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46年3月，甘肃河州，撒拉族人苏四十三因教派冲突，率众起义。兰州知府杨士玑兵败被屠，叛军兵锋直指兰州城。兰州城内的陕甘总督勒尔谨猝不及防，紧急向朝廷求援增兵。
朝廷所派援军很快到达战场，前锋不是别人，正是时年31岁的当朝新贵，和珅。
乾隆皇帝的本意是将年轻的和珅投放到战场上历练镀金，积攒军功，以便日后进一步提拔。
谁料，这位精通吟诗作赋、擅长理财办案的“能臣干将”，军事上却一窍不通。
他亲率大批朝廷正规军与一小撮散兵游勇作战，竟一败涂地。
兵败回朝的和珅自觉面上无光，便上了一道奏折禀明缘由，里面提到：
甘肃地方经常阴雨，往往延滞用兵，特别是官军将苏四十三叛军逼到兰州城外华林山上时，由于大雨不断久攻不克。
“甘肃地方经常阴雨……由于大雨不断久攻不克……”乾隆皇帝咋咂摸着这句话，陷入沉思。
谁都没有想到，就是这个看似寻常的细节，揭开了被乾隆皇帝称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的满清第一贪腐大案——甘肃冒赈案。
01
事情还要从两百多年前的西湖湖畔说起。
乾隆39年4月，时任浙江布政使的王亶望接到皇帝的一纸面圣通知，欣喜若狂地从西湖湖畔策马奔向京城。
王亶望乃江苏前任巡抚王师之子，他继承父业步入官场，因政绩卓著受乾隆赏识，一路平步青云，官拜浙江布政使，同时代理空缺的浙江巡抚一职。
清朝的布政使，相当于现在专管财税银钱的副省长；巡抚，则相当于省长，乃一方封疆大吏。浙江巡抚一职，王亶望已代理多日，也属意已久。
为此，他曾多方活动，巴结上了时任首席军机大臣的于敏中，后者答允为此事奔走。
在王亶望看来，浙江巡抚已是囊中之物，此去京城，必是领得一纸调令扶正上马。
然而，无情的现实却兜头浇他一身冷水。
见面后，乾隆皇帝先是肯定了他在浙江的一番作为，然后说明了真正的目的——调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专管地方捐监一事。
从布政使到布政使，看似是同级平调。但江浙自古乃富庶膏腴之地，兰州却在荒凉的西北边陲，如此调动，实与降级无异。
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莫非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王亶望大失所望的同时，百思不得其解。
可在乾隆皇帝看来，官职和地方不重要，主要是捐监这份差事，非王亶望不可。
所谓捐监，意指大清国国民可以出钱或出粮，购买国子监监生的资格。
国子监是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也是官员的培训基地。对家资丰绰却屡试不第的人来说，花钱买个文凭，是步入仕途的捷径。
可能有人要问了，这不是卖官鬻爵吗？
没错，这就是卖官鬻爵。
而且是公开化、制度化的卖官鬻爵。
皇帝也知道，这种制度冲击教育公平，滋生腐败，因此一直以来只在需要修路架桥、赈济灾民等地方小规模地开放。
而由于借机贪污之事屡禁不止，捐监制度在乾隆31年被彻底罢停。
罢停捐监，别的地方无所谓，甘肃却倍尝其苦。
要知道，甘肃本就地瘠民贫，是全国最穷的地方之一。再加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西北连年用兵，甘肃承担着前线役夫、兵员、粮草的供给，官仓粮食储备入不敷出，每年都要靠户部拨款一百多万两银子才勉强喂饱饥民。
对甘肃而言，罢停捐监就只能靠吃财政转移支付，程序复杂不说，从别的地方购买、运输粮食既花钱又浪费时间，效率奇低。更何况，在贫瘠落后的甘肃，读书本就是有钱人的特权，捐监并不会挤压普通百姓的机会。
有鉴于此，时任陕甘总督的勒尔谨便向皇上进言，要求重开捐监，就地筹粮以赈灾年。
乾隆皇帝知道他说的是实情，对甘肃百姓来说，奢谈公平是虚妄的，当务之急是让人吃饱饭活下去。
皇帝的顾虑是，派谁去主持此事才能杜绝舞弊贪污？
此时，恰逢于敏中为王亶望进言升任浙江巡抚，听到这个名字，乾隆皇帝喜出望外。
在乾隆皇帝看来，王亶望的父亲王师以为官清廉闻名当世，廉政爱民必有家传；王亶望本人曾在甘肃基层为官多年，熟悉当地民情；他又一路从甘肃某地的知县干到浙江布政使，办事能力有口皆碑。
纵观满朝文武，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有了人才准备，乾隆皇帝便给勒尔谨发了上谕，同意了重开捐监的请求，并通知他已委派王亶望全权负责此事，要他全力配合的同时留心监督。
饶是如此，多疑的皇帝仍不放心，着重申令：只可本色捐监，不可折色捐监，如有闪失，唯其是问。
所谓本色捐监，便是只可以用粮米充库买官；折色捐监，便是把粮食折算成银子再买官。
捐监的目的主要是充实粮仓赈济灾民，直接捐粮食是最方便的，实无折成银子的必要。折色捐监，只会给想要中饱私囊的人制造机会。
聪明绝顶的乾隆皇帝一早便看到了这一层，提前给王亶望和勒尔谨敲下警钟。
万事俱备，必无闪失，乾隆皇帝对自己的安排甚为满意。
他不会想到，正是这个由他钦点的大臣，远赴甘肃后，制造了一起亘古未有、骇人听闻的集团贪腐大案。
02
接了调令，王亶望喜忧参半地上路了。
临行前，于敏中曾有暗示，此行既是考验也是机会。清朝官场三年一次考核轮调，只要他着力将捐监一事办好，三年后浙江巡抚非他莫属。
可办好此事谈何容易？
普通富庶人家，没有大量囤粮的储存条件，都是把粮卖了换钱，需要时再拿钱买粮，谁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余粮？再者说，皇帝只定了肃州、安西可开捐监，区区两个州县，就是把富人都刮干净，数量也有限啊。
如何能让奏报的数字看起来漂亮一些，给自己积累升职资本呢？
王亶望想了一路，到任后拜会自己的顶头上司勒尔谨，提出了两点要求：
- 捐监工作工程量太大，希望抽调自己杭州的部旧蒋全迪过来任兰州知府辅佐自己；
- 官仓粮食缺口量太大，希望将捐监范围从朝廷限定的两个州，扩展到全省。
眼前的王亶望提着杭州特产毕恭毕敬，所言句句在理，加之他是皇上钦点的特派大臣，勒尔谨找不到理由拒绝。
就这样，半年后，王亶望交出了一份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成绩单。
据王亶望的奏报，甘肃开捐监半年来，共得捐生员19017人，收监粮约83万石。
要知道，当年户部在全国的捐生员也才11739人。
王亶望凭一己之力，在甘肃这个贫瘠荒凉的地方，用半年时间碾压了户部在全国一年的工作量，简直是百年难遇的治世之能臣。
但乾隆皇帝并没有轻信这个数据。
作为中国历史上智商最高的皇帝之一，乾隆皇帝虽居千里之外的庙堂，却对官场之事洞若观火。他往往能从奏报的细节之处抽丝剥茧，抓住一闪而过的真相。
在批复中，皇帝先是淡淡地表扬了王亶望的成绩：“干得不错，值得鼓励。”
接下来，提出了利剑般的4个疑问：“甘肃民贫地瘠，怎会有二万人捐监？怎会有如此多余粮？年复一年收捐，陈粮如何使用？疏言每年借给民间，如何流转？”
这四个问题翻译如下：
- 甘肃素来穷苦，怎么有这么多家有余粮之人出来捐监？
- 甘肃素来贫瘠，产粮尚不够百姓果腹，怎么能捐出这么多余粮？
- 甘肃粮仓不多，将近83万石粮食远超当地储粮能力，将来准备怎么存放？
- 既然甘肃本地产粮够吃，又为何非得收归官仓，而不留在民间自行流转？
他将这四个直击要害的问题称为“四不解”，要求勒尔谨立刻查实回奏。
勒尔谨也懵了，是啊，这怎么可能呢？
他赶紧拿着这些问题下去调查，结果令他五雷轰顶！
报上来的数据显示，甘肃全省真实的捐生员只有7455人，所收监粮约30万石，王亶望擅自虚报了将近3倍！
这还不算完，就算是这些粮食，粮仓也没有。因为王亶望还擅自将本色捐监改成了皇帝明令禁止的折色捐监，收上来的都是不能吃的银子！
看着眼前的局面，勒尔谨只觉五内俱煎熬，立刻遣王亶望过来问话：谁给你的胆子让你这么干？为什么改本色捐监为折色？还虚假上报这么多？这空空如也的粮仓怎么变得出八十万石粮食？现在皇上问话，要是答不上来，你我都得完蛋。
一开始，王亶望这么做可能只是为了粉饰政绩、积累资本，但当把成千上万的雪花银收入囊中时，他的心态已悄然发生变化。
面对诘问，王亶望早已准备好一套说辞：总督大人，您管着西北边陲的大小事务日理万机，这点儿事儿既然当初受理了我全权处理，我又怎么好意思轻易打扰您呢？再者说，这重开捐监的事还是您向皇上提的，我把成绩报得漂亮一点，不也显得您英明神武吗？更何况，这本色和折色本无差别，银子收上来也可以拿去买粮食，何必如此较真？这件事既然是我做的，后果也由我来承担好了。
历史上的大贪，都是深谙人性弱点的绝顶聪明人。
王亶望这番话看似是揽责，实则是威胁。
言外之意包括两点：
- 你当初授权我全权处理，半年不曾过问，真要追究起来，也得治你一个失察渎职之罪；
- 2.这重开捐监可是你建议的，皇帝明确说了如改本色为折色唯你是问，一旦出事你首当其冲。
王亶望很清楚，骗顶千里之外的皇上容易，骗近在咫尺的顶头上司很难。
要想过关，就必须把他也拉上贼船。自己平时没少送厚礼给他，所送财物都直接从衙门库银支取，他也算是折色捐监受益人，此谓“利诱”；此刻再点明东窗事发的利害关系，威胁这个锅他已经背上摘不掉，此谓“威逼”。
果然，在这套甜枣加大棒的攻势下，勒尔谨终于无奈点头，默认了王亶望这一套操作。
但还有一个问题：皇帝的“四不可解”，你准备怎么答复？
03
王亶望大笔一挥，奏章即成：
关于为什么有这么多富人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皇上您早年平定新疆奠定了良好的营商环境，甘肃作为通往新疆的门户，往来很多外省的富商和百姓，对他们来说与其跑到北京捐监买官，不如就地解决来得方便；
关于怎么有这么多余粮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甘肃虽然土地贫瘠，但这些年在朝廷的英明领导下兴修水利灌溉工程，也算风调雨顺，所以收成不错，地主们颇有余粮；
关于为什么不放在民间流转的问题，其实现在的捐监已经是流转的结果了，有钱的人拿钱买粮来捐监，有粮的人拿粮卖钱，两边都觉得赚了；
至于怎么储存，这还需要朝廷贴补一二，请求户部拨款，在甘肃兴建粮仓。
这番话说得精彩，实在精彩，每一句都精准踩在人性弱点上：
当你虚报了一点点的时候，很容易被人怀疑是假的。
但当你虚报得很夸张的时候，别人反而会自我怀疑“这也太离谱了，不会有人这么大胆吧，是不是我之前了解的情况过时了？”
这个时候，在虚报的基础上继续撒谎，要求兴建粮仓，就更像确有其事了。
再加上前面那些话，看似答疑，实则狂拍马屁，“原来皇上您还不知道呀，这一切都是因为您在甘肃的功业太伟大了”……
被这一通马匹拍得晕乎乎的乾隆皇帝，也就这么被骗了过去。
搞定了“欺上”的问题，接下来就是如何“瞒下”。
甘肃省大大小小百余名官员，捐监一事还要指望他们去办，这么多双眼睛盯着，怎么瞒得过去？
要知道捐监是为了赈灾，而清朝赈灾有一套极为严格的程序。
第一步，报灾。某地出现灾情，地方长官要第一时间将灾难时间和受灾程度向上级汇报。
第二步，勘灾。统计受灾范围和受灾人口，为以后发放救灾物资和减免赋税提供依据。
第三步，审户。基层官吏必须亲自上门核实灾民的受害情况，统计造册，并发放赈票。赈票一式两联，一联发给灾民一联政府留底，这是日后开仓放赈的依据。
第四步，放赈。官府严格依照审户结果将赈灾钱粮发到灾民手里，两联赈票都要加盖戳记，还要有督赈官在现场监督。放赈结束，还要造册盖印留底，以备日后核验。
第五步，公示。放赈完毕后，要将此次赈灾情况一五一十地贴告示公开，让老百姓进行监督。
这套系统可以说非常成熟，技术手段虽然不能跟今天比，但权力配置已经没有破绽了。
那么，王亶望是怎么找到突破口的呢？
要不都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呢。王亶望压根就不找，而是釜底抽薪，直接创建一个更庞大、更严密的贪污集团，把整个赈灾流程包裹进去。
简单来说，就是把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包括百姓在内，都拉到同一条线上当蚂蚱。
这种操作的风险相当大，毕竟牵涉的人越多，就越容易出叛徒。只要有一个人跳反，整个集团都会完蛋。
因此，就必须找到足够强的理由，说服所有人。
什么理由呢？
利益，唯有利益。
古往今来，利益，都是最强力的粘合剂。
首先，是捐监的利益。
前面说过，王亶望一上任，就把自己杭州的部旧蒋全迪调过来当兰州知府，然后将全省的捐监工作都放到兰州府衙门办理。在朝廷规定的捐监额度外，王亶望另外多征收了一两的“杂费银”。这笔钱就被用来安抚兰州府衙的大小官吏了。
其次，是冒赈的利益。
王亶望实际收了三十多万石粮食，粮是假的钱是真的，这么多钱，足够堵住全省上上下下大小官员的嘴。他暗示底下的官员们谎报灾情，请求放赈，借机把银子发下去，这些钱，就都流入了地方官员的口袋。
就这样，甘肃全省，上到地方首脑下到基层胥吏，都靠着捐监冒赈赚得盆满钵满，对王亶望无不感激涕零。
那百姓这一关，他又是怎么过的呢？
毕竟赈灾流程的最后一步是公示，王亶望能堵官场的嘴，还能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吗？甘肃省的百姓为什么会对这么大规模的集体贪污熟视无睹呢？
04
清朝法律规定，如有官员贪污冒赈，百姓可以到京城督察院去击鼓控告。“凡人民控告州县官员者，一经题参，即令揭任。”
可甘肃当时的情况实在是太复杂了。
复杂到就算是了解这段历史的我们穿越回去，大概率也不会举报。
首先，甘肃到北京有1500公里远，一路高山险峻密林丛生，快马加鞭也得走一个月，差旅费自理还是小事，碰上打家劫舍的命都要搭进去。
其次，就算是到都察院敲了鼓，还没开口就要先挨20大板。古代严格奉行“天地君亲师”的等级制度，民告官被视为大逆不道，必须先挨打以示伸冤之决心。挨完之后，还得拿出充足的证据证明自己所告非虚，否则自己就要替贪官蹲大牢，严重的还可能凌迟处死。所以古代一直有种说法，“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官”。
最后，甘肃不是一个官两个官偷偷摸摸地贪，而是全省上下沆瀣一气地大贪特贪。
他们的保护伞不仅仅是陕甘总督勒尔谨，前面说过，当朝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也跟王亶望私交甚笃。普通百姓去跟如此庞大的利益集团硬碰，无异于以卵击石。
以上，是“威逼”部分，接下来仍然是“利诱”。
根据清朝赈灾规定，报灾之后朝廷不仅会拨发赈济钱粮，还会减免受灾地区的徭役和赋税。不管真假，只要官员往上报灾，百姓都能实实在在享受减税免役的优惠。
除此之外，王亶望还会做做样子，象征性地办办粥厂发发钱粮。对穷困已极的甘肃百姓来说，再小的蚂蚱也是肉，有总比没有强。对当地官员谎报灾情的做法，他们甚至还颇为感激。
就这样，从封疆大吏到平头百姓，甘肃全省都被王亶望用“甜枣加大棒”这一套收拾得服服帖帖。所有人都被他牢牢捆绑到同一个利益链条上，大家都觉得不对劲儿，但没有人能够挣脱。
纵览整个操作过程，不得不感慨：
人性，是历史中最真实的部分。
而王亶望，对人性的驾驭，已臻于化境。
05
就这样，王亶望在任期间，甘肃省捐监生员列全国榜首，所得钱粮是甘肃省全年收入的七八倍。当然，这些钱都流向了各级官员的腰包。
三年后，“能臣干将”王亶望顺利通过考核，如愿升任梦寐以求的浙江巡抚。
史书记载，他荣升而去时，承其雨露的大小官员皆临街欢送，其所攒家资“有数百头骡驮载”。几百头骡子才能驼动的家财，这是什么概念。
接替王亶望继任甘肃布政使的，叫王廷赞。
王廷赞，书吏出身，因办事有方、政绩卓著，被升任宁夏知府、甘凉道以及宁夏道道台等职。
发迹于基层的王廷赞深知民间疾苦，他为官任上，事必躬亲，振兴文教、兴修水利、平反冤案、剿匪安民都办得有声有色，甘肃定西州至今仍保留着纪念他的“王公桥”。
与此同时，王廷赞还是当时甘肃官场里仅有的几个没有同流合污的清官。
一来，他管辖的宁夏道实在是风调雨顺、沃野千里，报灾荒也没人信；二来，王亶望后期已经猖厥到给各级贪官摊派“指标”，对其巴结讨好的人他就多报灾多分羹，与其关系一般的人只能一边站。
王廷赞就是后者。
既然始作俑者已去，这位廉洁奉公的清官，能否为贪污成风的甘肃官场带来一些改变呢？
王廷赞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找蒋全迪买账本。
所谓“买账”，涉及清朝官场的另一个潜规则。
当时的大小衙门，都有两个账本。一本是公开的明账，像王亶望对外虚报的那样，内容皆为伪造，以应对上级检查；另一本是暗账，记录衙门的真实开支，包括给了上级多少孝敬，迎来送往的人情花费，编外人员的工资以及老爷从库银中的支取等等。
地方上到底收了多少钱，又花在了哪里，都以暗账为准。
官员交接时，新任就要找前任买这本暗账，根据所在地肥瘦，价格从10两到500两银子不等。这种如今听来不可思议的操作，在清朝官场是公开的秘密。
拿到暗账的王廷赞仔细研究起来，结果是越看越心惊，越看越困惑，他发现布政使衙门每年花在官员福利、人情往来以及“孝敬”上级上面的钱，完全就是个天文数字。
不可能啊，这怎么可能呢？
王廷赞立马将兰州府衙的蒋全迪找来问话。
前面说过，这位蒋全迪是王亶望从杭州带过来的心腹，捐监冒赈一事全部放在兰州府衙办理。如果说王亶望是整件事的幕后操盘手，那蒋全迪就是实际执行人，他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可谓是了如指掌。
王廷赞发现蹊跷后第一时间找他过来问话，可谓是一下打中蛇的七寸，足见这也是个对世事洞若观火的聪明人。
那么，面对这个一身正气的新上级，蒋全迪是如何应对的呢？笼罩整个甘肃官场的弥天大谎还能撒下去吗？王廷赞发现了捐监冒赈的真相后又会作何反应呢？
06
面对王廷赞的诘问，蒋全迪十分坦荡。
这些年，甘肃官场是如何改本色捐监为折色捐监收银子，又是如何谎报灾情把银子消化掉，蒋全迪痛快地吐了个底儿朝天。
他知道这位新上级也是个实打实的聪明人，捐监一事既已由他接手办理，日后要想继续下去还必须他签字盖章。瞒肯定是瞒不过去的，主动交代总比被迫承认强一点。本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的心理，还是直说了吧。
王廷赞早料到捐监冒赈必有蹊跷，却不曾想已溃烂至无可挽回的地步。
他被这毛骨悚然的真相吓懵了，直奔总督府衙门找勒尔谨反应情况。
对一切了如指掌地勒尔谨听了汇报，先是故作惊讶：“哦？竟有此事？”
然后平静开口：“那么王府台，准备怎么办呢？”
王廷赞义愤填膺地说：“立刻上疏朝廷，揭露这个弥天大谎，把贪官一网打尽。”
勒尔谨沉吟片刻，淡淡一笑：“王府台，不要这么激动。要告人家，你有证据吗？人证？物证？口供？好像什么都没有吧。王亶望是皇上钦定来办理捐监事务的，又因为办理有功刚受提拔，你这时候上奏，皇上是信他还是信你？依我看，还是不要轻举妄动，再看看情况吧。”
听了这话，王廷赞如梦初醒。
他突然想起，那本暗账上记载着王亶望这些年给勒尔谨的巨额“孝顺”，也突然明白了，这些钱从何而来。
再看向这位负有监察之职的总督大人时，王廷赞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精神恍惚地走出总督府衙门，消化着这个让人心惊肉跳的事实。
而回到布政使衙门时，他发现，衙门口突然多了很多形迹可疑之人。
此后的几天里，无论他走到哪里，去干什么，这些人都悄悄尾随着。
背后发凉的王廷赞清楚，自己连偷偷上奏的机会都没有了。
所谓“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阻人前途如淫任妻女”，自己若是一味强硬下去，恐怕就要被悄悄抹除了。
思虑再三，王廷赞选择对整件事装聋作哑。
但不举报，不意味着上贼船。
无力正面相抗，还可以“曲线救国”。王廷赞决心凭一己之力刹住这股邪气，将捐监一事拉回到正轨上来。
他找来蒋全迪，要求他即刻将折色捐监改为本色捐监，并如实记录上报捐监情况。
可惜，从未参与过官场阴暗面的王亭赞还是过于理想主义，他哪里懂得“阎王易过，小鬼难缠”的道理。
蒋全迪对他的指示倒是照办，可底下大大小小百余名官员以及衙门里的书吏差役们，三年来吃惯了冒赈的红利，岂有由奢入俭之道理？他们纷纷将横刀夺利的王廷赞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开始消极怠工，对布政使衙门的大小指示充耳不闻。
甘肃省的捐监工作一下子便陷入瘫痪。
王廷赞上任一个多月，一个报捐的都没有，一粒粮食都收不上来。
与前任王亶望的辉煌成绩相比，自己简直无颜留任了。
心灰意冷的王廷赞终于认清了眼前的形势。
整个甘肃，从各州知县道台，到兰州知府蒋全迪，再到陕甘总督勒尔谨，乃至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这些人已经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
而自己已经卷进了这个惯性巨大的漩涡之中，争扎下去也是徒劳无益。
就这样，王廷赞的底线也坍塌了。
07
回看清官王亭赞的沦陷过程，也是充满了辛酸和无奈。
他并非毫无原则之人，也曾想过与之相抗，为什么用尽种种方法，还是失败了呢？
根本原因是，王亶望这个天才贪污犯，在甘肃地区创造的，不仅是一套巧妙的方法论，更是一个牢不可破的贪污结构。
什么是结构？
在系统论观点中，系统是各个要素组成的整体，但并非单个要素的简单叠加。
只有各个要素按一定的规律和顺序排布，系统才能有效运行。
其中，连结各要素的“规律和顺序”，就是结构。
比如，一株植物由根、茎、叶、花、果实组成。各部分只有长在该长的位置上，机体才能健康生长。如果叶子长在土里而根暴露在空气中，植物便会凋零。
结构出问题，换谁来当叶子都没有用。
个体在结构性问题面前是苍白的。
即使明知问题根源和破解之道，也无力改变困局。
王廷赞面对的，就是一个业已成型的贪污结构。
而破解结构，只能在更大的结构层面上引入矫正力量。在这里，也就是皇权。
可惜，当英雄需要极高的门槛。
光有高尚的品格远远不够，更要有攻坚克难的胆气和与黑暗斡旋的智慧。
必要时，还需要玉石俱焚的觉悟。
而这些特质，王廷赞显然不具备。
拥有上帝视角的我们可以怪他不够英雄。但更应该明白，一个健康的社会，不生产英雄。
总之，折色捐监和贪污冒赈，在王廷赞的默许之下，死灰复燃。
他本人也在日复一日的温水煮青蛙中加入分肥之列，屠龙者终成恶龙。
然而，就在甘肃官员为王廷赞终于开窍感到欣喜之时，北京传来了一个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的消息——
朝廷特派刑部尚书袁守侗和刑部侍郎阿扬阿远赴甘肃，勘验捐监收粮情况。
王亶望不是把皇上骗过去了吗？
这三年多来都不曾过问，为什么会突然派人来查？
是有人跳反？还是哪里出了纰漏？
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要大祸临头了？
一时间，甘肃全省上下都笼罩在了不安的恐惧之中。
08
乾隆皇帝突然派人来查，并非心血来潮。
事实上，他对臣下就从未信任过。
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的皇帝，乾隆皇帝深谙法家用“法术势”驾驭群臣的道理。他将封建专制的各项制度特点都发挥到了极致，高度集权、高度专制，同时高度警惕。
他对周遭的一切都抱有深切怀疑，时刻以鹰一般的眼睛注视着臣下的一举一动。
甚至有人形容，乾隆一朝的君臣关系已经异化为了监狱长和犯人的关系。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作为史学家公认的也许是历史上最聪明的皇帝，能够做到“过目成诵，课必兼治”。前面说过，他能从一纸奏章的细节之处抽丝剥茧，还原出事件的真相和全貌。分析问题往往一针见血、直击本质。
王亶望最初以为自己编的数字天衣无缝，可乾隆皇帝一下就提出了“四不解”要求解释。
要知道，身为皇帝的他日理万机，不可能对这份奏报进行长时间的详细分析，很可能是粗粗一看便意识到问题所在。这反映出乾隆皇帝对千里之外的甘肃民情烂熟于心，也足见其执政功力之深厚。
这样一位高度集权又极度聪明的皇帝，必然是十分自负的，他曾说过：“为朕所深服者，尚未见其人也。”
翻译一下就是：我长这么大，就没服过谁。
因此，比起别人的说辞，他永远更信自己的判断。
也因此，王亶望虽然提供了一套看似合理的解释，却从未真正打消他的疑虑。
比如最明显的矛盾——甘肃每年报收那么多粮食，必是年年丰产；既如此，又怎会年年报灾要求赈济呢？甘肃真的收了那么多粮食吗？又真的有那么多灾民吗？
于是，便有了袁守侗和阿扬阿组成的特派监察小组。
带队的袁守侗，被后世称为满清十大清官之一，曾任都察院监察御史，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纪检监察室处长，曾5次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查办各地封疆大吏和军队高级将领，是当时清廷办理贪污腐败案件的顶尖高手。
一来，他是中央大员，地方无法掣肘；二来，他是著名清官，没有腐化缝隙——甘肃官员这次，是真的碰到硬茬子了。
这位袁钦差带着大队人马到兰州各府州县的粮仓，拿着账簿亲自封仓核验，兢兢业业地履行着职责。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他最终交给皇帝的答复竟然是：具系实储在仓，委无亏缺，并核对年节，动用数目，亦相符合。
翻译一下就是：粮仓地粮食都堆得满满当当，账目也没有问题，甘肃官员确实把捐监赈灾的事儿办得不错。
这是怎么回事儿？袁守侗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
难道他也被甘肃官场的人给拉进泥潭了吗？
09
袁守侗当然没有被腐化，否则怎么会被后世评为满清十大清官呢？
怪只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原来，早在他们启程之前，甘肃上下一早便做好了迎检准备。
这个暗通绝密消息的人，便是前面提过的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
多年以来，于敏中暗中收受了王亶望和勒尔谨不少好处，早已和他们成为一根绳上的蚂蚱，此时保护他们便是保护自己。作为皇上眼前的人，他一收到风便快马加鞭地把消息送了出去。
于是，甘肃上下忙不迭地四处筹粮，东拼西凑，甚至不惜挪用军粮，终于凑到了一小批粮食。饶是这样，离所报之数仍然相差甚远。
于是，他们将官仓的粮垛下用铺板架空，在铺板上填上一筐又一筐的稻草，直到差不多与垛口平齐，再把薄薄一层的粮食填在表面。这样一来，粮仓便被堆得满满当当，远远望去，一派丰收景象。
与此同时，他们还大造假账，将账面收支、粮仓储备与这些年的上报数目统一起来，以备检查。
就这样，老谋深算的袁守侗也老马失前蹄了。
可能有朋友看到这里很会很气愤，这也能叫办贪污腐败案件的顶尖高手？高手能被这么拙劣的骗局给懵过去？
事实上，像袁守侗这种级别的官员，说是亲力亲为办案，也不可能亲自把手伸进粮仓里去摸。
更可能的是，他走马观花地在各个粮仓巡视一遍，然后高坐县衙，等着听取底下人的汇报。
而比他低一级的执行官员，也只负责把人撒出去再收回来，最终汇总数据形成纸面报告。
真正走到粮仓里负责一个个清点的，还是一些最底层的虾兵蟹将。
而基层执行者，历来是所有决策实施过程中，最难控制的变量。
拿最近讨论度最高的胡鑫宇案来说。
当初官方放出的消息是，省市县成立三级联合调查组，公安部派出办案专员督办案件，曾排除5000人上山地毯式搜索，方圆十几公里的各个建筑都被查过一遍，仍是一无所获。
一时间，各种阴谋论甚嚣尘上，什么人体器官买卖啦、地头蛇杀人灭口啦、化学老师毁尸灭迹啦……
谁能想到，最后人是在离学校不到一公里的粮库竹林里被发现的呢？
最新的新闻里，当地政府的人说，粮库院子面积很大，竹林位置十分偏僻，搜寻时曾找门卫了解情况、调查监控，都没有发现胡鑫宇的身影。
所以问题就很清晰——当初上面确实派了大量人手要求地毯式搜索，但实际执行者到这个粮库的时候，草草问了门卫，查了一会儿监控就上报没找到。
这个粮库就成了灯下黑的地方，再也没被纳入视线范围。
真相就这么简单到不可思议，可能就只是因为基层执行者的一次偷懒摸鱼。
袁守侗的手下也一样，大部分都是敷衍地应付差事，极小部分恪尽职守的也未必能看穿当地的精心伪装，即使看穿了，不还有“甜枣加大棒”那一套吗？
就这样，钦差监察大员实地勘察这一关，也被甘肃官员有惊无险地闯过去了。
10
几番交锋下来，乾隆皇帝没有抓到任何把柄，饶是有再多怀疑，也不得不压在心里。
时间来到乾隆46年3月，也就是王亶望调任兰州的第七年，王廷赞接任的第四年。这些年，甘肃省大小官员们躺在捐监冒赈这棵摇钱树下，各个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这一年，爆发了开头提到的苏四十三起义事件。
事情说来偶然。
甘肃河州历来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不同民族信仰不同，教派冲突时有发生。
按道理，这属于民间团体之间的矛盾。政府应严守中立，秉公决断。就算不积极调停，也不能参与其中。
然而，当地官员也不知是收了某教派的好处还是怎么回事儿，竟拉起偏架，直接导致当地爆发了大规模仇杀事件。
此时，原本的兰州知府蒋全迪已追随王亶望去往杭州，接任的杨士玑奉命平乱。
他的副将先他一步到达当地打探情况。谁料，苏四十三所在教派的人竟假扮成敌对教派，在路边迎候，打探官府的态度。
这个副将也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在教派冲突的严峻形势之下竟然草率表态：“你们放心，对方如果不遵守法律，我肯定会为你们做主，把他们屠戮干净。”
此言一出，那还了得？
当晚，苏四十三就带人先把副将一众屠戮干净。
这场民间的教派之争，就这样被愚蠢的官员激化成了反清起义。
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杀死毫无准备的兰州知府杨士玑，一路进逼兰州城。
眼看叛军兵临城下，守备不足的勒尔谨赶忙向请求朝廷发兵援救。
再后来，就有了文章开头所说的和珅平乱失败，向皇上上书陈情的奏章。
奏章提到：甘肃地方经常阴雨，往往延滞用兵，特别是官军将苏四十三叛军逼到兰州城外华林山上时，由于大雨不断久攻不克。
“甘肃地方经常阴雨……由于大雨不断久攻不克……”乾隆皇帝咋咂摸着这句话，陷入沉思。
甘肃省不是年年大旱年年报灾吗？又怎么会经常阴雨大雨不断呢？和珅办的是军务，有多位军队高级将领给他做证，莫非是甘肃那边撒了谎？可之前派人去查，没发现什么问题呀？
就在乾隆皇帝思索着其中的利害关系时，一封奏报加重了他的怀疑。
这是一封来自王廷赞的奏疏，上书甘肃之祸皆因官员履职不力，如今朝廷在用兵之际，自己理应捐出一笔银子充作军饷、赈济贫民。自己俸禄微博，家资不丰，这次就捐个4万两，还望朝廷不弃。
谁能想到，就是这封奏疏，彻底断送了甘肃大小官员的前程，和自己的生命。
11
王廷赞为什么会上这封奏疏呢？
因为陕甘总督勒尔谨倒台了——和珅在前线打了败仗，乾隆皇帝思来想去，认为此战皆因甘肃处理民族关系不当所起，勒尔谨难辞其咎，于是下令将他革职查办。
而此时，原本在中央充当保护伞的于敏中也已于一年前老病去世。
整个利益链条上数得着的，就是王廷赞最大了。
之前说过，王廷赞跟那些天生的贪官不同，他是一片被错埋在土里的叶子。
这些年不得已同流合污已经让他心惊胆战，他曾向皇上请命告老还乡，想丢出这颗定时炸弹，可惜都被拒绝。
之前还能指望“天塌下来个高的人顶”，眼看如今自己成了个最高的那个，这可如何是好？
正在王廷赞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之时，北京再度传来噩耗：接替勒尔谨担任陕甘总督的，是李侍尧。
李侍尧，前任云贵总督。精明强干，老谋深算，善体上意，深得乾隆皇帝器重。可惜，前一年被和珅查出犯有贪污纳贿之罪，经九堂会审，判斩立决。因乾隆皇帝念起劳苦功高又忠心耿耿，后改判斩监候，也就是死缓。
那么，这个本该在大牢里等死的人，怎会重新担任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呢？
不得不说，这又是乾隆皇帝的高明之处了。
首先，对这位高度集权又极度聪明的皇帝来说，贪污纳贿并非不可饶恕原则问题，他更看重的是臣子的能力和衷心。既然李侍尧在这两点上都表现良好，那就还是能够改造的好同志。
其次，李侍尧已经体验过从总督沦为阶下囚的落差，这个教训必然刻骨铭心，贪污纳贿之事从此必不敢再犯。派他到甘肃督察，不用担心他被腐化的问题。
最后，昨天还绝望等死的人今天就被自己捧上高位，一方面让他对自己更加感恩戴德甘效犬马之劳，另一方面也给其他朝臣提个醒，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天威难测，什么叫君恩浩荡。
这套操作，商鞅活过来都得把笔递给他续写《商君书》，马基雅维利看了都得往《君主论》里再添一个榜样案例。
可惜，这种精明，只对乾隆皇帝个人操弄权术有用，对整个官场风气和国家制度却是致命的破坏。
谁能说，贪官污吏们不是因为他对贪腐的弹性化处理而有恃无恐？谁又能说，贪官污吏们那套“糖果加大棒”的做法不是上行下效？
言归正传，王廷赞自知李侍尧到来后绝无转圜余地，便也不抱期望，转而向曾查办过李侍尧的和珅寻求帮助。
当然，他不敢把捐监冒赈之事和盘托出，只是想拉拢和珅打通人脉，以期和珅日后能像于敏中那样，为甘肃官场撑起一片保护伞。
彼时的和珅作为败军之将，正灰溜溜的收拾行李准备回京，看到提着厚礼的王亭赞，内心十分感动，便给他出主意说：王府台为何不向皇上缴纳一笔议罪银呢？自己主动认罪认罚，皇上必不忍苛责，大人自然也不会被勒尔谨连累。
所谓议罪银，是和珅前一年刚刚建议皇帝进行的一项制度创新。
简单说，就是破财免灾。
犯了错的官员，可以视自己犯错误的大小和情节轻重，自觉自愿地向朝廷缴纳一笔议罪银。日后秋后算账时，便可根据所交罚银的多少，酌情从轻发落。
当然了，明面上的说法，这笔钱是为了充军饷赈贫民，给国家挽回损失。实际上，这笔钱的最终流向是皇上的内务府。
内务府是皇上个人的银行账户，里面的账款专用于皇上个人的消费开支。比如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八十岁办万寿大典，耗资无数，用的都是这里面的钱。
说到这里，不得不感慨，也只有和珅这种饱读诗书又寡鲜廉耻之人才能想出如此伪善的东西。
表面上看，议罪银制度没有给百姓增加负担，充裕了皇帝内库，又惩戒了不法官员，可谓是一举三得。
但实际上，大家想，这笔钱从何而来？经了谁的手？又到了哪里去？
答：从被搜刮的百姓而来，经了贪官污吏的手，到了皇帝账户中去。
再说明白一点，这不就是皇帝向官员公开索贿吗？
那些不事生产的食税阶级是变不出银子的，最终剥削的不还是普通百姓吗？
那些贪腐官员有了这道免死金牌，不仅不加收敛，反而更可以肆无忌惮地贪污纳贿了。
可就这么一项实实在在的恶政，被和珅用符合意识形态的辞藻打扮一番，就此便制度化、公开化了。
后世有一种观点认为，和珅最大的优势便是能够挖掘皇帝内心的隐秘欲望，并将它变得冠冕堂皇。和珅的贪，完全是皇帝成就和默许的，他只是乾隆选中的一个代言人而已。
至少从议罪银制度上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12
缴纳了4万两议罪银的王廷赞暂且舒了一口气。
可他不知道的是，看了这封奏疏的乾隆皇帝已经磨刀霍霍了。
要知道，清朝虽然奉行“高薪养廉”政策，会在官员微博的俸禄之外增发一笔数目可观的生活补贴金，但对一个布政使而言，这个数额左不过在5000两到9000两。
乾隆皇帝很清楚，这笔钱，让官员们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可以，攒下巨款是万万不可能的。王廷赞接任甘肃布政使不过4年，甘肃官场又是出了名的清苦，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于是，乾隆皇帝马上派人下去查探甘肃省近年来的天气情况。
收上来的情报果然如其所料——甘肃连年风调雨顺，并无旱灾发生。
就在此时，远在浙江的王亶望似乎感受到了甘肃的阵阵寒气，借口修筑浙江海塘一事，也提出要缴纳一笔议罪银，而且数目高达50万两。
这一下，算是把乾隆皇帝的疑虑彻底坐实了——怎么甘肃省连着两任布政使都这么有钱？还都跟商量好似的一起跑过来跟自己炫富？
要知道，王廷赞的4万两已经很离谱了，王亶望竟能拿出十几倍的金额。
这充分说明，他们已经贪到对市井民情失去了基本了解，完全不清楚这些两银子对官员而言是一个多么夸张的数字，自己还觉得合情合理。
事情发展到这里，乾隆皇帝心里已经有了八分成算。
他平静地表扬了王廷赞忠君体国的做法，然后召其到承德避暑山庄述职。
经过初步调查，王亶望和王廷赞很快被圈禁，加上早已落狱的勒尔谨，三人分开受审捐监冒赈一事。
此时，这三个人面临的是典型的囚徒困境：最先坦白的人能争取到宽大处理而另外两个人一定会重罚，但只要三人一起抵赖便有望脱罪；困境在于，他们不知道对方是否会坦白。
大量实践表明，由于缺乏其他囚徒的信息，审讯者只要拿出“你先坦白你就从宽”来利诱，囚徒往往就会抢着招供。
但这三个人都不是一般人，他们都是深谙人性博弈法则的官场老手。
他们知道，只要同心协力死扛到底，没有实际证据的乾隆皇帝终究不能治其死罪，因此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矢口否认。
对于来源不明的巨额家产，他们也推说是多年来经商积累所得。
面对甘肃官场众口一词的说法，主审此案的李侍尧无计可施。
此时，乾隆皇帝的一句话，给案件带来了突破口。
13
乾隆皇帝清楚这三个人的心理，料定他们不会轻易招供。
要想找到突破口，必须得是一个既知内情又不涉案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通过坦白争取到宽大处理，因此他对李侍尧说：“你把这两人任内，甘肃省各级官员的流动名单整理一份给我。”
对着这份长长的名单，乾隆皇帝沉吟片刻，从中圈出了一个名字：“可从此人查起。”
这个人是甘肃按察使，福宁。
按察使，也就是省级督察官，专司监督一省官员之事。浸淫甘肃官场多年，他不可能对此事全然不知，但他的官职又决定了，他不可能直接参与其中。
既是知情人，又是局外人，这正是突破案件需要的人。
仅仅这一个细节，就足以看出乾隆皇帝对人性、权力、官场的了解之深。
远在朝堂之上如临甘肃之境，仅凭一份名单就能抓住要害，这种洞察能力让人赞叹的同时不寒而栗。
李侍尧找到福宁，用的还是糖果加大棒那一套，饱受良心煎熬的福宁感激涕零，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吐了个一干二净。
这之后的事情便简单许多。
先是从某县找到一份未被销毁的真账本，又把蒋全迪抓来一顿大刑伺候。就这样，一度牢不可破、自成一体的甘肃官场，迅速坍塌瓦解，大小官员为求宽大处理，争先恐后地开始交代罪行。
这些年，王亶望如何策划捐监冒赈，如何欺上瞒下，又捞走了多少财富，终于真相大白。
书史记载，甘肃捐监冒赈时期，共收捐监生员27万多名，折收捐监银两1200万两以上。其中，仅1/6左右用来赈济灾民，剩下至少1000万两，源源不断地流入了甘肃各级官员的腰包，相当于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1/4。其中，勒尔谨将省内库银当作自己私人账户，任意支取，花销无度；王亶望更不必说，光是他家看门的保安就积攒了2万两家财，连跟他见一面都要送一千两银子打底。如此七年下来，别说捐监纳粮，甘肃省连本应储存的正项存粮和地方财政的库银，都被贪得出现大面积亏空。普通百姓穷苦不堪，民不聊生。
这些数据呈现到乾隆皇帝面前时，饶是他早有心理准备也瞬间暴跳如雷，拍着桌子怒骂：“此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自古以来，集团贪腐案件，考虑到朝廷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处理方案都是责其首而宽其从。乾隆皇帝原本也没准备把甘肃官场连根拔起——都拔光了，谁办事儿呢？
可随着案情的推进，他觉得这些人简直是在侮辱自己的智商，挑战自己的尊严。自诩聪明盖世的乾隆皇帝感受到了深深的耻辱，决心“当以重法治之！”
按照乾隆朝律法，犯“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罪”，犯赃至1000两者当斩。
可若真按这个标准，当时的甘肃官场可能就被杀得片甲不留了。
如此杀法，给百姓留下残忍嗜杀的观感不说，也不利于西北边陲的稳定。
于是，乾隆皇帝最终还是把枪口抬高一寸，把杀头标准定在了2万两。
饶是如此，仍有56人因此人头落地。
王亶望、蒋全迪自不必说，王亭赞念其责任较轻判处绞刑留下全尸，勒尔谨则因其满人身份赐自尽留下体面。
除此之外，还有数十人革职、流放、病故、畏罪自杀，最终共计处理113名涉案官员，甘肃官场几乎被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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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桩两百多年前的旧案，到此就正式说完了。
这个案子作为监察法制史的经典案例，有很多个解读角度。
首先，从权力配置角度来说。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各项制度均在借鉴前朝基础上发展到最顶峰，监察制度亦不例外。
乾隆皇帝更是亲自制定了号称有史以来最严格、最完备的监察法《钦定台规》，赋予了监察官员极高的权力。
可这部法典，只考虑到了权力制衡问题，没有考虑到权力背后的人的问题。
同朝为官，再怎么互相牵制，也不过是以官查官。
那么，只要像王亶望一样找到了共同的利益连接点，便可以结成利益共同体，变以官查官为官官相护。
比如勒尔谨，他作为陕甘总督，监督官员乃其主要职责。可他却是第一个被腐化的大员，捐监冒赈正是在他的庇护和支持下才得已长久运作。
因此，光靠权力制约是不够的，乾隆皇帝也知道这一点，他还引入了另一双眼睛——公众监督。
可那时，公众监督的制度设计仍然是有问题的。
法律虽然赋予了百姓告官的权利，却没有给这项权利配套行使的物质条件，没有考虑到社会底层百姓告状的巨大成本和代价。
这也就导致古代百姓，只有遇到奇冤异惨之事才会进京报官，而所谓的监督放赈，不过是纸上谈兵。
如今，我们的制度给公众提供了多种监督举报渠道，用不着千里迢迢去击鼓鸣冤，发条微博拍个视频便可陈述冤情。
与此同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基本法律原则，公民和官员在法律地位上并无差别，公众告状也无后顾之忧。
这便是技术和制度的进步。
最后一点，还是之前说过的，贪污结构的问题。
在MBA智库百科中，“腐败”这一词条下，将腐败分为两种，其中一种便是“结构性腐败”。
结构性腐败，是指由于社会结构和政权体制的问题而导致的整体性腐败，在这种腐败中，没有直接的责任人可以为腐败现象负责，更无法打击，这种腐败，在不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前提下无法解决；如封建社会的封邦建国的政权体制，就必然导致结构性腐败。
以本文内容为例。
李侍尧，因贪污纳贿被判斩立决，乾隆皇帝一声令下便将这位死囚升任为陕甘总督；
而乾隆皇帝制定最严监察法的同时，采和珅意见设议罪银制度，将个人账户开放给各位贪官污吏打款折罪。
如此弹性化地反贪，如此选择性地治污，怎么可能具有说服力呢？
底下的官员不会觉得贪污有错，只会一边贪一边贿，争取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同时买一个免死金牌。
如果说王亶望是在甘肃建立了一个贪污结构，乾隆皇帝又何尝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更大的贪污结构？
邓学平律师在《岳飞的结构性死亡》一文中，对结构性问题有一句精彩论断：
哪个时代都有坏人，但坏人能够长时间为所欲为地作恶必然有结构性的深层原因。
这时候再去追究某个坏人的人性之恶已无意义。
好的制度能使坏人不敢作恶，坏的制度能使好人不愿行善。
宰相府总管何立看到张大背部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时的反应和秦桧看到岳飞在牢房墙壁上的满江红绝笔时的反应是一样的：除之而后快。
但这更多是一种基于道德的应激反应，而现代社会必须建立一整套有利于扬善惩恶的制度体系，为人性设置防护栏。
网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格言，“不要考验人性，因为人性经不起考验。”而我们的法律能做的，便是避免那些考验人性的场景出现，用邓学平律师的话说，“为人性设置防护栏”。
再看整个案件，可能有很多人会忍不住做一些“假设”。
假如甘肃官员妥善地处理了当时的教派冲突，没有激化出苏四十三起义；
假如和珅平乱打了胜仗，或者就算失败了也没有上那道记载大雨奏疏；
假如和珅上奏之后，王廷赞和王亶望没有做贼心虚去交议罪银；
假如他们就算交了议罪银，但数额合情合理没有深化皇帝怀疑……
但这些假如是没有意义的。
正是甘肃当地贪腐成风，吏治退化，才无力妥善处理教派冲突；
而甘肃总要下雨，就算和珅不提也总有其他过路官员会提，只是时间问题；
撒出这弥天大谎的王亶望和王亭赞两人面对当时的局面，不可能不惴惴不安；
而两人的议罪银之所以金额夸张，也正是因为他们贪腐程度深到对金钱失去正确感知。
历史的细节看似充满偶然，但从这些偶然回溯过去，会发现，全部都是人性的必然。
