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陈翰伯 ——陈翰伯与当代出版史研究再认识

来源：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商务印书馆百年文化研究中心

摘要：陈翰伯是商务印书馆百年史与共和国出版史转承与嬗变的关键性人物之一。但在当代出版史研究中，陈翰伯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史料是研究的基础。陈翰伯存世文字不多，前半生“青春办报”所撰写的大量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在“文革”中遗失殆尽；后半生“皓首出书”所相熟的亲友同事亦渐凋零。因此，系统搜集、整理陈翰伯史料，对推进相关研究不仅意义重大且时间紧迫。本文以“陈翰伯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的筹划、组织及有关背景回顾为线索，记述了陈翰伯史料的搜集整理、有关纪念活动组织、相关研究文章撰写，并由此见证了一代老出版家对陈翰伯的深情回忆和高度评价的全过程。这些工作，丰富完善了陈翰伯生平史料，推动了陈翰伯研究价值认识的深化，便利了有关研究的展开。

一

陈翰伯是商务印书馆百年史与共和国出版史研究中两次转承与嬗变的关键性人物之一。但在当代出版史研究中，陈翰伯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关注陈翰伯始于20多年前。时值刚刚入职商务印书馆，从老一代同人那里常听到“陈翰伯”这个名字，讲述者敬重的神情和所讲述的内容本身，令人印象深刻。由此开始搜集有关史料，撰写纪念文章，组织纪念活动，推动业界和学界对陈翰伯的关注和研究。

1936年燕京大学毕业照

2014年陈翰伯诞辰100周年之际，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出版协会合作组织纪念座谈会，是多年不断的“发现陈翰伯”、推动陈翰伯研究的一次小结。会上，新闻出版界老领导、前辈和同人表达了对陈翰伯的深深追念缅怀之情。纪念座谈会不仅是对此前数年陈翰伯文献搜集和口述史研究工作的小结，也是将陈翰伯从历史的深处拉到时代舞台，使得陈翰伯研究更系统、更深入开展的开端。陈翰伯其人及其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历史贡献，在当代出版界和出版史研究中获得了应有的重视。

白云苍狗，世事沧桑。历史因遗忘而封尘，却具有公正的品格，史家则有正直的本能。如果说，“文革”前陈翰伯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主要贡献是再造了商务印书馆，“文革”后则是带领出版界“拨乱反正”，推动出版事业“解放思想、勇闯禁区”，开创了新局面。和张元济一样，他们都称得上各自所处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然而，与张元济相比，除了与其有过直接交往的老出版家，当代人对陈翰伯所知甚少，遑论学界和文化界，似乎出版界一度也将他遗忘，以致曾在某当代著名出版家评选中，陈翰伯竟榜上无名。他的身影过早地淡出了由他一手开创的改革开放后的出版复兴的时代喧嚣之中。社会的关注程度与其历史贡献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使人禁不住要为其鸣不平。当然，由于共和国出版史尚未被普遍纳入经典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在过往的研究中，陈翰伯未能引起足够重视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中国新闻出版史来说，陈翰伯如若缺位，则难以观察理解新旧两个商务印书馆的传承与再造过程，也难以梳理“文革”后出版业“拨乱反正”、重上正轨这一重要转折的路径与图景。因此，陈翰伯的“黯淡”或“失踪”，既是商务印书馆百年整体史的缺失，也形成了共和国出版史的断层。

陈翰伯少年时与家人在苏州老家（右二）

或许与晚年中风且去世较早有关，或许与其低调务实的性格有关，陈翰伯存世文字不多。2000年，宋木文先生主持编订的《陈翰伯文集》收录长短文字72篇，基本囊括了这位新中国最重要出版家1949年之后公开发表的大部分演讲和文章。[1]这些文字多以革命者或出版家的身份阐明具体问题、指导具体工作，少有言及其他或表达个人旨趣的——虽然陈翰伯是燕京大学科班出身的高材生，学养和笔力有口皆碑，但他自己所保存的“青春办报”前半生所撰写的大量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在“文革”中遗失殆尽，迄今未再进行系统搜集和整理，殊为遗憾。

商务印书馆馆史无疑是陈翰伯史料的重要源头和研究坐标。商务印书馆具备物质和精神两种形态的历史资源，这些历史资源具有罕见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其与中国现代文化演进休戚相关，不仅表现在出版活动本身，还因人物与事件的关联、交集和扩散，不断放大影响，这是国内其他出版机构所鲜见的。商务历任领导者皆重视馆史资料的保存、整理和研究，是为商务的一大传统。张元济时代商务便建立了完备的档案制度。上世纪50年代，陈翰伯入主商务第一件事情便是了解学习馆史，命上海办事处整理留存在沪的老档案，后陆续运至北京。其后陈原、林尔蔚、杨德炎、王涛、于殿利等历任商务印书馆领导均多有推动。

二

有关陈翰伯生平事迹的第一次整理，是在他去世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学生高崧、胡邦秀搜集整理了九篇怀念文章，外加陈翰伯自己撰写的《陈翰伯自传》等相关文章四篇，组成一本十万字左右的小册子《报人出版家陈翰伯》，于199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但这本朴素的小册子流传极其有限。其后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中国出版论丛”，于1995年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篇幅略长的《陈翰伯出版文集》。2000年，宋木文先生、杨德炎先生又组织出版了上文所提到的《陈翰伯文集》。《陈翰伯文集》在收录陈翰伯自撰文章、演讲文稿等之外，还搜集了包括前书所收文章在内共21篇纪念文章，作者包括早年与陈翰伯一起办报的革命报人如袁鹰、冯亦代等，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宣部工作时的同事于光远等，50年代新闻学校的部下徐亚南、学生唐达成等，商务印书馆的老部下（也是学生）高崧、胡企林等，出版局的老部下宋木文、方厚枢等，以及一起办过报又一起做出版的陈原、赵晓恩，等等，这批宝贵的史料勾勒了陈翰伯基本的人生轨迹。但总的说来，这几本书流传范围都不大，熟人圈子之外，人们仍然对他一无所知。

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的陈翰伯（下方中间戴礼帽者）

陈翰伯研究的一次推进，是2007年商务印书馆创立110周年之时。当时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图书商报》合作编辑建馆110年纪念特刊，此项工作前后历时半年，于当年年底出版。笔者在特刊“钩沉”部分发表了《北京商务印书馆的奠基人——陈翰伯》一文，提出“北京商务”和“上海商务”两个既有历史文化传承又迥然有别的商务之说；论证了1949年前后，在上海老商务的物质与精神遗产均所剩无几的困境下，北京商务在很大程度上是陈翰伯时期再造的新商务。[2]文章列举陈翰伯的再造之功，提出陈翰伯实为“百年商务的中兴之帅”“北京商务印书馆奠基人”的论断。虽然此前《陈翰伯文集》所收纪念文章不少，但影响圉于与陈翰伯相知相交的一个很小的人事范围，因此，这是陈翰伯事迹首次较为突出地展现在普通读者面前。由于商务110年馆庆颇受瞩目，“纪念特刊”也引起一定的读者回应，也让久藏于老人们记忆深处的陈翰伯重回世人视野。或许文章对陈翰伯的历史评价和人格描写，与心目中至善至圣的“翰伯同志”较为吻合，这篇文章在商务老一代同人中间激起了层层情感涟漪。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杨德炎先生说：“‘特刊’等了半年才出炉是值得的！”“馆里有人说我对‘CC’[3]区别对待，说我和陈原好。我快退了，这篇文章很及时，我对翰伯和老人们有了一个交代。”陈翰伯时期，从事资料工作、研究过“商务印书馆的陈翰伯时期”的馆史专家汪家熔先生，肯定了文章对陈翰伯的评价。陈翰伯时期调入商务的西班牙语老编审林光先生[4]，“文革”后期在干校迟迟不能回京，便向已离开商务的陈翰伯求助，不久如愿回到商务继续从事词典编辑。这篇文章发表后，林光先生曾念及每读此文，“眼眶都会不由自主湿润起来”。在商务印书馆口述历史采访中，常遇老先生主动谈起“翰伯同志”，倾诉珍藏的记忆和感受。这些访谈，使得有关史料丰富起来，使得考察张元济时代的老商务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商务之间的承续嬗变，有了一个整体性的观察进路。

1976年黄刺梅花开时节陈翰伯与家人（前排右一）

2011年之后，笔者专事馆史工作，继续历史资料的搜集和历史档案的数字化整理，拓宽口述历史采访范围，复刊《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陈翰伯仍是关注重点。其间拜访陈翰伯家人，翻拍有关图片笔记，充实相关史料。这些工作也为商务印书馆组织陈翰伯百年纪念做了一些铺垫和准备。

三

2014年是陈翰伯诞辰一百周年，无疑是纪念陈翰伯、宣传陈翰伯、搜集有关史料的绝佳时机。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出版协会合作共同纪念这位共和国最重要的出版家。但在筹划议程、拟定嘉宾时，却遇到了难题。纪念座谈会当以与陈翰伯有过接触的故旧为主体。百岁意味着同龄人凋零殆尽，部下和学生也多成为垂垂老者。这些翰伯的旧友、学生、部下都还安好吗？他们在哪里？是否愿意走出来为数十年前的老领导或老师聚谈？

首先对纪念活动表示支持的是组织《陈翰伯文集》编纂工作的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原局长）宋木文先生。陈翰伯任出版局代局长时期，宋木文曾任局办公室主任，对陈翰伯“文革”后主持出版局的情况非常熟悉。宋木文虽一直处在行政领导岗位工作，也是公认的出版家。他对商务印书馆十分关心，常来参加出版活动，并担任“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出版委员会主任。他撰写胡乔木与“汉译名著”有关文章时，笔者曾帮忙核实史料。2013年冬，笔者与时在南国过冬的宋老通话，汇报陈翰伯纪念活动的计划和困难，他当即表示支持。笔者进一步提出请他做主题发言：“出版协会是主办机构，您是版协的卸任主席和现任顾问，是翰伯奠基的新商务事业的支持者，又是翰伯所开创的出版改革开放事业的继承人，再没有人像您这样了解他的为人、理解他的事业了。”宋老表示要认真考虑这个建议，也需要好好做些准备。他一再说起编《陈翰伯文集》的遗憾：“与陈翰伯的历史地位和出版贡献相比，无论是《陈翰伯出版文集》还是《陈翰伯文集》，文章都太少了，太单薄了！”不久，宋老同意了做主旨发言。

有了宋老的支持，筹备工作推进非常顺利。为了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搜集史料，除了两家主办单位外，笔者将陈翰伯1949年后工作过的所有机构，如新华社、北京新闻学校、中宣部、人民出版社、新闻出版署等，一并纳入邀请名单，又先后从中国出版协会刘建国副理事长、陈宝贵副秘书长，本馆老书记孟传良、陈翰伯晚年在商务的秘书李新英，以及陈翰伯家人处得到帮助，整理出一份老出版家名单，一一与之联络，同时委托李新英联络陈翰伯学生。商务印书馆馆务会决定全员参加。

1961年初秋和家人在北海公园

陈翰伯的感召力是巨大的。受邀各方均欣然答复赴会。因故不能到会的曾彦修、方厚枢、邵益文、沈仁干、黄鸿森、徐式谷等均提前发来了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

曾彦修的《陈翰伯——一个近乎“完人”的人》于会前一个月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笔者致电曾老表达感谢，曾老说：“我97岁啦，出不了门了！”表达不能参会的遗憾。他在文章里写道：“翰伯同志，你一生低调做人，勤默做事，无我无私，完人以殁。你是我党永远的模范，更是解放后出版界的第一完人啊！”[5]这样的评价，从曾老笔下写出，语重千钧。又写道，“翰伯同志最后是到商务印书馆工作，这是商务之幸。但对全国全党来说，却不一定。因为他远不只是领导一个出版社之才，而是一个经邦济国的大才啊！”曾老赐稿时，已是近百岁老人，此处提及陈翰伯最后是到商务工作有误，但其对陈翰伯“经邦济国”的评价，却并非一己之见，陈翰伯的学生郑海天、商务老编审陈兆福等，都曾有过类似评价。[6]

沈仁干先生发来《翰伯鼓励我研究版权》一文。这位国家版权局的首任专职副局长，其版权事业的启蒙者、鼓舞者正是陈翰伯先生。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原党委书记邵益文先生发来《为国家为民族敢于担当的出版巨擘》，内中有陈翰伯对出版人才的卓见：“出版搞得好不好，靠的是队伍的水平，队伍水平高，出版的东西就好；队伍水平不高，就拿不出有质量的产品。现在缺的就是人才。”又谈出版研究工作，“搞科研这种事，很辛苦，而且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因为这种工作，有的人重视，有的人不重视；有的人有时重视，有时不重视；有的人嘴上说重视，实际上不重视。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怕吃苦，不怕困难，坚持下去，迟早会出成绩”[7]。陈翰伯从不说套话，总是于平实中透出犀利，穿过现象直击本质。如果说有一种“陈翰伯风格”的话，这就是写照！

黄鸿森、徐式谷均为“文革”前后北京编译社成员。北京编译社是陈翰伯参与组织起来并担任总编辑的一个特殊的学术翻译团体。由于身体原因，他们都没有参加纪念活动。2015年，徐式谷在近乎失明且腰部几乎弯到九十度的重病之下，撰写了《陈翰伯同志帮助我进了商务印书馆》。这位当年被陈翰伯留住的 “右派分子”，日后成为商务的副总编辑，为商务勤勉工作到70余岁。2016年，黄鸿森先生于96岁高龄撰写了《陈翰伯与北京编译社》，首次揭秘了“文革”前以北京编译社名义从事“汉译名著”等西学名著翻译的所谓“地、富、反”“右派”等为主体的特殊翻译群体的有关史实。虽然避开了一些敏感环节，但为这段隐秘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篇文章作为重要的出版史补充，由笔者代为在2017年“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黄鸿森本人一直在出版界长期耕耘，后成为荣获国家辞书奖终身成就奖的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知名辞书编纂家。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和阿姆斯特朗，陈翰伯（前排左三）、姜椿芳（前排左一）等陪同

1949年到1953年，陈翰伯创办了新华社新闻训练班（后先后改隶新闻总署和中宣部）并主持教学。这个学校培养了不少新闻出版名家，如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唐达成、著名播音员夏青、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高崧和胡企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庄浦明等。其中，原中国书协主席、人民美术出版社原副总编辑、书法家沈鹏先生是这些名家中的名家。时值沈鹏先生身体不适正在住院，笔者通过《艺术沙龙》杂志主编祁旺先生约请他参加活动，并为座谈会题写“怀念陈翰伯”。不久，祁旺先生打来电话，口述沈鹏先生《纪念陈翰伯老师冥诞一百周年》诗作，又嘱笔者到人美社老宿舍请沈先生笔墨。令人意外的是，沈先生另草书一幅，为陈翰伯百岁冥诞题诗中“不羡大官谋大事，敢从新处拓新枝”两句。沈鹏先生最终因身体原因未能到会。“怀念陈翰伯”这五个字，正是在向沈鹏先生求字时涌现于脑海的。“怀念”二字，简单明了，却最能体现这些故友知交的深情厚谊，也最能表达陈翰伯于当下的稀缺和观照意义。因此，这五个字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座谈会的主题。

四

2014年10月16日，“陈翰伯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礼堂隆重举行。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以《开启商务新局面的陈翰伯》为题致辞，介绍陈翰伯的生平事迹和对商务的贡献，并将“陈翰伯精神”提炼为“就是在一个时代里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认真思考，就是对自己应当担负的时代使命的认真思考，就是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去认真服务和践行这一使命的高贵品质”[8]。

宋木文在陈翰伯身边工作时间不短，但受发言时间所限，只能重点回顾陈翰伯在全面推进出版业“拨乱反正”中所做的四项重要工作，即打破少儿出版禁锢，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一大批图书；克服“左”的指导思想，调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出版方针；地方出版社出书由“三化”调整为面向全国；规划组织出版中外语文词典。宋老还重点补充了陈翰伯对《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的擘画，回忆起陈翰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感人至深”地为两部大词典奔走的往事，再现陈翰伯“我想与《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相始终”的画面。这些都是研究陈翰伯的有分量的史料。

1978年陈翰伯与于光远

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十二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回忆了自己与陈翰伯的短暂交往，认为陈翰伯是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他说，翰伯同志的品质，就是“敢于承担重任，知难而进”“敢于坚持真理，越挫越勇”“敢于解放思想，探索改革”“敢于独立思考，开拓局面”。他引用冯亦代的话，认为陈翰伯是“把中国的出版业从濒临衰境，挽救了过来”。评价陈翰伯于中国的出版事业，“如同一座灯塔，饱含着向好的希望，在茫茫大海上看起来是那么孑然而渺小，却用温暖的灯光为我们共同的事业标识航线、指明方向”。

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认为，编辑行业应当树立自己的榜样，像邹韬奋、陈翰伯、戴文葆这样的老出版家值得年轻编辑学习。老出版社、大出版社，应该更加重视、维护、研究和开发好自身的历史资源。

时任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王涛从商务印书馆馆史角度引申到中国出版大视角，将陈翰伯与张元济进行比较，认为二者在不同的时期，成为中国出版业的精神领袖和坚实脊梁：“他们都是具有坚定使命感的文化圣徒”“都是富有学识、极具才华的人，投身任何事业都能够大有作为、大有建树”“他们都是克己奉公、淡泊名利、旭日暖人、惠泽千万的道德和人格楷模”。王涛认为，陈翰伯是张元济先生的真正传人。

陈翰伯与姜椿芳

陈翰伯的学生胡邦秀先生朗诵了沈鹏诗作《纪念翰伯老师冥诞一百周年》。题记曰：“余于1949年至1950年就学于新华社新闻训练班，时陈翰伯同志担任班主任，校址设在北京香山。”诗曰：“犹记红枫火样痴，八方学子敬吾师。一身正气泮池月，两袖清风天下思。不羡大官谋大事，敢从新处拓新枝。问今霜叶几荣落，伏枥同侪未计私。”随即展示了沈鹏所书“不羡大官谋大事，敢从新处拓新枝”的草书作品。由此可见翰伯的学生对他的敬重和怀念之情。

笔者代为朗读了陈翰伯写于1985年的《自拟小传》。这篇号称“千字短文”的自传，实际只有680个汉字，通篇以时间、地点、机构和工作职务为主体，只有结尾“垂垂老矣”这一个形容词。对于自己的一生，仅用一句“做了一枚对人民有点用处的螺丝钉”作评。如此简短、干巴的《自拟小传》，如若不是刻意读之，实在引不起任何阅读的兴趣，更别提阅读的乐趣。当然，稍有历史常识，便会知道三言两语所勾勒的每一段经历的分量：例如，“1935年冬，在党的领导下，我和几个同学共同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这便是22岁的陈翰伯的人生序曲。“1936年2月，我在燕大入党，后在党内任北平学联党团书记之职”，接着，赴任西安，任张学良《西京民报》编辑、总编辑。此时正值西安事变，鉴于陈翰伯的中共党员身份，大学刚毕业即担任与中共关系极为特殊的张学良部的机关报总编辑，几乎可以确定，这是中共有意派往张学良身边策应西安事变的。此后十年，陈翰伯转战成都、重庆、上海等地，担任中共在国统区媒体机构的领导职务，用字115个。从1949年始任新华社编委到“文革”后出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长达40年的跌宕精彩，用字142个。[9]如同这段自传文字，书生本色、不事夸饰是陈翰伯一生的风格。这种风格，常与官场格格不入。虽然有不少人为陈翰伯经邦济国之才被埋没而惋惜，也有阅世者认为其不谙官场规则而不屑，“放在现在，连个处长也当不上”。悲夫？！

座谈期间，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在当事人的回忆中浮现出来，成为弥足珍贵的史料。

1981年陈翰伯与胡愈之等出版界老同志

陈翰伯在新华社国际部的工作时间很短，以往任何文章都少有提及，因此人们对此间情形一无所知。笔者颇费周折，请来了与翰伯有过交集的新华社离休干部卫广益先生。他的发言不长，却为填补这段空白提示了重要线索。卫广益提到，陈翰伯是经由周恩来总理介绍去新华社的，据说是因为新华社主要领导不是新闻科班出身，希望翰伯能够言传身教做些业务上的弥补；再就是赶快培养一批新中国亟需的新闻业务骨干。卫广益的发言，令听者对壮年时期陈翰伯的学养、修养和风度有如亲睹。从中也可看出，由于年代久远，新华社乃至整个新闻界，对这位“青春办报”的老报人、新华社60多年前的老领导已完全不知晓了。

陈翰伯的学生们恐怕是世界上最怀念他的一群人。20世纪50年代初期，陈翰伯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堪比桃花源的美好世界，一个充满理想、美德、爱与温暖的乌托邦，一个点缀着欢声笑语、名家荟萃的知识殿堂。品茗过这样的精神美酒，他们成为一辈子也分不开的大家庭。

10月15日，座谈会前夜9点左右，笔者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原副主编郑海天先生的电话，说一位同学听到座谈会消息，执意要参加。我问，多大年纪了？身体怎么样啊？原来陈翰伯的这位学生竟已93岁高龄。第二天，在家人陪伴下，老人径直走进会场，我上前请教大名加上桌签：“黎吉扬”。她成为座谈会上最年长的来宾。老人们在自己爱戴的翰伯老师纪念座谈会上相见，凝视着白发苍苍的彼此百感交集，仿佛回到师生欢聚的美好往日时光。他们互致问候，合影留念，座谈时屏息静气，认真聆听。

人民出版社原副社长庄浦明先生也是陈翰伯的学生，他的回忆补充了北京新闻学校办学的许多细节，如校舍、交通工具、教学人员等等。他还提及，20世纪40年代上海无人不晓的国际问题评论家“梅碧华”，就是“青春办报”时的陈翰伯。郑海天先生追述在新闻学校的往事，认为陈翰伯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出版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新闻教育家。当他回忆起恩师的言传身教，说起对同学无微不至的爱护，竟哽咽不已，不得不中断了发言，听者无不动容。

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林尔蔚先生在陈翰伯身边工作近30年，他谈起陈翰伯对《辞源》和“汉译名著”的贡献。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分工之后，中央领导对“汉译名著”的出版方针并未形成明确思路，陈翰伯通过思考，自行确定了“马列主义三个来源和资本主义启蒙时期的著作为主”的出版方针。“文革”后期，陈翰伯又挺身而出，顶着政治风险搞词典出版规划，最终出版了一大批重要辞书，《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汉英词典》《日汉词典》等。他认为商务印书馆迄今仍然是世界上出版工具书语种最多的出版社，这都是在陈翰伯的发起和擘画下实现的。[10]

最后，陈翰伯的次子陈警先生，代表家属回忆了“文革”对家庭的冲击和对子女的影响，忆起部分与会者当年在家中客厅与陈翰伯欢叙的情景。谈到当下的出版繁荣，他说：“包括我父亲在内的老一辈出版工作者，在九泉之下都应该非常欣慰，非常高兴的！”

1979年9月陈翰伯（前排左五）与《汉语大词典》编委

座谈会前发生了一个意外：就在会场逐渐安静座谈即将开始之际，笔者接到方厚枢长子方群先生电话，告知方老已于前夜去世，并委托通知在座的老友。当时手拿手机站在礼堂南侧入口窗边，阳光从数米高的窗棂照射进来，我环顾四周，寻找陆续落座的与方老交好的老出版家，一时感慨万千。生命如此匆匆，终将归于寂灭，唯有精神不灭、事业相传。跟随这样的精神，加入这样的事业，正是一代代出版人的使命和宿命。

《中华读书报》总编辑王玮先生获知消息，决定组织纪念专刊，委托笔者与王洪波先生一起选编新旧文章，刊出了冯亦代、袁鹰、陈原、宋木文、方厚枢、胡企林、沈仁干、沈昌文、邵益文等文章，整整八个版面上，名家云集，有如众星捧月，使陈翰伯从历史的深处走出，鲜活地站在世人眼前。有感于历史的公正品格，有感于陈翰伯的风骨风范，笔者在“编者按”《大德无言陈翰伯》中写道：“就在翰伯先生去世近三十年之后，他又复活了。他的为人，他的信念，他的胸襟，他的品格，他的精神，他说过的话，他做过的事，复活于新老出版家们的口耳相传中，复活于人们的历史阅读中，复活于人们对时代的迷惘和未来的期许中……人们不仅怀念他的功绩，更怀念他的品格和风范，怀念他的胸怀坦荡、淡泊名利、正直诚恳、勇于担当，怀念他仁者的担当、勇者的无畏和智者的作为，怀念他惠泽披于来者而不求任何回报的高尚品德。”[11]10月14日，王玮命笔者速至报社看样。赶到报社，见到清雅大气、书卷气十足的样报，真是满心喜悦和感激。编辑们对专刊的传主和有关内容似乎也格外喜欢，参与的总编、主编、编辑、校对、出版等在样报上一一签名留下纪念。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陈翰伯（前排左一）和副主席王子野、许力以、陈原等在长沙岳麓山爱晚亭前

座谈会当天，纪念专刊和本部门所编大红封面的《怀念陈翰伯》纪念图册一并放在与会者座位，让他们在落座的一瞬间即被吸引，走进陈翰伯的精神世界。《新京报》也在《书评周刊》编发了纪念专刊，代表新生代报人向陈翰伯致敬。其他与会媒体也纷纷刊发报道。会后，会务组将座谈发言整理出来，加上图片、议程、嘉宾名单等等，又编了一本纪念册。这些文章，分两期悉数收入了《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新四、新五期“纪念陈翰伯诞辰100周年”专题。

五

纪念活动对陈翰伯研究起到一定推动作用。正如本文开篇所言，座谈会及其成果结集，既是对陈翰伯的缅怀，也是有关史料挖掘的一次小结，是对陈翰伯研究的一次推动。会后，笔者继续寻访陈翰伯留在文化出版和学术界的痕迹。记得去上海拜访周振鹤、贺圣遂、邹振环、周武等学者，在北京拜访李零、陈平原、沈昌文等先生，去香港采访李祖泽先生、陈万雄先生等，都分别从不同角度聊起过陈翰伯。他们或与之有过短暂交谊，这个话题迅速拉近了双方距离；或虽所知不详，但颇有兴致，这个话题令双方对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馆史等展开探讨；也有对陈翰伯关注良久的，遂高山流水，相视一笑。由此可见，陈翰伯是受到这些有分量的学者和出版人注意的。2017年，商务印书馆120年馆庆，举办了“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暨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席间有学者谈起陈翰伯在出版史上的重要性，寻问有关陈翰伯的史料情况。出版史界的关注，对陈翰伯研究来说，是好消息。

1981年4月北京新闻学校第一期毕业同学第一次团聚时，陈翰伯（左六）与他的部分学生合影

得益于搜集馆史资料的机缘，笔者后来又陆续见到一些新史料。包括旧书市场和收藏家手里的陈翰伯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所撰写的有关国际形势和理论辅导图书，其主持编辑的《学习》杂志等，还从收藏家那里看到了一批陈翰伯“文革”期间的“交待”材料。这些资料对加深了解陈翰伯均很有帮助。

早在十几年前，沈昌文先生告诉笔者，有人向他展示过“文革”期间“揭发”陈翰伯的材料。2015年，就在座谈会后不久，一位收藏家来到商务，出示了陈翰伯“文革”期间的“交待材料”。2017年，笔者拜访孔夫子网另一位收藏家，他得知我研究陈翰伯，便向我出示了几份类似文件。这提醒我，坊间仍存留不少与陈翰伯有关的各类“文革”资料。这里有一个背景，由于陈翰伯与吴晗过从较多[12]，又是从“阎王殿”时期的中宣部下派到商务印书馆，与周扬这样的党内“大走资派”自然脱不了干系，因此，陈翰伯是出版界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也始终是最引人注目、最有分量的一个。“文革”前（1965年），陈翰伯出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仍兼任商务总编辑、总经理），所以这位“大走资派”，不仅属于商务，也属于出版界其他“革命”组织的斗争对象。如此，“文革”时期，但凡有运动，陈翰伯都难逃被批斗的厄运。批斗之余，就是写各类“交待材料”。有人统计，他在“文革”期间撰写和重抄的“交待材料”有数百万字之巨。“革命”组织很多，陈翰伯又很认真，几乎来者不拒。每一份文字，都要一式十几份甚至几十份。这些材料分散在许多“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手里，时间长了，有不少就落到了藏家手中。因此，接二连三发现陈翰伯“文革”材料也就不奇怪了。

随着史料的丰富，为陈翰伯著书立传的条件也基本具备。2015年，人民出版社贺畅主任找到笔者，谈起该社正在组织出版柳斌杰先生主编的“中国出版家”丛书。这样的课题，离不开从商务印书馆走出来的出版家，老商务有张元济、王云五、高梦旦、蒋维乔、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也有离开商务自立门户成为大出版家的陆费逵、章锡琛等；1954年后的新商务，则有陈翰伯、陈原。丛书有几本还没找到合适作者，他们希望我提供作者线索，其中的《陈翰伯传》，则希望由我承担。虽然我认为写作陈翰伯传意义重大，但也以为，陈翰伯在1949 年前的一手史料尚未掌握，1949年之后的某些关键史实需要深入解读，有关陈翰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演进与其以报人出版家身份展开的有关活动之间的关系，还需时日做更确切的研究。且当时正在筹备北京、上海等地商务印书馆120年馆庆的多项学术文化活动，自觉不能专一事之，因此当看到出版合同上的截稿日期，只好万般遗憾地婉拒了。

陈翰伯（前排右一）与中宣部宣传干部训练班部分工作人员和学员合影

2018年，青岛大学学者孙顺华经过两年辛苦耕耘完成了《陈翰伯传》。孙老师既有良好的史家功底，亦有不俗的文字修炼，掌握的史料也异常丰富。她以流畅的笔触，展现了陈翰伯一生的足迹。第一部传记出版，实为陈翰伯研究的一大进展。但也要看到，对于这个分量的出版家而言，有待深入的题目还有很多。例如，陈翰伯1949年前在国统区的新闻舆论工作及其背景；50年代在新华社和中宣部时期的主要工作和思想形成；他与同时代人的重要交往、与所处时代的关系；他在商务印书馆馆史、中国出版史以及新闻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他的人格、理想、修养、学问及其时代特点、参照价值；等等。这些题目正是笔者近年来持续关注的。

2019年底，《怀念陈翰伯》纪念文集出版。文集除收入陈翰伯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新闻界出版界人士的纪念文稿，以及座谈会前后所征集和发表的有关文章，还收入此前由宋木文发起，胡企林、陈延琳、王振华等参与编辑的《陈翰伯文集》内所有纪念文章，又增加了一些新近搜集的文章，最近的一篇是笔者2019年6月的新发现，一并收入文集。这是陈翰伯研究的最新成果，它从不同侧面凸显出陈翰伯前述在商务印书馆百年整体史和共和国出版史的两次转承与嬗变的重要作用，对于深化当代出版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再认识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