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白俄女的历史

作者：吴鞑靼

中国冰城哈尔滨，大家都不陌生，最近人们则会更多地提到这座城市，因为正在热映的<白日焰火>取景地正是这里。

关于寒冷城市中的情与爱，隐忍克制和几近变态的疯狂，电影从一个角度给予了解读。如果从更广阔的时间轴来审视它，从历史与政治的风云之中窥探一座城市中的情与爱，恐怕就不是一个故事能说明白的了。我有些偏狭地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能比俄罗斯人更擅长诠释那种隐藏在平静沉默中的疯狂，他们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故事。而这里将要提到的情事和历史，就是有关这种疯狂的。

回想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时，整个国家的波波娃在各路黑帮的牵引倒转下，奔波于全世界各地的欢场，从中国北方边境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原腹地的波波娃更是不计其数。就连一些二三线小城也不例外，下班后的人们常常讨论白玫瑰/红玫瑰歌舞厅里新来的“俄国女郎”。那时候，与异国的大洋马和小城霓虹灯相关的故事数不胜数，对快感的幻想每天都在刚刚被解放了的血脉中流窜。

我不是很喜欢“大洋马”一词中浓厚的生殖意味，原始得像刚刚打熊归来的猎户拎着酒瓶去找婆娘睡觉的样子。我更喜欢称呼他们为“波波娃”，这样一方面减弱了生殖味儿的腥，又加入了他们民族姓名中特点，甚好。

波波娃在中国欢场的驻足并不是苏联解体后才有的事儿，第一批是何时进驻的还不得而知，估计也无从考据了。因为自明清时期（包括之前各朝）的各种民族融合，大都伴随有洋妓的引入与流通。但波波娃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大规模的进入“东方”应该还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儿了。尤其是在19世纪末，通过远东（满洲）铁路的修建和沙俄的殖民扩张，小亚细亚、欧罗巴以及各种欧亚混血的异域风情源源不断的流向东方。

他们到来的第一站就是满洲。那么，故事就从满洲说起。

【流浪的起点】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追随沙俄皇权领导、信仰东正教正统意识的人民纷纷选择流亡。随之而来的俄国内战，更是让躲避祸乱的人民不分信仰和等级，纷纷奔走。

有钱有门路的，通过东欧诸国或者是高加索土耳其逃亡欧美，随后在海外建立无数的俄罗斯社区，延续着上流贵族和精英团体的生活。甚至，有一些逃到德国的沙俄贵族还成了支持希特勒起家的重要金主。

而没有钱的广大百姓和追随高尔察克在东线抗击苏联红军的残弱部队，则不得不穿过漫漫西伯利亚荒原，翻越兴安岭的密林、河流，最后来到陌生的东方之地，满洲。

在这里他们被称为“白俄 (白系露人/White Russians)”，因为他们是与赤化的“红色”苏联人相对应的群体。虽然同属于一个大俄罗斯民族，海外的俄罗斯人却得不到正名，因为他们是“叛徒”。

而对于落脚在哈尔滨的白俄来说，外部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各方势力不论是中国军阀、日满政府还是国民党方面都为了不得罪苏联，给白俄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纵然是在白俄群体的内部，也不是团结如一的。远东的白俄与欧美白俄相比，就是省城人、乡下人组成的次等白俄，而远东的白俄又因为逃亡前的社会地位，分为三六九等。重重分化下，许多来自于贫穷家庭或破碎家庭的姑娘，其现实地位和境遇可想而知。

于是在此时，所有那些浪迹天涯的欢场波波娃，都应该被称为“没有身份的波波娃”。没有身份是指他们没有祖国，寄居在所谓“第二故乡”的领土上，可那里不再是俄国的殖民地，俄国人也早已丧失了特权与尊位。

在城市的街道上、在舞厅的灯光下，他们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共同的称呼“俄罗斯舞女”、“哈尔滨姑娘”、“白俄女”或“流亡女”。身份的缺失、认知的错位，造成了他们悲剧的命运。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他们就这样流浪迷失在远东的欢场之上，直至历史将他们掩埋。

【20年代】

1920年代的欢场波波娃们是城市里声色犬马生活的焦点，不论是在豪华的国际大饭店里还是在繁华街角的妓院，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可以是站在马迭尔大饭店（Hotel Mederne）台上的优雅舞女，面对着日本知名作家、中国政坛新贵还有国际富商们翩翩起舞。他们也可以是站在街角拉客的普通妓女，夜夜不休，只为把顾客带回自己租住的平房里。

一份1921年日本出版的哈尔滨旅游手册中这么记载道：“在哈尔滨繁华的中国街区里，站着许多妓女。他们招揽着有钱人，一旦谈成了价，就立马坐上人力车回家；有的还会挽着客人散步回家。除了这些散落在市里的街妓，哈尔滨还有9座窑子，里面估计有5-6名俄罗斯妓女在撑门面。其他还有差不多70多名俄罗斯妓女自己租房子招揽生意。

“在一家叫<帕勒莫>的著名欢场里，性感的波波娃们穿着短装跳舞，尽情展示着他们的大腿和屁股。客官们一瓶接一瓶的开香槟，每瓶都在10-15银元左右（1银元约值400元左右）。几个小时后，跳累了的姑娘们就来陪客人喝酒打炮。据说一晚上的花费一般都得在200-300银元左右。可以说，是相当的昂贵了。

“而同样在哈尔滨的日本和中国妓女就没有这么高的价码，他们一晚上也就值10个银元。 有些（赌博的）中国男人还把自己的老婆给抵押了，这种情况很多，让他们的老婆干什么都行，价格稍微高一些，一般50-60银元，贵的能到200银元。 ”

可是到了1924年，整个形势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斯大林掌权后，逃跑的白俄成了他清洗叛徒的主要目标，因为欧美的那些人太远，所以拿躲在满洲的白俄开刀，再合适不过了。

随着苏联势力在哈尔滨的逐渐增强，沙俄旧势力的瓦解，中国日本的袖手旁观，大部分白俄被以各种方式带回了苏联，并迅速枪毙或者送往集中营。那些侥幸留在哈尔滨的白俄人的生活，则彻底被摧毁了。

有钱的跑路到了北京天津上海，甚至澳大利亚和美国，没有钱的只能在一夜之间变得跟中国汉人一样，成为社会的最底层。不愿意投靠苏联的人，在哈尔滨是无法找到工作的，尤其是女人，他们既无法跟苏联人、日本人竞争高级工种，也无法跟中国人竞争低级工种，夹在重围之中的他们只能选择走上街头，卖艺卖身糊口。

而这其中，有的甚至是曾经的知名歌手演员，或者没落沙俄贵族的妻儿。

一位去往美国的白俄在回忆录中写道：“ 舞女们坐成一排，等着被邀请。他们都是流亡的侨民，来自曾经优渥的家庭，可现在却不得不坐在大桌台后面。这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因为在这里他们不会碰到来自亚洲人的竞争。他们穿着几近裸体的衣服在舞台上一个接一个的走着、跳着，用女性的身体和舞蹈来激起台下男人们的兴趣。有的曾经当过歌手演员的姑娘，还以诗歌朗诵或者歌剧的唱段出场。”

【欢场平等主义】

随着时代的起落、政治的变迁，波波娃们的身体在不停地被使用和消费着。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来自男性社会的敌意和侮辱，也是人类社会法则中的罪恶。但对已经失去祖国，流亡异乡的侨民来说，活下去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比怎么活更重要。

同情之余，有个现象是很值得一提的，就是波波娃们接客的挑剔程度几乎为零。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接受任何一个种族和阶级的人来成为顾客。

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波波娃是为了钱而出卖身体，毫无底线，甚至在底线中也没有丝毫区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群没有任何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倾向的妓女。他们不会因为顾客的人种和背景而歧视对方，要知道，这在白人(欧罗巴人)中心主义盛行的年代，是多么的可贵，甚至令人感动。

因为，那个时代，作为一个亚洲人，即使你很有钱，也不一定能找到愿意陪你的白人妓女。所以，波波娃作为白人妓女群体中的另类，给亚洲男人，带了的不止是肉体上的享受，还有心理上的平衡。这段历史对于盛行“大洋马至上”的亚洲男人而言，相当珍贵。

关于这个观点，日本学者松本由纪子(Yukiko Koshiro)的书中有相关描述：“在满洲，日本男人和俄罗斯女人的性关系是没有禁忌的，跨种族的通婚也是完全被允许的。哈尔滨因为拥有众多能讲流利日语且热情好客的金发碧眼俄国姑娘而名声大噪。一位在美国长大的日本记者就有感于美国女人在此方面有着天壤之别。在哈尔滨，清秀美丽的俄国舞女、咖啡店招待、酒吧服务生比比皆是，这些地方的犹太日本中国女人们更是随处可见。在哈尔滨，那种无与伦比的自由感让人无比舒心，那里没有让人窒息的白人道义，只有俄国日本中国人之间自由无拘束的交融。”

可以想见，那是一个高贵白种人“倒插门”亚洲人的时代，很多的波波娃“入赘”到了满人、汉人、日本人的家族里。虽然一部分怀着故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和上流精英，通过写诗写小说来怀念殖民者的优雅年代，并把许多主人公逃离亚洲家庭，寻找俄罗斯身份的宿命作为标杆，但这并没有阻止波波娃们的现实选择。

基于这种朴素的 “欢场平等主义”，哈尔滨成为了远东著名的娱乐中心，不管正史是否承认，那的确是亚洲男人们心中的 “黄金时代”。

但，波波娃们却是白种人中的另类。这个黄金时代对于来自欧美的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污点，因为他们作为欧罗巴殖民者的形象被玷污和消解了，那种高高在上的白人优越感因为满街的波波娃而变得不伦不类——只要她们不开口，你基本上分不清被你睡了的金发碧眼是哪国的。

很明显，白俄之于殖民意识浓厚的欧罗巴人，就是彻彻底底的害虫，她们酗酒、卖淫、反复无常、唯利是图。她们破坏了欧罗巴血统中的高贵性，捅破了白人道德体系中最敏感的那层薄膜。

于是，远东欢场波波娃的形象在西方人眼中变得可憎起来，许多西方人更是把整个远东白俄甚至俄罗斯侨民当作耻辱的象征，西方正统意识形态里的异端。

此刻，汇集于波波娃身上的不仅有亚洲男人长久以来的性幻想，还有西方人咬牙切齿的憎恶。可以说，他们所背负的苦难意义，远远超过了这场历史艳遇。

【30年代】

日本歌伎、俄罗斯舞女、中国妓女的三角组合成为此时欢场最明显的风景，而他们彼此间的竞争与各自被追捧的程度，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局的走势。日本明治-昭和时期的著名女性主义诗人，与谢野晶子在满洲的行纪中就用很生活化的笔调记录了当时的俄国女郎们：

所有俄罗斯女郎们都留着波波头，他们的裙子很短，他们轻快的步伐透着迷人劲儿，好像随时准备进入舞池起舞似的。

屋外的气温陡然下降，冷风袭人。哈尔滨的市中心的灯光在严寒之中，仿佛被凝结住了，天空阴云密布。我们来到一个酒吧，它和巴黎的那间有着一样的名字。酒吧里的客人还不是很多，20几个俄罗斯舞女在台上跳舞。摇曳斑驳的灯光中，他们纤细绵长的手臂从粉色透明的薄纱中伸出，丝滑地舞动着。

这时候满洲欢场消费群体逐渐发生了变化，日本人成为了主要的顾客，欧美人和中国人慢慢减少。哈尔滨白俄女的数量也在随之减少，多数人涌到了上海（据统计，1930年的时候，上海约有8000名专职白俄妓女在各类大小欢场，兼职的则更多），去服务那里来自世界各国的客人。

在1934年发表的哈尔滨旅游手册中，对于白俄波波娃的描绘更加趋于露骨和挑逗，满洲波波娃的形象也多半在那个时候被记录和定格：

在手册的扉页上，就是一张波波娃的性感招贴画，她穿着高跟鞋，全身赤裸，只有大腿那里绕了一圈轻柔的薄纱。这就是最经典的哈尔滨舞女的样子。

【日本裸踊与满洲脱衣舞】

日语中的“裸踊”(HadakaOdori)，大致是裸舞的意思，在日本是一个很传统的舞蹈和节日庆祝形式。但在满洲国，它与波波娃结合之后，就发展成了一种非常暴露和性趣十足的裸体舞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艳舞。究竟这种哈尔滨裸踊跟西方的脱衣舞有多大差别呢，具体情形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日本记者的见闻，了解下它冲击力：“刚到哈尔滨的时候，听说一定要看波波娃的裸踊表演，于是就到处打听地点和价格。宾馆的人说，10分钟要价13银元，加上2个银元的茶水费，一共是15银元。看表演的时候感觉很不自在，这完全是在卖肉的感觉，毫无美感可言。很不舒服，于是我就走了，身后的姑娘还在喊，回来啊，加5个银元就可以来一炮。”

对于二战前还不知脱衣舞为何物的日本人来说，这种赤裸裸的舞蹈给日本游客留下的印象不怎么好，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满意地体验这种禁忌感十足的舞蹈。一方面，这说明了日本文化在那时还是比较保守和传统的，即使是处在殖民扩张阶段，和欧美老牌帝国抢地盘，但他们文化中守旧的一面还是占了上风。另外一方面，这也反映出波波娃价码的直线下滑，今非昔比的身价就是政治没落和身份丧失的最佳例证，他们不得不依靠更加露骨和赤裸的表演来吸引男人，而传统舞女们所表演的“轻歌曼舞”的市场则在急剧缩小。也是这时起，东北越来越多的白俄，和东北难民一起逃到大上海。

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起，上海便已开始有从东北移居来的白俄，但大批涌来则是在30年代之后。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日俄两国已成为世仇。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这样，住在东北地区的那些白俄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于是陆续举家向南迁徙到了上海。这些无国籍侨民对当时上海的经济和文化生活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有相当一部分白俄女郎当了妓女，她们大多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在中国出生的。当时，两个租界都不禁娼，只要向巡捕房申领执照，缴纳捐税便可以开设妓院，因此在法租界的拉都路（今襄阳南路）和亚尔培路（今建国西路）一带开出了好几家白俄妓院，其中最有名的一家在霞飞路上的霞飞坊（今淮海坊）里，抗战胜利后关闭，改成俄式西餐馆。

和上海以至全国的中国妓院一样，那些白俄妓院也是由黑社会控制着的，不同的是控制着那些白俄妓院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本地的白俄黑社会人物。

在上世纪30至40年代之间，上海确曾有过一个白俄的黑社会组织存在并进行活动，组织的名称叫“俄罗斯总会”，会址在现在的汾阳路上。组织的头子是帝俄时代的骑兵上尉蒙索洛夫伯爵。这个组织除了控制白俄妓院，向白俄开设的各种店铺勒索“保护费”之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还依附于日本黑龙会设立在上海的间谍机关“井上公馆”，为他们在租界内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同时又贩卖军火，把日本军队废弃不用的旧枪械和弹药贩卖给上海郊区的各股土匪。这个白俄黑社会组织在抗战胜利后销声匿迹，其中的头儿们不知所终。

去白俄妓院去的嫖客大多是住在上海的欧美侨民和外籍海员，中国人中只有极少数“洋气”的人会到那里去。那些妓院也分成等级，其中高等妓院中的“小姐”大多自称出自贵族门第，是某某公爵、伯爵或男爵家的小姐，妓院中的鸨母也都自称有贵族身份，是某某伯爵夫人或某某女男爵等。且不论这些身份是真是假，想到自己有可能和一位真正的贵族女郎春风一度，有不少男人都会趋之若鹜地登门寻欢的。

日本1937年全面侵华，上海等地沦陷后，上海的波波娃也身价暴跌，上海的欧美侨民和外籍海员的嫖客群体变的越来越少。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军西方各国租借，把大批西方公民送进集中营，波波娃招揽的中国嫖客，自然是越来越多了。尽管中国嫖客出价低，但波波娃为了生存，就不在乎什么了。

时日不多，所有人的注意力就都集中在了远东大都会上海，哈尔滨逐渐失去了其往日的光泽，成为一个以日本人统治下的欢场旅游地，其性产业模式也由之前的市场化自由化的模式转变为日满政府管理下的行政干预模式。

【地下裸舞】

在“五族共荣”的旗号之下，日满政府对脱衣舞非但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扩大性产业的经营，反而采取了严厉的管理措施，这也使得波波娃的脱衣舞业务逐渐转入地下，相当有今日中国东莞的感觉。日本学者生田美智子在她的论文中是按照这种观点来论述的，她举出了1936年哈尔滨导游手册中的记述作为例证。

这时的手册上已经没有了白俄舞女裸露的封面照，甚至连手册里也没有任何裸女和妓女的照片。

虽然在我们写哈尔滨旅游手册时，无法回避这个话题，但真的没有比裸舞/脱衣舞更蠢的东西了。这种充满色欲的东西曾经让无数人兴致勃勃，但在日本的影响下，哈尔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严格的约束了，白俄的舞女也不例外……有条法令，就严格规定了在表演裸舞时，所有舞女都必须穿上内裤（只准上半身裸露）……不久后，裸舞就被全面禁止了。

但是，有的记者在暗访地下欢场的时候，发现裸舞依旧盛行，在舞台周围会拴上一层绳子，当有警察突击检查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放下幕布，遮住现场。

在这个时候，裸舞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禁忌，他不被官方接受，并且给很多传统的日本人留下了更恶劣的印象，有些人的态度非常决绝，他们大喊“毫无美感，毫无情欲！”那么，如果两者皆抛的话，恐怕剩下的也只有器官的展示了。无须多言，白俄波波娃的地位之底下，从这种欢场状态中便可想而知。

日满政府禁止的是裸舞，而并非性产业，肉体交易依然是可以被接受的。但为什么日满政府唯独容不下裸舞呢？生田美智子并没有解释背后的原因。我猜想，也许这和当时日本的意识形态宣传有很大的关系，即把自己美化为“解放者”而非“奴役者”。日本一直强调和美化自己在东亚解放者与拯救者的姿态，推崇泛亚洲种族主义的崛起，所以自然会反感这地区唯一的白人种族：俄罗斯人。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日满政府所宣扬的”皇道乐土“，在表面上并不包容这种比卖淫更下流的舞蹈，和他们宣传的的一个洁净和进步的理想社会是违背的，所以才有此举动，也就是做了婊子，但又要立牌坊。

在实际的统治中，更广泛而有效的，则是通过文化与生活上的奴化来达成的，也就是当年遍布亚洲各地的种族同化政策。

推广日语和日本文化，使日本为中心的泛亚洲主义深入人心是那时辅佐战争的思想武器。意识形态的改造对于波波娃们来说，就意味着，要在欢场里面穿着日式服装，在日本音乐的伴奏下跳艳舞。在许多描述中，日本作家和记者努力渲染一种气氛：这里已经不再是东方的巴黎或者莫斯科，而是满洲国的一座繁荣之城。白俄种群的消减与弱化，并不代表着哈尔滨城市的萎靡不振，相反，那是预示着一种对满洲国共荣意识的认同与忠诚。

种族同化远比种族清洗有效力，在40年代的肉体胜利法与精神胜利法的双重攻击下，欢场波波娃彻底垮了，他们也在此时最终失去了祖国、失去了身份、失去了一切。

【无解】

川端康成的雪国中有这样一段：

从室内温泉出来，只见一个叫卖的俄国女人坐在大门口。她为什么竟会到这样的穷乡僻壤来呢?岛村走过去一看，尽是些常见的日本化妆品和发饰一类的东西。

她好像已有四十出头，脸上也起了皱纹，而且十分肮脏，但脖颈露出部分却是白白胖胖的。

“你是打哪儿来的？”岛村问道。

“打哪儿来？你是问我打哪儿来？”俄国女人不知怎样回答，一边收拾货摊，一边思忖着。

她穿的裙子，已经不像是西装，而像是在身上缠上一块不干净的布。她就像一个地道的日本人，背着一个大包袱回去了。不过，脚上还穿着皮靴。

这段描写简少，但包含的历史却很多，每一个细节都是那个年代远东俄国侨民的真实写照。而欢场的波波娃，作为远东俄侨中最无依无靠的一群人，则是那半个世纪里的悲情天使。

她们夹在东西方文明的敌意和缝隙中，在异国的土地上延续着自己的生命。她们不知道从哪来，也不知道去向哪里。这就是她们无解的命运。

解放后，新中国对妓女进行改造，其中就包括白俄妓女。斯大林死后，苏联改变对白俄的态度，周某人和赫鲁晓夫讨论过这个问题，最后达成协议遣返这些回苏联，并给这些回国者提供苏联国籍。解决苏联二战后劳动力匮乏的问题，中国可以从中得到一批苏联设备。在当了三十多年的“无国籍者”之后，一旦重获回归祖国的机会，对那些白俄和他们的后代都无疑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因此，除了少数已嫁给中国人的女性，其余俄侨便陆续地成批回国。又过了些年，这些曾经在中国存在过几十年之久的白俄也就被大家忘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