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名普通人来说，他要娶什么女子为妻，自然是他的家事、私事，外人即使看不惯，非常看不惯，也是不好干涉的。但这样的原则是否适用于皇帝呢？
一、唐朝皇帝的婚事
我们先来看唐朝人的观念。唐高宗李治极宠幸昭仪武则天，欲废黜原来的王皇后而立武氏为新皇后，但又担心得不到大臣的谅解与支持，便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及尚书右仆射褚遂良入宫，称有要事商议。褚遂良猜出皇帝心事，对长孙无忌等人说：“待会议事，皇上若提出废黜中宫，遂良必极力劝谏，诸公意下如何？”长孙无忌说：“明公必须极言，无忌相继进谏。”
果然，与诸大臣议事时，高宗扭扭捏捏提出要废皇后，另立武氏，因为皇后一直未能生育，而武氏育有子女。褚遂良立即表示反对：“皇后出身名门，是先帝为陛下娶之。先帝临终前，曾拉着陛下之手，向臣等托孤：‘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德音犹在陛下耳边，陛下怎么这么快就忘了？皇后没有过错，不可废也。”高宗不悦。
褚遂良又说：“陛下必欲改立皇后，请更择贵姓，何必武昭仪？武昭仪昔日经事先帝，在宫中13年，众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今立昭仪为后，万代之后谓陛下为何如！”高宗给说得满面通红。
褚遂良又将手中笏板扔于殿阶，解下官帽，叩头流血：“臣今忤陛下意，罪当死，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高宗大怒，命左右将褚遂良扶出去。
武则天在帘后全听见了，气得大叫：“何不扑杀此獠？”长孙无忌说：“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李勣与于志宁却不敢说话。
次日，高宗单独召李勣入宫，想听听这位重臣的意见。李勣说了一句让皇帝豁然开朗的话：“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高宗心里说，对啊，我立什么人为皇后，这是我的家事啊，外人有什么理由干预我家事？于是下定决心要更立皇后。
另一名大臣礼部尚书许敬宗是一名政治投机分子，得知皇帝有心要更立中宫，也在朝堂上扬言：“世上一个田舍翁，若多收了十斛麦，便欲易妇，况天子立一后，与诸人何干，而妄生议论如此？”一个农民多收了几担粮食，便人生得意，想换个老婆，何况天子。不就立一皇后吗？跟你有什么关系？议什么议？
在“此陛下家事”理论的加持下，唐高宗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废黜了王皇后，立武则天为新皇后，将未来的一代女帝送到龙椅边上。
在唐朝，以“此陛下家事”为由谢绝外廷干预立储、立后等皇室事务的例子还有很多，宋人将这些事例搜集起来，载入史书中，有以下几次：
第一，武则天称帝后，其侄武承嗣、武三思都在谋求太子之位，理由是：“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武则天姓武，所以应该将皇位传与武氏后人。但大臣狄仁杰反对，说：“姑侄与母子，孰亲？”认为应该立儿子为嗣君。武则天说：“此朕家事，卿勿预知。”立谁为太子，这是我的家事，卿等外人就不要干预了。
▲唐太宗李世民和李勣的事迹（连环画）
第二，数十年后，开元年间，唐玄宗因听信宠妃武惠妃谗言，欲废黜太子李瑛，改立武惠妃之子李琩，便向执政大臣征求意见，宰相张九龄坚决反对废黜太子，称“臣不敢奉诏”。另一位宰相李林甫没有表态，退朝后却跟贵幸的宦官说：“此人主家事，何必问外人？”之后张九龄罢相，唐玄宗又生出废太子的想法，只是有些犹豫不决，便召宰相商议，李林甫说：“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预。”玄宗遂决意废黜太子李瑛。
第三，又过了数十年，唐德宗也想废黜太子，改立舒王，便询问宰相李泌意见，李泌说：“幸亏陛下问的是我。要是问的是许敬宗、李林甫之徒，只怕早跑去向舒王请功了。”德宗说：“此朕家事，何预于卿，而力争如此？”
二、宋朝皇帝的婚事
宋人搜集、讲述这些前朝旧事，自然是要将“此陛下家事”“此朕家事”之类的说辞当成历史教训，告诫当世君主与士大夫引以为戒：“李勣首倡奸言，遂使林甫祖用其策，以逢君恶。至德宗便谓当然，反云‘家事’以拒臣下。则作俑者，可不慎乎？”
北宋元祐五年（1090），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为宋哲宗择婚，给事中兼侍讲范祖禹上疏提了一个意见：博议。意思是说，天子择何女子为皇后，应该博采众议。范祖禹引用儒家经典为据：远古之时，天子聘后，由三公迎之，诸侯主之，何故？因为天子聘后属于国事，“夫国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预闻也”。
然后，范祖禹对所谓的“此陛下家事”理论作了批判：“进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预。’自古误人主者，多由此言。”范祖禹认为“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预”之说完全是似是而非、误人匪浅的谬论，因为天子化家为国，无私财，无私求，无私事，天子大婚，亦非一家之私事，而是国家之公事，朝臣为什么不能干预？“天子以四海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无不可预之事，亦无不可预之人”。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隐藏着一个非常巧妙的逻辑反转：本来，天子以天下为家乃是“家天下”的特征，即君主视天下为自己家产的意思；但宋朝士大夫对此作了合乎逻辑又富有创造性的发挥：既然天子以天下为家，那么，天下事便是天子的家事，反过来也一样，天子的家事就是天下事，而不是天子一人的私事，既然是天下事，便应当与天下人共之。你看，经过宋人这么一番阐释，居然可以从“家天下”的逻辑起点开出几分“公天下”的气象。
范祖禹又举了宋仁宗聘后的先例来说明外廷干预皇室婚事的正当性：昔日仁宗皇帝立曹皇后，由宰相吕夷简定其议，因此立后的诏书上写明“览上宰之敷言”，立后的册文中也明言“宗工鼎臣，诵言于朝”。当时，茶商陈氏之女亦是皇后的备选人，但大臣都认为陈氏女不可为皇后，皇帝最后只好忍痛割爱。范祖禹说，曹皇后之立，说明“仁宗所以为圣者，能从众也”。
宋仁宗立皇后一事，其实远比范祖禹说的更富戏剧性，当然，也确实反映了仁宗皇帝“能从众”的美德，值得我们不厌其烦地将它复述出来。
▲宋仁宗皇后曹氏画像 故宫南薰殿旧藏
宋仁宗先后册立过两任皇后，曹皇后是第二任，第一任皇后为郭氏，是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替他选的，仁宗自己看中的其实是另一个备选人：四川富商王蒙正之女王氏。王氏女长得“姿色冠世”，一下子就吸引了少年仁宗。然而，刘太后坚决不同意选王氏女为皇后，认为她“妖艳太甚，恐不利于少主”，居然将她嫁给自己的侄儿刘从德。但对母后选中的郭皇后，仁宗一直喜欢不起来，强扭的瓜不甜嘛，何况郭皇后性子泼辣，又仗着有太后撑腰，在宫中飞扬跋扈。刘太后还活着时，仁宗忍气吞声，等到太后宾天，仁宗便不搭理郭皇后了，专宠两名狐媚的美人——尚美人、杨美人。
郭皇后眼里揉不下沙子，与尚美人、杨美人成了仇敌。有一日，皇后又跟尚美人吵架，发展到动手的程度，仁宗上前劝架，却给郭皇后一巴掌打到脖子，手指甲划破了皮肉，皇帝的脖子上立即出现几道血痕。仁宗因此大怒，生出废后的念头。
内侍阎文应大概平日受郭皇后责骂，便趁机煽风点火，怂恿皇帝废了郭皇后，并提了一个建议：请宰相来看看皇上您脖子上的伤痕，请他们评评理，这个皇后当不当废。宰相吕夷简对郭皇后有旧怨，所以也支持皇帝废后，另一位宰相李迪与参知政事宋绶亦都没异议。但废后之议遭到台谏官的集体反对，虽然最终仁宗还是废黜了郭皇后，却付出了与整个台谏系统闹翻的代价。倒不是仁宗皇帝一意孤行，而是因为当时推动废后议程的并非皇帝一人，而是强大的吕夷简政府。若无执政大臣主其事，性情柔弱的宋仁宗是下不了废后之决心的。
郭皇后被废，尚美人、杨美人也没有赢，在内外臣僚喋喋不休下，仁宗不得不同意将这两个狐媚的美人送出宫去。
后宫终于安静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执政团队又提议给皇帝选聘新的皇后。当初聘郭皇后，是太后的主意，皇帝本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如今仁宗已亲政，立谁为新皇后，可以自己替自己作主了吧？宋时民间议婚，通常都会安排准新郎与准新娘双方相亲，若准新郎相中准新娘，则将一支发钗插到对方发髻中；若不满意，则给对方送上彩缎两匹，表示赔礼道歉。也就是说，宋朝民间的婚姻，虽然要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程序，但当事人也有一定的择偶自主权，并非完全由父母说了算。堂堂天子，难不成择偶自主权还不如民间一匹夫？何况，严格管束他的大娘娘刘太后已经去世了。
宋仁宗也以为自己可以做主。左右引寿州茶商陈子城的女儿入宫候选，他一眼就看中了。小娘娘杨太后也很喜欢陈氏女，许诺聘她为皇后。
但是，台谏官极力反对，反复上疏，要求皇上放弃陈氏女，理由是陈氏出身卑贱，不可母仪天下。而且，这一回，整个执政团队都站在台谏官一边，一再质问皇帝，为什么不从“勋旧之家”“甲冠之族”中选择皇后，非要立出身商贾之家的陈氏女？最后，宋仁宗迫于无奈，只好将陈氏女遣送走，选聘开国大将曹彬的孙女为皇后。
曹氏女是朝堂大臣都很满意的皇后人选，也确实有母仪天下的风范，贤良淑德，无可挑剔。但仁宗对曹皇后也不喜欢，毕竟那不是他自己挑选的，而是大臣替他选出来的，而且曹皇后为人过于端庄、严肃，显得无趣，很难让男人燃烧起熊熊如火的激情。
后来仁宗认识了一生的最爱，即去世后被追册为温成皇后的张氏女。张氏不但容貌出众，而且乖巧伶俐，善解人意，如小鸟依人，深得仁宗怜爱。有一次，内廷出现刺客，张氏奋不顾身前来看护皇帝，更是让仁宗大受感动，于是动了更立皇后的念头。但他不敢直接说出来，只跟朝臣说张美人有“扈跸”之功，应当论功封赏。执政大臣中的枢密使夏竦趁机鼓动仁宗废曹皇后，另立张氏。但首相陈执中、翰林学士张方平都反对废立中宫，已经废过一次皇后了，陛下难道还要再废一次？翰林侍读学士梁适说得更不客气：“闾巷之人，今日出一妻，明日又出一妻，犹为不可，况天子乎？”声色甚厉。
三、两朝皇帝婚事的异同
还记得唐朝的许敬宗怎么鼓动唐高宗更立皇后吗？他拿“田舍翁”来比较：“世上一个田舍翁，若多收了十斛麦，便欲易妇，况天子立一后，与诸人何干，而妄生议论如此？”在许敬宗的天平上，皇帝显然比“田舍翁”享有更多的择偶自由。宋朝的梁适也拿“闾巷之人”与天子比较，但在梁适的天平上，皇帝应该比“闾巷之人”接受更多的约束。这个差异很有意思。
再说宋仁宗听了梁适的抗议，沉默不语，等到退朝时，留下梁适，对他说：“朕止欲稍加妃礼，本无他意，卿可安心。”也就是说，在外廷压力下，皇帝不得不向朝臣作出保证：没有废立皇后之意，只是希望将张美人晋升为贵妃。
▲清初彩绘版《帝鉴图说》之《后苑观麦》。该图讲述宋仁宗在后苑开辟出一块田园，不种花卉，只种麦子，以观“稼穑之不易”。（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曹皇后总算坐稳了中宫之位。据传宋仁宗后来曾向曹皇后坦言：“我尝欲废汝，赖梁适谏我，汝乃得免。汝之不废，适之力也。”许多年后，梁适去世，已经是太皇太后的曹后闻讯，拨了一笔私房钱，请大相国寺为梁适做法事，她的孙儿神宗皇帝问道：“是不是因为梁适是仁宗旧相？”曹后说：“微梁适，吾无今日矣。”当日若没有梁适，我都不知道今日身在何处。
宋仁宗则被后世士大夫塑造成纳谏如流、舍己从众的君主典范。范祖禹简要讲完仁宗聘立曹皇后的先例，希望哲宗皇帝以仁祖为范，就立何人为皇后一事，“宣问大臣”，征求大臣的意见，如果“众议佥同”，诸臣都没有异议，那便是“卜筮协从，鬼神其依，天人之意，无不同矣”。
总而言之，唐人李勣、许敬宗认为，皇帝废立皇后属于“天子家事”，大可不必询问外人，外人也无权干预；宋人范祖禹则认为，天子无私事，选聘皇后属于国事，因此需要征询朝臣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赞同。你觉得谁的意见更有道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