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对女真人（满人）的杀戮和压迫

明廷在朝贡贸易上，为防患于未然，严格限制女真朝贡人数，禁止女真购买铁器和耕牛，严重地影响了女真的生产与生活。

加之明边官边将在建州女真朝贡验关之际，对其凌辱、勒索等，也是激怒建州女真犯边的重要原因。

有人叭叭说，明朝对女真人（满人）是仁至义尽，那就看看这仁至义尽都是些什么？

1、建州月屠（成化犁庭事件）

建州月屠（成化犁庭）是明朝对建州五次大反击中最激烈的一次。

明廷声称要“犁庭扫穴”、“绝其种族”，对建州女真实施了残酷的民族报复活动，大规模屠杀持续一月之久。

其行动本质和目的，是对建州女真的施压、警告。

成化初年，明朝对建州三卫用兵是明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清官修《明史》对此事件忌讳莫深，不予记载（修史的都是明朝遗老）。

只能从明朝官员私人文献和朝鲜文献了解。

努尔哈赤的五世祖是爱新觉罗·充善，看见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不熟悉，这个人还有一个汉化名字叫董山。

董山是爱新觉罗氏，明朝建州左卫人。猛哥帖木儿（爱新觉罗·孟特穆）的儿子，锡宝齐篇古的父亲，福满的祖父，觉昌安的曾祖父，塔克世的高祖父，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五世祖。

董山的父亲是猛哥帖木儿（爱新觉罗·孟特穆），是清朝的开山肇祖。

宣德八年（1433年），爱新觉罗·孟特穆死后，建州左卫由他的弟弟、董山的叔叔凡察掌握。1437年，明朝授予董山指挥使一职，董山和凡察从此开始争卫印。

当时的明朝就是故意挑起一家人的争斗。

为避兀狄哈野人，正统五年（1440年），凡察、董山率残部逃往今新宾县烟筒山，投靠了李满住。李满住是谁呢？李满住其父释加奴，承袭建州卫指挥使，娶清太祖努尔哈赤六世祖爱新觉罗·孟特穆之妹为妻，生子李满住。因此，努尔哈赤六世祖爱新觉罗·孟特穆就是李满住的舅舅。董山和李满住也就是表兄弟。

董山是一位有智谋，有才干的人。1458年，明廷又晋升董山为左卫都督，从此，他声震女真各部，地位在各卫首领之上。后来，由于李满住已经年迈体衰，董山“起而兼管三卫，颇有统一建州女真之势”，势力大振。董山多次呈请明廷对建州女真各部首领晋级，但明廷不允，使其很不高兴。为此，建州女真与明廷关系十分紧张。

明天顺八年（1464年），由于建州各卫女真，入贡人数过多，耗费过大，朝廷下令女真各卫每3年入贡一次，每次人数为100人或50人。明成化二年（1466年），明廷又要求入贡的女真各部必须携带骠壮的马1匹，纯黑的貂皮30张入贡，否则不得放其入境，引起女真各部的不满。

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明朝朝廷一直存在争论，主战派认为女真人不服管教，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主抚派认为女真叛乱都是被激出来的，应该给予更多优惠，这样他们就不闹了。

两派观点各有各的道理：明朝的朝贡贸易制度确实比较僵化，每年来朝贡的次数，每次来的人的数量、货物数量都有限制。堵住了通过贸易赚钱的路子，人家就只能动手抢。但是女真人看到了有机会抢点钱粮的时候，会忍不住干一票；抢完之后又表示道歉，说不好意思上次没忍住，以后我们一定好好入贡。

明朝大太监汪直是主战派，并且得到了明宪宗朱见深的支持，于是明朝改变对女真的策略，从抚到缴。

明成化三年（1467年）四月，明廷招抚建州女真诸卫首领入朝进贡。

董山等人听抚入京，贡献马匹和貂皮。成化帝特令大臣召集建州女真大小首领集会，申诉了他们“背恩负义”，要求“改过自新，严戒部下，尊事朝廷”。董山等大小首领纷纷给朝廷叩头，表示谢罪。但当时的政策已经定为缴，于是将董山等115人拘押。

礼部主事高冈上疏云：虏之来朝者略无忌惮，在边者寇无虚日，其情伪可知。若又待其既去复叛，而后征之，则失机会矣。今董山见来朝贡，宜命总兵官赵辅，拘留于辽东。…………………..即将董山等明正典刑，以徇诸夷。使大义昭明，人心奋发，然后举全胜之策而征剿之。——刘吉．《明宪宗实录》。

这不就是早有预谋吗？

事实是是以欺骗手段的背弃。

在李秉、赵辅征建州三卫大获全胜后，奉命将拘留广宁的董山处死。

关于董山被处死的时间，《明实录》漏载（可能是漏载吗？），明私家文献也语焉不详。如何乔远《名山藏》云：“辅、秉言董山复归，苦边必大，奏朝廷诛之。安置其降人于安庆、福建。”郑晓《今言》云：“董山降，送京师，放归广宁。赵辅、李秉日：‘山不可宥，请诛山’。”马文升《抚安东夷记》载：“辅等既降董山，则逮赴京师，而山仍桀骜。比行至广宁，辅等以为山若复归，贻患必大，奏朝廷遂诛山。”

谈迁《国榷》，则明确记载董山被处死的时间。该书载：“成化三年十一月乙酉，召提督军务左都御李秉还朝，董山伏诛。

明军派三路共五哨兵马向新宾，建州女真的老巢进发。同时，朝鲜也派员参战（出兵一万人）。

明中路军入今新宾境后，连破佛阿拉、张打必纳、戴咬纳、朗家、嘹哈等诸寨，“焚烧其庐舍，杀掠其人民”，许多建州女真人逃入深山藏匿。建州女真没有防备，突遭袭击，各部四散。

由于董山被拘，李满住年迈体弱，面对强大的明和朝鲜联军，没有能进行有效的抵抗，使建州女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李满住和长子李古纳哈等为朝鲜军擒斩，鲜血染红苏子河、婆猪江，建州女真人尸横遍野。

明总兵官赵辅在事后所作《平夷赋有序》中说：“一夷而见逃，剖其心而碎其脑，粉其骨而涂其膏，强壮就戮，老稚尽俘，若土崩而火灭，犹瓦解而冰消，空其藏而猪其宅，杜其穴而空其巢，旬日之内，虏境以之萧条”。

依据《明实录》中记载，这次对建州左卫、右卫驻地的征 剿，官军一路所到之处，将女真人庐舍、仓储全烧净光，牛马器仗全被抢 走。其情景正像统率明军的辽东总兵赵辅，在其《平夷赋》中所说，发现女真人即“强壮就戮，老稚尽俘”，一个人也不放过，发现女真的庐舍就让它“若土崩而火 灭，犹瓦解而冰消；空其藏而猎其它；杜其穴而空其巢”。简直是寸物不留。

据统计，此次军事行动共擒斩女真人1700余口（这是明实录上的记载，但是数据存疑）。

明朝和朝鲜历经一个月的围剿，共契寨四五百座，女真人家的牛、马、家畜茫然一空，并释放女真人阿哈（奴隶）千余人。战后，明廷又将董山等杀死，其弟秦羊等几百名女真壮勇，被谪戍福建等省份，使他们永远身处异乡。

从明宣德八年至明成化十五年（1433——1479年）短短的46年间，建州女真即遭受明军入讨5次，

其中明宣德八年（1433年）、明正统二年（1437年）、明成化三年（1467年）、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各年度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残暴讨伐，每次均以“可屠者屠之……尽灭乃已”，建州女真“流离四散，其余存者无几”，致使建州女真数一百年后才得以复苏。

说白了就是种族灭绝。

明朝对女真部落进行了毁灭性屠杀，就好像对一片长满花草的庭院，用牛拉着犁翻过一遍一样”，清理得干干净净，整个事件发生在成化年间，所以被称为“成化犁庭”。

一个弱小民族经历这样的残酷接近于灭族的屠杀，没有仇恨怎么可能呢？

这也是努尔哈赤的七大恨来历之一。

成化初年，明廷对建州三卫用兵，致使强盛的建州三卫由盛转衰。

当时有威望、有号召力、能统辖建州各部行动的首领，或死于是役，或下锦衣卫大狱，或发配边远烟障之地充军。

此后，直到万历初年，建州王杲、王兀堂勃兴之前，建州三卫始终处于分散、衰弱的状态。

2、古勒寨屠城

万历十一年（1583年），阿台兄弟联合蒙古部落，预谋掠夺广宁、开原以及辽河一带。此事被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侦知，他立即派人骑马到广宁报告给了明朝边关守将李成梁。

辽东总督周泳决定派李成梁率秦得倚部，分两路向建州右卫讨伐。

李成梁到了抚顺城，先找到了尼堪外兰，叫他当向导带路。在尼堪外兰的指引下，秦得倚破了沙济城，杀死了阿海，然后李成梁部将古勒寨城团团围住。因为此城依山据险，李成梁亲临督战，明军连攻两昼夜，也未攻下此城。李成梁大为恼火，责怪尼堪外兰。尼堪外兰受到责备后，便亲自跑到阵前，对着城门楼呼叫：“太师有令，杀死城主归降的，任命他做本城城主。”这样城中人心动摇。城楼上的一个兵卒私心上来了，一刀就刺死了城主阿台，并大声说：“我是城主了，开门投降！”

守城的兵卒一看城主已死，纷纷倒戈，并打开城门。然而，李成梁破城后，自食其言，纵兵大肆屠杀城中老幼，结果无辜军民2200余人被杀。

因明军围城时，建州左卫都督觉昌安到城中营救孙女，其子塔克世进城寻找其父，两人也被困在城中。明军破城后，纵火烧房，觉昌安死于火焚，塔克世也被官军误杀，父子均死于战祸。

尼堪外兰到城下后高喊：“天朝大兵既来，岂有释汝班师之理！汝等不如杀阿太（阿台）归顺。太师有令，若能杀阿太（阿台）者，即令为此城之主！”（《满洲实录》第十卷）

女真人与中原打交道少，认为明朝上国，说话一定算数，长期被围，也无法突围，所以阿台部下有人信以为真，便杀死阿台投降……李成梁在古勒寨降顺后，“诱城内人出，男妇老幼尽屠之”（《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十卷）。

《李成梁传》记载如下：“初，王杲死，其子阿台走依王台长子扈尔干。以王台献其父，尝欲报之。王台死，扈尔干势衰，阿台遂附北关合攻扈尔干。又数犯孤山、汛河。成梁出塞，遇于曹子谷，斩首一千有奇，获马五百。阿台复纠阿海连兵入，抵沈阳城南浑河，大掠去。成梁从抚顺出塞百余里，火攻古勒塞，射死阿台。连破阿海寨，击杀之，献馘二千三百。杲部遂灭。录功，增岁禄百石，世廕指挥佥事。

3、明朝欺压女真典型事件——王兀堂与明朝的战争

从建州女真人王兀堂和明朝的战争就能看出明朝肆意欺压女真人的例子。

建州女真一位首领王兀堂在婆猪江流域崛起。

他自称建州右卫首领。”当是时，东夷自抚顺、开原而北属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以南，抵鸭绿江者属建州者，兀堂亦制之”。

万历四年，王兀堂对明朝可以说是极其忠顺，明朝边吏对王兀堂女真部落称赞为顺“夷”。

但从万历七年时，王兀堂却对明朝边境屡屡进行侵犯，以至于明朝派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军讨伐王兀堂女真部落，最后王兀堂战败。

万历八年（1580年）二月，王兀堂等”连进犯爱阳、宽甸、永甸等地”，总兵李成梁率明军”却敌追奔出塞可二百余里，至鸭儿匿得虏级七百五十四”而归。是年十月，王兀堂又从林刚谷人犯，副总兵姚大节督兵击退。王兀堂等”并遁伏，建州部益弱”。

为何短短几年时间，王兀堂女真部落与明朝关系却从顺“夷”到犯边？

原因就是明朝在万历时期执行拓边政策肆意掠夺女真人的土地。

明代辽东边界以外的宽甸肥田沃土，宽甸是建州女真各部所属领土，并不是无主之地。

正统年间(1436年-1449年)，建州三卫女真南迁到婆猪江、苏子河流域。

这里有适合农业发展的土壤和气候，又临近明辽东与朝鲜，从而使其农业经济迅速发展。正统二年(1437年)，朝鲜派人前往建州女真李满住居地兀刺山北吾弥府调查，“见水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兀刺山南，婆猪江以东之地，“或耕或耘，放养牛马”。 “婆猪江土地沃饶，(李)满住累岁住居，营建家舍，耕牧自在。”——《李朝世宗实录》卷82。

明代时期在辽阳镇东方200余里的地方就有孤山堡，嘉靖时期，辽东巡按御史张铎建议增设险山五堡，因险山五堡距离辽阳较远，隆庆时王之诰又请设险山参将，驻守瑷阳。因瑷阳一地自然环境恶劣，可以说是人烟稀少的不牧之地，驻兵与生活都十分艰难。

万历初期，兵部侍郎汪道昆对边疆进行巡查时，李成梁向汪道昆提出将边境继续向东推进到宽甸一带。

“当万历初元时，兵部侍郎汪道昆阅边，成梁献议移建孤山堡于张其哈剌佃，险山堡于宽佃，沿江、新安四堡于长佃、长岭诸处，仍以孤山、险山二参将戍之，可拓地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道昆上于朝，报可．” ——《李成梁传》

明朝拓边直接侵占了王兀堂等建州女真生存之地，影响到诸多部落民众生计。这种拓边其实是对女真部落的无理侵夺和强悍霸占。

并且明朝官员是事先已经了解这块土地是属于女真王兀堂部落的，事情进行过程中女真王兀堂不断提出抗议，但拓边依旧进行，因为女真人在明朝眼里太卑微了，对他们的权利完全是漠视。

这时辽东巡抚张学颜出现了，王兀堂在明朝辽东巡抚张学颜的忽悠许诺、安抚下，勉强同意明朝的拓边，并且提出明朝拓边之后对女真部落开市作为交换条件。

万历四年（1576年），御史张学颜根据王兀堂等的要求，在清河、爱阳、宽奠肝市”易盐米布匹”，开市一举两得，”于东夷便，边人亦便”。当时，”从开原而抚河、宽奠，皆有关市，诸夷颇称宁懿”。

“宽甸之地，土脉肥美……但此地周围环抱山林。中间宽平膏腴．在边外二百余里，系夷人必争之地……（宽甸拓地）夺虎穴以为内地之藩篱，据羊肠以塞东胡之孔道，山泽之利无穷，赡养之资甚便。”——《条陈辽东善后事宜疏》张学颜。

“宽甸属夷自王果平后，抚处失宜，须防反复。”——《明神宗实录》

女真王兀堂部落只能忍痛让步求得女真与明朝的和平。

王兀堂深知拓边对女真部落的危害，他们也需要生存，但还是隐忍下来，

在六堡兴建已经开始，张学颜巡边之前，王兀堂还带头制止过女真人众对明朝拓边建堡物资的抢掠行为，这样是对明朝的一种示好。

王兀堂部落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开市上了，但是明朝能否答应开市，在失去生存之地后，能否得到明朝方面的补偿都是未知数。

对于强占自己生存空间的明朝极尽忍让，还出面制止其他人的抢掠，克制自己作出让步，希望能借此得开贡市，希求双方和平解决。

“（王兀堂）所居寨距瑷阳二百五十里。瑷阳故通市。王兀堂初起，奉约束惟谨。”——《清史稿》

拓边之后明朝兑现承若最终开放贡市，并且给予王兀堂部族补偿，明朝对宽甸的拓边通过王兀堂的让步得以成功，此后一段时间女真部落与明朝方关系相当稳定。

万历三年，李成梁策徙孤山、险山诸堡，拓境数百里，断诸部窥塞道……张学颜行边，王兀堂率诸部酋环跪马前，谓徙堡塞道，不便行猎，请得纳质子，通市易盐、布。——《王兀堂传》。

万历六年（1578年）七月，宽甸马市明朝官吏收买人参强令减价，女真人不能接受，明朝的官吏徐国辅弟徐国臣及苍头军刘佐对女真人市首领数十人进行殴打，有错在先的明朝还对女真无理由的停止了贡市。

“强将市夷榜掠之数十，几死，以故诸市夷怀忿，欲极之怨”。

王兀堂与明朝交涉，明朝虽然惩治了肇事者，但是仍然把王兀堂的忍让看做软弱可欺，并以“不则等以大兵捣其巢矣”相威胁。

“不则等以大兵捣其巢矣”啥意思？

不就是用成化犁庭来威胁女真顺从吗？

面对明朝的淫威，王兀堂、赵锁罗骨等人不再忍受了，开始反击。

在王兀堂失败被镇压后的第二年，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了。

4、明朝对女真人的统治政策

明朝前期对女真人采取招抚为主的政策。原因也不是啥高尚的原因，是因为明朝非常头疼北元及蒙古各部的进攻，招抚女真人以防御蒙古人的进攻，也就是”金元世仇，欲其蛮夷自攻也”，采取”藉女直制北虏”的策略。

《明史》载：“洪武、永乐间，边外归附者，官其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设都司、卫所。”

《明实录》永乐元年年十一月辛丑条载∶”女直野人头目阿哈出等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余为千百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

并设建州卫经历司，置经历一员。建州卫是明初在女真各部中所设的最大、最有影响的卫。

并且朱棣还是燕王的时候，还与女真人形成了联姻关系。

《李朝实录》载∶”初帝为燕王时，纳于虚出（阿哈出）女，及即位，除建州卫参政，欲使招谕野人，赐书慰之。”

正因为有这种特殊关系，阿哈出及其子孙三代都是建州女真各卫所的首领。许多部落首领授为千百户、镇抚，受其管辖，而且设”建州卫经历司”。

斡朵里部首领猛哥帖木儿南迁今朝鲜会宁、镜城一带后，经阿哈出从中斡旋，接受明廷的招抚，授为建州卫都指挥使。

永乐十年（1412年），分设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为左卫都指挥使。

正统七年（1442年），再从建州左卫中分出建州右卫，由猛哥帖木儿同母异父弟凡察职掌。

明朝还在绥芬河之南、晖春江流域设置毛怜卫，在其东绥芬河下游设置喜剌温河卫。

明朝在设建州卫的同时，也在海西女真各部设卫。永乐元年（1403年）十二月，居于今呼兰河下游的海西女真头目西阳哈、锁失哈等到京师朝贡，明廷设置了兀者卫，以西阳哈为指挥使，锁失哈为指挥同知。

永乐七年（1409年），明廷在辽东都指挥使司北、东、西三面，西起鄂嫩河、额尔古纳河，东到日本海西岸，设立115个卫。同年，明廷决定在奴儿干（今黑龙江西来支流亨滚河口岸）置儿干都指挥使司。

从永乐(1403年-1424年)初年至宣德年间，明朝积极鼓励女真首领朝贡。朝贡对女真首领来说，是承认其对明朝的隶属关系，同时又可获取经济利益。有贡就有赏，有赏就有市。赏与市成为女真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成为女真首领扩充权柄、增殖财富的重要途径。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下令有关奴尔干都司“采捕、造船、运粮等事，悉行停止，凡带去物件，悉于辽东官库内寄存放，其差去内外官员人等，俱令回京，官军人等各回卫所着役”。 并对女真的朝贡做出规定：女真等“远来朝贡，近奉敕撙节，止二三人，多不过二十人，其余从人，悉留关外”。

明朝对女真朝贡的限定也含有防范之意。巡抚辽东副都御使滕昭曾说：“抚顺千户所，乃建州夷人人京朝贡之路，其来多或五六百人，少亦二百余人，俱于城中军民家憩宿。间有觇知边情虚实，或内应为奸者。”。

明朝对女真朝贡的限制与女真农业的发展，刺激了女真对人口、财富的渴求，必然引起女真对明朝的不满，导致女真不断犯边。

明中叶以后，明朝统治出现全面危机，边备废弛，女真诸部与明朝矛盾激化，明朝对女真诸部则使开始以”剿”为主”抚”为辅的统治政策。

也就是：“分其枝，离其势，互另争长仇杀”。

明朝政府采取“分其枝，离其势”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得没有一个女真部落的力量能强大到统一各部，反而被割裂成为更多的部落，造成“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的局面。

这种分裂割据、互相厮杀的局面，破坏了社会生产，给女真各部和东北地区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实际这种政策完全是杀鸡取卵，遗祸无穷的。

这种政策负面影响就是经过女真内部混战中的胜利者将会异常强大。

从明宣德八年至明成化十五年（1433——1479年）短短的46年间，明朝有计划的施行了五次规模化的灭族式屠杀。

这其中就包括成化犁庭屠杀。使女真直到嘉靖时期才得到了恢复。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发生了建州女真赵那磕入扰凤凰城，袭击爱阳堡的事件。

起因是：”因入贡时，近夷恃强先至尽数入关，赵那磕等地远稍迟，关将每以额满阻去，间有入者，所得赐予，归途复为近夷所掠”。

明朝边吏对女真各部一直奉行侮辱欺凌态度，引起诸多事端，又得不到化解，矛盾不断积累，最后彻底激化。

明朝欺压建州女真所引起的反抗也此起彼伏。

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了。

明朝对女真的政策是实行了”多封众建”,”分而治之”,”羁縻政策”等等政策，

虽然在汉唐时期这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时代不同了，

明朝还以续汉唐之正统严别于夷狄的民族观,必将导致了明朝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严重对立，

这种歧视政策的后果必然是更大规模的战乱和反抗。

明朝中后期开始腐败无能，不能有效的改变合理的政策，而是采取一种简单的办法“剿”。

而这种“剿”的后果是，制造更大的矛盾，并且是越剿越多，一昧压制只能解决一时，解决不了一世。

5、明朝与女真的相互关系

自朱棣初期开始，明朝就逐渐与女真各部建立羁縻关系，而明朝与蒙古左翼各部的关系自弘治以来一直没有交往，更多时候是战争关系。

明初，为了巩固、发展明政权，包围蒙古故元势力，切断其与李朝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自明太祖、明成祖起，明朝对女真各部极尽拉拢招揽之能事，奉行军事征服、和平招抚的两手政策，将女真发展成替明朝抵挡蒙古势力侵略的屏障。

定敕贡、开马市贸易、设驿道交通等这是明朝为加强对女真管理。将女真纳入其抵抗蒙古、李朝力量的防守战线而给予女真的物质优惠。

女真各部在表达了政治顺从，参加了防守协定后，也加强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权力和义务的双边关系是双方关系的基础。

明中期以后，到嘉靖中期的一百年间，随着蒙古内部瓦刺、鞑靼力量此消彼长并对女真攻战的影响，明朝在内外多重压力下对北部边疆包括对女真控制能力的削弱，以及女真内部各卫所势力的变化等等，双方羁縻关系的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

女真卫所首领要求明朝廷尽天朝上国的义务，保护三卫、女真势力不受其他力量侵犯，并大力发展双方之间联系和交往。他们朝贡的人数大量增加，朝贡次数越来越频繁，时间越来越长；对马市的时间、地点等也希望无限拉长和扩大。

随着明朝实力下降，蒙古、女真和李朝势力增长，明方无力抵抗蒙古势力。甚时连自身安全都难以保证，更无法保护女真各部。不仅如此，明朝对女真人贡的人数、次数和时间等限制越来越严。

两者之间背道而驰的矛盾要求造成了双方履行羁縻关系的态度、行动都发生变化，从而矛盾、冲突时有发生。

弘治中期以后，明朝与蒙古本部左、右翼部落之间中断了贸易来往，开始了双方的对立状态。嘉靖时期，北部边争不断，双方关系更加恶化。嘉靖中期以后，蒙古左翼各部势力南下，屡次要求与明朝通贡互市，却一直遭到拒绝，因而双方时常发生战争。

蒙古只好一边求贡，一边对女真各部进行势力渗透，通过女真与明朝原有的贡市关系获取自己利益。

而女真各部势力，在明朝无力保护的条件下，主动或被动地与蒙古左翼势力联合，对明朝进行打击，这使得辽东民族关系更为复杂。

明朝与女真的羁縻关系和明朝与蒙古左翼各部的敌对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

明朝与蒙古左翼各部的战争不可避免，但明朝与女真的羁縻关系却是互惠的盟友关系。

明朝边吏明显没有注意到这些重大区别，而将女真各部与蒙古左翼各部完全等同了，将盟友当作了敌对力量进行无情打击。

而明朝的大汗珠主义的思想和政策跟进一步激化女真各部的矛盾。

明朝，尤其是中、后期以后，特别强调华夷之防，极力追求天朝上国的地位和优越，对少数民族势力歧视、打击。对一些势力较弱的少数民族，态度更是强横，随意摆布，予取予求。

而王兀堂就是例子，王兀堂由一个对明朝忠顺的女真首领转化为不断对明朝“犯边”的人物，其转变的直接原因是明朝对女真部落的欺压、歧视。

虽然努尔哈赤的七大恨是一个政治宣言，但是也反映了明朝的所作所为。

6、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1559年2月21日 -1626年9月30日)母亲喜塔腊氏在努尔哈赤十岁时去世，继母那拉氏为王台族女，对其很刻薄。

努尔哈赤十九岁时不得不分家生活，仅获得少量家产。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等人以挖人参、采松子、摘榛子、拾蘑菇、捡木耳等方式为生。

他常至抚顺关马市与汉人、蒙古人进行贸易活动。在此期间，努尔哈赤习得蒙古语，对汉语也有了基本的认知。努尔哈赤喜欢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自谓有谋略。

据一些史集记载，努尔哈赤在抚顺期间，曾被辽东总兵李成梁收养，成为其麾下侍从(养子这是段是野史，不符合历史事实)。

关于李成梁收努尔哈赤为养子的说法是来自姚希孟所编著的《建夷授官始末》，在这本书里他写道：“时奴儿哈赤年十五六，抱成梁马足请死，成梁怜之，不杀，留帐下卵翼如养子，出入京师，没夹奴儿哈赤与俱。”

先不论这段记述真伪，就是按照姚希孟所编著的《建夷授官始末》记载，是李成梁对待努尔哈赤是“如养子”，也就是说跟养子一样对待，这根是养子是两码事。

努尔哈赤生于1559年，李成梁在古勒寨屠城是1583年，二者相距24年，也就是说李成梁屠城时，努尔哈赤已经24岁了，何来时努尔哈赤年十五六，抱成梁马足请死？

觉昌安（努尔哈赤的爷爷），塔克世（努尔哈赤的父亲）万历十一年（1583年）死于古勒寨屠城，这时候努尔哈赤24岁。

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努尔哈赤率领部众去攻打尼堪外兰，攻克图伦城。这是努尔哈赤开始造反的起始。

并且历史上正史没有任何记载，野史也是寥寥无几，漏洞百出。

所以，所谓李成梁收努尔哈赤为养子纯脆是胡说八道，是中国古代文人固有毛病，战场上打不过你，但是在笔上要压倒你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