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 | 旧日时代名校香山慈幼院

1917年11月20日，北京慈幼局正式开办，其开办费及日常开销均由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供给，难童收养工作主要由英敛之负责，该局分为男、女两所，总计收养儿童1000余名。转年4月，水患平息，因为慈幼局属于临时措施，故打算就此解散。他们联系到家长让他们分别把孩子领回，但到了最后还有200多名儿童无人认领，这一点让熊希龄没有料到，为此，他决定创立一个常设机构来收养和教育这些儿童。

熊希龄找到大总统徐世昌，向他提出自己的想法，同时说创办慈幼院需要固定场所，他想借用香山的静宜园，因为那里面积很大，在此创建慈幼院，除了可以收养原慈幼局的200多名孩童外，还可以惠及北京城的孤儿和贫家子。徐世昌召开内务府会议，决定准予使用。

那时的静宜园属于清廷私产，经过协商，清室同意借用此地办慈幼院，当时园中还有一所静宜女子学校，该校是由英敛之创办。当时熊希龄是热河督统，筹集了一笔款项赞助该校，所以当他创办慈幼院时，想到这里还有空房，为此组织了慈幼院董事会，由赵尔巽为会长，刘若曾、陈汉第为副会长，英敛之等三人为基金监理，负责院务的监督和管理工作，董事会选举熊希龄为香山慈幼院院长。

香山慈幼院建院初期女校（1920年拍摄）

香山慈幼院建院初期男校和总院远景（1920年拍摄）

1920年10月3日，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

香山慈幼院的办院费用来自于水灾河工督办处，还有很多中外团体和个人予以赞助。慈幼院成立后，另有盐余款项、两淮盐商捐助款、感化学校预定案款项、部拨码头捐款项、部拨面粉出口捐款项等等。这些钱都是通过熊希龄的运作得以拨给香山慈幼院。

因为资金充足，所以慈幼院建筑设施十分完善。从创建伊始，慈幼院就分为男、女两校，男校占地200余亩，有教室13所、宿舍8所，另有球场4所、游泳池1所。女校占地40余亩，有教室8所、宿舍4所。另外慈幼院建有儿童图书馆男、女各1所，教员用的教育图书馆1所。其设施之完善超过许多学校。

该院还下属29所各类工场，以此培养学生的技能，同时还办有种植场、家畜饲育场、养蜂场等来补贴学校费用。另外还开办有香山农工银行、甘露旅馆、电灯厂、商场、汽车公司等。该院专有印刷科，修业年限为三年，下设排版组、铅印组、铸字组、石印组、装订组。到第三学年时，排版组要学习制作书籍，可见慈幼院有完善的印刷制作课程。

正因为有着如此健全的设置，使得香山慈幼院成了那个时代的名校。美国石油财团的洛克菲勒、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等均来此参观过。1928年，美国记者参观团看到慈幼院后，认为该校比美国所办的一些幼稚学校还要好。

面对这种困境，1930年8月，熊希龄以院长名义发布了《香山慈幼院预备一部分停学布告》。《布告》中谈到了慈幼院院长努力筹措各方面费用，但仍然捉襟见肘的情况。

鉴于这种情况，慈幼院做出决定：“故于七月三十日召集各校全体职教员及服务生与第六校大学生开会报告，又于七月三十一日约集各股各校主任讨论收束善后办法。公同决议，将各校儿童调查家世情状，有家者，送回教养，无家者，分别酌留，或送其他慈善机关。”

从1930年7月底开始，教职员工停发薪水。熊希龄表示，这只是暂时的，等时局稳定后，慈幼院再恢复原状。

经过收缩，慈幼院的规模降了下来，但是仍有很多儿童无处可去。熊希龄只好再次致函中国银行和北平社会局，恳求支援经费，并撰写了《香山慈幼院与国家社会之重要关系说明书》。与此同时，慈幼院的一些师生组成请愿团，步行前往南京向国民政府催拨经费。到年底，南京国民政府终于下令，对香山慈幼院给予每月1万元的经费支持。

但是这笔经费对体量庞大的慈幼院而言，只属杯水车薪，至1933年，慈幼院只能继续精简机构。

1937年，抗战爆发，北平陷落，熊希龄此时在上海张罗救治伤兵难民之事，同时筹划将香山慈幼院迁离北平。同年12月南京陷落，他取道香港准备前往长沙，但不幸在香港病逝。

此后熊希龄夫人毛彦文承接此事，于1938年2月在桂林成立了香山慈幼院幼稚师范，1940年成立桂林分院柳州慈幼小学。1944年后，桂林战事吃紧，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迁往重庆，于此成立重庆分院。当时处在北京的香山慈幼院被北京特别公署训令教育局将慈幼院女子中学改为公办，为市立第三女子中学，当时慈幼院留下的仪器、图书、家具、房产等一律收为公有，转给市立第三女子中学。

1945年日寇投降，毛彦文返回北京，成立了香山慈幼院理事会，由雷洁琼任理事长。此后几年，香山慈幼院原有建制逐渐恢复，慈幼院又有了1000余名学生。1949年3月，香山慈幼院全院迁往北平城内西安门大街26号。1978年，该院更名为北京市立新学校。

由以上可知，规模宏大、设施完善的香山慈幼院几乎全部是靠熊希龄张罗而成，这当然与他的身份背景有一定关系，比如他曾在1913年任国务总理，1932年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职。当然，他能做出如此宏大的慈善事业，与其独特的个性也有一定的关系。

熊希龄帮助过不少朋友，比如他保护过李大钊的家属。李大钊从莫斯科参加完共产国际的“五大”，回国后参加和领导了“首都革命”“三一八”运动，再次被北洋政府通缉，他避入苏联驻华大使馆。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数百人袭击了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80多人，同时疯狂搜捕与李大钊有关之人。

李大钊遇害后，他的妻儿生活遇到困难。熊希龄在1934年将李大钊的两个儿子李光华、李欣华召入香山慈幼院作为正生，享受生活、学习全免费的待遇。

1922年夏天，沈从文来到北京，想要入北大读书，然而未能通过入学考试，于是他每天到京师图书馆去读书。在此后的近两年里，沈从文生活困难。北大有一位叫林宰平的人，对沈从文的人生也构成重大影响。沈从文那时在《晨报》上以“休芸芸”的笔名发表文章，以此赚取稿费。林宰平看到后，在《晨报》上刊发了《大学与学生》一文，来夸赞沈从文的文章。后来林宰平了解到沈从文生活困难，于是和梁启超一同推荐沈到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做管理员，这份工作月薪20元，终于使得沈从文有了固定收入。

当时熊希龄时常找沈从文谈心，沈从文在《忆翔鹤——二十年代前期同在北京我们一段生活的点点滴滴》一文中写道：“半山亭近旁一系列院落，泥菩萨去掉后，到处一片空虚荒凉，白日里也时有狐兔出没，正和《聊斋志异》故事情景相通。我住处门外下一段陡石阶，就到了那两株著名的大松树旁边。我们在那两株‘听法松’边畅谈了三天。每谈到半晚，四下一片特有的静寂，清冷月光从松枝间筛下细碎影子到两人身上，使人完全忘了尘世的纷扰，但也不免鬼气阴森，给我们留下个清幽绝伦的印象。所以经过半个世纪，还明明朗朗留在记忆中，不易忘却。”

但是没过多久，沈从文却离开了慈幼院图书馆：“因此正当他羡慕我的新居环境像个‘洞天福地’，我新的工作从任何方面说来也是难得的幸运时，我却过不多久，又不声不响，抛下了这个燕京二十八景之一的两株八百年老松树，且并不曾正式向顶头上司告别，就挟了一小网篮破书，一口气跑到静宜园宫门口，雇了个秀眼小毛驴，下了山，和当年鲁智深一样，返回了‘人间’。”

沈从文为什么这么做呢？1981年4月11日，他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有如下解释：“我有机会到熊希龄身边去做事情，那是我们中国的一位总理了，又是我的亲戚，他对我很好的。我自己偷偷又跑了，又离开了。我就是，我自己只想写小说，而且只想独立写小说。”

原来他是为了写小说，才决定离开慈幼院。但是在慈幼院并不妨碍写小说，离开那里的真实原因，可以从他写的《给璇若》一诗品出来：难道是怕别人“施恩”，/自己就甘做了一朵孤云，/独飘浮于这冷酷的人群？/竟不理旁人底忧虑与挂念，/一任他怄气或狂癫，/——为的是保持了自己底尊严！

也许是身份的巨大差异，沈从文不愿意受人恩惠，他想要靠自己的笔来生活，要做一位职业作家。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些客观原因：沈从文喜欢用纪实的写法搞创作，他谈到了在慈幼院工作时一些中层管理者对他轻视，其中主要是教育股主任肖世钦，沈从文写了篇《用A字记下来的事》来讽刺此人，此后又写了篇名为《棉鞋》的小说，此小说刻画一位家境贫寒的图书馆管理员，因为买不起漂亮的鞋而被馆长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显然沈从文写的是自己的经历，但诗和小说引起了慈幼院多人的不满，想来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致使他以不辞而别的方法离开了慈幼院。

可惜这座漂亮的建筑被焚毁了，此后慈幼院在此遗址上建起了图书馆。对于当时的藏书规模及书籍来源，郑蕊在文中写道：“绿云舫在咸丰十年（1860）被英法联军焚毁，民国时期改建为图书馆后俗称小白楼。据档案资料记载，1926年的馆藏书籍达6万册，至1937年达12万册，许多珍贵书籍为熊希龄院长捐赠。”

慈幼院所在的香山，这些年来已经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静宜园更是清代著名的“三山五园”之一，我去过多次香山却未曾看过此园，而今为了寻访，竟然特意前往此处。

3月31日，跟着导航来到了香山公园北门，好在游客不多，竟然还找到了停车位。在入园时，向工作人员打问静宜园在哪里，对方却告诉我说，那里处在东门。他同时告诉我，可以从园中穿过去，要比走园外之路容易一些。

进入山门后一路走，在示意图上看到了大致位置，一路打听，竟然先找到了蒙养园。遗憾的是，大门紧锁，门口挂着“内部整修，暂停营业”的牌子。

继续前行，见到的第一个独立院落是致远斋。在此打问后，找到了丽瞩楼，此处竟是当年慈幼院的理化馆，门口的介绍牌中称：“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香山后，此处为中共中央专用电话局。”走进院内，里面有三排平房，房屋盖得颇为简陋，里面布置成了电话局的模样。

继续南行，来到了香山饭店门前，这里原本是慈幼院女校所在地，原建筑已拆除，1979年经贝聿铭设计，建成了新的香山饭店。

沿着香山饭店侧旁的窄路上行，走出约100米，右手有登山的台阶，于此隐隐看到一座白楼，走到近前看说明牌，上面写明这里就是小白楼。介绍牌说：“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香山后，此处为中共中央图书馆，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管辖，1951年改称‘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馆’。”

当年，这座图书馆里还召开过图书馆界的重要会议，陈源蒸等编的《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 1840-2000》中写道：“（1931）6月14日，北平图书馆协会第2次常会召开，地点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共57人参加。李文琦做‘图书馆阅览事务上诸葛亮问题’学术讲演。”

其实从城区到香山脚下并不近，从山下开到此处的半山腰，在那个时代也是一段路程，这么多人到山上开图书馆会议，不知道乘什么交通工具。

之后我又去参观了镇芳楼，钱毅等三人于文中谈道：“‘镇芳楼’是香山慈幼院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慈幼院董事会、评议会、院务会的办公地点。此楼的建成资金来自于一个社会名流张镇芳的捐赠，为了感谢张镇芳的善举，办公楼建成后，遂命名为‘镇芳楼’。现在，该建筑作为香山公园管理处使用，建筑保存良好。”

而今镇芳楼不对外开放，其旁边的那条长廊式建筑却是对外开放的，这里是机要室的模样。镇芳楼前有一独立院落，而今这里是香山管理处，同样不对外开放，这块平地当年是慈幼院足球场，我隔着栏杆张望一番而后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