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运动时“佳电”风波看上海总商会——以问题探究的视角

作者: 朱英

1919年1月，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受邀参加巴黎和会。社会各界都希望于中国能“稍挽回百十年国际上的失败”将被德国所占领的青岛、及其在山东的权益顺利收回。然而这场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注定没有中国的实际之利，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打包转移给了日本。这严重践踏了中国的主权，也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五四运动就此爆发。

这场运动虽以学生为发端，但是真正的惊喜，却为工商届的参与。在北京总商会的首先表态支持下，与全国商联会通电，很快全国各地商会响应支持。在主旋律的抵制日货、日常国货的活动之外，还在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愿做政府的后盾，在收回青岛主权，山东权益上，持以坚定立场，以罢市和抗税，对政府形成威胁和舆论效应。这些行动，充分表示了工商届维护国家主权、争取国际平等地位，反对政府对外妥协的决心，扩大了社会影响，使北京政府惶惶不可终日，最终不得不答应商会和社会各界的要求。

这好像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工商业承担了当时应有的社会道义，也成功的使北京政府做出了让步，但却忽略了上海总商会此时的社会动向。作为全国商联的领头，本应在此时做出表率，扛起大旗号召各地商会。而本属于上海总商会的角色，却由北京总商会承担了；号召下的各地响应者，也没有上海总商会的影子。那么上海总商会做了什么呢？

1919年5月9日，当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天后，上海总商会发出了致北京政府的一封电报，因电报所具日期为“佳”，故称“佳电”。在电报中，上海总商会谴责驻日公使章宗祥“不胜其任”。建议政府更换驻日使节，命其立即起程，坚持日本“欧战平定，交还清国”的承诺，“迳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和平决青岛问题；同时“电知陆专使”，向巴黎和会提出把青岛问题与密约分开,“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由于“佳电”的“清国”措词和经过日本收回青岛的主张，与国人的心理与希望格格不入，因此“佳电”一经发表，朱、沈二人立即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上海商界的一致声讨,引发一场“佳电”风波。“佳电”事件使上海总商会在五四运动中近乎瘫痪，不能发挥中国“第一商会”应有的作用。“佳电”风波十分诡异，如非事实，很难相信是上海总商会在五四运动中会提出，并成为全民声讨浪潮的一股逆流。

从“清国”到“支那”，“佳电”出自谁意？

当“佳电”公之于众，社会舆论大都将矛头指向上海总商会的领导人，大骂他们是汉奸卖国贼，并以电报中的“清国”二字为证据（日本惯用词语）。作者在书中的说，这只是引用日本政府早先致驻青岛德军公文中的原文，应该打上引号，而不是直接出自于上海总商会的领导人，“不至于如此愚蠢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并在“佳电”起草一事的探讨中，否定日本商会会长起草的可能，将怀疑最终投向了副会长沈联芳。

沈联芳

熊玉文老师在九年后，对于朱英老师原论文进行再商榷。在这篇论文中，首先对于“清国”之称谓是不是引自日本致德国的最后通牒，在翻阅同时期日本文章，已经皆以“支那”称呼（1913年日本政府明确规定以“支那”取代“清国”的称呼，而最后通牒的时间为1914年8月15日，施行约有一年的时间）。但在再商榷的文章中，最后通牒的原文作者说已经因为大众传媒的加工，变成了面对中国受众的文字。且在“佳电”发表当天，就有人撰文质疑“日人攻取青岛在民国三年，日人纵蔑视我国，其正式公文必不至复称我为‘清国’”，质问总商会的“清国”一词“果何所据而云”？沈、朱二人也从未正面回答这一质疑。在究竟“佳电”是谁起草一事，也认为日本人起草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中国人不但不会用“清国”称呼清朝，而且也不会用“日廷”来称呼日本或日本政府，这就使整封电报看着像日本人在讲话，且最终目的迎合日本人的胃口。

我们如果暂且将电报的撰写者放在上海总商会头上，仅从电报观点上看，结合“二次革命”事件中的上海总商会主张与行为推导。会发现这次“佳电”主张，其实也与总会单方面追求和平，甚至有些和稀泥的态度相似，发端是不愿与任何一方结怨，又不想战争的发生，给予商业和商人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如果我们以现代人的视角，第一次接触“佳电”的主张，直接的觉得这是没考虑国际形势，仅仅将视野停留在了眼前，所以会有理想化的倾向，放在现实中就会不合时宜，而这种思维方式长期也存在于晚清政府中。

朱葆三

“佳电”原文之疑

《民国日报》对“佳电”的报道最接近原电，影响也最大，长期以来一直被出版界和研究界当作原始资料征用。即使2000年台湾出版了“佳电”的原始档案后，大陆和台湾的研究人员和出版机构等，至今（2011年的论文）仍然无人使用原始档案，而是继续将《民》版“佳电”当作原始资料看待，形成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的奇怪现象。（书中引用原文为《总商会对青岛问题之主张》，《申报》1915年5月10日，第10版。引文与原文亦有多处出入，与《民》版也有不同。）

（附：论文笔者将两篇电报合并对比
先将“佳电”原文与《民国日报》报道合并录之如下。其中，《民国日报》改动部分以〈〉标明，遗漏之字以（）标明，增补之字以【】标明。
青岛问题激成全国公愤，皆由章使宗祥不胜其任。查章使于洪宪未成之后，不愿长农商长司法而独愿出使日本，其意不知何居。又查欧战开端，日本以哀的美敦书致青岛德军云，尔曹不即退出，当以兵车相见。若青岛为我傭〈所〉占，待欧战平定，交还清国。此言也，全球皆知，岂能更变（乎）。【今】欧战既停，章使应如何商承政府，询问日人作何手续交还。乃计不出此，电请我政府提交欧会公决，不【料】因有英日、日法〈法日〉、意日密约之牵制，致遭失败，又不奉命遽回本国。甫抵都门，忽有辞职之意。携眷到津〈京〉，复潜往曹寓。其父其兄久处京城，何以舍而寓曹，情甚诡秘，人之猜疑，实由自召。值兹舆论哗然，群情鼎沸，尚系对于章使，具有愤懑不平之现象。而对于日本外交，并无别种举动。凡我国民深知国步维艰，当静以处事。为此电请钧座，迅赐遴派资格声望足以胜任大使者，任命日本〈使〉，克日起程前往，坚持欧战平定交还清国一语，迳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和平解决，免贻休〈伊〉戚。并请电知陆专使对于协约各国声明交还青岛之语，日本发表在先，与他（国）条约并无牵制，应将此项议案提出大会，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际此人心浮动，伏乞将办理情形晓示天下，俾安大局而免鼓噪。无任迫切待命之至。上海总商会叩。佳。）
近年来有学者为了证明“佳电”并非上海总商会的“媚日卖国主张”，而是“一种收回青岛的独特策略与方案”，认为电文是日本人起草的“这一结论的史料依据并不充分”，“实际上是一种传说”。其怀疑的理由有两点：第一，除当时一家通信社的消息外，“再无其他的任何史料可资佐证，因此不能作为定论”。第二，如果“佳电”真是由日本人起草，应当不会在电文中“反复强调日本政府已应允将青岛交还给中国”，因为这样做“肯定会使日本处于相当被动和不利的境地，相反却有利于中国以更为充分的理由收回青岛”。所以经论述后，熊玉文老师得出了三点结论：1、电文称谓反映了日本人的历史记忆和言说角度；2、电文语境反映了作者对文本内容和写作环境的陌生；3、电文的写作水准更像是一篇译稿。通过这三点结论，直接对电报原文来历提出质疑。

买办转型与商会改组

上海总商会中的大批商人，都是买办阶层的转型，如前会长王一亭，本为日清公司的买办。浙籍买办成功转化为资产阶级新型商人，并使江浙帮商人成为上海总商会中力量最强的地方群体。

（附：上海总商会领导者中的浙江买办
素有中国第一商会之称的上海总商会, 实际上是由浙江商人创办的, 并且浙江商人实际上掌握着商会的主要领导权,在商会的总董、会董中浙江商人始终占据着半壁河山。在上海总商会的前身上海商业公所成员构成中, 在6名总董中, 浙籍商人占2名, 总共买办2名, 浙籍买办1名;在59名会员中已知籍贯者38人, 其中浙籍19人, 买办占6人。从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到1929年上海总商会改组27年间, 上海总商会换届18次, “浙帮商人严信厚、李厚佑、周金箴、朱葆三、宋汉章、虞洽卿、傅晓庵先后14次当选总理(会长), 总任职年限达23年”, 其中具有买办身份的就有朱葆三、虞洽卿、傅晓庵三人先后五届掌管上海总商会。浙籍商人担任商会副职的9人13次, 其中买办沈联芳3次, 朱葆三2次, 王一亭、袁履登各1次, 共5人7次。由上述数据可见, 上海总商会长期以来一直为浙江籍商人所控制, 而其中买办始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所以在书中，作者将其定性为派系纷争，说“佳电”风波与闽粤帮对于江浙帮的抨击也不无关系。但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李达嘉先生的研究，上海总商会历届选举，虽然浙江籍、宁波帮商人在领导层中占多数，但“亦未见非浙江藉商人对此现象表达不满或批判”。而历届被选举为总理、协理或正、副会长的人，“几乎都辞不愿就”，就连被选为议董的人，“也常有辞职或不愿连任者”。这是因为一方面商界人物“己身的营业繁忙”，不愿分心于公共事务。另一方面，政局动荡使商会领导人处事艰难，“无力肆应变局的窘境”。所以把“佳电”风波与总商会内部派系之间的权力之争联系在一起，似有不妥之处。且江浙帮中攻击朱、沈二人的，也不是“少有其人”，而是大有人在。如最早提出罢免二人的周佩箴，对二人公开质疑的朱杰等都为浙江籍。

王一亭

（附：《申报》1919 年5 月13 日。
“佳电”风波产生不久, 上海总商会内部即有会员一方面对“佳电”予以抨击，另一方面主张从组织上对总商会加以改组。其理由是:“ 商会者, 为保商兴利而组织者也… …总商会名义，上海众商所公有, 非一二人所得而私也。今商会‘佳电’，与商界相反至此，岂非至奇可骇之事乎？” 为今之计，惟有改选正副会长并改组总商会。所谓“保商兴利之要道, 尤必从组织始”，改组后的总商会要“多聘毕业欧美、富于商学人员为商会顾问”，以避免重蹈覆辙。）
令人欣喜的，经历了这次风波，上海总商会认识到了根本原因在于组织上，所以改组之事迫在眉睫，这也表明了一部分会员的思想认识已经提高。同时借由这一契机，让许多总会之外的商界人士，采取了不同措施对根本性的改组问题施压，比如另成立“平民商会”。1920年8月，上海总商会第三届会董换届改选，正副会长易人，原有的33 名会董中改选者也多达31人。新一代工商业代表终于进入总商会领导层，他们所具有的新思想文化素养、所受过的专业高等教育，使他们完全不同于由商帮、买办转型而来的老一代绅商，为上海总商会发展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

（引文改选自：《新绅商的治业之道》
1920年上海总商会第三届改选中，41 岁的聂云台当选会长，站到了工商界舞台的中心。作为曾国藩的外孙，1880 年出生的聂云台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其父聂缉椝官至巡抚，长期担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一职。聂云台自幼就学习英语，而且学习土木、电气、化学等新式学科，有开阔的视野和新的知识装备。当他25 岁接办父亲与李鸿章、盛宣怀等人合办的华新纺织总局时，就崭露出在企业经营上的才华。几年后，聂家以31.75 万两银元买下华新，改名恒丰纺织新局，即后来有名的恒丰纱厂。
1912 年，民国初创，年轻的聂云台受邀出任工商部顾问，他满怀希望，写下《拟办中国模范棉工厂说略及其预算》一文，以实业家的身份阐发实业报国的理想，认为振兴实业的大好机会已经到了。按照他构想的“模范棉工厂”方案，纺纱、织布、轧花三项每年获利可接近70 万两，这是他根据办恒丰的经验推算出来的。他主持的恒丰大力引进新技术、新设备，率先由蒸汽锅炉改用电力马达，成为中国纱厂采用电力的第一家。他重视技术培训，长期开办训练班，一度委托南通纺织工学院代办。另外，他还革新管理制度，改变传统的包工制，这一切，在当时的企业界都是大胆创新之举。恒丰从初创时的7008 纱锭，到1921 年增加到4 万锭，另有布机354 台，年产各类纱12800 包，布15 万匹，成为纺织界的翘楚，陈独秀称他为“我国工业巨子”。）

聂云台

综上所述，主要以本书第四章“五四运动期间上海总商会‘佳电’风波”谈起，因本书主要为朱英老师近二十年的论文成果的系统汇编、修订，但是在新修订的这篇论文，作者并未对原有论点进行修正，也仅在两处回应了熊玉文老师的质疑。所以本着求证的、审视的态度读书，对于相关问题结合几篇论文观点，进行了综述。“佳电”风波的许多问题和细节仍在争论中，希望在下一步的学习中，多关注新材料的和研究的出现，能对此问题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