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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哲之死，蒋经国上海“打虎”第一枪

2025-01-09
1948年8月，国民政府实行货币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限期兑换金圆券，严控市场物价，严惩囤积居奇商人。蒋经国以经济副督导员身份，带领一批少壮派骨干到上海实行经济管制，打击投机奸商，时称“打老虎”。为了杀一儆百，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便成为第一个被正法的上海商人。
01、王春哲与林王公司
王春哲时年36岁，广东汕头人，曾受高等教育，毕业后来到上海。1937年初，他与林名坚合资，在上海北京路131号创办林王公司，在敌伪时期就已成为上海知名投机公司。王春哲家有老母和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均随其迁居上海。他虽尚未娶妻，但因财大气粗而不乏追求者。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沉湎于灯红酒绿的声色场中，结交众多舞姬、名媛、交际花等，出入公开场合时常携一个芳名“亚菱”的女友，还有一个红舞女与其过从甚密。抗战胜利后，该公司改称林王商行，由王春哲独资经营，自任经理，聘其表弟郑嘉裕为副经理。与此同时，王春哲又与王声和、王树楠共同开设联盛商行，亦由王春哲任经理。这两家商行均以经营纱布、花边、橡胶进出口作掩护，实则大规模经营黄金、美钞、港币的黑市交易，并经营各种外汇业务，账册中以“米”“豆”“糖”“面粉”“油”等暗号代替黄金、美钞、港币等，以“担”代替“两”。林王公司背景深厚，据称，行政院长孙科即为该公司顾问，王春哲则为孙科的经纪人。王春哲、郑嘉裕与国内外诸多政要均有往来，甚至与多名大使、公使关系密切。该公司与上海瑞康诚钱庄、大同银行、大通银行均有款项往来，在香港、汕头等地设多个分销处，交易远达纽约、旧金山、伦敦等地。据上海警方掌握的资料，该公司自1948年1月23日起至3月10日止，买卖港币及私套港汇，计收入港币153.288207万元，付去港币198.461306万元，1948年1月至4月26日，私套港汇35.0303万元，又1948年3月9日至5月6日付去美钞计15.339566万元，又1948年3月18日至4月26日买入黄金196.895两，卖出196.544两，内有美钞1754元，换得美金557元。
02、投案自首
在蒋经国到上海前，警方就曾收到多封对林王公司的检举信。经上海金融管理局查明，该公司确以熊记、春哲记、裕记、泰昆、同荣、联发等户头，大规模经营金钞、套汇。警局随即行动，查抄了该公司，在公司和王春哲私宅缴获多册账簿。遗憾的是，王春哲、郑嘉裕等人犯却漏网了。王春哲对外称其时在香港，实则匿居上海华懋大厦。此后，警方丝毫没有放松对二人的追捕，日夜轮班对林王公司及其私人住所严密蹲守布控。王春哲自知躲避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他以攻为守，挺身向警局投案自首。他自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商人，追求利益是一个商人的本能，套汇、倒卖黄金者也不只其一人，何况还有行政院长孙科作后台。因此，投案时，他态度从容，面无惧色。嗣后，郑嘉裕也效仿他到警局报到。不出所料，案发后，孙科数度来沪运动各方，并向王春哲家属保证将其保释。于是，被拘押于特刑庭的王春哲、郑嘉裕初时均被判无罪，郑嘉裕更被秘密释放。正当王春哲也盘算着如何回去与家人团聚时，风云突变，警局将盈尺的证据送到了蒋经国的办公桌上。阅罢，蒋经国拍案而起，立即派人将特刑庭法官请到督导员办公室，劈头便问：“此案你是否收贿？”法官答：“未曾。”“没有最好，请你好自为之！”送客后，蒋经国遂携带该案卷宗送呈蒋介石核阅，并称，此案如不严办，今后工作便无从开展！在得到蒋介石“严办”的批示后，王春哲遂由无罪变为死刑。
1948年9月24日,王春哲在上海被处决
判决书送达后，王春哲提出上诉。上诉书提出三点理由：一、《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本含有政治性质，其内容均以破坏国体颠覆政府为对象，王春哲即使负有黑市买卖黄金外汇之责，亦仅系单纯地扰乱金融行为，纵或影响戡乱工作，不能谓为目的在乎妨害戡乱。二、买卖金钞外汇行为，系郑嘉裕私人违法，王春哲不能代负其责。三、王春哲于1947年9月19日出国至1948年4月26日返抵上海，对于郑嘉裕之舞弊营私行为，更属无从过问。1948年9月22日，中央特刑庭终审作出判决：王春哲共同连续意图妨害戡乱，扰乱金融，决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判决理由是：《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固以妨害戡乱危害国家之犯罪为对象，但不以处罚政治性质之奸匪为限。凡行为合于该条例之规定，均应处罚。大规模之黑市买卖黄金外币外汇，足使金融紊乱，黑市猖獗，妨害戡乱工作，至深且巨，稍具经济常识者，类能知之。声请人曾受高等教育，经营进出口业务，更能深予认识。认识其为妨害戡乱，而仍容许为之，自属为预见其发生，而其发生不违反本意，自难谓无妨害戡乱之意图。又声请人为林王商行经理，郑嘉裕为副经理，则该行所有业务行为，声请人自应负其全责。另据记载买卖金钞、外汇账册，均系声请人私人私所搜出，更何得诿郑嘉裕个人之行为。再声请人自去年9月起至同年11月止，旅行国外，固有出国护照可证，但查其自同年12月起，即由香港返国，不特有林名坚致声请人之信件，并有该行逐日记付王经理春哲账目可考。况查该行经营黄金美钞外汇，直至本年5月6日为止，尤何得诿郑嘉裕营私舞弊，无从过问。空言饰卸，均无足采。

时在上海四处活动的孙科见大势已去，回天无力，遂改弦更张，促使法庭从速对王春哲执行死刑，以图杀人灭口。

03、处以极刑
同年9月24日清晨8时，判决书送达上海特刑法庭。在拘押王春哲的杨树浦隆昌路看守所内，法警们把戴有双重刑具的王春哲从牢中提出时，他还蒙在鼓里，反以幽默而镇定的口吻向法警道：“各位何用这样紧张，开庭我知道，又不是把我执行枪毙！”“正是枪毙！”“什么？”王春哲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在确认自己并未听错后，他自知死期就在眼前了，无奈地摇摇头。法警杨尧臣和班长黄兆中扶掖着他进入法庭，检察官告知他今日午后二时执行枪决。王春哲大声喊道：“我死得冤枉，因为我王春哲不是主犯，主犯郑嘉裕他逃了，何必拿我开头刀？”法官道：“本法庭也只是奉命执行罢了。”遂问其可有遗书。王春哲干脆回答一个字“有”！王春哲镇定自若，执笔挥函。第一封遗书致其老母：母亲，你听到我执行极刑，用不着悲伤，人生几十年终须死，不过我的死是太冤枉，主犯实系表弟郑嘉裕，他带了我的现款逍遥法外，可教他早日自杀谢罪，以免再害他人。至于我留沪的财物，可着恺侄及二兄清理，可全交给你老人家。大姊、群弟为我事来沪奔走，我衷心很甚感激，但命已如此，非人力所挽回。最后，劝告世人者：我死亦无惧，因为我没有对不起国家或个人，只有国家对不起我，我所努力的出口外汇兑给国家，却没有功劳，他人做的事、犯的罪，全嫁在我身上，充其量我不过用人不当吧。另请恺侄转慰诸女友，请勿悲伤，世上好男子多得很。祝你康强！你的不孝的儿子春哲。
1948年，贪污犯王春哲临刑前写遗书
另一封遗书致其侄儿，大意为：恺侄，你可把我的财物清理，送亚菱一万金圆，祝你学业猛进。初在遗书结尾处写了“再会”二字，旋即发觉不妥，面带苦笑地说：“永无再会之时了！”故将墨涂去，改成“绝笔”二字。法庭上的众人皆惊异于他的从容淡定。行刑的时间到了，王春哲步出法庭，见到庭外两旁的记者时，他要求发表谈话。他说，我是怀着一颗坦诚的心到警局投案自首，岂料竟难脱身，落得如此下场。我的死，是代替别人受过，因为主犯是郑嘉裕，他是我的表弟，有人帮他的忙，已经逃到香港去，逍遥法外了！我身为经理，不能逃避责任。我虽死得冤枉，但能为国家换来物价稳定，商人知所警惕，也算值得了。至于控诉我的人，指摘我行踪不定，纯属一派胡言！我要说的是，我与共产党向无往来，倒有不少大使公使与我往来密切……说到这里，已被检察官强行制止。他未能说完的话只能连同代表法律尊严的子弹，一并吞了下去。

他要求喝送行酒，痛饮高粱酒既毕，一阵仰天长笑。他再要求注射麻醉剂针而死，未获准许。王春哲途经上海监狱时，那里的囚犯们均俯窗而望，发出“啊！啊”的尖叫声为其送行。王春哲一路含笑，从容走向上海监狱刑场。庭长王震南、检察官李毓龙执行枪决。王春哲自己主动坐在柳木椅上，对行刑者说：“请帮帮忙，枪法打好一点！”话音未落，砰的一声，子弹从后脑进，自脸部出，血流如注，王春哲应声倒地，结束了生命。

04、无疾而终
临刑前，王春哲特意嘱咐其在上海商学院读书的侄子王忠恺，将一万元转交给其女友黄亚菱。据说还有一个名叫周叶秋的红舞女，也是他的恋人。此二女听到枪毙王春哲的消息后泪流满面，叹惋不已。周叶秋悲伤地说，她的前任恋人吴志刚是荣德生绑案中的要犯，案发后被枪毙，如今王春哲又踏上了这条不归路，慨叹自己命苦，恐怕今后再没有男人敢与其谈恋爱了！1948年第20期《自由新闻》在《孙科病假内幕》中称，南京立法院开会不久，中央社突然发布一条消息：外传孙科院长辞职说，并无此事。这一消息非常突兀，紧接着，立法院开会时，果然不见了孙科的身影，陈立夫代理主席。据秘书处报告，孙院长系因“病”缺席，请假七日，到上海休养去了。这就越发令人不解，孙科当时肥面泛着红光，如果这样的人也算有病，则中国没有一个够资格说是健康的了。纵然其贵体不适，风景幽美的林园新官邸还不够他休养吗？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南京呢？于是，各方推测，上海投机商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被判死刑，让孙科面子上太过不去了。更因王春哲为粤系人物，与孙科不无关系，这次无异杀鸡给猴子看。南京竟有一家报纸直接指名道姓地说孙科就是该公司的靠山，王春哲固该死，孙科也应同样治罪！孙科病休无非是为了避避风头而已。在蒋经国的铁腕和政府的重压下，上海的物价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抑制，社会各阶层人士也不得不将一生积蓄下来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成金圆券。至同年10月，上海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金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白银96万两，合计价值超过2亿美元。这也成为蒋家王朝对上海人民财产的一次大洗劫。但以强硬的行政手段冻结物价，却造成了市场上的有价无市。商人面对亏本的买卖，想尽方法保有货物，等待机会再图出售，市场上交易大幅减少，仅有的交易也都转入黑市。蒋经国最终更因触及了宋家的利益而受到宋美龄的掣肘，为期70天的“打老虎”行动草草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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