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时代的摩登女郎

　　旧中国也有“花瓶”

“花瓶”就一个物件来讲，它只是插花的一件器具，室内的装饰与摆设，静静地置于某个角落供人们欣赏。其特点是外表美观，饰以图案，触感光滑，质地细腻，口大颈细，主体丰满婀娜，下方线条收紧，宛若亭亭玉立、魔鬼身材的美女。因此，今天还有人将外表美丽而缺少内涵的美女称作“花瓶”，赞美中又含几分贬义。但大家可曾知道，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已有人将当时的摩登女郎称为“花瓶”，只不过最早的“花瓶”专指机关里的年轻女职员。

1934年7月28日《天津商报画刊》中郎村撰写的《花瓶小语》一文，向读者描绘了机关里的“花瓶”到底是什么样子。自北伐成功后，平津各机关先后出现“花瓶”，直到30年代已成普遍现象，“花瓶”一词渐成世人的一句口头禅。机关“花瓶”皆具撩人的体态，姣好的容貌，光洁细嫩的皮肤。一只只花枝招展的花瓶出现，使沉闷寂寥的政府机关顿显活泼气象。之所以将花瓶两字加在女职员的身上，是因为当时大多数的女职员在工作上较为清闲，不需担负任何责任，通常每天上班时间要比别人晚一点，下班时间则要比别人早一些。她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自己打扮得摩登：弯弯的细眉，红红的猩唇，引领时尚的时装，走起路来风摆杨柳，脚下的高跟鞋有节奏地得得作响。当时，政府明确规定，不管女职员在外边如何浪漫风骚，但在机关内却必须拿出凛然可畏的态度，只可让人艳羡，而不敢妄生亲狎之念。“花瓶”这种姿态，正是有别于妓女、女招待之类轻薄女性。所以，在女职员头上冠以“花瓶”二字，也有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之意。在当时提倡女权的时代，女性走出家门步入职场，能够谋得机关公务员的职业实在是可贺可庆了。但将她们称作“花瓶”，总还是让她们感到不舒服，认为有一种轻视或侮辱之感。也有人对此并不在乎，甚至觉得做个有人欣赏、珍惜、怜爱的花瓶也没有什么不好。

▲1934年7月28日《天津商报画刊》中的

《花瓶小语》一文

1934年6月16日《天津商报画刊》中的《大学校中之花瓶》一文则告诉读者，花瓶已从机关走进了校园。自各机关任用女职员以来，“花瓶”的美名就开始腾播开来，一段段艳闻趣事随之应运而生。人们甚至将校园中的校花、花王也称作“花瓶”。当时，北平某大学校长也赶时髦，在校长办公室中招聘了一名女职员。据说，该女为上海某大学毕业生，风姿绰约，衣饰入时，实为一个标准的南国佳人。于是，“花瓶”之声，甚嚣尘上，全校师生无人不知院长办公室中多了一只美丽的“花瓶”。该校一名学生，攻读文学，尤能熟读唐诗三百首。于是，模仿白居易的《长恨歌》开篇数句，创作了一首《花瓶歌》。歌曰：

　　歌中所称“一二两斋”，即指该校女生宿舍而言。此歌一出，脍炙人口，迅速在全校学生中竞相传诵。

　　1934年，国民政府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运动的中心思想，各地纷纷明令禁止女性裸腿露臂。6月23日，《天津商报画刊》中的《南昌与南京之妇女装束》一文，介绍了“新生活运动”中对女性服装的严格规定：

新生活运动极为注意妇女的装束，已饬令各省政府将妇女服装之大小长短等项详细规定。时以南昌作为实行的中心，凡女公务员、女教员、女学生乃至男公务员的家属，均限令在半个月内实行。各项均有严格的规定标准，旗袍、短衣的衣领、袖长、左右开叉等项，均标明具体的尺寸。其中第五条规定：凡着短衣者，均须着裙，不着裙者，衣服须臀部三寸；第六条规定：腰身不得绷紧贴体，须稍宽松；第七条规定：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

由此可见，各项规定的第一要义，就要禁止女性裸露身体的任何部分。腰身不得绷紧则正与当时摩登女郎崇尚的曲线美相抵触。但在现实生活中，妇女们的做法却与条文中的规定恰恰相反，南京的摩登女郎当时正流行在裸露的腿臂上涂以紫黄色，表示她们的健康美。她们理直气壮地说，提倡“新生活运动”就是要让女性健康，我们在腿臂上涂了颜色，自然也不能算作裸露了。

　　作者“止观”当时在天津某公园就曾见到三五结伴的摩登女郎，看上去仿佛姊妹同行，她们的足下虽罩以袜套，但玉踝以上以迄大腿，在高开叉的旗袍衣缝中隐约全裸，极其性感，更具诱惑，引得不少路人侧面观看，品头论足。但当时远在南方的上海则又开始兴起一股新的流行风潮，以肤色赤黑为美，黄色、白色的皮肤反被讥为病态。于是，裸露腿臂的雪肤女子多涂上假色，借以标示其风格独具的健康之美。

6月26日，该画报中的《花王之足部美》一文向读者展示的北平某大学校花的摩登生活：

北平向来就是中国的教育中心，自男女同校以来，各校学生自发地选举花王的事迹，各地报纸时有记载。为此，学校的各种艳迹趣闻，一时播腾众口。男生对女生恰如众星捧月，矢忠矢诚；女生对男生则有颐指气使，甚至以获得花王或皇后之头衔以为荣耀。为此，各校观念传统的教授无不叹息学风日下、女生更不知自重！当时北平某报报道，西城某校选出的花王密司张，因要裸露她的一双美腿，已将腿上细小的毫毛剃去，手指、足指均涂以红蔻丹。又恐腿裸被蚊虫叮咬而生疮，影响观瞻，于是，回家后就穿上长筒袜，甚至夜间睡觉时也要着袜，每天出门时再脱去，裸腿赤足，以炫其诱惑之美。

为此作者不禁叹道，密司张对于腿部、足部的修饰，如此勤奋而精细，难怪她能夺得花王的称号啊，也可见花王的来之不易！

“摩登”有现代的、新式的、时髦的、不同于过去的等义。民国时期多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解释“摩登”一词。但当年很多人却对摩登有所误解，社会普遍有一种毛病：对于一切新事物只会模仿，不能利用，只学皮毛，不解真义。

　　1933年8月1日《北洋画报》中的《某教授佯醉吻猩唇》一文，讲述了一位为人师表的大学教授，竟然在摩登女郎面前变成了一只“色狼”。当时上海某大学有一位英文系的教授，除了平素在大学授课，还是一位电影兼戏剧评论家，曾针对反动辱华影片，写过多篇极富正义感、态度鲜明的影评而闻名一时。但他在生活中却是个倜傥不羁、风流自赏的人。该校英文系有一位姓章的女生，天生丽质，“美艳摩登，冠绝侪辈，双瞳剪水，顾盼生姿，当其嫣然一笑，于遍涂口脂猩唇，微露一排整齐洁白之犀贝，见者无不为之所动”。该女生平日爱穿一双高跟鞋，往来蹀躞于课室间，愈显其体态轻盈，腰肢婀娜。该校男生无不艳羡而追逐。该教授每日见到该女生也是心旌荡漾，舌挠魂销。他时又因身患骨盆之痛，不能与妻子亲近，鸳鸯瓦冷，孤寂难遣。于是，自诩多情，数次向该女生大献殷勤，表示好感，格外照顾，只是对方没有任何反应，教授不禁怅然若失。不久，该系组织到南翔旅游，傍晚举行野餐会，师生促坐，畅饮尽欢。“酒阑，人多离座览景，时已暮色苍茫矣，教授窥四外无人，突趋前拥女生于怀，狂接香吻”。女生横遭强暴，失声惊呼，痛哭不已。众人闻声，分开花柳赶了过来。见此情景，不问便知内情。其中有三名男生素为该女生的追求者，得知自己心爱的人遭此侮辱，不禁怒火中烧，脱口大呼“打，打！”教授闻声，深知大势不好，更知势不能敌，一时羞愧无以自解，竟然急中生智，假装醉酒，立即倒地乱滚，哭笑齐作。众人虽知他是佯装，但也拿他无法。于是，只得回过头来宽慰仍在抽泣的女生，称教授因为大醉，才有此种狂妄举动，请女生切勿介意。女生明了自己毕业在即，生杀大权尽在教授手中掌握，也只得忍辱作罢。一场骚扰闹剧随即宣告闭幕。但翌日，教授骚扰女生的消息已经传遍全校，众人皆在教授背后指指点点，甚至有人当面质问。教授每次都要辩白道：“酒真不是好东西啊！”以图掩饰自己的丑态，闻者无不窃笑。为净化学校风气，重塑教师形象，不久，该教授即被校长因故辞退了。可叹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竟因一时冲动，狂吻猩唇而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1933年8月31日《天津商报画刊》中署名“影侦”的《车匪之恶作剧》一文，介绍了天津摩登女郎的一场遭遇。当时天津的摩登女郎除衣着时髦，还以骑脚踏车为时尚。学校的一些摩登女生，早晚往返于家与校园之间，多以脚踏车代步，腾驶如飞，见者艳羡。脚踏车又有男车与坤车之别：男车的大梁是横直的，骑者多从后方上下车；坤车的大梁弯曲呈凹形，女生多从前面跨步上下车，尤其对于穿裙子的女生更为便利，一旦遇有紧急情况，即可跨步安全落地，避免倾倒摔跌之虞。

　　1933年8月间，在天津法租界三十二号路，住有赣籍商人陈先生，有女名叫陈中慧，每日出入均以脚踏车代步。某日晚6时许，“在东马路途遇车匪，迎面飞驰，故意互撞。女生跌后，衣服被挂破数块，几露香肌”。众车匪大饱眼福后，一阵怪笑，逃如脱兔，莫能追诘。稍时，陈中慧从地上爬起，一瘸一拐地含泪推车而返。自此，再也不敢独自骑车上路。

作者影侦也曾在辽宁见到过同样的车匪队。时有同泽女中某女生骑脚踏车过街，某男校学生所组织的车匪队跟踪进入小巷，“分途邀截，扶肩擦背，恣意笑谑。女生羞愤申申而詈，男生则甘受为莺嗔燕叱，以为荣耀。迨行人过，始解围逃去。斯真恶作剧矣”。文章最后写道：“中国之畸形社会，见有女子出风头，则男性视线咸集，尤以一般无赖青年为甚，车匪之来源，不外此因。兹事虽小，实关系女权之进展及社会之风纪，有司亟宜严饬取缔，俾骑车闺媛，庶不再遭该辈所窘也。”

五四运动后，虽然在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口号下，妇女地位有所提高，也曾出现了林徽因、陆小曼、吕碧城等一批中国近代史上的新女性，但我们通过以上几个实例可以看到，在民国时期，身处中下层的中国妇女在工作和生活中依然无法保障合法权益，男女平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来源: 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