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知识分子与“定县模式” ——以晏阳初、姚寻源、陈志潜为例

作者: 王勇

定县儿童游行队提醒村民预防注射的重要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今河北定州）开展了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由北京协和医学院、河北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医务工作者群体响应晏阳初的号召，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支持下，建立了我国最早的村-乡-县三级乡村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开创了我国农村卫生健康建设的先河。这一体系被后世称为“定县模式”，在中国医学史以至世界医学史都占有重要地位。

一

1923年，晏阳初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口号，发起组建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号召爱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参加乡村建设。1926年，平教会于河北定县东亭镇翟城村设立办事处，开始创办定县乡村实验区，在当地开展推动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试点工作，力图让这里成为一个中国农村教育、农村改造的“社会实验室”。晏阳初提出中国农村居民存在“贫、愚、弱、私”四大问题，即生活贫困、知识匮乏、身体羸弱、公德缺失，并对此提出了四大教育以资补救：以生计教育救贫、以文学教育救愚、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

1928年，晏阳初赴海外筹集资金，结识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兰安生（John B. Grant）。兰安生是加拿大医学传教士兰雅谷之子，出生在中国宁波，1921年受聘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兰安生以协和为基地，积极开展基层公共卫生建设，在1925年与北京卫生界开明人士合作成立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开创了我国城市基层公共卫生保健的先河。兰安生对晏阳初的卫生教育主张很赞赏，邀请他到协和医学院演讲。晏阳初在演讲中呼吁青年学生投入乡村建设工作，令在座师生深受感动，听众中有多位学生后来参加了定县实验区建设。

1929年9月，兰安生得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代理校长顾临的支持，决定派遣协和公共卫生系教师姚寻源、协和医院护士高淑良到定县参加平教会卫生教育工作。姚寻源是协和1925届毕业生，河北保定人，自幼家境贫寒，对中国乡村公共卫生状况有所了解，在协和就读期间受到兰安生的影响，放弃学校的优厚待遇和去美国进修的机会，到定县就任平教会卫生教育部主任。

定县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极其贫困，民众缺医少药，这里没有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医生，仅有几家中药店和两名坐堂医生，有200多个村庄完全没有任何医疗条件。姚寻源来到定县后，沿用了兰安生在北京开展社区公共卫生活动的办法并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以县城为中心，自上而下设计乡村疾病预防体系。他先在县城建立诊所和进行公共卫生知识宣讲，再到附近乡村给农民提供医疗服务，同时调查各村卫生状况、统计出生率和死亡率。1930年，卫生教育部在姚寻源的领导下，举办了一系列公共卫生活动，包括为定县农民免费接种天花疫苗，在当地学校为师生开设卫生课程，筹建拥有新式医疗设备、病房和药房的县医院以及公共卫生实验室，并定期到各村巡诊。

姚寻源在定县的工作得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支持，担任协和代理校长的著名生化学家吴宪不仅帮助姚寻源开展农民营养状况调查，还亲自到定县深入农村，考察农民饮食。吴宪根据调查结果发表了《吾国人之吃饭问题》，提出了改善中国民众膳食健康的主张。1931年，协和医科毕业生李方邕、护校毕业生周美玉也被派到定县工作。

但是，由于平教会在定县的活动主要靠晏阳初到海外募集捐款，财力有限无法持久，也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卫生教育部的活动仅限于定县县城和附近村镇。1932年，晏阳初提出要去美国进修，平教会的卫生工作迫切需要新的领导人。恰好，协和1929届毕业生陈志潜自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专业，刚刚学成归国。

二

陈志潜于1921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就读期间深受兰安生的影响，毕业后放弃协和医院的职位，投身公共卫生事业。1929年，陈志潜毕业后到南京政府卫生署报到，当时主持卫生署工作的常务次长是协和校长刘瑞恒，他也是陈志潜在协和医院实习时的指导教师。陈志潜在刘瑞恒支持下，接受了陶行知的邀请，到南京附近的晓庄建立了一个乡村卫生实验区。

在晓庄，陈志潜看到农村民众的健康意识水平很低，农民营养不良，卫生条件极差，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他希望有机会试验一种能帮助中国农民摆脱疾病困苦的、有效的卫生服务体系。1930年，陈志潜因为同情陶行知在晓庄领导的爱国运动而被南京政府解职。在兰安生的斡旋下，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陈志潜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公共卫生学硕士。1931年底，陈志潜学成归国，他再次选择深入为贫病所苦的中国农村。后兰安生、晏阳初邀请陈志潜北上，希望他能主持平教会在定县的卫生工作。兰安生还专门向陈志潜说明了在定县创建由协和主办的我国首个农村公共卫生教育基地的想法，计划安排协和医学本科生和护理专业学生到定县参加农村卫生实践，让学生走出学校、医院大门，接触中国社会卫生现实状况，学习基层卫生工作的知识和方法。1932年，陈志潜接受邀请，举家前往定县接替姚寻源的工作。他与平教会的工作人员一起从北京出发，坐了将近12个小时的火车。到达定县后，他先与李景汉带领的研究团队组织地方健康调查，选取当地4.5万人作为样本，通过调查确定该地区疾病和死亡原因，数据表明缺乏对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是造成中国农村人口患病死亡的主要原因。

陈志潜立足于扎实的社会调查，对平教会既往的卫生工作进行了根本性变革，摆脱依靠外国援助和沿用欧美农村医疗模式的工作方法，决定结合中国农村实际条件，建立一套与中国国情相符合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他将卫生工作与定县教育、文化、经济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力求使农村医药保健的需要和供应、保健医药执行人员的分布，更有利于乡村卫生事业的发展。

在陈志潜领导下，平教会卫生教育部采取了新的工作计划：一是根据当地社会、经济条件制订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的工作方略；二是乡村卫生工作包括医学治疗和疾病预防，二者齐头并进，无论在计划、分配经费、训练人员等方面都不偏废；三是定县的乡村公共卫生工作不仅要为平教会定县实验作出成绩，还要力争创造出一套可以向全国地区推广的农村卫生工作方法。

从1932年1月开始，陈志潜带领卫生教育部员工开始建立新的村—乡—县三级农村保健制度。这个制度的基础是村，而不是县，由下而上，从区到县一条龙建立。陈志潜通过社会调查发现，当时中国农村极端贫困，以人口500人的村庄计算，每村每年医药卫生费用仅有50元，根本不足以养活合格的医生、护士。经过多方讨论，陈志潜决定从村做起，建立基层保健员制度，由各村推选接受过平教会教育、热心服务的青年加以短期训练，训练的内容密切联系村民的实际需要。这些经过培训的本地人员成为村保健员，他们可以长期在村内进行最基本的卫生保健工作，从而解决大多数农民所遇到的疾病问题和保健问题。

陈志潜选取西建阳村作为试点，从平教会创办的平民学校毕业生中选择有志于乡村卫生事业的青年作为培训对象。他亲自编写保健员学习纲要，用通俗简单的语言介绍卫生保健知识，并尽可能用示范的方法进行教学，培养每个学员的独立操作能力。每村的保健员都配备一个保健药箱，其中有最常用的外用和内用的药物，务求安全、有效、廉价。

西建阳村培训取得成效后，村保健员制度从1933年起开始向全县各村推广，仅用了不到3年，定县绝大多数村都有保健员做预防疾病宣传和简单医疗操作，同时对村里的出生、死亡人数进行统计，将需要医生诊断的病人及时送往上级卫生机构治疗。在村以上设立区（乡）保健所，由正式医学院校毕业的医生主持门诊医疗工作。据史料记载，除了一位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生以外，定县各乡保健所的医生都是当时设在保定的河北医学院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多数是陈志潜应河北医学院邀请到该校讲授公共卫生课程时发动招募来的。区保健所除每日开设门诊外，还负责布置乡内传染病预防工作和监督村保健员的工作。

区以上的县城，陈志潜将姚寻源建立的医院作为县保健院，院内的医生和护士都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1932年，北京协和医学院与平教会签订合作协议，在定县建立协和的农村卫生教育基地，安排医学生和护士生轮流到定县实习。除陈志潜、李方邕外，北京协和医学院又派遣医科毕业生墨树屏到定县负责外科工作，杨济时负责内科工作，俞焕文负责流行病防疫工作，谷韫玉负责妇婴卫生工作；护理及卫生教育工作除章斐成、周美玉外，另派遣护校毕业生余道真、罗桂贞、王惠因、周妙玲、李雪峰协助。兰安生每年定期来定县指导工作，袁贻瑾、杨崇瑞、刘士豪、谢和平来定县提供帮助，刘瑞恒也多次到定县视察，支持肯定卫生教育部的工作成绩。

从1932年到1935年，定县建立了完整的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络，基本上解决了大多数农民无医无药的困难；普遍进行预防注射，消灭了天花、黑热病、霍乱，大大减少了胃肠传染病的发生；儿童的沙眼、头癣、破伤风明显减少；农民的卫生知识得到提高；各村的水井都得到改良，饮水卫生安全有了保障。

陈志潜在设计实施这套中国农村卫生保健体制的时候，着力于解决平教会资金主要依靠国外援助的问题。维持整套卫生保健网络所需费用做到了县财政和农民支付能力可以承受，平均每位农民每年用于医疗的费用在1角左右，全县医疗费用每人平均在3角以下，处于当时中国农村经济情况所许可的范围内，在中国医疗史上是一项创举。

三

定县乡村卫生工作引起了国内外医疗界的关注，来自欧美的公共卫生学家到定县考察，对定县的卫生建设给予高度评价。1934年，南京中央政府卫生署召开全国卫生会议，由署长刘瑞恒主持，会议决定向全国推广定县农村卫生工作经验。国内医学院如上海医学院、湘雅医学院、齐鲁医学院也派出师生来定县实习。

定县农村卫生事业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源于卫生教育部员工的爱国热忱。周美玉描述自己的工作感受：“在乡间的生活，和城市比较，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物质方面的供给是很简陋，精神方面的调剂也是单调。我们每天在自行车上跑了几十里路回来以后，看看满身满脸的尘土，精神方面确实有些倦怠。然而想到我们自己的使命，我们中国农村这样广大，工作人员这样稀少，工作摆在前面，我们不做更待何人？要设法在一片荒原上开垦，使它成为快乐的家园，要做黑暗中的一线曙光！”军事医学家俞焕文后来回忆道，他在定县到各村从事疫苗接种工作时，每天骑自行车几十里，有时涉水推车，或车坏抬车，有过一瞬时的“在松软黄土路上奔驰，有点不务正业”的想法，但为了大众的健康，这种短暂的私心杂念很快被克服了。

然而，定县模式没能持久坚持下去。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定县被日军占领，平教会在这里开展了11年的社会实验被敌寇摧毁。陈志潜、周美玉、墨树屏等人设法离开敌占区，投身民族抗战。周美玉后来成为中国军事护理医学的奠基人；陈志潜在四川继续开展他的公共卫生事业；墨树屏参加了八路军，在前往延安途中不幸因公牺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县乡村公共卫生模式的历史经验为人民政府所吸取，成为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组织邀请陈志潜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学院撰写回忆录：《中国农村之医学——我的记述》，书中详细总结介绍了定县乡村公共卫生实验区的历史经验，该书出版后取得了较高国际声誉。定县模式的传播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得到了世界公共卫生界的高度赞誉，并对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以及《阿拉木图宣言》的制定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