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医节”看近现代中医发展史

作者: 郑洪

1929年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第一次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与会的中医、中药和工商界代表纷纷声讨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意图废止中医之举，同时也就中医药的发展以提案的形式提出各项建议。

会上，杭州市中药业职工会的叶滋芬、陆锦文、王永俭3位代表联名，即席提出一项“郑重建议”：“今天是我们全国的中医药团体联合大会正式开会的一天……敝会提出，就是以‘三一七’为我们医药界永远的纪念日。‘三一七’，就是3月17日一天，是我们医药界永远值得纪念的，值得追念的。”

这项提议，得到全场代表一致通过。

一、一九三〇年首次纪念“三一七”

1930年后，各地中医纷纷举行纪念活动。上海中医界千余人在商会整理委员会集会，医界代表蔡济平、学校代表丁仲英、医报代表张赞臣、药业代表张始生、善堂代表薛文元组成主席团。蒋文芳讲话指出，“三一七”为全国医药界一致运动抵抗压迫的纪念日。江季子演讲说：“我国的医药，不应有中西之分，中医维持主人翁地位，称为国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学生表演了戏剧《良心》，上海中国医学院学生表演戏剧《鸳鸯劫》。

广州中医药界同日也举行集会，悬挂各式标语：“三一七是中医药的纪念日”“三一七是中医药界为抵抗和自卫团结的纪念日”“纪念三一七是中医药界改进的新纪元”等。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为纪念刊题词“痛定思痛”。广州名中医谢香浦发表讲话：“历数千年来中国医药而有今日伟大团结，吾人即此可知今后医药界亦渐有觉悟努力之精神矣！”

与上海相比，广州纪念会的氛围显得沉重许多。正如陆益三所说：“我们要知道今日的纪念，不是一件快活的典礼，乃是死里逃生团结的成立日，所以痛定思痛。在我们国医界未能‘参政’‘独立’‘平等’以前，这一个纪念日，不单纯系纪念团体大会的成立，同时更要认为一件奇耻大辱的纪念日。”

1930年广州《杏林医学月报》模仿“沙基惨案纪念碑”，绘制“三一七耻辱纪念碑”图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1929年3月17日后，中医的情势并未实质性好转。1929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不在学制系统之内。卫生部公布《管理医院规则》，并要求将中医医疗机构不能称“医院”，改为“医室”。在全国中医界再次请愿后，教卫两部暂缓施行。全国中医药界颇觉振奋，但偏偏广州又遇打击。广州素有九大善堂，一向施赠中医中药。1929年9月，西医伍伯良担任广州社会局局长，年底便出台《广州市各善团施医施药施赠接生规则》，明确规定“各善堂延聘之医师应以精于世界新近医术者为原则”。1930年1月24日，广州市社会局召集各善团开会，正式要求各善团赠医处一律改用西医。

面对这种压力，各善堂与中医团体紧急磋商，广东中医公会、广东中医药学校及药材行丸散公会等13个团体，联名向省市政府抗议，要求允许各善堂仍使用中医中药。香港中医药界也在香港集会声援，电请广东省政府维持中医中药，拟电请全国医药总联合会一致力争，必要时向中央提起行政诉讼。广东省政府、国民党广州市党部致电广州市政府查办处理，伍伯良不得不黯然辞职。继任局长简又文，是中药店橘香斋的少东家，宣布不限制中医药，同时鼓励各善堂增加使用西医药。

可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当局仍未扭转歧视中医药的态度，全国中医界通过纪念“三一七”来促进团结，正是有力地应对。从1930年开始，各地中医每年3月17日都会举行纪念活动。

二、1934年上海医界倡议“国医节”

1934年10月11日，上海市国医公会举行第十七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讨论杨彦和委员提议请将“三一七”为“国医节”的提案，予原则通过，决定征求全国医药团体意见后，再提交会员大会公决。为什么在数年后，上海国医公会有此提议呢？原来在这几年中，事关中医药发展权利的攻防战进行了好几个回合，中医药界迫切需要进一步凝聚力量。

攻防战的第一回合是中央国医馆的成立。1930年5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226次政治会议上，时任行政院院长的谭延闿及胡汉民、陈立夫、焦易堂等7位元老联名提出议案，建议“设立国医馆，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学术及学术研究”。提案议决通过后，经过筹备，1931年3月17日，中央国医馆在南京市头条巷国术馆的大竞武场召开成立大会。

与此同时，卫生部拟订的《医师暂行条例草案》，在立法院审议时，改名为《西医条例》通过并公布。西医界对这种情况极其不满，西医团体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书质疑。1932年，中华医学会大会还通过决议，反对中医用“国医”之名。“国医”对“西医”，第一回合似乎东风压倒了西风。

第二回合围绕中医管理权展开。中央国医馆成立时，中医药界以为这是自我管理的开端，将彻底改变由西医管理中医的局面。然而，国民党政府在通过《中央国医馆章程》时，悄然划去了原稿中的“管理国医药事务”一项，只剩下“整理”和“改善”中医药学术的职能。

中央国医馆在各地成立分支机构，有的地方一度被赋予了管理权，如广东省新会国医支馆经县政府同意，规定中医在该县执业须在该支馆登记，这等于有医药行政权。许多国医分支馆要求当地政府下达办公费用。为此，各省地方政府纷纷要求中央明确国医馆的性质。结果行政院答复说：“该馆系属学术团体之组织，并非行政机关。”于是有关部门发文，强调中央国医馆的分馆、支馆不得干涉卫生行政。中医药的执业仍须向当地卫生局申请。中医药争取自我管理的努力失利。

第三回合是关于《国医条例》的立法。1933年，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联合国民党中央委员石瑛、叶楚怆、陈果夫、陈立夫、邵力子等29人，在国民党召开第306次中央政治会议时提出了“制定国医条例，责成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案”，并附上所拟的《国医条例草案》。焦易堂希望在条例中赋予中央国医馆行政管理权，但这一主张遭到西医团体反对，时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也明确表态反对。因此在《国医条例（草案）》审查阶段，这一条就被有关部门否决。

1947年《申报》上的纪念“国医节”各药店减价广告

《国医条例》立法可以为中医明确法律地位。焦易堂当时兼任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为此进行了大量工作，此案在立法院法制委员会会议上获通过，但在立法委员全体大会讨论时意见分歧较大，双方争执不下，焦易堂甚至声称要辞职，可见斗争的激烈程度。争论的焦点除了中医管理权，还有“国医”这一名词。汪精卫连“中医”都反对，公开说：“如果拿三个指头去摸脉的称作‘中医’，那么，拿弓箭刀枪的自然也可称做‘中军’了。”焦易堂则向公众解释：“自从西洋的医学传到我们中国来，为要避免和西洋医学混同起见，所以从主体上特别提出‘国医’的名词来……切莫以为加上了一个国字，就是十足的代表狭隘的国家主义。”

1933年12月15日，立法院召开的第三届第43次会议上，作为妥协的结果，在明确中医行政管理权隶属内政部卫生署的情况下，《国医条例（草案）》更名为《中医条例》获得通过。立法院通过的法规需要经行政院公布。但在汪精卫主导的行政院里，《中医条例》石沉大海。中医界在1934年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时发起游行请愿，要求尽快公布条例，行政院仍不予理睬。1934年还发生“华北国医论战”，著名学者傅斯年发表“所谓国医”一文，与中医支持者连续论战，引起极大关注。

从上面几个回合的攻防可见，中医的生存与发展权利遇到了强大的行政壁垒。在现实中，教育部一再屡屡严令中医学校改名。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医界提出将“三一七”更名为“国医节”，显然有着抗争因素。

三、1935年首次纪念“国医节”活动

1934年11月13日，上海市国医学会召开第十三届会员大会，通过张鹏九提出的“请会同全国各团体、规定3月17日为国医节以资纪念案”，同时通过临时动议，以会员大会名义电请国民政府从速颁布立法院已通过的国医条例案。

11月17日，上海市国医学会致函神州国医学会等团体说：“本会委员杨彦和，鉴于近来各界均有某某节之称，以作纪念，缘提‘三一七’为国医节……当经本会第十七次执监联席会议讨论……甚为适当。于是议决‘原则通过并征求全国医团意见，以取一致’在案。相应函达，即请查照见复为荷。”神州国医学会接函后立即召开执监委员临时会议，议决一致赞成。上海市国医公会在12月24日的会员大会上也通过“定三一七为国医节案”的议案。其他各团体先后表态支持。

1935年1月，上海市国医学会指定郭柏良、程迪仁、夏理彬、盛心如、贺芸生为设计委员，起草了《纪念三一七国医节办法》，提出由四家中医团体（上海市国医学会、上海市国医公会、神州国医学会、中华国医学会）和两家药界团体联合承担经费，举办相关活动。各团体均表支持。六团体与申报馆、新闻报馆协商，报馆同意在3月17日留出一定版面以供宣传。然后，六团体联名向医药界发邀请函：“中国医学，为固有文化之一种。国产药物，为民生经济所攸赖。不思发扬光大，必启侵略之渐。故本会等有鉴于斯，特定‘三一七’为国医节，永垂纪念，策励来兹。”邀请医药界同仁届时参加会议，同时建议“国医开方，于是日应诊方笺月日，改书‘国医节’字样；国药配方，概以八折计算”来增加影响力。

1935年3月17日上午，六团体组织中医游行，自备汽车26辆，插着“国医节纪念”黄色小旗，分五个小队从上海老靶子路国医公会出发，到东西南北中五区游行。下午一时在上海市商会举行国医节纪念大会，集会者共1500余人。

会上中医及各界代表纷纷发言。大会主席丁济万指出，1929年抗争和1931年中央国医馆成立，“两度三月十七日，在国医界实为深可纪念之一日，故公定是日为国医节，与劳动节、教师节、儿童节、记者节、妇女节等共垂不朽”。不过，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的致词，仍反映着官员们的态度：“（西医）因其适合科学，为一般人所崇尚。而我国医因仅知守旧，故迄无进展。今日为三一七国医纪念节，希望国医界一致团结，共同研究，给国医药前途发扬光大。”

当日，上海各中医学校的学生还在会上进行了太极拳、国术器械表演和国乐演奏等活动。同时，医药两界均响应号召，处方落款日期为“国医节”等。由于这一活动已广泛告知全国，同日北平、江苏等地均有相应纪念国医节活动。

四、“国医节”与中医发展

应该说，“国医节”起到了振奋中医药界士气的作用，但人们也认识到前路艰难。1935年《寿世医报》发表文章，就“国医节”的意义指出：“我国历来纪念，有可以悲慨者，亦有可以庆贺者……无宁谓国医纪念节，尚感是悲慨而未达到庆贺之一日。”“今兹三一七日，以形式上之纪念，犹不如心理上之纪念，但原因形式上纪念之热烈，转引动心理上纪念之恳切。但原因举行国医节一日之纪念，引动国医药界年年月月日日时时之纪念。”

幸而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的变化，1935年12月，顽固反中医的汪精卫卸任行政院院长，次年1月2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终于正式公布《中医条例》，从此“中医”成为正式法定名称。这使1936年的庆祝国医节活动有了一点欢庆气氛。上海中医药界指出：“今年《中医条例》公布之后，更宜饮水思源，不忘其本，事未可废，理所当然。”

此后每年3月17日，中医药界都要举行活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医药界积极投入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胜利后不久，国民党政府打压中医的情况再度出现。1946年，上海3间办学成绩突出的中医学校被取缔，中医界抗议不断，1947年还发生了中医代表冲进南京政府绝食请愿的事件。1948年，因3月底国民政府将举行“行宪国民大会”，或许是为了减少争论议题，3月17日，各报罕有地登载出蒋介石的专门训词：“十八年来我中医界同人……致力济世活人之伟业……其于民族保健之功，良足称道，此次全国各地举行盛大纪念，所望淬厉奋发，穷究极研，本数千年之宝贵经验，而予以有系统之科学诠证，然后我国医学乃能灿然大明，与并世各国并驾而无愧矣。”

至此，原本由民间团体发起的行业性节日，算是得到了官方的明确肯定，只是这并不能改变一些人要取缔中医的顽固思想。就在这届“行宪国大”上，西医代表力主修订《医师法》限制中医，随着解放战争的迫近，修订不了了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实行团结中西医、中西医并重的政策，才使中医在医疗、教育和研究等方面获得了真正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