遇到蒋介石，她知道，她的机会来了。当然，除此以外，以婚姻获得名望和金钱，唯利是图，这是她自己也承认的。

不过，即使嫁了人，宋美龄也不想从此丧失自我。结婚后两个月，宋美龄在给埃玛的通信中表达了对婚姻和个性独立的看法，她认为，“婚姻不应该抹煞或者吞噬一个人的个性……我要做我自己，而不是将军的夫人……我相信我是个独立的人，我要继续发展我的个性，保持原来的身份。”她说蒋介石不同意她的想法，要她定位为他的妻子。她不说什么，但坚持独立的人格。尽管她不是女权运动的追随者，但她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这一点必须要得到承认，因为我就是我，而不因为我是他的妻子。”

宋美龄虽然身份地位特殊，但她的个人情感经历，仿佛那个时代许多女性的一个缩影。纵使家境优渥，受过高等教育，还是会年纪轻轻就被催婚，似乎最好的出路就是嫁一个好丈夫，“结一门高贵的亲事”，前途不是自己的事业，而是相夫教子，做一个好妻子。民国时期，正是中国女性由传统贤妻良母逐渐向现代独立社会女性转变的过渡期，众多女性力求突破家庭和社会的束缚，追求爱情，追求事业，追求独立自我，坚持自己对感情和婚姻的选择，也争取事业和家庭兼顾，在婚后不只是做某人的夫人，而仍能为社会工作。宋美龄结婚后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迄今为止，我们都看到，中国妇女在身为母亲时所付出的忍耐和牺牲；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赋予女性经济和政治独立，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世人将看到，中国妇女对国家所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