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占领青岛时期的疫情防控

作者：刘希洋

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不久，清政府被迫与德国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青岛成为德国的租借地。在德国统治的近17年时间里，青岛疫病频发，殖民当局持续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深刻影响了近代青岛的城市建设与发展。

德国占领青岛时期的疫情

德占时期，青岛的传染病出现频次较高的主要有霍乱、天花、鼠疫、斑疹伤寒、白喉、猩红热、回归热等。德军进驻青岛最初几年的疫情最为严重。1898年，青岛出现伤寒、痢疾等传染病，数名德国军人死亡；1899年，青岛先后暴发斑疹伤寒、回归热、大肠伤寒，德国驻军有数百人感染，数十人死亡；1900年，青岛又出现痢疾和肠炎，1500名官兵中有近三分之一感染。德国总督保罗·叶世克因身染伤寒死亡。1902年，青岛又暴发霍乱疫情，虽然人数不多，但死亡率极高。

随着德国殖民当局疫情防控措施的加强，这种形势到了殖民统治后期有所缓解，青岛本地暴发的疫情减少。不过，由于青岛港贸易量较大，往来船只和人员较多，一些输入性疫病不时在青岛出现。1911年，烟台地区和津浦铁路沿线发生鼠疫，疫情很快蔓延至济南地区。胶澳督署得知消息后，立即下令胶济铁路沿线进行防疫，并对来自济南的所有旅客进行检疫。2月4日，胶济铁路全线停止客运，胶澳地区的铁路网全部封闭，士兵日夜警戒，对过往人员消毒后隔离10天。胶澳督署多次发布防控鼠疫的告示，青岛乡村地区也实行了严格的防疫措施，甚至出动军队进行防疫监督和戒备。到了3月19日，疫情得到控制。4月6日，胶济铁路才正式恢复运营。

总之，德军进驻青岛之初便面临严峻的疫情形势，殖民当局为了保护统治集团和外国人的安全与利益，尽快建立稳固的统治，被迫在大规模开发建设青岛之前便开始了疫情防控工作，后来更是将卫生学要求作为青岛市区规划建设的基本依据。随着青岛与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输入性的疫病增多，卫生防疫观念和许多防止疫情蔓延的措施也随之融入青岛城市规划建设中。

卫生防疫体系的构建

1898年4月，胶澳总督府成立，总督是民政和军政的首脑，拥有广泛的行政权。一开始，殖民当局并未设立专门的卫生防疫机构，疫情防控主要是由民政部下设的巡捕局（也称巡警总局、警察局）负责，巡捕局设置有卫生警、食物警，负责公共卫生、检疫、防疫等事务，不少警察都是由士兵充任。1911年，殖民当局设立医务局，专门负责管理医疗卫生事务，但诸如防疫、卫生监察、街区清洁等，实际仍由巡捕局负责。

德控制下的胶海关

1898年，德国驻军中的一些士兵染上伤寒、痢疾，德国海军远东舰队临时建立了一所简易的野战医院（又称海军医院），收治染疫的德国人，德国在青岛的卫生防疫活动就此拉开序幕。不久，胶澳总督决定扩建野战医院，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医疗需求，这所医院就是后来的胶澳督署医院（俗称总督府医院）。1899年底，第一期工程完工，医院启用。此后，该医院便成为实施殖民当局防疫政策、救治传染病人的重要机构。1902年，殖民当局又在李村建设了一座规模较小的医院，隶属于胶澳督署医院，医院的医生为德国海军军医，与设在市区的总督府医院主要为外国人服务不同，该医院设在青岛的农村地区，负责隔离、救治华人中的传染病人，监测、报告传染病流行情况等。

此外，殖民当局还在台东镇、四方村、沙子口、胶州、高密等市区外围多个方向建设了规模不等的医院或诊所。所有这些医疗机构的负责人或主要医师都是德国海军部派遣的军医，直接受胶澳总督府管理，承担着防止外地传染病输入青岛的工作。这些由军医主导的医院或诊所，是殖民当局构建卫生防疫体系的重要体现，实际上成为胶澳总督府在各地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实施卫生防疫政策的前哨站。大量军医在青岛及其周边地区开展了多层次的疫病防治、调查和研究工作，为殖民当局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和信息，构建起了保护殖民统治核心地带的屏障。

太平路，海边大坝

由此，德国借助军事强制力和威慑力，构建起了军事化的卫生行政体系，保证了殖民权力覆盖医疗卫生领域。而从德占青岛初期的防疫实践来看，无论是构建各种防疫制度，还是颁布各类防疫法规，都具有军事化管控色彩。

1899年，德国开始在青岛修建海港，特地在黄岛设立了一个检疫所，对来往船只和人员进行检疫。1904年，胶澳督署专门就港口检疫颁布实施《防护染疫章程》，明确了检疫规则、检疫流程、检疫内容、染疫船只处置办法及处罚方法等，规定所有船只进入青岛港前都要接受检查，若有染病者就送到隔离病人的岛上，其他船员也要隔离。

在加强检疫的同时，殖民当局还实行传染病报告制度，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遏制疫情扩散。1900年，胶澳督署颁行《德属之境分为内外两界章程》，明确了传染病的报告人、报告时限、报告地点以及处罚措施等。1906年，胶澳督署又颁布实施《报明传染病章程》，从病种、报告人、报告方式、报告时限、惩处措施等方面进一步细化和强化了传染病报告制度。

德胶澳总督府办公楼落成

据统计，德占时期胶澳督署颁布的各种法律法规多达188种，其中，与防疫相关的法律法规有22种之多，约占12%。从卫生行政的角度来看，由军人主导的巡捕局是疫情防控的主体，而这些法律法规实际上赋予巡捕局很大的执法权力和权威，举凡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事项，如怎么养狗、如何倒垃圾、如何清洁家庭内部的卫生、如何使用厕所等，巡捕局都有权干预。几乎每部法规都有严苛的惩处条款，有的处罚力度相当大。比如，1908年颁行的《订立倒弃脏物章程》中规定：该犯法者若系华人，即罚缴洋或监押至一星期之久，或者笞责至二十五下之多。以上三项科罚或罚一项或兼罚二三项，均须随时酌定。鞭笞这种野蛮的刑罚，在清末刑法中已被取消，然而却被德国殖民者用来专门惩处华人，一度引发人们的诟病和愤慨。由此可知，殖民当局建立的许多防疫制度和颁行的法规，并非以维护殖民地人民的生命健康为宗旨，也不单单是为了遏制疫情扩散，更重要的是借助法律的强制性和约束力，通过卫生防疫来强化殖民者的绝对权力。

经过近10年时间，殖民当局构建起了较为严密的卫生防疫机制，且这一机制基本延续到了德国殖民统治结束。

疫情的区隔化防控

卫生防疫是促使殖民当局实施“华洋分治”政策最为鲜明的领域之一。

1900年，殖民当局颁布《德属之境分内外两界章程》，正式推行种族隔离，将欧洲人与中国人在空间上隔离开来。该章程将胶澳租借地分为内界和外界，内界包括青岛区、大鲍岛、台东镇、台西镇四个地区，其中，南部滨海一带的青岛区为欧人居住区，华人不得在此盖房居住；外界主要是乡村地区。根据此章程，殖民当局以近乎残暴的方式，接连将原来在靠近海边居住的中国人强行向北部迁移，“把那上青岛村、小鲍岛村、小泥洼村、海泊村里小人家的房子，一律收来，付之一炬”。不但如此，受到1899年传染病流行的刺激，胶澳总督府还将各类苦工驱赶到大鲍岛东北方的台东镇和欧人区西南方的台西镇。

殖民当局以疫情防控需要为名，人为地设计制造了一种全新的青岛城市空间布局，而这一举措直接影响了之后数十年青岛的基本发展格局。从此，欧人居住区成为德国殖民当局重点规划建设的区域，现代化的设施设备一应俱全，道路宽敞，环境优美，医疗卫生条件优良；而华人集中居住的地区，环境极其恶劣。因此，殖民者在移植他们崇信的“卫生”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不卫生”。

胶澳总督全家出游

为了预防和控制疫病的发生与流行，宣扬德国人的治理能力，殖民当局还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整治青岛的公共卫生。然而，相关举措在改善青岛整体卫生状况的同时，在社会层面进一步加剧了外国人和华人的区隔。比如，在用水卫生方面，在对青岛暴发的大肠伤寒和痢疾两种传染病盛行原因的分析中，德国人认为“土壤污染和由此而造成的饮用水不良”是首要原因，因此，海军军医和一些城市规划者认为使用冲水厕所和相应的下水道系统可以改善用水卫生。于是，殖民当局将卫生防疫与城市规划建设结合起来，铺设了自来水管道、污水处理管道和雨水排泄管道。然而，相关工程设施采取了两种技术标准，即欧人居住区铺设的是“分流式”管道，雨水和污水分流，以避免靠近欧人居住区的沿海地带受到污染；而华人居住区铺设的是“合流式”管道，雨水和污水混在一起排放到海中且远离欧人区，并没有考虑会不会污染华人居住区附近海滩的问题。

分界石

“华洋分治”的防疫举措，背后其实蕴藏着空间区隔和社会区隔两种治理思路，殖民者运用强制性的行政和法律手段，在不同的空间实施不同标准的防疫措施及社会生活制度，从而将殖民权力的触角直接伸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卫生宣教与殖民权力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殖民者开展多层面的卫生宣教工作，展示殖民地的建设成就，在让被殖民者接受各类防疫措施、利用各种卫生资源和设施的同时，从思想观念上强化殖民地的人对卫生防疫的认同，利用文化输出的方式加强在青岛的殖民统治的一种政策。

胶澳总督府提交给德国政府的工作报告充斥着殖民者的高傲心态和邀功心理，对诸多防疫成果或中国人赞扬德国人的事情不厌其详地记录和介绍，而对那些束缚、压制、区隔华人的政策、工程、措施等，或只谈其益处，或轻描淡写。比如，1902年东亚不少国家和地区发生霍乱疫情，中国华北许多省市受到影响，青岛也在其中。但德人对比青岛与其他港口城市后，发现疫情给青岛带来的危害并不重，于是自夸道：“中国南方的港口城市深受鼠疫、霍乱之害，而我们的殖民地却通过采取理智的检疫措施，将瘟疫有效地拒之港外。检疫却几乎没有为来往贸易、交通增添麻烦。”实际上，青岛的这次疫情共有247人感染，死亡116人，死亡率高达47%，并非宣传说的那样成功。

俾斯麦大街（今江苏路）

在殖民当局的资助、支持或主导下，大量报纸涌现，如《德国亚细亚报》《青岛新报》《青岛官报》《德华日报》《胶州邮报》《德属胶州官报》等，它们基本是殖民者的喉舌，经常从不同层面报道甚至炫耀德国在青岛的建设成就，其中就包括不少卫生防疫的消息。《胶州邮报》曾有一段评论：“如果需要清洁是进步文化的标志，那么这里的中国人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感到极度不洁是一种令人烦恼和危险的事情。他们至少看到了可以形成危险病原体的地方，这是一项人们几年以前梦寐以求的成就。现在重要的是，要保持这种新的认知，并加深和扩展它，即不是以一种给中国人带来各种尴尬和琐碎规定的方式，而是通过卫生学的教导，这些教导必须在大概每个月，以用可理解的语言撰写和清晰印刷的传单的形式，免费分发给住户，并张贴在庭院里。现在山东省的许多大城市中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可见，德人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主张加强卫生宣教。

实际上，殖民当局在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就注意运用卫生宣教来规训华人民众。比如，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青岛的人力车夫数量越来越多，但他们被官方视为潜在的卫生威胁，于是，殖民当局建立了人力车厂，由卫生警察进行健康指导和卫生培训。

1901年建成的青岛火车站

此外，分布在青岛各地的军医、传教士等，也在德国官方的赞助、支持或管理下，在调查研究传染病、救治传染病人等卫生防疫事务中引导华人在思想上和医疗实践中接受并认同西医。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以及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情况时，绝大多数军医都戴着有色眼镜。这些接受过西方近代医学教育的军医，在科学考察的名义下对青岛卫生防疫领域进行的“观察”“记录”“研究”等，其评判标准都是近代西方医学，以反衬西方医疗卫生的科学性，进而证明殖民当局在青岛采取各种疫情防控措施的合理性。

综而观之，殖民当局在采取军事化管控、区隔化防控等强硬举措的同时，通过卫生宣教将殖民地的建设成就、防疫成果等作为宣教素材，在殖民地内外加以传扬，以塑造科学、进步的形象。这虽然与隔离、救治传染病人，切断疫病传播途径等具有很强针对性的举措不同，但能够从思想观念上引导人们认同防控措施，动员人们参与到疫情防控实践中，从而起到防止疫情蔓延的作用。

1900年青岛的第一个邮政局

总之，在德国占领青岛时期，疫病的流行、防疫的需要，以及殖民的强制性、支配性、单向性，使得卫生防疫这一本来以维护人们健康为旨归的公共事务被政治化，成为德国殖民当局建设扩张权力的重要渠道。卫生防疫与殖民权力共同形塑了青岛的城市格局、面貌和社会生活。

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看，即使姑且不论殖民主义的侵略性，单就殖民者推广的卫生现代性而言，其目的并非正义的，其方式也是不当的，带给青岛乃至中国的是健康、科学、理性、进步与强权、残忍、不自由、不公平的杂糅体系，并不纯粹和截然两分。如果进一步放宽历史的视野，将中国传统社会防疫思想和实践中的“现代性”和近代卫生防疫知识和机制中的传统因子考虑在内的话，恐怕我们需要超越利弊、得失、积极或消极等二元分析模式，才能真正厘清卫生现代性所蕴含的复杂历史图景和内在演变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