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敌自远方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下)
作者:北风
六、劫掠圆明园
法军方面 我和额尔金勋爵登上堡垒的城墙，我们发现远处并没有任何敌人。有中国农民说，那12000名骑兵已经撤离到了中国皇帝的圆明园。那是1个皇家园林，坐落在圆明园村的附近，离我们现在的位置最多8千米。我和格兰特将军决定先消灭这支部队，再到北京城外驻扎，这样一来，就可以彻底摧毁清政府的抵抗力量。稍作休整之后，我们在当地农民的指引下，向圆明园出发。途中我们需要穿过一片树林，林中的石子路错综复杂。结果，格兰特将军带领的右翼部队，如我之前所述，由于辨不清方向，往左走得太远，这支部队在行进越来越靠近北京城。英国骑兵继续向圆明园前进，我的队伍在他们的左边，进度和方向与其保持一致。保持着这样的队形，期间我们走了一些回头路，这让我们拉大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没有同时到达目的地。我们抓住了两个当地人，在严刑逼迫之后，他们带我们来到了一座很精致的小桥前，桥的对面就是圆明园。当时大概晚上7点左右。……我派了两队海军步兵前去深入打探，并要求我的副官皮纳中尉一同前去，以便及时向我汇报情况。我命令部队随时准备战斗，保持警惕，因为从园内有人向我们开枪，我们有好几个人中弹。……在这期间，海军步兵越过了围墙，穿过皮纳中尉已经打开的大门，冲进来支援他和梵斯依先生。梵斯依肋骨中了一枪。蒙古骑兵发现形势不妙，抵抗也属徒劳，于是留下了三具尸体，带着伤员落荒而逃。——《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P303-305
在走马观花式地参观完这座迷宫后，法军一行人返回营地，并在这里看到了大批属于圆明园的精美物件。偷窃这些物品的既有沿途尾随在法军后方的中国人,还有一些不顾圆明园门口步兵部队设下的尖木桩而溜进园中大肆劫掠的强盗。这些作奸犯科者通过开凿在宫墙上的洞口进入圆明园内并溜进几座楼阁之中，此时园内已无任何警戒。当日白天及第二天．我们发现军营中充斥着各式工艺品、钟表，就连悬挂在帐篷前的珍贵布匹也是这些盗贼的战利品。有人找到了军需助理杜必特的旅行箱，他本人也已死在中国人的虐待之下。此前．我们对派往通州军官的命运还不甚确定，而现在却已成为令人悲痛的事实。后来，我们又发现了阿代尔勤务官的记事簿，以及属于炮兵上校富隆·格朗尚的马鞍用具。由此可以断定，这些可怜的俘虏一定是被带到了圆明园中，并在清军的折磨之下丢掉了性命。……作为讲述人，我的态度是公允的，这迫使我们要说，对圆明园的抢劫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劫掠比别处更甚，联军或许从未见到过如此巨大的财富，因此这些最为珍贵的物品全都遭到了践踏和洗劫。——《中国战争纪行》P102-104
10月6日 蒙托邦将军领我们进入宫殿，一路上郑重地强调他严格禁止手下的士兵进入宫殿，因为他决定，在英军进入宫殿之前不应该抢劫，这样大家才机会均等。我们沿着一个堆砌着假山的大庭院由中门进入了宫殿，花园里躺着两具中国官员的尸体。法国人告诉我们说这两个人是清兵，前一晚他们阻挠法军进入宫殿，而且还刺伤了两名法国军官。结果，这两个所谓的清兵实际上是两名太监。……任由手下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尽情装入口袋约十分钟的光景，蒙托邦将军便坚持让他们跟他一起出去，且一再重申严格禁止劫掠，而且他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尽管他的手下在他眼前明目张胆地这么做。然后，他告诉旅长，在霍普·格兰特将军到来之前他们不会碰任何东西。……蒙托邦将军迎接霍普·格兰特将军，并且肯定地告诉他宫殿里一样东西也没少。然而，霍普·格兰特将军走进法国军营时，他自己的眼睛清楚地告诉他蒙托邦将军这个说法有误。劫掠仍在继续，只是更为秘密。提及蒙托邦将军的禁令时，一位法国军官说：“它使我们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将军一方面说你们不许劫掠，一方面又允许这样的事情在他眼皮底下发生。”接着，额尔金勋爵也到了，他对劫掠表示强烈抗议，直言不讳地说：“我喜欢这个宫殿里的许多东西，但我不是小偷。”——《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P162-170
法军方面1860年10月6日 将军告诫我们，并表示他相信军官们会让一切保持原样，直到英军抵达。就在这时候，派特旅长和他手下的军官们则开始了不择手段的“大搬家”。确实，到了这块宝地，不带走点纪念物怎么可能?——《军旅回忆：1860年征战中国之私密家信集》P70-71
御座由黑色硬木制成，上面雕着些云状的花纹，极为精美。在宝座的前面有一张同样由乌木制成的桌子，在桌子的两侧分别放着两个有底座的金球，一个置于地面，一个悬于空中。宝座上垫着精美的刺绣坐垫。座位空着，我们自己坐到这个位子上，感觉似乎很刺激：这个位子的主人曾傲慢地要求欧洲人必须面朝地上向其跪拜。悲哀啊!——《出征中国和交趾支那来信》P325
法军方面10月7日 凡是得到离开军营许可的人都会到圆明园去，因为现在将军不反对劫掠了。……法军营地还在宫殿前，法军哨兵仍然守在宫殿门口，但是进去的人不需要通行证——这个地方向任何、所有的蹂躏行为开放。里面被破坏成什么可怕的样子了!先前那些陈列着各种古玩静止不动的房间如今受到怎样的骚扰!军官、士兵、英国人、法国人以极不体面的方式横冲直撞，人人都想捞一些珍贵物品。大多数法国人手里都拿着大棍棒，将他们拿不走的东西敲得粉碎。在一个房间里，你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几名军官和等级不一的士兵的脑袋都挤在一起，所有的手伸进同一个盒子去拿里面的东西。另一个房间里，大家争相抢夺一些精美的龙袍。有些人为争一面大镜子而掷骰子，有些人拿一些树枝形的装饰灯玩套环游戏自娱自乐。完全看不见对地位的尊重，完全是一盘散沙。对财富的热爱极具感染，拉丁文“煽动魔鬼”一词将此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时候没有人能静静地欣赏艺术作品，所有人都一心想获得最珍贵的东西。那一幕充分证明了，在没有法律和舆论的约束下人性本恶的一面。获得许可的偷盗行为展示了每个人内心贪婪的天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恶习——嫉妒和争吵。——《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P174
法军方面 10月7日 下午，周围的屋字有多处地方着起火来。我和2名军官前往视察，发现有中国人在放火。皇家御苑大门敞开，所有人显然都在趁火打劫，我为自己的后知后觉懊丧不已。英军大部队还没有抵达。一早，我们听到大炮声；这是格兰特将军发出的信号，一方面告诉我们他所在的方位，同时也便于其走散的骑兵归队。前一天，蒙托邦将军为了到达预定集合地点，径直往前赶。如今，格兰特将军静悄悄地扎下了营。大家的行为似乎都不那么体面。我发现了一个仓库，简直混乱不堪。真是奇特的一幕，我们的士兵在那儿又抢又砸，既可悲又可笑。所有宝物无一幸免，这是当兵的乐子之一吧。我看到一边被砸成碎片的贵重瓷器．还有古老的漆器、象牙、玉器都散落一地，上釉的花瓶被当作皮球来回踢着，那场景令人心痛,甚至不禁想要号啕大哭!《军旅回忆：1860年征战中国之私密家信集》P70-71
英军方面 10月7日 宪兵和侦察队忙着拷打、审问那些抢劫了房屋财产的当地游民。……晚上7点，总司令到达，找到了巴特尔旅和我们骁勇的法国盟军。法国人有意无意地已经在昨天推进到皇帝的夏宫，与我们相距4英里。他们已经大规模地抢掠了圆明园，现在据说他们的营地里堆放着大量的手表、钟表以及珠宝首饰。M君当时在场，他说圆明园中的物品精美绝伦，并带来了一些光鲜夺目的服饰和大量的玉石。因此我们聚集了我们所能聚集的所有美元，前往法军营地，如果可能的话也要在明天早上去趟圆明园。我听说蒙托邦将军宣布一切由他守护着，所以我们只好认为他的士兵把那些东西放在他们的帐篷和背包里，仅仅是为了安全地保存着。《从加尔各答到北京 一名军官写于两地的日记》 P67
法军方面 四周的村民，海淀的穷人都闻风赶来，鬼鬼祟祟顺着花园的围墙凑了过来。他们上前同法军部队招募的苦力搭话闲扯，不一会儿就架了云梯，攀上围墙，把长长的黑发辫往脑后一甩，翻进园子，冲上花园的小径，直奔宫殿而去。号声吹响正是要召集队伍驱赶这伙强盗。部队还未集合完毕，又响起一声军号。不过这次是着火了，将军传令士兵放下武器，赶紧拿水桶铁锅等灭火。但此时园内只是开始局部着火。……苦力和海淀的汉人都准备了导火线、稻草绳等一切放火所需物什，一进入园内，他们便开始四处点火。此时各个宫殿门口的卫兵已经被冲散，联军的各支部队带着武器和雇来的劳工一起一股脑涌进殿内开始抢夺中意的东西。 就在他们疯抢之时，我趁机将法英两军做一比较。法国士兵各自行动，毫无章法。而英国士兵则相反，比较有条理，他们很快就明白应该怎么抢，而且干得很专业。 英国士兵分批结队而来，由士官带领，个个像勤务兵似地各自拎着个大布袋。……另外，因为英国人已经习惯于奴役亚洲人，所以英军的部队只有外国雇佣兵。对于雇佣兵而言，打仗的目的就是掠夺钱财，英军在圆明园的所做作为便是证明。 在张家湾时，英军的雇佣兵已经大肆强取豪夺，战利品尽数收入囊中，置法军于不顾，既未预先告知，也未等待法军一起行动。 他们在无休止地抢劫，和约签订之前，他们在抢；和约签订，停战休和，他们还在抢。…… 当时，英国人、法国人，军官、士兵个个拼命往园子里冲，其中还夹杂了海淀的汉人和部队招募的中国苦力。其实，这些苦力们很是憎恨他们的北方同胞，当初攻打大沽炮台时，他们就要和我们一起冲锋陷阵。另外闯进圆明园的还有一帮寄生虫似的强盗，从北塘开始，他们就像乌鸦、野狗、豺狼似地紧跟在我们军队后面，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欧洲人都不忍心动的东西，竟被这帮混蛋毁于一旦。中国江南一带的百姓被这些下流胚骚扰得苦不堪言。恶贼数量众多，成群结队，神出鬼没。我曾多次奉将军命令，带领北非骑兵队前去追杀。他们有几次竟然肆无忌惮地靠近我们的军营，被我们杀了个片甲不留。人潮涌人园中，各色人等掺杂其间，卫兵瞬间被冲散，若要挡住这股人潮，比登天都难。这些人好像寓言故事里的恶犬，先是守护着主人的午餐，主人一旦开始用餐，它便呲着獠牙，觊觎主人盘中的美味。眼看园内的人愈来愈多，将军能做什么？他手下的军官们又能怎么做？将军毫无对策，无计可施。倘若强加阻拦，势必会受到围攻，而且整个远征也会随之毁于一旦，统帅们的声望和荣誉，以及手下人的性命也都将会随之葬送。无论是法军还是英军的统帅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把眼睛闭上，视而不见。——《从巴黎到八里桥》
英军方面 10月8日 这是人类掠夺和破坏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天亮不久，我们就和一支精选的队伍加上一位牧师出发了，大约8点钟，骑着马来到了圆明园附近的一个村庄。在这里我经不住诱惑离开众人，加入到了雷布尔的队列中，因为我总觉得他应该是找寻圆明园的最好向导……最后来到了圆明园，碰到一个法国士兵，他不认识路，我发现自己已陷入了全是小路和岛屿的迷宫里。将近12点时我才走出迷宫，来到圆明园门口，看到所有的人都在清理、装运战利品，无奈，我开始在法军营地向法军士兵购买珍珠和一些小玉石。当我走进宫殿时发现这里是一片可怕的无序状态，一切搬不动的东西正在被砸碎，中国人得用一百万年赎回的财产正在被拿走，或在被摧毁。我们军中取得了许可的军官们正在做买卖，更有胆量的人带来了大车。一些人把注意力集中到玉石饰品和花瓶上，另一些人则更注意珐琅铜器；一些人开始收集刺绣丝绸和裘皮大衣，而大部分人只收集丝绸。不久我看到一队锡克骑兵在院子里集合，他们的出现有点滑稽可笑，因为每个骑兵的马鞍前后都有大约24匹丝绸，这些丝绸有各种各样的颜色，骑兵几乎腾不出手来驾驭马匹。在法军营地，法军准备下午就走，所以他们把一匹匹的丝绸扔在地上，我用一些美元买了许多丝绸，直到两手捧不动为止。没在德里、勒克瑙待过，也没有经历过抢掠，我承认对此毫无经验。印度人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在行，但至于我们其余的人，我相信懂得如何做的人不会到二十分之一，因为“抢”得好的人必须对矿物和金属有很多的知识，必须眼疾手快，头脑清晰，最重要的是目的明确，“一犹豫就会丢失”。有一半的人开始拿了一样东西，后来为了别的又把前面的扔掉，或跑来跑去问这东西值不值钱，结果拿得很少甚至一无所获。人们不是每天都去宫里抢掠，所以我设法解释这一景象。想象一下，佳士得，亨特罗斯克尔，豪威尔詹姆斯，六七家钟表制造商，二三个布衣商，摄政街的服装店，所有的珍宝都在同一屋檐下。然后可能的话请再设想一下，当被告知在不打破第八戒律的前提下，你只有10分钟的时间（不能多），自由出入此地，你的感觉是什么？我想即使是女士也会拿不定主意，而10分钟的时间却已经到了，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情形。至于我本人，在收集了很多东西之后，不谨慎地委托1个中国人帮我搬运其中的大部分，结果这个流氓趁我停下来欣赏皇帝的御座时消失不见了……躺下后感到非常疲劳，得出一个结论：抢掠一个宫殿绝非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它暴露了一个人本性中最坏的感情——贪婪。《从加尔各答到北京 一名军官写于两地的日记》 P68-69
法军方面 10月8日 哄抢还在继续。部队发狂地将不能带走的悉数砸烂！简直如同患了饥渴症！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为我们那些倒霉的俘虏所受的折磨复仇，士兵以自己的方式在报复，手上没有中国人，那么就拿这些中国物件出气吧…请不要批评我缺乏人道精神，在整场洗劫中，我的表现与当年隆巴蒂之劫中的奥地利人无异。我随后遇到的另4辆马车也载上我的战利品，与之前的那辆车同样的命运，将东西送回了营地。就在那个宝塔内，我们还发现了2门英国榴弹炮，还有弹药，应该是阿麦思特勋爵或马戛尔尼勋爵赠送的礼物。这些愚蠢的中国人居然眼皮子底下放着这么绝妙的武器，而没有设法尝试复制一些，该怎么理解？现代文明显然在中国没有找到任何出路，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这个庞大的帝国逐渐地、缓慢地、也是必然地衰退和没落。在今天这个时代，难道不是停滞不前就相当于后退没落吗？或许中华帝国沉睡了3000年，要想让这个庞然大物苏醒，需要给它重重一击！《军旅回忆：1860年征战中国之私密家信集》P70-71
法军方面 10月9 日 清早．我们开始上路。部队那情形可真绝无仅有，让人开眼。我们已没有了马车，所有大约300多辆全部用来装载赃物。士兵们的白领围换上了各色绸缎头巾，掷弹兵们戴的是红丝绸。外野手则是黄色头巾，队列中间的士兵们都着绿色、蓝色或粉色丝绸。如果让他们丢弃一半劫掠所得，他们立即大叫大嚷。这样行进了将近两天，部队居然不饥不渴，如此亢奋真让人暗暗发笑!其他一些人则更讲究技巧，他们将战利品都装到了当地农民背，这些农民都是自投罗网，他们多半出于好奇，或者更多是为了顺手牵羊。——《军旅回忆：1860年征战中国之私密家信集》P70-71
英军方面 10月9日 今天，我们非法获得的财物都要交出，上面决定，为了军队的利益，从圆明园里拿来的每件物品都要上交，并进行拍卖。霍普·格兰特爵士以一种将军的气度决定：为了军官的荣誉，他们应该放弃一切。因此一切东西都必须拿出来，营地购买来的物品例外。所以我可以保留很多从法国人那里买的小物件，还有一条漂亮的小狗，比查理王小猎犬还小，是条真正的中国袖珍狗，狗脖子上挂着一串银铃，大家都说这是所见过的最美的狗。《从加尔各答到北京 一名军官写于两地的日记》 P70
英军方面：在靠近主殿的房子里有两门榴弹炮，产地是伍尔维奇，也是由马嘎尔尼勋爵赠送给皇帝的，这些东西从来没有使用过，显然是作为珍品而收藏的，后来都被送回伍尔维奇。……蒙托邦将军和我商定所有的战利品由两支军队平分。大量的物品留给了我们，我决定卖掉然后分给军官和士兵。法国将军告诉我他发现了两个镶嵌黄金和绿宝石的“如意”，或叫做“权杖”，他想把一支让我送给英国女王，另一支送给法国皇帝拿破仑。在一个马厩里我们找到了许多马匹，11匹是范纳将军的，2匹普罗宾的，1匹国王龙骑兵的，所有这些马匹都是上次随巴夏礼护卫队一起去的。回到营地后收到了一封恭亲王的信，可以看出他很恐惧，说人质第二天将被送回。——《格兰特私人日记选》P53
专员们给了我三串项链，要我送给我的夫人和女儿作礼物，算是这次远征的纪念品。我将其中的一串送给了皇后陛下作为念珠，这个举动后来引起了满城风雨。我们对银锭和珠宝都进行了平均分配，两支军队各得大约40万法郎银锭，也就是说每个法国士兵能够获得价值约为80法郎的银锭。……在这些珠宝当中，有七件财宝单列在一旁，我们准备把它们送给特使葛罗男爵、陆军大臣、冉曼将军、柯利诺将军、海军司令沙内、以及海军准将巴热和卜罗德；其余财宝都打包装箱，以法国皇帝的名义送给皇后陛下，由炮兵军官肖兰护送回巴黎。……给重要的大臣。绸缎非常多，我们正好缺拴马绳，于是就拿丝绸来拴马。我们还用绸缎来捆扎在宫殿里找到的奇珍异宝，剩下的就丢给了随后赶来的中国匪徒。……后来，这个博物馆里的大部分画卷都被中国匪徒给毁了，对此，我深感悲痛。土匪的所作所为让大家误认为是我们的军队抢劫和毁坏了圆明园。 我相信我在前文已经提到过英法联军后面跟着一群强盗，我们朝他们开枪迫使他们远离我们的营地。越接近北京，强盗的数量就越多。这个大城市里的所有贱民都来了，还有很多穷人通过围墙的缺口闯进圆明园。他们抢劫了好几处地方，带走了大包大包的珠宝。我们的士兵发现了这群强盗之后，守住他们的出入口，截下了他们偷盗的宝物。我们截下了很多宝贝，以前还误认为是宫殿里的军队拿走的呢。这些中国人抢走宝贝后会把赃物卖给京城里的商人。部队离开这座城市之后，他们便会迫不急待地把所有宝贝以低价出手，因为他们害怕被人发现他们手里有这些皇家财宝。不少中国官员趁机低价收购了很多艺术价值极高的珍品。开的时候，我被告知在圆明园附近供大臣们下榻的地方发现了一些我们被抓同胞的物品。我赶到的时候发现其中有炮兵中校富隆·德·格朗尚的军服，会计师阿代尔的记事本和马鞍，锡克骑兵的马鞭，还有一些英国军官的物品。村民们把我带到一个院子里．他们说《泰晤士报》记者波尔比的尸体就曾被扔在这里，后来被猪给吃了。这些消息激怒了两国士兵。他们怒不可遏。他们放火烧起了房子，要焚烧这个罪恶的地方。离圆明园最近的房子起火后，火势蔓延到了圆明园，不过只有一个宫殿被烧毁。这一天是联军的复仇日。后来，英国人烧毁了其他宫殿，把复仇进行到底了。—— 《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P309
英军方面 英军官兵看到法国人对圆明园财宝进行抢劫，认为自己拿点也没有什么妨碍，现在命令颁布下去，他们把宝物都拿了出来，这让我很高兴，我为他们的宽大心胸和高尚行为感到骄傲。于是我决定甘冒不韪，承担责任，当即在北京把战利品分发给英军官兵们。先进行拍卖，把拍卖所得和法国人交给我们的合在一起，数目不小。……我拒绝了我应得的那一份，两个师米启尔和拿皮耳也很大方，放弃了他们的那一份。严格意义上讲，我没有权利这样做，但考虑到法国人在此问题上采取的宽松政策，而我已尽我所能严厉阻止官兵去抢劫，现在这样也是情有可原。——《格兰特私人日记选》Ｐ８１
法军方面 葛罗男爵给恭亲王的回复 1860年10月15日 就在这行军期间，也就在这战争过程中，联军占领了圆明园。正如殿下所言，他们并没有掠夺，而只是按照战争法，分享了战争宿命使然落入他们手中的战利品。亲王应该知道，如果颐和园遭到劫掠烧毁，那一定是无处不在的中国强盗所为。比如，在河西务，当他们抢夺和破坏自己同胞的住宅时．联军就不得不向他们开枪。《远征中国日记 下卷》P309
本章小结：
1、在前往北京的途中，联军的军纪开始败坏。法军、苦力以及英军中的印度兵先开始劫掠，杀人现象也出现了。英军军纪稍好，但从河西务开始也不时进行劫掠。事情已经开始超出联军将领和公使们的控制。这一切在10月6日-8日的圆明园大劫掠中达到了顶峰。
2、通州谈判事件：在9月15日，面对日益逼近北京的联军，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回到谈判桌上来。对于清政府的这一动向，英法两国公使大喜过望。从联军角度出发，如果仅仅通过军事威胁便能解决问题，那为什么一定要大动干戈呢？
谈判一度进展顺利，和在上海、天津时一样，清方再次满口答应英法的一切条件，同意履行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但是当联军坚决要求向清帝面交国书，而且不可行跪拜礼时，谈判还是破裂了。对于清帝来说，让蛮夷“面交国书”是绝不可以的，如果递交则“国体不存”。
这一点让当时的联军谈判人员大惑不解，却完全符合清帝国的”天朝逻辑“。即“英夷”和“佛夷”绝不可以和清帝国平起平坐。如果接受“面交国书”则意味着承认清国与英国、法国是对等的国家实体，甚至英法两国可能是更加强大、文明的国家实体。清方自诩的“天朝——朝贡”体制显然无以为继，借以维系清廷统治的”华夷之辨“、”纲常思想“亦将沦为笑谈，所以清帝国是无法接受这种要求的。如果能避免面交国书（含公使驻京）清帝国甚至愿意付出（对英）取消全部海关关税的代价。这种思考方式让联军谈判人员难以想象。以至于当清方单方面认为谈判破裂时，联军谈判人员还以为谈判就要胜利结束了。因此9月18日被俘时，不但巴夏礼等人没有一丝防备。连在后方等待好消息的英国公使额尔金和法国公使葛罗都大感意外，不明白谈得好好的，为什么战争突然爆发了，还以为是己方对骑兵约束不严，唐突了清军，以至于致信前线统帅部询问具体情况。当得知清方再次“背约”后，英法公使愤怒异常，以至于萌生了“摧毁北京，推翻清政府”的想法。
咸丰皇帝本人的极度胆怯也让事态发展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作为清方的最高统治者，他畏敌如虎，始终不敢面对联军的兵锋，一逃再逃，完全放弃了作为国家元首的责任。抓捕巴夏礼的谕旨也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随之而来的战俘被虐杀事件最终成为了10月18日”火烧圆明园事件”的导火索。
3、张家湾战役和八里桥战役：从军事角度来说，这两场战役没有什么可说的，基本是一边倒的屠杀。在平原地带，联军火力强大的优势发挥的淋漓尽致，清军3、4万人被几千联军打的毫无还手之力，能够分解成42块的阿姆斯特朗大炮再次发挥威力，每一炮都能打入清军阵中，给清军造成巨大伤害。更加可怕的是英军骑兵（法军无骑兵）的近距离格斗能力也远在蒙古骑兵之上，双方骑兵的正面对冲也以联军的完胜收场——要知道英军骑兵中很大一部分是非正规的锡克骑兵。
在这两场战役中联军仅仅付出百人左右伤亡的代价就消灭了几千清军。而这百人中的伤者还能在战地医生的救护下迅速的恢复战斗力，再次投入战斗。这是彻底的科技碾压。
清方终于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射击距离、射击精度、火力密集程度、回血速度都远超自己的可怕对手。八里桥一战打的清军魂飞胆散，僧格林沁本人亦单骑出逃。此战之后清军全军处于半崩溃状态，再也没有什么抵抗意志可言了。但在政治方面清廷依然犹豫不决，觉得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因为他们有一个重大的战略误判，那就是他们错误的认为被俘获的巴夏礼是联军的“军师”、“谋主”，以为抓捕巴夏礼后联军就会不战自溃，或者会立刻答应清方的谈判要求。清廷高层以巴夏礼的性命作为救命稻草，幻想着以“谋主”换和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联军的一大弱点也于此时暴露出来，那就是——后勤能力不足。在八里桥战役之后联军弹药消耗殆尽，不得不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联军第一次开始耍起阴谋诡计，借助谈判人质问题的时机全力补充战备物资。不过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反倒被清方错过了，当时北京城内还有6万左右卫戍部队，如果趁此机会全力一扑，还有一丁丁点获胜的可能性（当然如果清方能够侥幸歼灭联军，英法政府后续是会极度震怒还是屈辱求和就更不可知了。以我个人猜测英法很可能会直接在长江以南扶植傀儡政府，再往后那就是科幻小说的范畴了）。
4、人质谈判：在人质交涉事件中法国公使提及的释放人质及治疗清军伤兵问题是这样的。大沽口炮台战斗后联军俘获了大约3000名清军官兵，英法联军不是日军，并没有屠杀战俘的计划。同时作为一支孤军深入的远征军，联军显然也无力看管、照顾这么多清军，于是干脆将战俘无条件释放。比较让人惊讶的是联军军医也对被遗弃在战场的清军进行了救治。在大沽炮台战斗后，联军军医就开始为清军伤员治疗，甚至在征得清军士兵同意后对他们进行了截肢手术。具体情况可以参看法军军医阿尔芒在《出征中国和交趾支那来信》中的相关描述，在张家湾和八里桥战役后联军军医也继续为清军伤员疗伤，但是鉴于清军对伤员的态度，法军军医阿尔芒对伤员的恢复情况不抱任何希望。如果说联军对中国居民和圆明园的劫掠显示了人性的恶，医治清军伤员则显示英法两国受启蒙主义思想影响后，有了一定的人道主义思想。正是因为联军释放了清方俘虏、医治了伤员，所以他们对清方逮捕使团成员的行为更加怒不可遏，蒙托邦发出了“到底谁才是蛮夷”的质疑。使团成员的命运成为联军全军上下关注的重要问题。
5、劫掠圆明园：在追逐清军的途中，联军闯入了圆明园，如同阿里巴巴打开了山洞中的宝藏。一开始蒙托邦和格兰特还只计划拣选少量珍玩，送回国内当做送给女王和拿破仑三世的礼物。但是贪婪之门一经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在无人看守的大批珍宝面前，联军的军纪荡然无存。在这里蒙托邦的态度最为有趣，他极力掩盖法军军纪涣散劫掠珠宝的事实，而把罪责往苦力和劫匪身上推。但是他的说法与事实差距太大，劫掠圆明园这一污点是不能轻易抹煞的。联军劫掠圆明园在英法国内也引发了强烈批评。毕竟以联军当时的道德标准来看，抢劫皇家园林（哪怕是中国皇帝的）借以自肥，完全是偷盗行径（额尔金初到圆明园时也曾告诫蒙托邦“我们不是小偷”）。这一点即便蒙托邦全力推脱也是推不掉的。当然截止10月8日联军从圆明园“满载而归”时，圆明园还没有遭到大面积焚毁。真正的劫难还要等到10天之后。
6、圆明园见闻：整个圆明园的奢华超过联军的想象，联军在游览其中一些庭院时甚至以为自己返回了17、18世纪的巴黎。但在琳琅满目的珠宝之外另一些发现也让联军震惊不已，在圆明园中联军发现了两门榴弹炮，上面刻着“woolwich1782”的字样，这是马嘎尔尼使团1793年送给乾隆的礼物！当年随同这门榴弹炮（含全部炮弹），马嘎尔尼还送上了制造于伯明翰的精钢刀、七门铜炮、30多支英国最先进的火枪以及当时英国最强大战舰“君王号”（载炮110门）的等比例缩小模型。而清方对这些高科技武器竟然毫不在意。将两门大炮称为西瓜炮，安放于静宜园中，将“君王号”模型安放于圆明园水法处，仅仅当做玩物对待，就这么一睡70年。这些榴弹炮后来被英军送回位于伍尔维奇（woolwich）的英国皇家兵工厂。
7、苦力、强盗与海淀居民：大家可能注意到了，除了风气败坏的苦力，还有大量强盗也在始终跟随着联军的脚步。他们就像非洲草原上的鬣狗一样紧跟联军，对居民逃散一空的城镇展开劫掠，甚至比清军正规军还要胆大，敢于攻击联军岗哨。“中国强盗问题”也是法国公使葛罗推脱抢劫责任的一个借口。与此同时根据联军所说海淀当地居民也加入了抢劫的行列，甚至进行了纵火。10月6日-8日这三天圆明园内出现了最为奇幻的场景，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和中国人一起动手，将皇帝的宝藏劫掠一空。事后清帝无法制裁洋人，但是制裁这些贪图宝藏的子民还是大有手段的。后文将描述这些贪图利益的居民的遭遇。
8、关于俘虏是否曾被关押在圆明园，北师大王开玺曾经在 《英法被俘者圆明园受虐致死说考谬》（2010）中否认俘虏曾被关押在圆明园，表示“我们有理由怀疑所谓在圆明园内寻得英法被俘者衣物等，可能是其抢劫之时自己丢弃的。”——但是根据英法双方的记述，在现场找到的东西可远远不止一些衣物，而是：
《中国战争纪行》：军需助理杜必特的旅行箱，阿代尔勤务官的记事簿，炮兵上校富隆·格朗尚的马鞍用具。
《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发现其中有炮兵中校富隆·德·格朗尚的军服，会计师阿代尔的记事本和马鞍，锡克骑兵的马鞭，还有一些英国军官的物品。村民们把我带到一个院子里．他们说《泰晤士报》记者波尔比的尸体就曾被扔在这里，后来被猪给吃了。
这些完全是私人物品，根本不可能是英法联军自己丢弃的。因此“王说”十分值得怀疑。如果说讲述这一切的是英国人，我们还可以对这段描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因为英方作为利益相关方，可能会弄虚作假，为自己（18日）的焚园行径找借口故意说在圆明园中有被俘人员的私人物品。
但是做出这一描述的恰恰是法军统帅蒙托邦，他是激烈反对焚烧圆明园的，并对英方的行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鉴于英法双方统帅后期的严重不和，蒙托邦实在没理由替格兰特和额尔金找焚园借口。事实上蒙托邦巴不得把英军焚园一事大书特书，借以遮掩自身的劫掠行为。由此观之，战俘曾在圆明园关押实在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王说”殊不足取。
图为八里桥战役
叁: 战俘归来 烈火焚园
一、战俘归来
英军方面 10月9日。昨天下午四点，巴夏礼、罗亨利和一名费恩非正规军士兵回到了营中……巴夏礼和罗亨利头十天也吃了些苦，之后，中国人就没有什么恶意了，我想是我的毫不让步起了作用。因为一旦中国人发现他们的这一手段可以动摇我们，那么他们使用起来可不会心慈手软了。
他们众多的友人之中，对他们回归最感到高兴的，应该就是我了。自从他们被俘，有一些人主张军事上作一些让步，或者放弃之前我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某些要求，以换回人质。我感到职责所在，对这些论调都全然置之不理。我认为一旦做出退让，便会成为一个致命的先例，让中国人知道他们通过公平战斗或者外交所不能达到的目标，只要绑架几个英国人就可以办到了。而且我承认，我另有一层考虑，就是我的毫不妥协，冒险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安危之上，实际上更保证了被囚禁同胞的安全。但这种政策并不易懂，并非所有人都会认同，所以他们的归来，不仅仅是我个人情感上对他们的无恙大感心安，同时，知道我所采取的策略能在其中起到一些作用，也是一种极大的释然，这一点你是可以想见的。——《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P216
法军方面 10月11日-12日 13个法国俘虏回来了6个！其他人则都已不在人世。共交回了6具尸体……SHEN-PAO(胜保)将军砍了2个欧洲人的脑袋。他们还详细描述，就在八里桥附近。尸首应该被狗吞食了，所以没法归还尸体。英军也一样收到了死者的遗骸。被虏的士兵死了一半，和我们一样。被虏走的4天里，他们四肢被捆绑着，没吃没喝。一个英国大使馆的专员，德·诺曼先生活了17天。他的十指感染了坏疽，一只只烂掉，伤口的虫子又侵人身体，直至全身活活被吞噬！而可怜的阿戴尔先生死时鼻子和耳朵里都是虫子。至于其他人，上帝才知道他们都各自遭受了怎样的折磨。哦！复仇！复仇！全军都发出了怒吼，这是全体法军和英军的心声！——《军旅回忆：1860年征战中国之私密家信集》P79
英军方面 10月12日 范纳马队派往张家湾的9名骑兵回来描述了可怜的副官安德森的恐怖遭遇。他的双手被清军绑得很紧，最后肿了，连血管都爆裂了，最终腐烂坏死，死亡才把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现在我们担心的是其他人质也已经有了同样的遭遇。不过，毫无疑问，清军将受到严厉的报复。我们的大炮已经准备就绪，如果清军明日中午之前还不放弃北京城门，我们就将摧毁城墙。一旦城门被攻破，我们就会发动突袭，这就是今晚格兰特将军下达的命令。——《从加尔各答到北京：一名军官写于两地的日记》P72
英军方面 从幸存骑兵所说的话中，我们得知，他们在张家湾被捕后，就被卸掉武器跟在中国军队后面走，但是允许他们继续骑在马上，并且沿着那条石头铺砌的路前往北京。到达北京之前，有人叫他们下马，在路边一个寺庙里过夜。第二天，布拉巴宗上尉和阿拜·德·鲁克就被带往通州，而其余的人则带往北京，到北京后他们又被带到圆明园，关在监牢里。他们到圆明园后大约一个小时，就一个一个被叫出去，推倒在地，手脚都捆在身体后面。骑兵们是用单股的绳子捆绑的，而欧洲人都是被双股的绳子捆起来。他们把捆在人质身上的绳子使劲地拉紧，这样还不满意，无情的逮捕者还用水把绳子打湿，好让绳子缩得更紧。那些不幸的受害者又被带到一个花园，暴晒在太阳和寒冷中，三天三夜没有进食，没有喝水。白天，花园的门开着，挤在门口看热闹的人可以走进花园，看他们痛苦的样子。如果他们说一句话或是要水喝，就会挨打，或是拳打脚踢。倘若他们要东西吃，那些人就会把土塞在他们嘴里。第三天结束时，他们吃到了一点点食物，但是他们的脖子、手腕和脚踝上都戴着铁链。第四天，他们被分成四组，塞进马车，但是手脚仍然捆绑着，被拉到离北京约二十到四十英里不等的四个小山上的树林里。霍普·格兰特爵士写道：“他们死亡的原因非常明显，每个组的幸存者都讲述了同样悲惨的故事，他们是如何手脚被捆绑着，直到身体组织开始坏死，最后死去。如果他们身上的绳子不是在第九天或是大约那时候被割断，所有人都会经历同样的命运。”……当大家获悉我们的同胞遭此厄运时，军营上下愤慨不已，不过中国士兵还算幸运，没有再与联军发生正面冲突，否则他们会发现联军要比先前残忍得多。但是，锡克骑兵的愤慨却不是那么容易平息的，它深藏在每个人的内心，其中发生了一件典型的事例表明，他们甚至要将此愤慨发泄在无辜的满族人身上。在被虐待的人质被释放后不久，一天傍晚，一个中国人来到正在静静漫步的牧师姆吉先生面前，鞠了几个躬之后，他示意让牧师跟他去。这个人把牧师带到费恩骑兵团岗哨亭附近的一所房子里。一二个锡克骑兵从那个房子里溜出来，跑了；牧师一进屋看见两个不幸的中国老百姓趴在地上，脚踝和手腕都被绳子绑着，与那些残暴的清廷官员对待我们可怜的朋友的方式一模一样。报复的心情被实施在细微之处，因为绳子不光是紧紧地绑在他们的手腕上，而且也被打湿了。显然，那个锡克骑兵对这些不幸的中国人所受的痛苦非常满意，而且肯定为他有这么一个报复的机会而偷笑，他可以把中国的统治者折磨他同族人的手段同样施加给这两个中国人。——《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P183
英军方面 10月14日，营地，北京附近。——关于其他被俘友人的命运，我们收到了不幸的消息。这种罪行令人发指，我们必须严厉对待，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今后的安全。——《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P217-219
法军方面 可以确定的是，今天即10月15日，富隆·德·格朗尚中校、杜比军需官、会计员阿代尔还有四名士兵已经死亡！如果他们直接被斩首，那真是莫大的幸福，因为我们不敢想象他们会遭受怎样的折磨。我们见识过几名英国人临死前遭受的凌虐，从被释放的幸存者的叙述中也可见一斑。诺曼是额尔金阁下的首席秘书，他头上挨了一刀，脑髓被蠕虫蚕食，手脚均被绑缚，无法挣脱。——《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P326
法军方面 10月18日法军司令部 现在有必要回顾一下在这个乡村发生的最痛苦的一件事：
10月12日周五，四名锡克人被放回军营；他们是与范纳指挥的骑兵部队的安德森中尉、卜鲁斯的随员诺曼先生一起被俘虏的。前者在狱中极度狂躁，被关押九天后，疼痛难忍致死；后者也于三天后不幸死亡；不久之后，另外四名锡克人，同菲普和一些法国官员被释放．接着是三名单独被捕的法国士兵。
14日周日下午，又有另外两个与鲍拜先生同时被俘的锡克人被放回来，这位不幸的鲍拜先生年事已高，是《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被捕五天后死亡。晚上，诺曼先生、安德森中尉和两名锡克士兵的棺材被排成一列运了回来。中国人谨慎地在尸体旁边撒了石灰，不过这阻止不了人们发现这些不幸的遇难者死前所遭受的酷刑。
16日，鲍拜、菲普和其他锡克士兵的遗体也被运回军营。直到18日，饱受虐待摧残的遇难者的棺木排成一列运到军营，包括炮兵上校富隆·格朗尚、勤务中尉阿代尔、军需助理杜比，以及他们的勤务兵博尼肖、奥祖夫和布朗凯。在这份受害者名单中还应加上神甫杜吕克和上尉布拉巴宗，他们在八里桥附近被斩首。
英军被俘人员26人，其中幸存者13人，遇难者13人；法军被俘13人，幸存者6人，遇难者7人。—— 《1860年对华战争纪要：外交史、照会及公文》P317
二、俘虏的回忆
法方爱斯卡拉克回忆：“我停下脚步，转过身面对他们．威胁那些朝我乱喊乱叫的人。我告诉他们我的人会找他们算账。我环视四周，只见愤怒的人们正从民房、商店、寺庙走出来．他们将我团团围住。” “我用手杖击打那些向我冲过来的人，我大喊：‘法国!……法国!……帮帮我!……叛徒!……’巨大的喧嚣声湮没了我的叫喊。……“我们所到之处，从早到晚，到处都能见到许多平民。显然他们事先接到了通知，都踮着脚辱骂我们。记得在某个驿站，站长或是别的什么官员过来查看我们。他们抬起我们的头，然后又将我们的头摔回我刚刚提过的钉子上。和我共乘一车的士兵身上三处受伤，不停地抽搐，这对我而言是一种残酷的折磨。他要喝水，这个要求让我们又多挨了好几下长矛的戳扎。……我不知道夜里我们被押往何处。有些时候，我感觉我们被带到了皇帝在城外的行宫，在那座行宫旁边，我们曾看到其他俘虏的行李，那些人遭受了酷刑。……囚犯们对我非常照顾。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既没法儿吃饭，也没法儿喝水，更不能行走。……有一天，我在院子里坐了一会儿，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和我同一天到达的犯人盯着我的靴子看，还用手摸我的衣服。他盯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他问我，我没有回答。‘听好了!我是劫匪，杀人犯。如果你有钱，我真希望能在路上遇见你’。‘是吗?我对他说，‘如果我在路上遇见你，如果我不是囚犯，我才不怕你呢!’我的回答让周围听见我们讲话的人都大笑起来。”……‘我已经被关了27年了。’ ‘你做了什么?’‘我在铸钱的金属里掺了铅。在法国有人这么干吗?’‘有的，’我对他说。他无声地笑了……最后，他企图劝我跟他一起信佛，还时不时地重复着那个神圣的祷告词：‘阿弥陀佛!”’……“我被戴着浅蓝帽子韵官员提审了两次。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指着我，然后转身对另外两位官衔略低的大臣说：‘这又是一个打广东来的长毛鬼。’‘我不是从广东来的，’我反驳道，‘我不是叛军，不是皇帝陛下的敌人。’那个官员装着没听见我的话。 “问过我的名字和官衔后，那官员问我是不是俄国人。我回答说我是法国人。于是他又问我俄国人和美国人带了多少兵力过来。
我回答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同中国开战，他们没有带军队过来。他想知道法国皇帝的名字，但他认为法国皇帝只是中国皇帝任命的法国亲王，他问我法国皇帝的权势是否屈居天朝之下，他是否也戴着大臣的珊瑚顶戴，他是否会来中国觐见等等。我回答道，法国皇帝可以集结80万大军，他的权利属于上帝和人民，他不会来中国，他要留在自己的国’家，以便在外族侵略时保卫自己的国家。这番话其实是在影射年轻的中国皇帝，既含蓄又极具讽刺意味，因为他在国家危难之时骑马逃跑了。然而对中国人来说，法国皇帝又是个非常崇高的人物，于是他们会掺杂进自己的阅历随意想象。那个官员问我是不是穆斯林，为什么我身上会有穆斯林的书籍，为什么我在路上参观过清真寺。在我看来，他随时准备着听到我与穆斯林来往甚密并且会帮助他们起义的答复。我回答说，我信奉天主教，我参观清真寺仅仅是因为自己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感兴趣。他又问我我们有多少军队向北京开进，我们的军队从欧洲过来花了多长时间。我回答说，我们有两万人在行进中，还会不断有援军赶到，从欧洲到中国要走上两个月，我们在中国的人数很快就会达到六万，其中有天主教徒，也有穆斯林。听我提到穆斯林，审问官的脸抽搐了一下。尽管他非常明白我的意思，他还是转身对两个随从说，我刚才所说的话中，他有一个词不明白。那两个人立即说他们也什么都没听懂。……我的双手被废，我带着枷锁，和罪犯们一起关在这里。而法军将军的做法可跟他们不一样。在白河炮台，他释放了3600名被捕时手持武器的中国士兵。……法国皇帝派我来中国研究中国民俗。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专长。……我想要游遍中国，不是为了搞阴谋，而是以发现者的身份，带着合适的随从，由清政府指派的军官陪同游览中国；我的目的并非不可告人，也不违法，如果天朝统治者能够很好地理解我的使命的话。那么我为天朝发挥的作用将比在我自己的国家发挥的作用更大。那个官员说，听了我刚才的解释，他感觉我是个聪明人。他问我是否抽鸦片。我说不抽。我认为抽鸦片是一种恶习。我没贩卖过鸦片，法国人既不种植鸦片也不做鸦片生意。……“在新监狱里，我被二品官员恒祺提审过两次。他对我极为恭敬，给我带来了四个非常豪华的果篮和糕点盘。他告诉我，我很快就可以重获自由。我冷冷地感谢了他，我很清楚这些官员如此殷勤只是出于恐惧。他让我写信给我军营地要行李。同时让我告诉同胞我受到了礼遇。我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我将笔含在口中，草草地写了几个字，要了些钱付给我的守卫用以购买行李。我在信上写两天以来自己受到很好的款待。……两点钟左右，恒祺前来正式通知我，他说我将被带回到自己人那里，说完请我上车。我问他我的文书和仆人是否也被释放了?他含糊地回答我，告诉我不要向他提要求。他们把我的衣服还给我，衣服根本没洗。尽管如此我还是穿上了，我不想保留任何中国人的东西在身上。……我方士兵围过来，焦急地询问我曾遭到怎样的不公对待。‘同胞们，’我对他们说，‘我们自由了，我们终于和英军先遣队会合了。’接下来的一幕难以用笔墨形容，大家抱成一团。锡克兵也在那儿，他紧紧地拥抱我们，尽管他并不明白大家为什么拥抱。—— 《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 》P331-339
三、占据永定门
英军方面 10月13日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正午接到命令就出发。但中国官员改变了主意，他们已在早上将安定门让出。《从加尔各达到北京：一名军官写于两地的日记》P72
法军方面 10月13日 13日清早，北京城门开了一个口。1个营的法军和1个营的英军将占据这个城门。我得到允许前往城门，将军暂时还不会过去。大概最多有20多个军人出于好奇进了那个城门。……我们还没有越过它，所以无法向您描述城里的详情。如果19日晚上使我们可以顺利进城的协议还不能签署，那么我们将铲平整座城池．就像历史上的尼尼微、帕尔米尔和巴比伦。格兰特将军下午过来和我们的将军一起确定轰炸的位置。我们的将军曾被告知的截止日期为23日，因而他断然拒绝在这个日期前采取任何行动。“烟火节”于是推迟至23 日。如果到那时，协议还签不下来，北京城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军旅回忆：1860年征战中国之私密家信集》P81
四、关于焚毁圆明园的争论
法军方面 1860年4月21日 《至葛罗男爵的指令》也许我们军事行动的节节胜利会引起清帝对自身安危的担忧，使他弃都而逃，躲到偏远的地方观察事态发展。您应留心避免这种险境。我们不愿看到清王朝被推翻，否则因为他的离去或者某种巧合，统治北京的中央政府陷入无序状态，中国国内起义继续上演，并且迅速蔓延到其他地区，最终导致政权解体。从我们这方面讲，先放下这样的困难局面不说，这与我们的预期目标相去甚远。——《1860年对华战争纪要：外交史、照会及公文》P107
英军方面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跟额尔金勋爵谈论我的看法的时候，他审慎自信地说：“如果我不替记者报仇，那《泰晤士报》会怎么说我呢？”确实很难相信如此有谋略的外交官居然因为担心失去有影响力的公众舆论机构的支持而决定施行这么严重的惩罚行为。对方说这是预防措施，但这种说法无法确立，因为对和平使者的暴行已经犯了。他们的尸体已于10月16日运回，而两天后圆明园被毁。10月17日，两位全权特使威胁说如果到20日我们的要求还没被接受，联军将把北京城内的皇宫烧成平地。我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尽管这一权宜措施经过了讨论，但没有传到中国人的耳朵里。——《格兰特私人日记选》P93
法军方面 10月16日《法方全权公使葛罗致信蒙托邦》圆明园只是一座不设防的乡下景点，至少在我看来，摧毁它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复仇，因为摧毁它不能弥利、任何我们为之哀叹、不忍思及的残酷厄运。我认为，无论是在欧洲人的眼中还是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取走紫禁城中所有的档案，彻底摧毁这座位于首都的、代表着无上权力的地方，远比燃起圆明园的大火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果事与愿违，在离开北京以前我们不能完成我们的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会建议指挥宫们立即采取摧毁紫禁城的行动。
会议上，额尔金勋爵坚持要求彻底摧毁圆明园中尚存的那一部分。遭到葛罗男爵的强烈反对。格兰特将军支持英国特使的计划，还同意在天津市建造纪念碑纪念我们的遇难同胞。同时要在上面记下清政府囚禁和迫害他们的可耻行为。此次会议虽未达成共识，然而额尔金勋爵却在建为。此次会议虽未达成共识，然而额尔金勋爵却在建造赎罪纪念碑上有所动摇，不过，他坚持彻底摧毁圆明园。第二天即17日，我收到格兰特将军就摧毁圆明园问题发来的信件。他在信中提醒我说，我们应该始终保持一致。他问我是否愿意第二天即18日开始对圆明园展开新一轮的讨伐。17日，我的回信如下：
北京城外1860年10月17日从早上起，我认真思考了您提出的建议，也就是说是否与你们一道烧毁皇家宫殿圆明园的问题。对这个皇家宫殿重新放火会让已经有所安心的恭亲王再次产生恐惧感，他会因此放弃正在进行的谈判。您不认为会有这种可能吗?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势必要攻打北京的紫禁城．结果就会推翻现在的朝廷，这一结局将与我们的使命南辕北辙。出于以上考虑，我认为，司令先生，我无法以任何方式配合你们将要采取的摧毁行动，而且我认为这一行动将会损害法国政府的利益。 ——《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 》P343-345
10月18日《格兰特复函蒙托邦》 (1)圆明园是俘虏们被残酷虐待的地方，就是在那里，他们的手脚被锁链铐在一起，关了三天，没有食物。 (2)如果我们不严惩清政府，英国就不会满意。严惩，是英国人对人权遭到野蛮侵犯所表示的愤恨。 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求和平、签条约．然后撤军，清政府就会以为他们可以不受惩处地抓捕和杀害我们的同胞。在这一点上，有必要让他们醒悟一下。没错，皇帝的圆明园已经被劫掠，但是他们所遭受的损失可以在一个月内被弥补。法军撤离圆明园当天，中国官员就重新占据了此地，五名正在偷盗的中国人被抓住，这些官员下令判他们死刑。我的巡逻队从那天起发现，围墙一直是关闭的，百姓的住房也没有被破坏。这向我们清楚地证明了，圆明园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摧毁它只是针对清政府，而不是人民，因为只有清政府应该对这些野蛮罪行负责。”这一打击将使清政府感到切肤之痛，从另一方面，人们从任何以人类感情为依据的理由出发，都不会得出结论反对此次行动。”再补充一句，额尔金勋爵完全同意我看待这件事情的方法。
法军方面 10月18日《蒙托邦最后复函格兰特》“我不想因为这个即将实施的行动发起论战，总之这次行动违反法国大使和我的意愿。” “两军统帅立场不同，我们的决定将由各自的政府裁决。我希望法国政府能完全赞同我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决定，不管我们因清政府的不义行为让我们失去不幸的同胞，感到多么惋惜。”
法军方面 10月18日 联军军营里怒吼声不绝，同胞的尸体，幸存者的遭遇，都以最残酷的方式证明了他们遭受了多么令人难以接受的虐待。人们明白了恭亲王为什么迟迟不送还被虐待的同胞的原因。中国人的暴行必须受到惩罚，关于这一点绝对没有任何迟疑；谁是这些罪行的唆使者和最主要的罪人呢：这得一直追溯到皇帝本人。但是咸丰皇帝已经逃到热河，刽子手小心翼翼地逃脱了制裁。英国人想要并且也有理由亲自惩罚这个头号“罪人”。格兰特将军和额尔金勋爵认为，摧毁他的夏日行宫——在圆明园围墙旁边的畅春园，定能给他致命一击；我并不认为这在当时是个好办法。如果我们这样做，才会使得中国人感觉到，我们才是真正的野蛮人。法国人与其英国盟军的分歧就在这一点上：抢劫，可以；放火，不行！—— 《1860年对华战争纪要：外交史、照会及公文》P317
英军方面 10月19日 我承认，相比于清政府保证遵守的任何条约，我更注重我们从这个地方撤军时可能给他人留下的印象。因此，必须找到一种足够严厉的惩罚，来达到预期的效果，并且能够迅速予以执行，以便可以在11月1日之前签订和解条约，且促成进一步的措施立即实施。我们不能攻击紫禁城，或城内的任何东西，但又得让皇帝承受惩罚，他明显应为罪行承担责任；然而，又不能过度惊吓到他的弟弟，他留在北京代表天子，以使皇帝脱身。 毁灭圆明园的损失，加上索取对受害者的赔款，这笔钱清政府可以立即筹集到，我认为以上几点在谈判中都应得到解决。我也一度决定要求清政府出资竖立一块纪念碑，要知道一些英国同胞被非法逮捕和谋害，甚至有人在监狱中死于种种酷刑。此外还要写明因为这件事清政府所受到的惩罚；但是我最后放弃了这个计划，原因已在别处说明。 至于摧毁圆明园，我的理由非常明确。在结束这封信之前，我认为有必要谈论一下这种对此罪行实施特殊惩罚的唯一办法。或许，我可以索要一大笔钱财，不是作为对遇难者的赔偿，而是惩罚清政府。但是，除了原则上我不能同意把犯下如此重罪归结于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外，另一方面在于我们已经调查过诸多百姓，所有人都无一例外认为，以清政府目前的无组织状态，向他们索要大量的赔偿金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抽出一部分海关收入，剩下的部分还得能够继续让当地人和外国人做生意。经计算，必须拿出清朝海关近4年40%的收入，才能够达到葛罗男爵和我，及阁下和法国政府指令，所提出的赔偿金数目。 关于占领清朝领土的尴尬问题也包含在这次议和中，我不认为让清政府做出保证，导致赔偿金的清偿期限无限延长是明智之举。我也可以要求清政府交出对我们的同胞犯下残忍罪行的人，或侵犯议和白旗的人。但如果我把这条要求放人条款，可能一些可怜的下属会成为替罪羊，这些人将很难被赦免。此外我曾明确要求交出僧格林沁，显而易见军事法庭一定会对他做出惩罚。我必须补充一句，在我看来，把政府行为的责任这样推卸到个人身上，像极了清朝指挥作战的方式，对此我不能表示赞同。尽察缘由，经过对这个问题进行方方面面的研究，我最终得出结论，摧毁圆明园是摆在我面前各种行为方式中争议最小的选择；除非我能接受那些罪人对我国同胞犯下如此罪行而不受惩罚。再者，我认为，摧毁圆明园必定会在中国和对皇帝造成极大影响，这是旁观者所无法料想的。
圆明园是皇帝最喜爱的居住之地，摧毁它就等于摧毁皇帝的威严，也刺痛他的个人情感。从锡克骑兵的证词看来（见10月13日致阁下信函中附件），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怜的同胞遭受了最残酷的折磨。正是在宫殿的围墙内，找到了我们被俘骑兵的马匹和用具，还有从一位勇敢的法国军官胸前扯下的徽章，以及属于俘虏的其他个人物品。因为几乎所有贵重物品都已经被拿走，军队到那里绝不是为了抢劫，而是通过一个庄严的补偿行动，来表明它被可恶的罪行所激起的憎恶和愤慨之情。这一惩罚并不针对人民，相对而言，人民是无罪的。这一惩罚只针对皇帝，他个人在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负有直接责任；这不只因为俘虏在圆明园受到虐待，还因为他最近颁发诏书，说什么取一个外国人头可获一笔赏金，还宣布他决定把他最后的银两拿来充作此种凶杀的赏钱。—— 《1860年对华战争纪要：外交史、照会及公文》P320-321
英军方面 10月25日回信 从各个方面考量了这个问题，就我看来，几个方案之中最可取的就是焚烧圆明园，除非我能够放弃我的职责，忽略我们所遭受的罪行，不作实际的惩罚。而且我有理由认为，这个行动能在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给清帝更大的伤害，在远处旁观的人对此是很难估量的。…… 这是清帝最喜爱的住处，将之毁去，不仅仅动摇他的威严，也会刺痛他的感情。正是在这附近，他将我们不幸的同胞擒拿，让他们遭受了最严酷的虐待。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被囚骑兵的马匹和装备，英勇的法国军官胸前被扯落的勋章，和另外一些人质的个人物品。因为园中所有的贵重物品几乎都已被拿出，所以这次去，我们的军队不是去掳掠的，而是要通过一个严正的惩戒，来标示这一重大罪行在我们心中所激起的憎恶与愤慨。惩戒针对的不是中国人民，他们是无辜的，惩戒完全是针对清朝皇帝的，他不可逃脱对罪行的直接责任。不仅仅是因为在圆明园对囚犯所犯下的暴行，而且，他发出旨意，给洋人的头颅悬赏，还宣称他会用他所有的财富奖赏这些杀手。——《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P219-220
英军方面 10月27日 《巴夏礼致信妻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对中国当局对被囚禁的联军人员所犯下的残暴罪行视而不见，我们当然要对他们进行惩罚。难点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惩罚才合适。有的人提议让他们支付巨额赔偿， 其他人则提出焚烧北京城或者毁坏帝王的宫殿。我想额尔金勋爵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圆明园是皇帝的夏宫，离北京城只有5英里，皇帝和他的朝廷有2／3的时间都在这里度过，这里也是我们可怜的国人最初受到拷问和虐待的地方。联军已经将这些地方收入囊中，虽然有人说这样的复仇行为是不高尚的，但是看来除了毁坏城市里的宫殿，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既然圆明园是我们的同胞受难的地方，我认为毁掉它是非常合适的。把整座北京城都烧掉太过残忍，毕竟这城里的人民有很多是无辜的，他们并没有伤害我们。在圆明园，我们针对的只是朝廷。它对中国人而言就像是我们的白金汉宫。如果我们只是要求赔偿金，那无异于用国民的鲜血来换钱。圆明园注定要灭亡。——《巴夏礼在中国 》P312-313
图为清漪园，几十年后的光绪中叶，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建设费修复此园，1888年（光绪十四年）完成，基本上保持了原清漪园的格局，至此更名为颐和园。
五、烈火焚园
英军方面 10月17日 黑云压顶，刺骨的寒风咆哮着，在士兵葬礼的悲伤中，英法联军的军官来到了我们4个不幸同胞的最后一个墓穴，他们成为了僧格林沁和他的蒙古游骑兵变节的受害者。……明天第一师便会开始焚烧圆明园，本来应该是今天去的，作为告慰我们士兵亡灵的火葬，也是中华帝国编年史上我们“野蛮人”如何惩罚变节的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加尔各答到北京：一名军官写于两地的日记》P72
10月18日骑马到安定门，那儿有我们连队的一些驻守士兵。快到中午时我们看到一条条烟柱从圆明园方向升起。我们的最后通牒是对每个死去的欧洲士兵赔偿1万英镑，对每个死去的印度士兵赔偿1千英镑，否则北京城里的故宫就会遭受同样的对待。——《从加尔各答到北京：一名军官写于两地的日记》P74
法军方面10月19日 英军在昨天，即10月18日采取的报复行动：他们将已被洗劫的圆明园摧毁殆尽，然后付之一炬。这座华美的殿堂，或者应该说这些华美的宫殿，虽然原本财宝遭到劫掠，其残余仍不失为一大瑰宝，而现在却化为一片灰烬。这是为了毁灭的快感而毁灭。蒙托邦将军没有参与这场野蛮之举，还很尖锐地加以批驳，并且反复申明自己对此行径的批判立场。将军的此番抗议之言将载入史册，这是法兰西和法军的荣耀，也是我的荣耀。我们法军就是用这样的举动试图表明我们并不野蛮！——《军旅回忆：1860年征战中国之私密家信集》P82-83
10月20日 就让我来分析这个事件在道义上的价值体现。这是我们唯一可以用来打击清廷和那些官员的手段，劫掠和火烧北京城是无可比拟的举动。管他高高在上，傲视芸芸众生!至于圆明园，我们直接打击的就是皇帝本人啊!我们只狠狠地打击了一个人，而留在我们身后的却是我们复仇行动的永恒回忆和带给中国那些大人物的恐怖之情，这确保了我们的未来不受其扰。如果，在最近几天里(很可能25日这天)，最终签订和平协议，得大大地归功于这一次大手笔行动所带来的震慑效果。——《军旅回忆：1860年征战中国之私密家信集》P85
英军方面 10月21日 作为对谋杀我们可怜被俘战友的惩罚，我们烧毁了位于圆明园的皇帝夏宫。当我告诉您3500人花了2天时间才完成点火工作时，您就可以对着火面积之广有一个具体的概念。成百上千座建筑被烧成了灰烬。我收集了几件圆明园的漂亮玩意儿——我想每个人都能获得一份礼物。我还有一件华贵的战利品——皇帝的御玺。——《1860年的中国战争 信札与日记》P90
本章小结：
1、战俘归来：经历20多天的磨难后，被俘人员返回了联军本部。
在此期间额尔金本人的感情可以用过山车来形容，一开始他很满意，认为其对清政府实施“毫不妥协”的强硬策略取得了成功。同时心怀侥幸的认为其他被俘人员也会像巴夏礼一样平安归来。
但随后几天形势急转直下，其他战俘受虐很重,死者的尸体也被陆续运了回来。
最终统计的结果是，在短短20天内39名被俘人员中死亡了20人。
对于这些战俘的尸体，联军做了勘验，主要死因是绳子紧勒多日造成的肢端坏死。
战俘的大量死亡极大地激怒了英法双方，联军认为：
(1）、奕䜣前期“自本亲王授为钦差大臣，皆得秉权办理此事，并未将所获之人加害”、“至从前被获之人，现皆以礼相待，并未难为”的说法是极大的谎言，联军对战俘命运的怀疑被证实了，事实让联军高层相信，奕䜣和之前清帝派来谈判的其他钦差没有区别，依然是满嘴谎言。“本亲王乃大皇帝之亲弟，素秉忠信，向不欺天，亦不欺人……彼时本亲王之为人行事，亦必令贵国永远信服矣。”成为了一个笑话。
(2）、奕䜣坚持的先退兵、签署合约再释放俘虏的要求也被联军高层认定为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陷阱。蒙托邦认为先签合约掩饰了俘虏死亡的事实，如果联军提前知道俘虏大量死亡是很可能引发报复的，显然不会那么轻易的签署合约。联军认为奕䜣在这个问题上故意说谎，联军对奕䜣个人信誉的评价进一步降低了。
在死亡的联军人员中《泰晤士报》记者鲍比的死最让英国公使额尔金愤怒，在战争期间额尔金很注意和这位随军记者进行交往，经常找鲍比谈话、讨论局势。额尔金的行为显然是有一定私心的，毕竟他也想在这次远征中留下一个好名声，为此和新闻界搞好关系是很有必要的。但鲍比恰恰死在和谈过程中。此后联军指挥部的强硬作风也难免会受到国内媒体的强烈质疑。额尔金交好媒体的幻想破灭，反而闹成了重大过失。额尔金显然会迁怒于人。
2、联军关于焚烧圆明园的内部争论
英方提出的要求是：
(1）、焚烧圆明园
(2）、在天津建立死者纪念碑，写明死者姓名及事发经过
(3）、清政府要对死者做出巨额赔偿
法方则分为两派：
法国公使葛罗提出：焚烧圆明园不能起到威慑清帝的作用，应当先抢走紫禁城中的典籍再焚烧紫禁城。
法军统帅蒙托邦则指出：焚烧圆明园无助于解决问题，且焚烧紫禁城会吓跑清方最后的谈判人员——恭亲王奕䜣，导致谈判无法达成。法方不会参与英方的焚园计划。
英方之所以坚持焚烧圆明园基于如下理由：
(1）、根据锡克骑兵的供述联军认为战俘曾在圆明园遭受虐待，三天三夜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在“俘虏事件”中联军被俘人员大量死亡。因此焚烧圆明园是复仇行为。
(2）、为将来考虑，让清廷明白通过“俘虏英法公民”来要挟英法政府的方法走不通，只会导致英法的残酷报复。
(3）、在天气转冷，联军水运渠道冰封前达成和议。以防后勤补给陷入绝境，重蹈法国远征莫斯科的覆辙。务必在联军最后的撤军期限11月1日前结束战争。
(4）、圆明园是纯粹的皇家花园，焚烧圆明园只是对逃之夭夭的清帝本人的惩罚，让他涨涨记性。不会危害老百姓。不会给老百姓留下不良印象。
(5）、让清政府交出破坏停战协议和虐待战俘者只会让清政府的小卒受害，而非对清政府的惩戒。
英法磋商的最终结果是：
(1）、焚烧圆明园作为惩戒
(2）、建立死者纪念碑一事取消（40年后庚子国变，德国公使在赴总理衙门交涉途中被清军神机营开枪打死，德国获得各国支持，迫使清政府在东单设立纪念碑——即“克林德碑”）
(3）、考虑到清帝国南方税源被破坏，经济形势不好，“俘虏被杀事件”的赔偿费定为50万两白银（英国30万，法国20万）
(4）、如果焚烧圆明园还无法触动清政府，联军计划会焚烧紫禁城。但对焚烧紫禁城一事联军内部也很犹豫。
之所以犹豫是因为开战前英法政府均明令远征军不能推翻清政府（参考（一）），而焚烧紫禁城很容易导致清政府被推翻，从而让局势陷入彻底的混乱。
对于英方来说如果推翻清政府，造成无政府状态，可能会导致贸易无法进行，极大的损害英国在华利益。当然具体该怎么做英国政府还是让前线自行裁决。
对于法方来说，其在华利益虽然不如英国广泛（法方在华利益主要局限于上海），但是怀疑英方会趁无政府状态建立傀儡政府，从而全面控制中国。英国所得既是法国所失。如果英国掌握傀儡政府则会极大妨碍法方利益。
因此按照英方统帅格兰特的说法，焚毁紫禁城的计划仅仅局限于小圈子，并没有外传。
最终对清政府传达的威胁是将要攻击、占领紫禁城。而力主焚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在合约签订后的对内信件中也表示他其实不会焚烧紫禁城。
焚烧圆明园之后联军的行为包括联军统帅部在内谁也没法预测，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3、鲍比之死：根据蒙托邦的说法，在10月8日联军就已听说了鲍比的死讯。当时听说是在圆明园被猪吃了，因此联军士兵焚烧了一座宫殿。但是随后中方送回了鲍比的尸体，由此看来《泰晤士报》记者被猪吃了一事可能是误传。当然，最后被认定为鲍比的那具尸体其实面目不清，联军只是猜测死者是鲍比。
4、联军俘虏在刑部：联军被俘的并非只有使团成员，当时在交战区域的外国人都被捕了。比如恰好与使团同一路线的法国科学考察团爱斯卡拉克伯爵也被俘了。根据他的说法他被捕后也一度被关押到“圆明园”，随后被移交到刑部。在这里他接受了让人啼笑皆非的审问。
主审官问他是不是俄国人，俄国和美国投入了多少兵力（这两个国家根本没参战），认为法国国王是清帝属下的一个亲王等等，问该亲王是否要来中国觐见等等……刑部大人糊涂至此，显然是询问不出什么有用的情报的。
此外额尔金和都提到他们在刑部和犯人的交往。相对于昏庸糊涂的刑部主审官，刑部大牢里的囚犯要可爱的多，和刑部大牢的犯人聊天是额尔金和爱斯卡拉克一项不错的消遣。一位被关押了27年的犯人还试图让爱斯卡拉克改信佛教。
本文为相关书籍摘抄及部分总结，涉及书籍出处及相关作者如下：
《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作者：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
《格兰特私人日记选》作者：英军统帅格兰特
《黄皮书日记》作者：法国全权公使葛罗
《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作者：法军统帅蒙托邦
《圆明园罹难150周年 1860-2010》作者：格兰特将军的翻译斯温霍
《军旅回忆：1860年征战中国之私密家信集》作者：蒙托邦将军的翻译吕西
《翻译官手记》作者：法军翻译埃利松
《中国战争纪行》作者：L.F.朱以亚
《巴夏礼在中国》作者：巴夏礼传记作者英国历史学家普尔
《1860年对华战争纪要：外交史、照会及公文》
《远征中国纪行》作者：英军海军上尉帕吕
《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作者：格兰特将军的翻译斯温霍
《远征中国日记》作者：法国随军记者穆特西
《从加尔各达到北京：一名军官写于两地的日记》作者：英军上尉唐恩
《从巴黎到八里桥》作者：蒙托邦将军的旗手士拉尔希
《出征中国和交趾支那来信 》作者：法军军医阿尔芒
《1860年的中国战争 信札与日记》英军第一师军需主任中尉奥古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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